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方史料看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内阁政策底线的变动
摘 要：通过研究日方史料可以发现，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内阁因为缺乏与军部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又本身在扩大帝国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与其保持一致，曾不断抬高“解决事变”的政策底线。这种政策底线的提升，呈现出了一种阶段性的趋势。即首先从“不扩大事态、恢复旧态”变更为“不可恢复旧态”，进而又提升至所谓的“小满洲线”，最终一举转变为积极配合的态度。该事实说明，日本内阁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政策底线
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为契机，以军部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激进派势力开始迅速增强。他们不断将事态扩大，直至吞并了中国东北全境。对此，当时的日本内阁却采取了妥协、纵容，乃至配合的态度，阶段性地将“解决事变”的政策底线抬高，最终导致以往与欧美协调的政策方针全面走向了崩溃，中日间的十四年战争拉开帷幕。显然，这样的一种态度变化和策略调整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的，理应经历了一段复杂而周折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自炸南满铁路之后，就立即以“统帅权独立”[1]为借口采取积极行动，于次日占领了奉天（今沈阳）并挺进“满铁”沿线的附属地和各个城市。同时，司令官本庄繁接受了幕僚们的意见，立即向日军参谋本部拍去电报，要求：“增加3个师团的援军。将来军队维持治安时，军费我可自行解决。”[2]对于这一请求，日方参谋本部高官在9月19日早上7点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进行了研讨。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开门见山地指出：“鉴于关东军之任务，此种行动是适合时宜的。”[3]随即获得了满场支持，并进而在关于派兵增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肯定的意见。带着陆军方面的统一意见，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上午10点出席了内阁会议。
在内阁会议开始之前，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因事先接到了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详细报告，怀疑这是军部的计划性行动，故当场质问南次郎：“关东军此次行动真的是对中国军队的自卫行动吗？”[4]继而在会议上宣读了通过外交渠道所获得的情报：“抚顺守备队在17日出动，可能是为了占领奉天而进行演习……（关东军）事先曾要求‘满铁’准备火车，并将日期更改为18日”等等[5]。这些情报，加深了内阁其他成员对陆军的怀疑，导致南次郎丧失了提议增兵的勇气，不得不暂时同意了“不扩大方针”。结果他在下午2点的陆军三长官会议上确认了这一方针并随即传达给了关东军。
然而，以南次郎为首的陆军中央虽然暂时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但内心却是默认甚至支持关东军行动的。鉴于从国内派兵希望渺茫，他们开始转而期待驻朝鲜的日军能够擅自越境中国东北予以支援。9月20日，日军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次官杉山元、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会面讨论善后对策，确立了“军部决不会让关东军恢复旧态”的方针，并在随后争取到了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赞同。这一举措，虽然看上去与“不扩大方针”没有直接的矛盾，但实际上明显地将陆军方面“解决事变”的要求拉高了一个档次。
21日上午10点，内阁会议再次召开。会上，确定将此次军事行动定义为“事变”并讨论了是否同意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的问题。对此，陆军大臣南次郎不厌其烦地论述了增兵的必要性并争取到了首相若槻礼次郎的赞同，但其他的内阁成员却纷纷反对，认为暂无此必要，使问题被暂时搁置。但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情况便发生了突变。下午2点40分，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的旅团长嘉村达次郎拍来急电：“关东军向吉林方面出兵，兵力明显不足，要求我驻朝部队予以增援，此要求已被接受”[6]，同时率部渡过鸭绿江开始向中国东北越境移动。可以看到，此时关东军完全击退南满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之后，无视“不扩大方针”继续向附属地以外的吉林方向进军，其目的就是为了诱使在中朝边境徘徊不前的驻朝鲜日军进入中国。对此，日本陆军中央在颇感欣喜之余也担心内阁会以“侵犯统帅权”[7]为理由在内阁会议上发起“攻击”。因此他们在当晚紧急研究对策，决定不惜代价与内阁直接对决，以陆军大臣的辞职迫使其屈服。因为按照《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军人出任，若军部不推荐就任人选，内阁就只有垮台一途。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次日（22日）的会议上，内阁成员们居然爽快地承认了越境行为：“既然驻朝军队已经出动，则作为既成事实予以承认。既然承认了事实，自然将拨付经费”[8]，继而向天皇上奏并得到了事后追认。这既是因为内阁为求自保而缺乏与军部对抗的勇气，也是因为内阁与军部本身在扩大帝国主义利益的问题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显然，驻朝鲜日军的违法越境并没有惹出麻烦，关东军在得到增援之后迅速扩大了事态，日本内阁的政策底线从事变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松动的征兆。
这种征兆，在一个月后便成了事实。10月26日，若槻内阁针对“国联”决议的撤兵通牒发表了第二次政府声明。其中狡辩道：“仅仅依靠中国政府进行保障，让日军全部撤回‘满铁’附属地的提案，只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威胁帝国臣民的安全，该问题应在日中内部进行交涉。”[9]也就是说，他们此时所考虑的办法虽然仍旧在于将事变控制在局部，通过外交手段在中、日两国内部单独交涉解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对陆军方面确立的“决不向‘满铁’附属地撤退、决不恢复旧态”的方针表示了妥协。因为若不妥协，内阁不仅将面临崩溃，而且各成员还可能像“十月事件”中那样遭到激进分子的暗杀。故为避免垮台，它摆出了纵容的态度，其底线也逐渐水涨船高，从“恢复旧态”向“不可恢复旧态”发生了转变。
但是，这种底线的提升毕竟与国联的撤兵通牒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币原等人随后又展开了积极的内外活动，试图让国联接受另一提案。即“将战线控制在中东铁路以南与辽河以北，将此区域作为‘小满洲’置于日本的实质支配之下”。[10]这一“小满洲线”方案虽然看似是另辟蹊径的妥协举措，但实际上并不是中日之间的协商让步，而是日本内阁在“国联”与军部之间斡旋调停的产物。它本身意味着内阁的政策底线再次发生变动，又有了提升。然而，国联理事长布里安与英法代表最终予以承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表示支持，使若槻内阁抑制关东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尽管如此，关东军却仍旧在继续扩大战争。11月上旬，他们打算对嫩江附近的马占山部队发动攻击，一举占领齐齐哈尔。为阻止这一“超越小满洲线”的行动，参谋本部索性奏请天皇发布了《临参委命》。即将天皇大权临时委任给参谋总长，以《临参委命》的形式使参谋总长的命令等同于天皇命令。11月5日，《临参委命》第一号发送给了关东军，命令称：“不可实施对北满的积极作战行动，嫩江桥梁修理掩护部队应最小限度地达成任务，使作战行动控制在大兴站附近沿线。”对此，关东军方面竟予敷衍：“委任之具体事项令人费解。其命令权究竟是指兵力还是对于某地的用兵，是指用兵目的还是作战行动，抑或是全部包括在内？”[11]进而趁此时机迅速占领了齐齐哈尔，并在接到“第二次天津事件”[12]的消息后集结主力，沿北宁铁路南下越过辽河准备向锦州发起攻击。
看到这一情况，独立于“国联”之外的美国终于忍无可忍，其国务长官史汀生立即向币原发去了警告。为避免惹恼美国，币原直接给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打去电话，得到了“关东军的行动不会直接针对锦州”的保证，并转告给了史汀生。基于此，参谋本部在27日后的一昼夜竟向关东军一连发去了4道《临参委命》，命令其“不能实施以救援天津军为目的，擅自渡过辽河以西的作战行动……已进入辽河以西的部队应立即全部撤回以东地区”[13]。这才勉强阻止了明显超越“小满洲线”的行动。
意外的是，史汀生在事后与记者的会见中却将这一秘密交涉公之于众，宣称：“日本文武两当局最严肃地起誓没有进攻锦州的意思。但日军未等字迹晾干就打破誓言，实施了打击锦州的行动。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日本政府的誓言已不可信赖。”[14]消息传到日本后，各界哗然。有人抗议称，原来下达停止进攻锦州命令的不是天皇，而是美国！军部向来宣传说美国人不足惧，但此举令人费解[15]。而另一方面，军部和关东军则趁机指责币原泄露军机，媒体也随声附和：“币原事先泄露了我军的军机军令，该事态已不仅是日美外交上的问题，对内亦有必要追究币原的责任。”[16]在此情况下，原本得到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协助，看到控制军队希望的币原顿时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原本期待借此留任的若槻内阁，则因为“史汀生谈话”而丧失了最后一丝希望，其最终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1937年12月初，内忧外困的若槻内阁最终因为“联合内阁运动”的失败及内务大臣安达谦藏的辞职而垮台，受其支持的币原也不得不卷铺盖走人。对此，美国方面反应强烈。原本对币原一派还抱有一些期待，认为可以依靠他们来限制关东军的史汀生顿时颇感失落，愤怒地宣布：“最初希望与日本携手解决事变的希望已完全消失，今后美国将毫无顾虑地积极叩醒日本”[17]，并同时向英国方面进行了传达。这不仅意味着日本与国际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更意味着日本内阁的政策底线即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1931年12月13日，日本成立了犬养毅的政友会内阁。因为政友会长期以来带有浓厚的“亲军”色彩和保守立场，军部对此兴奋不已。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日本内阁的政策底线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换。犬养在出任首相之后便随即表示，九一八事变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张学良来负，新内阁“将与军部协作，积极地解决满蒙问题”[18]，同时完全解除了对辽西作战的限制。不仅如此，他还任命皇道派代表人物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与军部密切往来的森恪为书记长官。这象征着事变以来始终“消极配合”的日本内阁，开始转向“积极配合”的态度。而荒木刚一上任，就在陆军内部实施了大幅的人事调动。他撤销了金谷范三、二宫治重、建川美次等人的职务，让闲院宫载仁亲王担任参谋总长，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任参谋次长，秦真次任宪兵司令官，山下奉文任军事科长。由此，日本陆军中央与军事作战相关的高级干部全部变更，以往的“控制性统帅”一举转变为“积极性统帅”。而另一方面，森恪则与陆军省的小矶国昭、外务省革新派的白鸟敏夫等人强化合作，开始策划构建内阁、军部、外务三位一体的激进体制，牵引着内阁整体继续向“亲军”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内阁对于关东军侵略锦州的计划已不再有异议了。他们甚至主动安排向中国东北和华北方面增派兵力。12月28日，得到增援的关东军完成了作战准备，以“讨伐匪贼”的名义越过辽河发起了总攻。整个过程中，内阁成员采取了全面配合的态度并给予了积极协助，导致锦州旋即沦陷，所谓的“小满洲线”已不复存在。面对此举所招致的谴责，犬养内阁还主动替军队狡辩：“本次事件中，中国当地官吏大部逃亡或辞职，其结果导致政治机能破坏，故帝国政府认为……在官吏逃亡之际，组织自己的政权维持当地秩序，相信没有不能为之的理由。”[19]而天皇亦在此时发出敕令嘉奖了关东军。这一系列的举动进一步助长了关东军的嚣张气焰，使他们得陇望蜀，在参谋本部的承认之下又于1932年1月28日向北面的哈尔滨出动，同时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
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1932年初便控制了除热河省以外的中国东北所有大中城市，开始积极筹备建立伪满洲国。而上海方面，最初由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实施了侵略。对此，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还曾一度自信满满地对陆军吹嘘：“此时南边轮到海军了……没有问题。”[20]但是，他们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此后的战斗超乎预想地激烈。海军方面逐渐感到力量不足，便转而开始向陆军求援，要求增派小规模的混成旅团开赴上海。为了争抢军功，陆军大臣荒木断然拒绝了海军的要求，转而主张派遣2个师团的大规模兵力参战，并以拒绝增援相威胁，迫使海军屈服。2月24日，日本陆军第11和第14师团的大举增援使战局迅速扭转，中国军队开始撤退。鉴此，犬养内阁主张尽早收场：“若在上海失败，则至今的满蒙问题将全部归零。”[21]而日军中央也认为继续追击没有意义，遂在3月3日宣布中止战斗，进而在5月5日与国民政府正式缔结了《淞沪停战协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内阁虽然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抑制关东军的行动，但终究因为本身在确保和扩大帝国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与军部一致，又为求自保而缺乏与之对抗的决心和能力，不得不逐渐抬高了“解决事变”的政策底线。这种政策底线的变动，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即首先从“不扩大事态、恢复旧态”变更为“不可恢复旧态”，然后又提升至所谓的“小满洲线”，最终因为若槻内阁的垮台而一举转变为“积极配合”的立场。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日本内阁逐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不断走向了“发动侵略、扩大事态”的方向。其战争责任显然是不容推卸的。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1] 即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对陆海军有统帅大权，军队不对内阁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
[2] 关东军参谋部总务科：《九一八事变机密政略日志》，1931年9月19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修所藏。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2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出版1967年版，第313页。
[5] 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九一八事变》，东京：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第12页。
[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出版1967年版，第315页。
[7] 调动旅团级别的部队需要事先得到天皇的批准，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擅自行动属于侵犯天皇统帅大权。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6页。
[9]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55年版，第186页。
[10] 〔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外交与政治》，东京研文出版1985年版，第196页。
[11] 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九一八事变》，东京朝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61页。
[12] 即指1931年11月26日夜，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策划的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制造的一连串挑衅事件。
[13]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九一八事变》，东京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452—453页。
[14] 〔日〕入江德郎编：《新闻集成 昭和史的证言5：九一八事变》，东京本邦书籍1983年版，第363—第364页。
[15]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20世纪体系1：构想与形成》，东京东大出版会1998年版，第166页。
[16] 〔日〕入江德郎编：《新闻集成 昭和史的证言5：九一八事变》东京本邦书籍1983年版，第366页。
[17] 币原和平财团编：《币原喜重郎》，币原和平财团出版1955年版，第489页。
[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出版社1967年版，第324页。
[19]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55年版，第194—195页。
[20] 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九一八事变》，东京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第126页。
[21] 〔日〕细谷千博编：《日美关系史1：政府首脑与外交机关》，东京东大出版会1971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