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

吴垠

从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开始，一个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命题逐渐为中国经济学界所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报告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减少会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制约（蔡昉、都阳，2007）。这一理论观点一发表，便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人口学界的连续争论和深入探讨，其理论预测的科学性和精准度一直备受争议。

总体看来，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观点。以蔡昉教授为代表的赞成者主要选取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民工供给数量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社会转变等实证材料来论证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迎来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蔡昉，2008、2010；王德文，2008）；而反对者（白南生，2009；钱文荣等，2009；周祝平，2007；刘伟，2008），则主要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精确测算数据、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走向均衡以及劳动者工资占GDP比重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等角度来证明现阶段谈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争论的核心指标，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数据呈现出极大的不一致（见表1）。

虽然上述学者的结论差异巨大，所援引的数据等实证材料也各具特色、口径不一，但他们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是大体一致的，即都采用刘易斯本人所开发出来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的理论前提和立论的基本框架，所不同的主要是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发展演变的切入点有较大差异，因而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这种由同种理论框架入手分析同一经济现象而得出迥然不同结论的现实似乎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某种警示：如果继续简单地遵从刘易斯二元经济学说的理论前提去分析“中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无论其所援引的数据有多么新颖、计量方法有多么复杂，所得出的结论不外乎是为上述两大类观点作一新增注脚而已。能否换一种理论基础来分析刘易斯拐点问题？能否通过理论基础对比分析的方式来更进一步地阐明刘易斯拐点发生、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虽然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常见问题，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利益变化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因而，本文尝试着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刘易斯拐点难题，以期阐明一些单纯从刘易斯二元经济学模型角度难以觉察到的理论问题。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从“内生性”的角度讨论“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的预判；第二节比较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拐点的分析的具体差异；第三节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内生性”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的预判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主要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相关论述，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后将必然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或绝对排斥，因此引致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积累形成了随时可供现代资本主义部门雇佣的“产业后备军”。对于这一“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机制，马克思有一句经典表述：“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如果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对“产业后备军”形成机制的这段经典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他所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后备军”形成机制加以了“内生化”的处理，并认为：“产业后备军”的主要来源——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马克思这句话实际上是要说明：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变化既撇开了人口增长的外生因素的影响，又能够随时、足额地提供给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内生性”再生产的特征。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的内生性特征是马克思在摒弃了把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作为产生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机制的做法之后提出的。马克思坚持认为，在制度决定的生存工资率下，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他用存在着超过工业部门所能雇佣的生产性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即“产业后备军”来解释现代工业部门所提供的这一生存型工资率是确保资本快速积累的支柱，并试图说明这种资本积累机制背后存在的对广大劳动者而言的种种分配不公平的特征。

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假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出产业后备军，所以它将永远不会耗竭，这是其模型“内生性”的重要表现。对于这一假定，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加以具体论证的：其一是从生产的社会形式分析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及其影响；其二是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分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蔺子荣，1983）。马克思将产业后备军以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分为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以及停滞的过剩人口三类，并认为这些产业后备军最初来源于被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挤垮而被迫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寻找就业的小农和用传统生产方式自我雇佣的制造业者；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被驱逐出传统职业的那些人继续增长，并补充到产业后备军里。同时，资本家总是竭力地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其结果是，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增加要比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速度低得多，其缓慢的就业增长不足以吸收掉传统部门追加到后备军中的人数。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于他所在时代的业主式资本主义企业家来说，劳动力供给曲线呈水平状（即无限弹性供给）不是自然人口法则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产业后备军的结果，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产业后备军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的。

那么，马克思的这一内生化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是否存在着产业后备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完毕这一重要的拐点呢？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对于这一劳动力市场“拐点”的预判只是适应于他所观测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也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可能出现的刘易斯拐点现象加以有效分析呢？下面我们将对此进行详尽分析。

1．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提供的低制度工资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如果我们能够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对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加以模型化，我们就能够发现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拐点问题，并阐明其重要指标——现代工业部门的制度工资率如何变化。图1是我们利用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所构造的“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它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纵轴和横轴分别度量工资率和就业情况。直线D1D1、D2D2分别表示特定资本存量劳动的边际产值，图1中还以制度性生存工资率画出了水平状（末端向上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i（i=1, 2）。在这里，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关于长期劳动力供给分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果基于马尔萨斯“外生”的人口法则，那么劳动力供给曲线Si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一条水平直线；而马克思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在过了反映产业后备军被吸收完毕的R1这一点之后开始上升，它对应的必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制度工资率的上升。

假定在初始期（O），对应于资本存量（K1）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需求曲线位于直线D1D1，最初的均衡在A点，以生存工资率OW雇佣的劳动为OL1。然而，根据马克思的假设，在现代工业部门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即数量WR1要比OL1大。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那些人只能在贫民窟里靠非正规就业勉强度日，并等待着被资本主义部门雇佣的机会。这些由AR1度量的人口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产业后备军。因此，在到达点R1之前，由资本积累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增长并不会导致工资率的增长。

与马尔萨斯的无限期呈水平状的长期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同，马克思的长期劳动力供给曲线可能从R1点开始上升，意味着当产业后备军被吸收殆尽以后，资本家不得不以更高的工资率来吸引劳动力。然而，在马克思本人的假设中，产业后备军是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自我雇佣的小生产者被资本主义企业挤垮而落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使得产业后备军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源源不断地有后备劳动力注入。但是，这个产业后备军蓄水池是否会永不枯竭则不能仅凭有劳动力的不断注入来判定，因为如果劳动力的输出大于劳动力的注入，那么该蓄水池迟早还是会枯竭的，枯竭之时便是劳动力市场的拐点来临之日。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资本家把他们的大部分利润（AD1W）用于投资，资本存量从K1增加到K2，他们的企业的产出从面积AD1OL1扩大到BD2OL2，被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所挤垮的传统的自我雇佣生产者（这其中必然包含农业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被迫到资本主义部门去寻找就业，导致长期劳动力供给曲线水平部分延长至R2。这个拐点向后延伸的根源是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内生化生产方式造成的。仔细地推敲这一向后延伸的拐点R2，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维持住较高的投资率和吸纳就业的技术创新率，它从产业后备军蓄水池中吸纳就业的数量就可能超过传统部门（城市手工业、农业等）向蓄水池中注入的劳动力数量，以至于产业后备军被吸纳完毕的这一拐点R2并不是可以无限地向外延伸的，最终出现的情况必然是以产业后备军被吸纳完毕，同时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制度工资率开始上升的拐点来临。

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另一假定是工业就业的增长慢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的洗礼，以蒸汽为动力的自动机械的使用已很普遍，所以固定资产占资本总量的份额上升了（表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其结果是，相对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就业的增长相当缓慢。在图1中，体现新的技术革命成果的机械资本在节省劳动方面的影响，由劳动力需求曲线从D1D1移到D2D2表现出来。劳动力需求曲线变得更为陡峭，意味着技术进步偏向于希克斯所定义的节约劳动并更多地使用资本的方向。由于体现在新机械里的技术进步的偏差，使得就业从OL1到OL2的增长，慢于产出从面积AD1OL1到BD2OL2的增长。

因此，马克思的预想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摧毁传统产业生产者的能力和工业技术中劳动节约的偏差结合在一起，产业后备军将快速地被再生产出来。在存在产业后备军压力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高利润率和高资本积累率就可以靠维持住较低的制度工资率来保证。在他看来，产业后备军作为支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脊梁，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发展体制的，同时又为该体制提供发展动力的重要源泉。

图1所展示的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定包含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工资率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一直到资本积累过程中人口调整到提高工资所需的增长。而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产业工人持续地受到后备军替代的威胁，这种工资短期内提高的可能性不再存在。由于受节约劳动的现代工业技术的影响，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资本家的收入减少了。这种趋势在图1中表现为，劳动者的工资占总产出的份额从AWOL1/AD1OL1下降到BWOL2/BD2OL2，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的份额从AD1W/AD1OL1上升到BD2W/BD2OL2，而这却是后面我们要谈到的刘易斯模型所忽略了的要点。

2．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为何会遇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一拐点

马克思关于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剩余分享不平等的描述，导致他认为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将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以至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分配方式和制度的彻底变革来缓解这一矛盾。但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始终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上成为事实，反倒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形非常相似的境况，这是令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始料未及的状况。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史上反复不断地上演着马克思的预言，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把投资集中在现代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而实现快速发展。在政府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的强力支持下，许多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确实成功地实现了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但是，由于这种发展战略走过了头，再加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铁律在发挥作用，投资集中在发端于高收入国家的物化了劳动节约技术的现代机械和设备上，就业的增长一般要比产出的增长低得多。同时，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劳动力外生供给的增长率很高。农业部门因迅速接近可耕种土地的临界点，对劳动的吸收到达了饱和点，以至于必然把剩余的劳动力从农村推向城市地区，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连续不断的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浪潮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待业人口，这种待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交汇必然促成城市人口迅速膨胀。

膨胀的城市人口超过了高资本密集度的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上限之后就会变成城市贫民窟的待业成员。过剩的贫困人口的积累与各类社会体制弊端丛生，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刚刚取得的所谓经济发展“奇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明日黄花”，好不容易获得的国民经济剩余也在庞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支出中消耗殆尽，真正实现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看到的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是与马克思于19世纪中期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形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克服这一发展难题，是它们进入发展的高级阶段之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速水佑次郎，2003）。

由此可见，上述问题的实质反倒并不在于清楚地预测这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拐点到来的时间（它至多只是个技术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把劳动与资本在经济发展尚未到R1时的这种不平等分配关系加以有效改善，把马克思所预言的这种潜在的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化于无形。当然，对于中国而言，预测劳动力市场发生逆转的拐点与改善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结构都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我们能较为准确地预知劳动力市场发生逆转、劳动者工资普遍上升的这一拐点，那么对于政府出台因势利导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就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也能够有效地遏制资本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对拐点预测的对比分析

1．刘易斯本人对“拐点”的分析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其发表于《曼彻斯特学报》1954年第2期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许多人认为在这篇文章里，刘易斯明确提出了“刘易斯拐点”这一命题。但这一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刘易斯在这篇著名文章的字里行间并未有过“拐点”或“转折点”的说法，我们只能从其论述中归纳出所谓的“刘易斯拐点Ⅰ”即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弹性这一拐点，而无法归纳出“刘易斯拐点Ⅱ”即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等于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这一“商品化”拐点。

刘易斯本人清楚明确地提出“拐点Ⅰ”和“拐点Ⅱ”是在18年后即1972年在《国际经济和发展》杂志上发表的《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一文中表述出来的。在这篇论文中，他将所观测到的发展中经济体分为“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大部门，并明确指出：“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里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入提高了，并使得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的状态。并且，这两大转折点在封闭经济与非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是不相同的。”在其他一些场合，刘易斯又将其模型中的两部门表述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其“转折点”之所以发生，是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三个特征高度相关的：第一，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中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劳动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刘易斯在分析这三个特征时自己也承认，“拐点”是否出现是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影响、充裕劳动力的来源以及劳动力市场上差异的维持等因素高度相关的。

2．刘易斯追随者的研究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框架中所展示出来的这两个理论上的拐点被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如Ranis & Fei（1961）、Todaro（1969）在工业和农业的二元经济框架下进行了更精确化的表述。在他们看来，工业部门是符合新增长理论的判断、劳动报酬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现代增长部门；而农业部门则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以至于新投入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产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即使不为零也大大低于制度工资率（生存水平决定）的传统部门。可以用图2（A、B）来展示刘易斯两大转折点的形态。

图2A中，ORPT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刘易斯拐点Ⅰ和Ⅱ分别由坐标所示的P点和R点标明，在刘易斯拐点Ⅰ之前，劳动的边际产量因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存在而等于0（表现为P点以右的切线斜率为0），劳动者工资不是按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而是“分享式”的，即OQ/OL。这一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率是低于新古典条件下所决定的工业部门的制度工资率的，所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愿意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从P点到R点的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就为正了，这一时段的劳动力转移会造成食品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绝对下降，以至于食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上升。所以P点所对应的刘易斯拐点Ⅰ可以被视为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的短缺点。在这一阶段，根据农村劳动力被吸收而引致的“相对稀缺性”以及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食品的价值上升，我们可以判定，在迈过刘易斯拐点Ⅰ之后，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是存在一个逐步上升的动态趋向的，但此时其工资率仍旧低于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城市现代工业的制度工资率，因而农业劳动力依然受到继续转移的激励。当达到R点所对应的刘易斯拐点Ⅱ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相等，整个社会的劳动工资率完全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态趋于并轨。

但是图2A的局限在于不能比较清楚地表明农业劳动工资率在不同阶段上与城市工业制度工资率的相对变化状况，而图2B的描述则能弥补这一缺陷。图2B假设整个经济是封闭的，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门，L表示该经济体的所有劳动力（搁置了人口增长）, CD表示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OR表示农村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OM表示城市部门劳动力数量的起点。由此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B1B2阶段。假设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维持在制度工资水平m。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为W，并高于农村部门的生存工资水平。最初，城市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是A1B1，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使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W，在B1处形成均衡点，雇佣OML1单位城市劳动力，还有ORL1单位劳动力留在农村，获得生存工资水平m，单个工人城乡账面工资收入差距至少为（W-m）。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家获得利润，以储蓄进行投资，资本存量上升，使得城市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从A1B1逐步上升到A2B2。同样，为达到利润最大化，使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工资水平，此时城市劳动力不足，将从农村吸收L1L2单位劳动力，达到新的均衡点B2。在B1B2这个过程中，由于有农村劳动力的补充，城市整体工资水平依然保持在W，同时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只是剩余劳动力，对农村的工资水平不发生影响，还是维持在生存工资水平m，所以这个阶段有时也被称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第二阶段为B2B3阶段。伴随着城市部门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企业家为使利润最大化，均衡点不断从B2向B3移动。在这些均衡点下，虽然城市工资水平高于农村生存工资水平，城市能够继续从农村吸收劳动力，使城市工资水平继续保持在W，但此时农村劳动力由于被过分吸收而变得稀缺，其工资水平开始逐步上升。在这个阶段，虽然农村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依然低于城市工资水平。直到均衡点到达B3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等于城市工资水平，此时，城乡的工人工资皆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第三阶段为均衡点形成于B3右侧时。随着社会整体资本水平的提高，企业家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均衡点，继续从农村吸收劳动力（张晓波等，2010）。而这个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体现出相同的稀缺性，使城市和农村工资水平同步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图2B中的B2点和B3点所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Ⅰ和Ⅱ，它们也分别和图2A中的P点和R点相互对应，从而使刘易斯拐点的命题被较为精确地展现出来。

3．比较分析

仔细对比之前我们谈到的马克思内生化的“产业后备军”被吸收殆尽后的那个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以及刘易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刘易斯拐点Ⅰ和Ⅱ，我们发现至少有几点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比起来研究：

（1）如何区分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无限弹性劳动力供给的来源问题？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模型中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不是外生的人口增长，而是内生化的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生产机制本身。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再生产出产业后备军的速度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成正比关系，因而这种产业后备军的生产机制必然是以技术进步为主要自变量的一个函数；而刘易斯拐点Ⅰ之前的无限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剩余劳动力既与外生的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率有关，也与农村的资本配置方式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相关——是采取机械化耕作还是采取小农型生产——对农村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的总量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刘易斯及其追随者所分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既受外生因素影响也受内生因素影响，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变量。

（2）如何比较两个模型中现代工业部门制度工资率和农业劳动工资率的决定机制？在马克思劳动后备军模型中，现代工业部门的制度工资率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谈判能力共同决定的，是一个博弈均衡条件下的制度工资率。它之所以如此之低，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由于大量劳动后备军的就业竞争存在，使在岗工人与资本家关于工资高低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偏低造成的。而在刘易斯及其追随者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中，其现代工业部门的低制度工资率则主要是由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的，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其实质是从按要素贡献来分配经济剩余的角度来确定劳动的工资率。

从农业劳动工资率的决定来讲，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没有涉及农业部门，当然也就不存在该部门劳动的工资率决定问题。而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力的工资决定则分为几个阶段：在刘易斯拐点Ⅰ之前，其工资率是农业生产总值除以农业劳动力总量测算出来的“分享式工资”；在刘易斯拐点Ⅱ之后，其工资率由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而在刘易斯拐点Ⅰ和Ⅱ之间，滞留于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率决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决定于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逐渐转移后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的稀缺性程度，但这个时候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那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必然获得城市工业制度工资率W——根据包小忠（2005）的研究，它是一个介于城市工业制度工资率W和农业劳动力工资率m之间的一个工资值，其高低决定于劳资谈判能力、农民工预期工资水平和迁移成本之间的权衡。

（3）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作为城市工业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是否对从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有“吸纳”作用？

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等价于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是直接从农村吸纳劳动力还是从城市的产业后备军中招聘。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的现实是，城市中已经出现大量失业人员的条件下，依然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形成异常严峻的城市就业形势。在笔者看来，尽管不可能排除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直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渠道，但由于城市中的产业后备军具有某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信息和成本优势，因此，产业后备军在城市就业市场上“率先就业”的相对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刘易斯所指出的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各个阶段及其拐点问题，就蕴含着一个前提，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移动是被瞬时吸纳就业的，不存在就业搜寻、城市待业的时间。但城市劳动用工市场的现实告诉我们，刘易斯拐点成立的这一前提是理想化的，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去搜寻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恐怕都是先成为城市产业后备军的一员，再去劳动力市场搜寻就业岗位；我们不能忽略在城市就业搜寻等待时间以及等待过程中所必须耗费的物质、心理等成本对理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那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立马就找到现代工业部门岗位的情形恐怕只有在理论上完全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中才可能出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范畴实际上具备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与现实更加贴近。

（4）马克思内生化处理的产业后备军再生产机制与刘易斯拐点Ⅰ、Ⅱ所反映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转移殆尽的矛盾如何解决？

刘易斯本人对此问题也做出过详尽的分析。首先，对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内生化的“产业后备军”现象，他也是认可的：“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本身创造了劳动后备军的观点在今天比在19世纪更加正确。”但是，对于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采用了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即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能造成的失业大军不断增加以至于产业后备军永远不会消失的论断，刘易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有双重作用的：“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既需要创造就业的技术发现，也需要损害就业的革新。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能创造就业、扩大工厂规模的发明，除非在其他领域中存在有损就业、促使劳动力能够流动的革新时，否则不可能被采用。从更广阔的领域看，制造业和大型通讯业中的发明吸收劳动力；而农业、零售商业、小型运输和家庭服务业的新发明则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失业大军是增加还是减少，产业后备军是扩张还是萎缩，根本不在于要不要技术创新，而在于这类技术创新所形成的新兴部门对新型劳动力的吸纳以及对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排斥之间的权衡。

刘易斯甚至援引欧洲的历史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系统有损于就业的发明总是超过相应的创造就业的发明，因而存在永久的失业大军”的预言是不够准确的，“19世纪后半叶，这两种革新（创造就业的革新和排斥就业的革新）互相是平衡的，尽管创造就业的革新还不足以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却足以阻止失业的增加”。当然，刘易斯也承认：“马克思关于19世纪发展中的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得出结论，他对20世纪的发展中的社会的看法也证明是错的。”因此，考察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即产业后备军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吸收殆尽的拐点的关键必须关注三个方面：第一，现代工业部门的规模大小及其增长率——它决定着所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或产业后备军数量的上限；第二，这些现代工业部门所采用的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密集程度——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源源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预言在对劳动力“相对”排斥的程度上依然是不能忽视的；第三，现代工业部门中的中小规模生产单位（中小企业）的多寡——它们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的临时性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关键所在。

（5）现代工业部门资本高度积累所带来的劳资分配结果在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条件下有何不同？

这个问题实际上关涉劳动与资本这两种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分配机制是否合理以及公平的重要命题。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来看，劳动者的所得相对于资本家的收入而言是非常微薄的，是一个只能用于再生产出其劳动力的价值。因此，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分配机制的不平等将刺激两大阶级之间的持久对立，最终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摧毁旧有的生产关系并建立公有制来解决这一分配不公。但刘易斯对这一分配机制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却表现出出奇的冷静，他在《发展与分配》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分配机制非平均化并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命题：“发展不可能在经济的每一部分同时开始，因此发展必然是非平均化的。”刘易斯所说的“非平均化的发展”除了劳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外，还包括地区间的非平衡发展。由此可见，刘易斯的观点是容忍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不平衡问题的，他甚至乐观地认为，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劳动者与资本家的阶层界限不再是二元的和泾渭分明的了，而表现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总是会使许多劳动力发生 ‘人往高处走’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熟练工人、管理者、低级中层人员、中级中层人员和专家阶层。中间阶层的扩大，是发展从一开始就如何减少不平等的事实证明，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更为平等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处于最低层的人心理满足的主要源泉：劳动者本人也许不能从发展中直接受益，但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为技师，女儿已经当上教师了。”因而在他看来，只要政府控制好影响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关因素，权衡好增长与分配的基本关系，马克思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化的趋势是能够抑制的。

（6）马克思所论述的产业后备军被吸纳完毕之后，劳动工资率上升的那个拐点R2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Ⅰ还是Ⅱ？

如果仔细地考虑马克思对产业后备军永远不会消失的预测存在理论前提的不足，那么，产业后备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殆尽的那个转折点R2应该是和刘易斯拐点Ⅱ相对应的。在这两个拐点之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将逐渐走向统一，其主要标志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呈同步上涨状态，劳动力的商品化特征更加明显——其定价完全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边际产品定价），那种“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均量低工资和城市现代工业的制度工资率的差异将成为历史。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对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所阐述的“拐点”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单就对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市场“拐点”的预判而言，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拐点R2和刘易斯拐点Ⅱ是一致的。而刘易斯拐点Ⅰ是否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城市中业已存在的产业后备军是否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移民产生阻碍作用。马克思的深度在于：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产业后备军壮大到超过城市现代工业吸纳就业能力的上限之后将必然引致出现的贫民窟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不平等和二元分化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经济发展惯性机制，这对于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

同时，我们还必须动态地看待马克思所提出的源源不断地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群体。这支由城市待业、在职失业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成的产业后备军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的“双向”作用下将呈现出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状态。而近年来中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其产业后备军群体呈现出持续扩张的态势，这给其群体中长期处于待业、失业状态的个人或家庭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将成为引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亟须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前后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新变化：

（1）开辟绿色融资渠道，鼓励各类企业创造就业型的技术创新，并限制其排斥就业型的技术创新。中国劳动力市场在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劳动力供给的总量问题始终大于其结构问题，这是由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因而，仅仅依靠城市中的国有企业来消解劳动力的过剩供给（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群体）并不现实。此时，只能进一步消除城市中企业发展的所有制歧视，高度重视中小民营企业，通过开辟绿色融资渠道，一方面为这些企业注入发展资金，另一方面在融资条件中鼓励其创造就业的技术创新，以提供大量正式或非正式就业岗位的机会来缓解产业后备军规模不断扩大的压力。

（2）培训新增城市劳动力，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好人力资本储备。对城市产业后备军中的农民工、城市待业和在职失业等人员开展一系列针对性强、适应性强且形式多样的就业或转业训练，由政府出面建立健全培训结业和技术岗位考核机制，以提升产业后备军的人力资本素质；同时，对各类大专院校的学生开展着眼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教育培训，为迎接新一轮产业革新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好人力资本储备。

（3）出台部分在岗人员提前退出劳动岗位的政策，坚持对一般劳动力实行强制退休。现阶段城乡劳动力供需缺口有数千万人的规模，每年还有净增的大学毕业生和适龄农村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仅凭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无法完全消解这些人群的就业压力；还应做好“存量就业岗位的整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提前退出劳动岗位的方式来调整出一些就业机会，促进更多青壮年劳动力就业。

（4）对农村进行开发性扶持，增加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容量。城市产业后备军规模的扩大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移民城市”高度相关，然而在城市的务工生活却并不如农民所想象的那般美好。应当因地制宜地在农村开发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沿海向内陆农村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并以此提升农村的非农产业收入和带动农村城镇化水平，将更多的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当地就解决掉，这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过剩劳动力的总量和结构问题，并以此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而对农村开发型扶持的关键即在于提倡乡镇企业跨行政区投资、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等，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农业和商业结构的变化，以此提高农村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样才能减轻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徙的压力，并实实在在地缓解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实现刘易斯拐点发生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平稳过渡。

（5）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市扶贫和再就业援助系统。必须认识到产业后备军总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象，因此，力度再大的积极就业政策也难以做到一蹴而就地解决城市中聚集起来的后备军人口的就业问题。当此之时，就需要各级政府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待业、失业保险范围，淡化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及福利的差别待遇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务工、就业的歧视性影响，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产业后备军中的各类劳动者群体，相应地提高待业、失业保险金数额，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刘易斯及其追随者的二元经济理论曾预言：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将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步消解，同时还将实现向经济社会一元化并轨，但这些乐观的预期并不能自动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业已出现的被马克思预言说中的相关不平等现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对于分析刘易斯拐点及其衍生命题，以及指导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劳资收入分配不均等改革依然具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意义。

[本文选自：吴垠．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 [J]．经济学动态，2010（10）: 5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