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抵抗
摘 要：本文以中日双方的战史丛书资料、回忆录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为研究线索，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江桥等地抵抗日军的军事行动，并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探讨了东北军在东北沦陷初期抵抗日军的军事行动中的逐次战斗规模、中日双方的军事作战计划、伤亡等。从而以东北军在东北抗战初期的军事战斗情况为线索，探讨东北地区抗日活动的特点和规模。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东北各地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东北地区的东北军不顾不抵抗的禁令，先后在沈阳北大营、锦州、长春南岭、哈尔滨、江桥等地抵抗日军的入侵行为，用生命和鲜血揭开了抗战的序幕。
一、九一八事变当夜沈阳城内外东北军的抵抗
（一）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驻地东北军的抵抗
北大营修建于清末时期东北“新政”的1907年。作为扼守沈阳北大门的军营，北大营的军事作用极为重要。
综合当时的情况看，古城盛京地处辽河平原东部，周围有浑河、辽河以及东部长白山余脉丘陵地区等天然的地形和地势，形成天然的拱卫盛京的藩屏。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902年东清铁路支线开通后，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窃据该线铁路后，古城盛京的地形防卫优势悄然发生了变化。作为当时最为机动、快捷的运输线，从盛京城北部向南宛然横穿盛京古城的南满洲铁路对盛京古城防卫具有重要意义。北大营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修筑的。
清末时期北大营修建之初，就是为“镇”（相当于师）规模驻军所设计。故此，营内不仅建有数十栋营房，还设计有四周四个出入口和卡哨、排水沟、弹药库、医院、训练场、食堂等附属设施。至辛亥革命后，该营内先后架设了电灯电线、电话以及上下排水等设施，成为一座近代化的兵营。
有鉴于北大营在盛京防卫战略上的重要性，北大营竣工后，就逐步成了清末东三省军政当局、北洋政府以及张作霖父子时期派驻重兵守卫的重要地方。以至到了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张作霖不仅派重兵守卫北大营，分设战车队和通讯队，而且还在北大营内先后开设了迫击炮厂、军官教育班、炮兵教导队等。北大营不仅成为奉军的军事重地，而且还逐渐演变成了东北军的军官教育和近代军事教育基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北大营驻有东北军步兵独立第7旅王以哲部。
第7旅原为张学良的卫队团改编而来，武器配备极为精良，下辖有步兵第619团、620团、621团及旅部直属骑兵队、汽车队、通讯连、迫击炮连、机关枪连以及战车队、辎重队和军官教育班等，旅长为王以哲，参谋长为赵镇藩，下辖的第619团、620团和621团团长分别为张士贤、王铁汉和何立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驻守北大营的步兵独立第7旅兵力中，因第620团第1营被事先派驻到皇姑屯火车站附近，负责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防卫，不在北大营内驻守。此外，该旅第621团三个直属连在此前被派驻到东大营，九一八事变当夜也不在北大营内驻防[1]。
按照日本关东军事先的部署，当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爆破北大营附近南满铁路后，遂以此为借口自北大营西部和西北部向东北军第7旅发动进攻。在日本关东军的统一指挥下，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的第1、第2、第4以及第5大队先后增援，随后加入到了对北大营东北军的进攻中。
有关事变爆发当夜东北军在北大营内的情况，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佐证，众说纷纭。从目前所能够收集到的史料和文献综合判断，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北大营内的东北军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但抵抗效果甚微。
诚如所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东北军第7旅的重要军事指挥官，旅长王以哲、第621团团长何立中以及第619团团长张士贤等均不在营内，当时指挥北大营内东北军军事行动的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和随后赶来的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在战后曾撰写了《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详细记述了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内东北军的军事行动[2]。作为当夜现场的最高军事指挥者，赵镇藩向荣臻参谋长报告了当时北大营内的情况，并在荣臻的指示下，“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3]。而王铁汉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的相关记述资料中多有矛盾和模糊之处。按照前述的赵镇藩参谋长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当夜，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展开，不得不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4]。赵镇藩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王铁汉在九一八事变当夜在北大营的活动情况。而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另一位亲历者，当时担任东北军第7旅620团3营9连连长姜明文在战后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当夜“十一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在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至四点多钟，鉴于日军已经从西部和南部攻入北大营，王铁汉召集各营、连干部才决定撤出营房。在王铁汉的带领下，第620团负责旅部和其他两团的殿后，与日军接触交火[5]。王铁汉在其《东北军事史略》中，也谈及了九一八事变当夜自己在北大营指挥部队抵抗日军进攻的情况。王铁汉在该书中回忆道：“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四百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为此王铁汉命令部队还击，共“毙伤敌人四十余名”[6]。此外，日军战后军史记述中也有在
北大营中央广场，以及接近第620团营地西南角和东北角时遭遇东北军抵抗的记录。其中，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靖国神社编撰的《靖国神社忠魂史》相关部分中谈及，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进入北大营练兵场中央道路附近，遭到兵力不明的敌人射击，稍时，击退敌人之攻击。午前二时半抵达敌步兵第620团第1营之西南角。另一中队在向军官教育班攻击前进中，因遭敌之轻重机枪扫射，该中队逐次还击并攻击前进。其后，（该中队）又突遭敌军自左侧的攻击”，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在攻击北大营东侧营房时，亦遭到敌第620团之3营在东北角的突然射击，与敌交战中，又遭到右侧及后翼兵力不明之敌军的猛烈攻击”[7]。日军的战史资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王铁汉所辖的620团确实进行了抵抗。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当夜，在旅参谋长赵镇藩和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的指挥下，北大营的东北军驻军对日军的抵抗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就是在日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自西部和西北部攻入北大营的时候，靠近北大营西侧的东北军官兵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自发地进行了还击。其二，由于620团团部及所辖第3营和第2营驻地位于北大营东侧，不仅附近有军械库和弹药库，而且也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应对，加上620团团长王铁汉及时从家中赶回营地现场指挥，故此在日军攻入北大营后，620团部分官兵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
虽然说这是由日军突然发起的一场从战斗一开始就战况分明的战斗，但由于东北军的抵抗，日军也付出了伤数十人，死两人[8]的代价。一直以来，北大营战斗中有关东北军伤亡人数众说纷纭，比较可靠的统计为335名[9]。
（二）九一八事变当夜沈阳城内驻军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沈阳城内除航空司令部、宪兵队和公安警察大队外，在京奉铁路的皇姑屯火车站至沈阳站间及城西侧的小西门附近驻有少量的卫队团和东北军第7旅620团的一个步兵营，防守薄弱。
按照日本关东军事先的部署，日军铁道守备队向北大营东北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所辖的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在联队长平田幸弘的指挥下，在“满铁”附属地军营内迅速集结后，经由工业区（现沈阳北站附近），向沈阳城的小西门方向发起进攻。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事先毫无准备的东北军驻军仓促应战后便迅速撤离营地。日军第29联队所辖的第1大队和第2大队几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工业区附近东北军营地，并快速向小西门附近集结。负责防守沈阳城西侧的公安警察大队、宪兵队及自工业区撤退下来的东北军部分官兵被迫应战。激战中，日军第29联队迅速占领了沈阳城的小西门，并通过小西门向城内渗透的同时，日军派兵登上了西城墙向城内守军射击，随后日军先后攻占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等地。沈阳城内的东北军守军在没有系统的军事指挥情况下，各自为战，很快就被冲入到城内的日军冲散。至9月21日，沈阳城内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后，滞留城内的辽宁省公安警察部队在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人的指挥下，据守公安总局和东关公安分局顽强抗击日军后，于当日夜里退出沈阳，自新民等地集中[10]。
至20日上午，日军第29联队先后占领了沈阳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以及边防公署、张氏帅府、财政厅、市政公署等重要建筑物，并向辽宁省公安警察部队据守的公安总局和东关分局发起攻击令。与此同时，得到沈阳城附近中日军队交火消息的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也迅速集结辖下的日军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的第16联队，经由“满铁”铁路线向沈阳方向移动。按照事先的军事部署，多门所率领的第15旅团部队为自沈阳城南方向向沈阳城发起进攻。待多门二郎、天野六郎等日军于19日上午6时左右抵达沈阳城附近时，日军第29联队已经完成对沈阳城的围攻，并成功地从城西的小西门渗透到沈阳城内，完成了初期作战部署。为此，多门和天野所率日军临时改变作战部署，自沈阳城南向沈阳城东侧的航空队和兵工厂发起攻击作战。负责守卫东北军航空司令部所辖的航空队及兵工厂驻军，原本就是属于地方性质的负责航空队和兵工厂的安全守备部队，兵少人弱，武器配备不精。在日本正规军的几次攻击下就四散奔逃。另一方面，多门二郎、天野六郎等日军于改变作战部署转向东塔机场航空队和兵工厂发起进攻命令后，日军第15旅团于9月20日午后占领了东塔机场和兵工厂后，又与在北大营的日军铁道守备队取得联系，自西、南两个方向向东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
东大营原为张作霖所辖部队的兵营。自1928年12月底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实行裁兵撤员后，该营地被改编为东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基地。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大营驻有东北讲武堂第11期学员和东北讲武堂附属的各种研究班和教育班的学员，并没有正规东北军驻守。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北大营守军自营地撤至东大营后，该营地大部分学员随部队经由山城镇、昌图、辽西等地撤至北平。这样，日军第2师团多门师团长所企划的两路日军合围东大营计划扑空，等于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东的重要军事据点——东大营。至此，日军几乎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地区。其后，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省境内的安东（现丹东）、营口、田庄台、抚顺、海城、凤凰城、通辽、洮南、开原、辽阳、新民、本溪、盖平、铁岭、昌图、辽源、法库等地。至同年年底，辽宁省几乎全境被日军占领。
二、九一八事变中长春东北军的抗击
（一）九一八事变时吉林省内的东北军驻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长春的东北军驻地主要有长春北部的宽城子兵营和长春南部的南岭兵营。其中，长春北部的宽城子兵营（又称二道沟兵营）内驻有东北军步兵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11]下辖的第663团[12]一个营（营长傅冠军）；长春南部的南岭兵营内驻有东北军独立步兵第25旅张作舟部下辖的第671团（团长任玉山）和独立炮兵第19团穆纯昌部[13]。
长春地区在南北两地分别设立兵营，并派重兵防守，主要与长春地区当时所处的复杂军事环境有关。诚如所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两国以长春宽城子车站为分歧点，肆意瓜分了哈尔滨至大连间的铁路线。其中长春宽城子以北至哈尔滨间的铁路线仍然归沙皇俄国所属的西伯利亚铁路公司（远东铁路公司）管辖，并且沙皇俄国还继续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在长春宽城子以北至哈尔滨沿线，派驻军队，守卫铁道安全；与此相对应，日本占据了长春宽城子至大连间的铁路线，并由此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在旅顺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向公主岭、铁岭、沈阳、辽阳等地派驻了独立铁道守备队。长春南北两地铁路线分属日俄两国也使得长春地区的军事防守环境变得复杂起来。为此，清末以来，东北地方当局在沙皇俄国所属的长春北部的宽城子，利用沙皇俄国的旧军营遗址修建了二道沟兵营，驻防部队以控制长春北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同时在日本所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路附近，修建了南岭兵营驻防部队，以控制长春南部地区的交通据点。从军事战略布局上中国军队在长春南北两地设立的兵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由于其据守南北两处要地的兵营被中间的日本铁路附属地所分割，两个兵营之间在危急情况下，一旦被战略切割，很难能够保证两座兵营间的通信联络和相互间的战略呼应和支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正是巧妙地利用长春南北的两个兵营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战略性致命缺陷，先后攻陷了东北守军的宽城子和南岭两个兵营。
（二）九一八事变当夜长春宽城子守军的反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同年4月，归属为关东军司令部指挥的日军陆军第2师团第3旅团司令部调防至长春，其辖下的第4联队也随旅团司令部驻防长春“满铁”附属地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驻防在长春附近的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在通过“满铁”长春站获悉日军在沈阳北大营的相关战斗通报后，立即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作战部署，命令所辖日军紧急出动，一部分兵南下支援沈阳，一部分兵分别攻击宽城子和南岭东北军驻地。其间，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接到日军第2师团长多门的集中兵力攻击长春东北军驻地命令后，于19日凌晨3时左右下令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出动辖下的第1大队和第2大队的一个中队北上围攻宽城子驻地的中国守军。
有关九一八事变当夜宽城子守军——东北军第23旅第663团傅冠军营反击日军的情况，在各种历史叙述中也有不同的记述版本。其中，一部分研究中认为，当夜驻防宽城子的东北军第23旅663团3营营长傅冠军在接到日军接近兵营报告后，立即命令传令兵和司号手吹响紧急集合号，组织守军抵抗日军的围攻，在战斗中傅冠军营长不幸中弹殉国。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夜3时左右，傅冠军营长“得到哨兵报告后还不相信，竟打开门灯向外张望，恰好给包围在墙外的日军找到了瞄准的目标，枪声响处傅营长受重伤”[14]后，不治殉国。陈觉编著的《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中相关记述，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三面包围宽城子驻军3营营房后，日军派遣军官要求傅冠军营缴械投降，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日军军官突然拔出手枪，将“傅营长击毙倒地”[15]。关于傅冠军营长殉国经过的说法不甚一致。可以肯定的是，傅冠军系九一八事变中有据可查的首位抗战殉国东北军将校。
从前述的诸项研究成果中的几种说法中，我们还可以从大体上窥视出日军起初关于武装占领宽城子中国兵营的作战方针。作为其中的最为可靠推测就是，日军起初的作战计划很有可能是拟定以优势兵力形成对宽城子中国兵营的战略包围，并以此为威慑，胁迫宽城子中国守军缴械投降，从而达到兵不血刃地占领宽城子兵营的作战目的。
然而，营长傅冠军的殉国打破了日军最初拟定实施的以战略包围胁迫宽城子中国守军缴械投降的作战计划。有关傅冠军本人的文献资料不多。傅冠军为1920年4月首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生，与张学良同期不同班。我们根据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撰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壹期纪念谱》中，“傅冠军，号凯臣，三十六岁。奉天北镇县人”，通信地址为“黑龙江陆军第二混成旅步兵团第一营二连连长寄信交黑龙江省陆军骑兵二旅一团江团长公馆转交”[16]等来推断，傅冠军入学东北讲武堂前，应该为黑龙江省驻军的一名中下级军官。依1920年4月毕业时年龄为36岁计算，傅冠军应为1884年生人。据此，1931年9月，傅冠军营长殉国时享年47岁。
宽城子营房原为沙皇俄国时期的兵营。清末以来，经过几次改造和扩修，宽城子营房四周有深水沟、砖墙和交叉火力的工事环绕。沿营房砖墙内侧四周修建的兵营分东西两侧厢房和南北两侧的正房，分别为663团2营的士兵宿舍、食堂、枪械库、仓库、连部和营部。营房中央为可以连接四处营房的士兵训练操场。营房门口营长傅冠军的殉国迅速惊动了营房内的同营官兵。663团3营的官兵迅速取出枪械，并迅速占据营房内围墙、工事、房顶等有利地形，监视墙外日军动向。19日凌晨4时40分左右，日军一中队100余名官兵率先自营房东侧向守军发起了攻击。激战中，日军一部渗透到营房东侧，并企图通过中央操场支援苦战中的营房西侧日军。据守营房东侧的东北军利用黑夜迅速隐蔽在营房内各墙角，待日军大部行至中央操场时，一阵齐射打乱了日军阵脚，慌乱中日军中队长负伤，中队长身边的喇叭手被击毙。在日军的前后围攻下，营房东侧的东北军不得已撤离东侧营房。几乎同时，东北军营房西侧围墙外的日军也开始向东北军发起了攻击。由于西侧营房内配属有东北军的机关枪排，东北军的轻重机枪打得日军不敢抬头，无奈之下，攻击西侧营房的日军不得不放弃对西侧营房东北军的进攻，撤退至营房东侧，与渗透到营房东侧的日军会合，同东北军展开了隔空枪战。
在东北军据守西侧营房，利用有利地形同渗透到营房东侧日军展开对射的同时，东北军营房南侧外墙不远处集结的日军大队也开始自东北军营房南侧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东北军利用围墙上的射击孔和南侧围墙没有出入口等有利地形和条件，集中火力封锁南侧，阻止日军大队试图通过南侧围墙接近东北军阵地的企图。在东北军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发起的几次冲锋均被东北军打退。无奈之下，日军转变战略，除留下少量日军继续迷惑东北军外，其余大部日军沿营房东侧围墙前沿迂回到营房的北侧，待日军大部迂回集结到营房北侧后，日军组织了中队长、少尉以及见习少尉的敢死队企图强行通过营房北侧出入口渗透到营房内，以期围歼营房内的东北军。营房内的东北军通过南侧日军的火力判断出日军的企图后，迅速调整战法，集中全营仅存的兵力集中于西侧营房内，利用营房的窗口、制高点向日军射击，同时，营内东北军守军还将轻重机枪等重火力配属在中央营房的高地等处，对北侧出入口进行火力封锁。在东北军轻重机枪及步枪的打击下，日军的几次冲锋都被东北军悉数击退，致营房北侧出入口日军死伤枕藉，狼狈不堪。其间，日军为了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驱使长春军警稽查处处长孙仁轩数次到守军阵地劝降，均被守军严词拒绝。宽城子东北军守军在外无援军，内无弹药补充的情况下，从19日凌晨4点一直同日军激战至同日上午11点左右，孤军苦战达7个小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全营官兵战斗减员严重，弹药近枯。至19日上午10点左右，围攻宽城子守军的日军后援部队抵达，日军动用近距离山炮和步兵炮开始炮击营内守军各工事、据点，致营内守军轻重机枪阵地和火力点被悉数摧毁，无法重新组织重火力形成对日军的压制。趁此时机，日军蜂拥进入宽城子营房西侧的守军据点，并解除了守军的武装[17]。至此，日军占领了长春北部地区的宽城子中国守军营地。
是役，宽城子东北军守军计有663团第3营营长傅冠军，第2连士兵张玺山、吴金山、陈永贵、朱振昌、程述松，第6连连长王一臣及该连士兵刘明祥、崔连云，第5连上尉连附张德玉等官兵90余名为国捐躯，另有50余名官兵受伤[18]。宽城子守卫战结束后，长春当地红十字会动员当地居民和红十字会职员收容宽城子军营内东北军阵亡将士遗骸，并捐资购买棺木安葬于战地附近的荒岗上。1934年前后，宽城子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墓地被日伪组织人员强行挖掘，烈士棺木被挖出，墓地被毁坏荡平[19]。
日军在此次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据战后统计，19日凌晨对宽城子东北军营地的攻击战中，日军第3旅团第4联队共计死亡日军陆军步兵少尉熊川威、特务曹长菅原民助、步兵曹长森荣一、步兵伍长太田甫、步兵伍长大和田利三郎、步兵伍长加藤源助、步兵伍长金子治等官兵25人，重轻伤60余名[20]。
宽城子之战，东北军守军虽然最后以被解除武装，营房被日军占领而告终，但其英勇奋战的精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其间，宽城子驻地的东北军守军在日军近一个联队（相当于团）兵力的重重包围下，以一个营不足500名的薄弱兵力坚守阵地，孤军奋战达7个小时，击退敌军数十次的进攻，击毙击伤日军100余名。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傅冠军营长阵亡后，宽城子营地内的东北军守军失去营地内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情况下，能够从容镇定，利用地形地物组织有效的反抗，致使日军在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竟然不能进入营地一步。足可见傅冠军生前训练有方，指挥有素。傅冠军营长虽死犹荣，其所辖的东北军3营官兵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足以令我们为之动容。
（三）九一八事变当夜长春南岭守军的抗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南岭兵营驻守的东北军部队有东北军独立步兵第25旅（旅长张作舟）671团（团长任玉山）、独立炮兵团第19团（团长穆纯昌）及附属辎重营。其中由原东北军陆军炮兵第10团改编而来的炮兵团19团系当时东北炮兵部队中，拥有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野战步兵炮的炮兵部队之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将奉军部队所属的各炮兵部队进行了统一改编，并按照火炮的性能和炮口口径等重新分类，共编制了10个炮兵团，直属于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按照火炮性能，第1、2炮兵团分别配置了奉天兵工厂仿制的75mm野战炮各36门；第3炮兵团配置了36门奉天兵工厂仿制的75mm山炮；第4炮兵团配属了36门德国产的克虏伯野战炮；第5炮兵团配属了奉天兵工厂仿制的77mm野战炮。此外像第6、7炮兵团则分别配属了150mm榴弹炮各16门。其中，第10炮兵团与第8、9炮兵团配置相同，均配置了36门野战炮，加上各种小口径山炮，第10炮兵团等共有各种野战炮、山炮达40余门。1931年5月，张学良对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下辖的东北陆海军进行了重新改编。其中，原东北保安司令部所辖的10个炮兵团，分别被改编为独立炮兵第11至20团，原属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前8个炮兵团分别被编入了独立炮兵第6旅、第7旅和第8旅，原炮兵第9团则保持原编制，被改编为独立炮兵第20团（团长朴炳珊），原炮兵第10团也同第9团一样，保持原编制，被改编为独立炮兵第19团，仍然驻守长春南岭兵营。
正因为长春南岭兵营的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南岭兵营内驻守的炮兵第19团炮火所及，足以威胁和钳制日军在长春的军事行动，故此，日军在秘密制订攻击长春东北军守军的军事作战计划时，拟定了先发制人，先行攻击南岭军营等作战计划，以期日军在长春地区的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展开。
9月19日凌晨1点20分，驻守长春的日军第4联队长大岛陆太郎在接到沈阳柳条湖日军攻击东北军北大营驻地的消息后，立即命令下辖的第2大队（缺一个中队）紧急集合，绕行南岭军营西侧，偷袭东北军守军炮兵营地。接到第4联队长命令的日军第2大队迅速集合了下辖的第5中队和第7中队队伍，并装备武器离开军营赶赴南岭，只是由于前日长春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加上天黑迷路，致使日军第2大队的两个中队直到当日凌晨5点钟左右才先后赶到预定的南岭军营操场西侧的集合地点。日军的两个中队到齐后，自集合地点悄悄向南岭军营的操场靠近，并伺机准备向南岭军营的东北军炮兵营地发起进攻。恰好此时，操场东侧的炮兵营地西门哨卡，出现了40余名士兵牵着马准备离开军营驻地。日军利用这一时机一齐开火，并趁机冲进哨卡，渗透到东北军炮兵营地内。
此时，驻守南岭军营操场东侧营地的独立炮兵第19团第1营的官兵正在酣睡当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营地外的一点异常。直到日军的两个中队冲进营地内后，第1营的官兵才在睡梦中惊醒，纷纷起床应战。但是由于炮兵本身平日没有近距离接敌训练，加上炮兵营地本身没有配备太多的轻重武器，故此，在日军的偷袭下，炮兵团第1营官兵手中只有几支短枪和少得可怜的几支步枪仓促应战后，边战边退向营地北部的步兵团营地和东北方撤退。日军占领炮兵团第1营营地后，为防止北部东北军步兵团和炮兵团第2、3营官兵组织兵力合围反击，迅速将炮兵团放置在操场的16门步兵炮悉数破坏后，于上午8时左右撤出炮兵营营地，返回到原集合地点等待驻守公主岭的日军铁道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的增援。
南岭驻军的东北军官兵在日军进攻炮兵团第1营营地和捣毁操场步兵炮后，纷纷起床操起手中武器，向北部的步兵团营地集中。步兵团671团的官兵在探知炮兵团营地有异后，也纷纷从军械库取出枪弹，占据有利地形、工事和火力点观察日军的动向。当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在急射几发步兵炮和曲射炮的炮弹后[21]，潜伏到671团营地的南部、西部和东部的日军开始从三面向671团营地发起攻击。671团官兵和炮兵团的部分官兵利用营地坚固的围墙和射击孔所组成的火力网巧妙射击，致使日军死伤无数，遗下几十具尸体，慌忙撤出阵地，日军的几次强攻均告失败。有关当日南岭守军的战斗情形，我们从日军有关战斗记述中也可窥见一斑。其中，日本的相关战史中记述到，日军“第三中队长奋然站在敌军东南角高地上的瞬间，（东北军的）机关枪就像雨点一样扫射过来。（见此情形），第三中队长立即命令第二小队自敌军营地西南角向（东北军671团）第三营之东北角一线攻击前进。该部于当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前进至（672团）营地东北侧时，突然遭到了（671团）第一营和第二营营地敌军的猛烈射击。第二小队处境十分危险。第一小队原本为大队的预备队，没有投入战斗，见此情况，立即增援第二小队。两小队分别同（671团）之第一营和第二营进行激烈交火，怎奈（敌军）依靠坚固的围墙顽强抵抗，根本不能压制住敌方的火力，致两小队死伤惨重”[22]，无法撤出阵地。
南岭东北军守军虽然在日军偷袭炮兵团军营后有所准备，从附近弹药库中取出了不少弹药，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弹药消耗严重，加上去弹药库的路已被日军占领，无法进行补充，为此，南岭守军改变策略，仅留少数兵力在围墙内侧以监视围墙外的日军动向，其余的大部兵力及轻重机枪手从围墙附近撤至军营房顶和营内重要火力点，以近距离歼灭窜入围墙附近的日军为主。由此，南岭兵营北侧各兵营的围墙成为守军和日军争夺中心。埋伏在军营房顶和营内重要火力点的守军利用轻重机枪及地形优势射击试图接近围墙的日军，而围墙内侧埋伏的守军则以刺刀和步枪还击经过火力网扫射后漏网窜入到围墙附近的日军。一时间，轻重机枪声、叫喊声和日军的哀嚎声混成一片。其间，日军也改变战法，甚至动用预备队，几次试图从守军营地的东北角、西南角发起新攻击，但是在守军的英勇抵抗下均损兵折将，败下阵来。
中日军队在南岭兵营围墙附近争夺战，一直僵持到当日中午的12时左右才发生了逆转。中午12时左右，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主力在攻陷了宽城子守军营地后，抽身赶到南岭军营附近，增援日军第1大队围攻南岭兵营的战斗。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主力的到来使得敌我战场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日军不仅在战斗兵员上得到了新的补充，而且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也使得原本减员严重，且缺少弹药的南岭东北军守军在火力点上的配置显得捉襟见肘，无法应对从四面包围上来的日军。鉴于战场上所发生的重要敌情变化，南岭守军做出撤出南岭步兵兵营的决定。为此，守军利用所剩不多的弹药，集中火力从攻击围墙东侧的日军中打开缺口，陆续撤出了部队，并沿营房东侧向机枪营驻地和弹药库方向有序撤离。日军发现我守军转移企图后，急忙派遣日军小队分别从营地的北侧和东南侧出击，以期合围撤离出南岭兵营的守军，在追击中，日军因遭遇守军事先埋伏的伏兵攻击只有撤离回到大队本部。南岭中国守军撤离兵营后，日军乘机占领了南岭兵营的步兵团营地。
是役，南岭地区中国守军计有25旅步兵671团2营7连二等列兵曾传轩、张文彬、祖有禄、程贺林，炮兵第19团1营2连连长姜顺德、二等列兵裴富林、该团2营少尉连附李佩兰、该营陆军中士孙桂祥等250余名[23]东北军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岭军营保卫战后，长春当地红十字会动员附近民众收殓南岭兵营东北军守军官兵遗骸，进行掩埋[24]，并将伤兵分送到附近的吉林陆军医院进行医治。
是役，日军死伤惨重。据战后统计，长春南岭军营战斗中，日军独立铁道守备第1大队陆军少佐仓本茂、陆军大尉前市冈孝治、陆军少尉芦田芳雄、陆军曹长浅川铃喜以及日军第2师团第4联队陆军伍长大黑荣治、上等兵佐藤隼太等43名被南岭东北军守军击毙[25]。其中，当日在南岭兵营攻击战中，被东北军守军击毙的日军独立铁道守备队陆军少佐仓本茂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首位被东北军击毙的日军将校。
南岭军营的东北军守军孤军奋战，在没有外援且没有具体的抗战命令的情况下，自19日凌晨1时至当日午后1时，自发组织抗敌，坚守营地12个小时，打退了日军的数十次进攻。其英勇抗战的精神和勇敢牺牲的勇气应该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永垂青史。
三、东北军在黑龙江的抗战
（一）临危受命的马占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据了辽、吉两省大部，黑龙江省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分析起来，黑龙江省危机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辽、吉被日军占领后，黑龙江省与内地，尤其是与北平张学良的联系主要依靠电信联络，陆路交通几乎断绝，弹药给养及兵员补充困难；第二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群龙无首。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黑龙江省的最高军令机构为东北边防军驻龙江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及副司令长官公署。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作为黑龙江省军令机构的最高责任者万福麟却远在北平滞留不归。第三就是黑龙江省内驻军兵力薄弱。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由于原驻防黑龙江省内的两个国防军正规旅被调防关内，参与平定石友三叛乱，致使黑龙江省内驻防兵力只有省防军的三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守卫省府安全的卫队团以及炮兵团、保安大队和兴安屯垦军下辖的三个步兵团。相比之下，日军在占领了辽、吉两省大部地区外，其关东军司令部下辖的第2师团和铁道独立守备队等主要兵力均集中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边界上，对黑龙江省形成战略包围之势。
面对黑龙江省群龙无主和日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1931年10月13日，张学良任命黑龙江省省防军第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26]兼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1885年11月生于奉天府怀德县（现吉林省公主岭市）。1911年归顺后，被吴俊升任命为其辖下的奉天后路巡防营4营中哨哨长。1913年东北驻军军事改制后，马占山被任命为奉天骑兵第2旅3团2连连长，其后，先后担任骑兵第2旅营长、骑兵团长、奉军17师骑兵第5旅旅长等职。1928年，马占山被任命为改编后的黑龙江省省防军步兵第3旅旅长。
就当时黑龙江省主要军事长官的人事背景、资历等情况看，马占山并不是黑龙江省军政首脑的当然之选。在军阶上，东北边防军驻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远在马占山之上；在资历上，黑龙江省省防军第1旅旅长张殿九则不仅年长于马占山，而且其从军资历也远在马占山之上；而在军校学历上，黑龙江省省防军第2旅旅长苏炳文不仅毕业于奉天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首期，而且还在中央陆军模范团求学深造，作战经验丰富，屡立战功，深受张学良所器重。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也出身军校，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学习。相比之下，马占山不仅出身土匪，没有上过正规军校，而且也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事，缺乏大规模指挥作战的经验。张学良选中马占山作为危机中的黑龙江省的最高军政首脑的理由，由于目前缺乏可资佐证的文献资料，无法判断其详。依当时黑龙江省内的军政形势推断，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可能处于迫切期望黑龙江省能够抵抗日军的入侵，以此来洗刷新闻媒体和民众的污名化，而选中了马占山。作为实现洗刷不抵抗将军骂名的手段，黑龙江省需要对日一战，而当时的黑龙江省军政两界盘根错节，无论任命谢珂还是选中老练的张殿九都有可能因为错综复杂的人事内斗削弱黑龙江省省防军抵抗日军的能力。相比之下，马占山为一介军人，远离黑龙江省城政治漩涡，且马占山本人作战勇猛，资历颇深，属于东北军内辈分较老的一代。对于马占山的任命不仅可以孚众望，而且也可以依靠其本身的军事指挥才能指挥好黑龙江省军的对日作战这场仗。马占山的任命可谓是临危受命。
（二）江桥保卫战
江桥保卫战由1931年10月13日，伪军张海鹏部由通辽沿洮昂线北上进犯黑龙江省拉开战幕。张海鹏，1867年生于奉天海城。张海鹏投效奉军后，先后任连长、营长、第55旅旅长、第56旅旅长、中东路司令、骑兵第一游击统领官等职。1929年4月，张海鹏被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任命为洮辽镇守使，驻防洮南地区。按照同年5月26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表的人事命令，洮辽镇守使署下辖的辽宁省防军陆军步兵第4团、骑兵第2团和骑兵第3团，团长分别为鹏飞、徐景隆和傅铭勋。其中，步兵第4团下设三个营，营长依次分别为杨朝栋、杨恩山和赵德胜；骑兵第2团下设三个骑兵连，连长依次分别为唐际贞、王之安和张锡铭；骑兵第3团也下设三个骑兵连，连长依次分别为刘茂义、张麟书和李凤书[27]。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海鹏秘密叛国，先后接受日军的武器弹药和供给，并收容洮南附近各县的警察、土匪武装以及叛变的兴安屯垦团，扩编了5个旅。同年10月13日，张海鹏出动下辖的5个旅沿洮昂线北上入侵黑龙江省。同月16日凌晨，伪张海鹏部下辖的骑兵第1旅徐景隆部抵达嫩江桥南侧。
守卫嫩江桥北侧一线阵地的是陆军独立第30旅（旅长于兆麟）和黑龙江省政府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及炮兵团（团长朴炳珊）。其中扼守嫩江桥北侧正面阵地的是黑龙江省政府卫队团、两个工兵连和一个炮兵营。嫩江桥附近地势为北高南低，从地势上，嫩江桥北侧守军占据高地，居高临下，而且黑龙江省守军在嫩江桥北侧附近临时修建有野战工事和炮兵阵地，在地理上占据优势。16日拂晓，伪骑兵第1旅徐景隆部自嫩江桥南侧向桥北的守军发起了进攻。在卫队团长徐宝珍的指挥下，嫩江桥北侧的黑龙江省守军凭借高地等有利地形，利用火炮，轻、重机枪和步枪组成多重火力网进行还击，打退了敌军的数次进攻。激战中，伪骑兵第1旅旅长徐景隆触雷身亡，致使敌军阵脚大乱，失去战斗力而停止战斗。至11月4日，伪张海鹏部停滞在嫩江桥南侧与黑龙江省守军形成南北对峙。守卫嫩江桥北侧的黑龙江守军为了防止敌军渡桥偷袭，烧毁嫩江桥中间部分，并据守嫩江桥北侧阵地监视敌军动向。
同月20日，马占山抵达省城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抵达齐齐哈尔后，在参谋长谢珂的军事布防基础上，依省城至昂昂溪间轻便铁路、昂昂溪至嫩江桥间的洮昂铁路线依次设定了三道防线，重新调整了嫩江桥北侧守军的布防。其中，第一道防线以徐宝珍卫队团防守嫩江桥北端的大兴站，以省防军步兵第1旅第3团、第2旅第4团和骑兵第1旅第4团策应两翼；第二道防线为以三间房为防守中心的三家子、三间房、小新屯和大兴屯沿线；第三道防线则以昂昂溪为防守中心的富拉尔基、昂昂溪和榆树屯沿线。
一方面，投下诱饵的日军在黑龙江守军烧毁嫩江桥后，遂以洮昂铁路系日本“满铁”出资修建为由，向黑龙江省提出修复嫩江桥并赔偿损失的无理要求。在交涉要求被拒后，日军则赤裸裸地开始直接出动军队向嫩江桥北侧的黑龙江省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同月30日上午，日本关东军向日军第2师团下达了以该师团第15旅团第16联队为主力，组建嫩江支队的作战命令。午后7时，日军第2师团司令部依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命令，组建了以第16联队联队长滨本喜三郎为支队长的嫩江支队，以掩护“满铁”公司派出的江桥铁路修复作业大队。日军嫩江支队以该联队第1大队、第2大队为主力，同时配属有机关枪中队（携机枪5挺）、步兵炮队（携平射步兵炮1门、曲射步兵炮2门）、步兵山炮队（携山炮3门）、野炮兵第2联队第1大队以及工兵第2大队第2中队[28]。11月3日，嫩江支队以掩护“满铁”修复嫩江桥为名，渡过嫩江桥抵达黑龙江守军据守的大兴前沿阵地，与黑龙江守军对峙。4日中午，日军向大兴站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后，绕过正面守军阵地企图冲破左翼守军防线，进而以迂回包抄的方式从背面围歼守军。黑龙江守军发现日军的进攻企图后，除在正面保留兵力牵制敌军外，迅速派出骑兵连截击日军。在骑兵连的连续攻击下，突破左翼防线的日军被击溃。其后，日军改变战略，在飞机和各种火炮的轮番轰击下，派出地面部队向守军正面阵地发起攻击。
防守正面阵地的黑龙江守军仍然是徐宝珍的卫队团。在徐宝珍的指挥下卫队团官兵英勇拼杀，打退了日军的数十次冲锋。在日军飞机和各种大炮的轰击下，守军正面防守阵地的工事荡然无存。守军官兵只好凭借天然的岩石和残存的工事阻击日军。在4日和5日的战斗中，日军在对守军阵地进行大炮和飞机的几番轮番轰炸后，派出地面部队向守军的正面阵地发起猛攻。在日军的攻击下，大兴一线阵地几易其手，均被守军发起的反冲锋夺回。危机之中，马占山先后派出了省防军步兵第4、5两团从左、右两翼工事组织火力网支援卫队团，骑兵第4团则分批派出骑兵对正面阵地前的日军发起攻击，待骑兵击退日军进攻后，守卫阵地的步兵又配合骑兵向日军发起反冲锋追击日军。
经过近三天的激战，黑龙江守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兴一线守军阵地几乎被日军摧毁殆尽，官兵减员严重。至6日晚，马占山命令守军撤出大兴沿线阵地，卫队团等参战部队移防昂昂溪休整。当晚，日军占领大兴车站等守军阵地。
大兴防线的攻防战也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次战斗中日军派遣的嫩江支队溃不成军，伤亡惨重，两次征调吉林等地日军增援江桥，为此日军不得不临时撤换掉第16联队联队长滨本嫩江支队长的职务，改任日军步兵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为嫩江支队长。据战后的统计，大兴阵地的攻防战中，被守军击毙的日军官兵共48名，伤200余名[29]。
大兴车站附近的战斗结束后，马占山趁日军企图通过政治交涉迫使其投降的时机，将战线再次做出调整。其中，黑龙江省骑兵第1旅第2团、步兵第1旅派驻三家子、三间房、小兴屯和大兴屯一线，以三间房为中心构筑临时野战工事。以退守大兴阵地的徐宝珍卫队团、步兵第3团和第4团以及骑兵第1团等组成总预备队，防守昂昂溪附近的防线。
三间房附近的战斗自11月14日开始一直持续至同月的18日晚。有关三间房的战斗情况由于战后中日战史上的区分方法不同，其称呼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方战史中称之为“三间房战斗”，而日方战史中将此称之为“昂昂溪附近的战斗”。从中日双方战史上在称呼上的差异，可以折射出当时中、日两军在此次战斗中作战目标上的差异。我们从马占山在结束大兴车站附近战斗后，重新部署三间房和昂昂溪附近部署的防线上可以看出，黑龙江守军的防守重点在三间房一线，并以期通过三间房一线部署正面阻击日军的进攻，以确保背后省城齐齐哈尔的安全。相比较而言，日军除派出地面部队正面攻击三间房黑龙江守军防线外，派出飞机和重炮重点攻击的是三间房阵地后方的昂昂溪火车站一线。日军的这一做法皆在通过轰炸三间房后方的昂昂溪，打击昂昂溪黑龙江守军以期切断三间房阵地守军的后方供给线，孤立三间房阵地守军，进而达到围歼守军的目的。日军的这一战斗目标的设定还表明，此时的日军已经具备同时攻击黑龙江守军的两道防线的兵力和炮火。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日军通过快速修复嫩江桥，恢复洮昂线铁路通车后，日军后方的重炮兵部队和弹药给养以及援军可以通过洮昂铁路嫩江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而相比之下，黑龙江守军不仅面临着兵员减员后不能补充的困境，而且也面临着地势上的劣势。一方面，进入11月的黑龙江地区气候寒冷，地面开始结冰、积雪。因此，野战防御工事只能借助简单的地形和地势组织防线，不能挖筑野战工事；另一方面，齐齐哈尔南部地区位于松嫩平原西部，自大兴车站进入齐齐哈尔北部地区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沼泽地，毫无天险可守。尤其是日军占领了大兴车站附近的高地后，黑龙江守军失去了天然屏障。
上述情况表明，11月14日战斗一开始，黑龙江守军就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当日拂晓，日军步兵、骑兵和炮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黑龙江守军的三间房左、右翼两侧骑兵阵地发起进攻。见此情形，守卫三间房左、右两翼汤池、蘑菇溪的东北军骑兵第1旅第4团在阵地步兵火力掩护下，吹起冲锋号，冒着炮火向日军发起反冲锋。经过反复冲杀，终于打退了日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守住了阵地。不甘失败的日军随后调动增援部队进行迂回包围，试图攻陷汤池和蘑菇溪骑兵阵地。紧急时刻，马占山调动了卫队团和步兵第1旅第3团前往阵地增援，终于打退了日军骑兵小队和步兵中队对两翼阵地的攻击。苦战近一日的东北军骑兵第4团官兵和战马减员严重，官兵和战马的鲜血染红了阵地。傍晚，黑龙江守军自汤池阵地自动撤出。
经过15日一天的战场沉寂后，16日拂晓，日军再次出动飞机和重炮轰击三间房黑龙江守军正面阵地，随后日军在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出动步兵和坦克围攻三间房守军阵地。至18日上午，黑龙江守军正面阵地被日军步兵和坦克打开突破口，双方在阵地上展开肉搏，最后经黑龙江守军拼死奋战堵住了日军突破口，保住了阵地。经过连续几日的战场厮杀，黑龙江守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兵伤亡惨重，弹药不济。当晚，马占山下令各防线守军撤出阵地，向克山、拜泉方向撤退。同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
是役，黑龙江守军付出了巨大牺牲。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尚没有收集到此次战斗中黑龙江守军官兵殉国人数。据战后统计，日军在昂昂溪附近的战斗中，共被击毙58人[30]。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1] 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2] 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9页。
[3]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4]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和我军的撤退》，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5] 姜明文：《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1页。
[6] 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另外，根据曾担任王铁汉司机的李明德回忆，1948年王铁汉担任沈阳警备司令和辽宁省政府主席期间，李明德曾随王铁汉、阚朝喜一同驱车拜祭了北大营。其间，王铁汉曾向李明德回忆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骑马赶回北大营指挥战斗并随部撤退的情形（根据2006年1月9日李明德采访录音）。
[7] 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33页。
[8] 日军在偷袭北大营的战斗中死亡的两名士兵分别为关东军铁道守备队第2大队陆军伍长新国六三（福岛县人）和第2大队上等兵增子正男（福岛县人）。
[9] 刘祖荫、周毅：《东北军十四年抗战史》，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0] 另据朱焕阶《九一八中的黄显声》中记述，九一八事变当夜，黄显声“便指挥各警员、公安队民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载于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九一八记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4页）。
[11] 东北军李桂林身兼吉长镇守使，所部的第23旅又名中东路护路军，负责警戒长春北部地区中东路及吉林至长春间铁路安全。
[12] 663团（团长陈德才）原为东北军陆军独立第22旅（旅长苏德臣）下辖步兵团。其间，配属到第23旅李桂林部，驻防长春宽城子兵营。
[13] 与前述情况基本相同，相关回忆录如谭译《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张德良和周毅《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田芝年《长春失守记》（载于《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王稔五《在不抵抗命令下断送了长春》（同前，第57页）、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中，驻守长春南岭军营内的东北军部队番号分别为东北炮兵第10团和步兵第25旅第50团。实际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守长春南岭地区军营的东北军部队准确番号为东北炮兵第19团和步兵第25旅第671团。
[14] 前述王稔五：《在不抵抗命令下断送了长春》，《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15]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16] 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讲武堂同学录》（上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17]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经过概要》（满洲事变史第一辑）（限日本将校军官用），偕行社，1934年，第17—21页。
[18]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和第109页。
[19] 引自2014年9月16日对何有福老人访问笔记。何有福老人1928年冬月生于长春北郊常家庄，祖籍山东省沂南县人。1939年随祖父母及父母自长春北郊常家庄迁居黑龙江省桦南县木匠沟。1951年春随母亲迁回长春北郊外祖父家，先后任程记鞋店伙计、店员，合营鞋厂工人，街道劳动服务公司鞋厂工人、检查员。1987年退休，先后任制鞋公司（民营）销售员、顾问。现暂居在位于长春市文化街附近的三女家中。
[20] 引自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37页。其中，日军死亡的25名官兵中，战场死亡22名，于日军长春卫戍医院伤重不治死亡2名（同年9月19日），伤重运回日本国内广岛卫戍医院治疗后不治死亡1名（1932年4月27日）。
[21] 根据服部理太郎：《我的满洲事变体验——一个辎重兵的回忆》（1946年，未刊本，第45页）记述，当时由于道路泥泞，日军辎重分队运输炮弹车辆没有在预定向东北军守军发起攻击时抵达。故此，日军向南岭守军发起进攻时只有几发被日军辎重兵运到现场的炮弹。
[22] 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38—539页。
[23]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24] 由于长春南岭地区附近居民多为1949年后新迁入居民，对于1931年9月19日前后该地区的情况不甚了解。故此，2014年9月16日，我们在对附近老人有关南岭守军殉国官兵的安葬地的调查中，没有得到可靠的有关南岭地区殉国官兵安葬地的详细信息。从对附近老人的口述历史调查得到的零星且片断的信息是，以前确实听说该地区曾经有过安葬东北军殉国官兵的坟茔，但是不知道地理位置和具体的方位。有关情况待日后详考。
[25] 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40—541页。其中，日军铁道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上等兵后藤三代吉伤重不治，当日死于日军长春卫戍医院。
[26] 1931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27] 东北军事月刊社《东北军事月刊》：1929年5月号，第7页。
[28]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编：《在满洲中国军扫荡战》（上）（满洲事变史第三辑）（限日本将校军官用），偕行社1934年版，第102页。
[29] 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44—548页。其中，日军第2师团第16联队上等兵寺田渡和佐藤贤三郎，因伤重不治死于江桥附近野战医院。
[30] 日本靖国神社社务所：《靖国神社忠魂史》第五卷，1933年版，第550—554页。其中，日军第2师团第30联队陆军大尉井上友治等8人为伤重不治死于野战医院或东京卫戍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