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开场

第一章 “南方”集团军群传奇

“在东线从事大规模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阿道夫·希特勒对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如是说[1]

恩斯特·申克上尉度过几个月的康复期，1943年12月底返回乌克兰重新接掌他的营时，所见到的一切并不令人鼓舞。库尔斯克战役后不久，身负重伤的申克被送回德国，当时，他所在的团（第110掷弹兵团）辖3个近乎满编的营。

年方三十的申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来自法兰克尼亚的丁克尔斯比尔镇，自1939年起，他就和他所属的团待在一起。他知道，自己缺阵期间，他所属的团一直在从事持续的战斗，可他还是希望，待自己归队时，部队依然完整无损。但令他惊讶和沮丧的是，第110团根本不再是一个团。实际上，由于秋季后撤期间的激烈战斗，团里的每个营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不得不把部队合并成一个营级规模的单位，现在改称“第110团级战斗群”。[2]

导致这种局面更趋恶化的事实是，他的部队或他所在的师（第112步兵师）根本没有可用的补充兵。实际上，由于伤亡过高，兵力状况太过紧张，以至于这个遭受重创的师也已更名为“师级战斗群”，并调拨给B军级支队，该支队由第112、第255、第332三个师级战斗群组成，这些部队在乌克兰夏季战役中伤亡惨重，当年秋季撤至第聂伯河防线。

申克所属的团和师发生的事情，在“南方”集团军群早已司空见惯，撤至第聂伯河和艰苦的防御战耗尽了许多师的实力，一些非常手段随之出现，例如把受损部队拼凑起来，以期进一步使用。“南方”集团军群急需的补充兵被送至西线，在那里编成一个个师，用于击退预期中盟军沿海峡发起的两栖登陆。根据希特勒的指令，东线德军必须利用现有资源苦撑待变，等西线赢得胜利后，那里的部队才能调至东线战场。

希特勒在1943年11月3日下达的第51号元首指令中指出，尽管苏联对德国依然存在威胁，但更大的威胁已出现在西面——等待已久的英美入侵。希特勒在指令中称：“我再也不能承担削弱西线力量让其他战区获益的责任了！”[3]希特勒认为，即便东线局势继续恶化，他的部队还是可以以空间换取时间。苏联毕竟幅员辽阔，其边界依然安全地位于帝国数百英里外。希特勒是否愿意为获取优势而放弃大量既占领土，这个问题尚有争议——此前他对放弃德国军队征服过的那些土地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

因此，恩斯特·申克得到一个混编营，部队里充斥着许多新面孔，大批老兵已消失不见，例如凯泽中尉和格林上尉，他们曾跟着他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彼此已成为亲密的朋友，但撤往第聂伯河期间，该师被迫从事一连串后卫行动，两人都在战斗中阵亡。此刻，他非常想念他们。他这个营级规模的“团级战斗群”，由400—500名步兵外加100人左右的支援力量组成，在卡涅夫镇（Kanev）附近坚守约4千米长的战线。该营的重武器现在只剩几门中型迫击炮和十来挺机枪，勉强能为步兵提供支援火力。

申克营占据的防御地段原本就非常薄弱，1944年1月初，他的营又接管了左侧友邻营的防御阵地，这使他们虚弱的防线又增加了8千米，导致每千米正面的兵力不足40人。为巡视在稀疏排列、积雪覆盖的掩体里的部下们，申克上尉会把冲锋枪挂在颈间，踏着滑雪板孤身前往，因为苏军经常渗透他的防线，试图击毙传令兵或抓捕俘虏。[4]但他认为这种巡视对鼓舞部下们的士气和探明前哨阵地的真实情况非常重要，大部分战斗实际上发生在那里。

他的指挥所设在博布里察（Bobritsa），位于第112师级战斗群右翼（最右翼是更高一级的第42军军部），申克营东面，巨大的第聂伯河躺在它厚厚的冰外套下；该营南面是卡涅夫镇，去年10月，苏军曾在那里实施过大胆的空降行动，但未能夺取该镇，并以一场灾难告终。目前据守卡涅夫镇的是武装党卫队第5“维京”装甲师侦察营，掩护着友邻第11军的左翼。

在申克看来，这场战争似乎陷入沉寂：自从他伤愈归队后，尽管B军级支队左翼的第88步兵师一连数周有所动作，但苏军未对该军级支队防区发起任何重大攻势。不过，苏军的局部小规模进攻或巡逻构成持续威胁，这在东线战场上始终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申克的部下们一直对此保持警惕，这加剧了他们身体和心理上的紧张。

来自哈雷镇的列兵汉斯·奎奇就曾经历过这些情况。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护兵，他于1943年9月27日被送至东线，很快分配到第112步兵师第258团级战斗群辖内第6连担任步兵。当时18岁的奎奇依然相信希特勒，并坚信德国将赢得最终胜利，但他进入战壕时并未对面临的状况做好准备。他所在的连兵力已减少到65人，沿第聂伯河占据防御阵地，与申克的第110团级战斗群相邻。他在这里亲身体验到一名步兵的日常生活：

我们阵地上的卫生状况简直是灾难。1943年11月—12月间，我们在博布里察附近占据防御阵地，这里相对较为平静。有人在附近的村庄里安装了一套洗浴设施。我们把一个旧浴盆倒满热水，然后5个人轮流跳进去。在附近的另一座木屋里，有人清洗并熨烫我们的军装。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未对虱子造成伤害。在后来的战斗中，这种清洗再也不复可能。我们很快变得污秽不堪，身上布满虱子。我们唯一的洗浴机会就是找个水桶，尽量把自己洗干净。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雪混着肥皂搓洗，这样至少可以把手和脸洗干净。理发很快成了问题。我最后一次理发是1943年9月赶赴前线前，再次理发就是在我负伤并于1944年2月9日飞出包围圈之后了。

我们备用的一套内衣裤放在背包里，存放在连队的辎重车上。只有一次，那是12月9日，我们获准取出衣物，换下身上的内衣和袜子。私人物品，我们只能放在面包袋和军装的口袋里。军装，我们整日整夜穿在身上，没办法另换一套干净的。只要发生化冻，我们在散兵坑里很快就从头到脚覆盖上一层泥浆。幸运的是，军装上口袋是有袋盖的，至少这能使口袋不至于塞满泥土。而我们的面包袋和水壶则变成了泥坨。

每当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我们就遭罪了。有时候，水壶里的茶或咖啡会冻成冰块。每个班有一具小型暗堡用暖炉，但我们并不总能让它保持燃烧，如果我们在一片开阔地据守阵地，那么根本没有可用的木材。如果暖炉发出的烟雾过大，会立即引来迫击炮或机枪火力。阵地变换得越频繁，我们保持身上干净或修建温暖掩体的可能性就越小。

除了寒冷，我们还备受虱子的折磨。你在野外站岗执勤时，它们很少会骚扰你，可只要你回到散兵坑稍稍暖和一下，虱子就会把你折腾得无法忍受。在换岗的一两个小时之间，由于虱子的骚扰，你最多能睡上一小时左右。白天我们很少有睡觉的机会，因为总是有事情要做。散兵坑和哨所必须保持整齐；如果附近有水源的话，必须去打饮水；必须收集木材；武器和装备必须加以保养；各种消息必须送至连部或从那里取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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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申克还是奎奇，或在“第聂伯河之膝”（第聂伯河在卡涅夫附近形成的弯曲部）占据阵地的其他德军士兵都没有想到，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向他们。对申克营的士兵和在东线第三个冬天、在乌克兰据守防御阵地的其他德军将士来说，他们对终于停止后撤感到高兴，活着、不挨冻才是眼下最迫切的事。但没人想到，他们很快将在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为恶劣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存展开苦战。

通往“切尔卡瑟包围圈战役”之路，始于6个月前希特勒“堡垒作战”失利后的库尔斯克。那是1943年7月的头两周，第三帝国投入精心囤积的装甲预备力量展开最后的尝试，意图重新夺回东线战略主动权，但面对苏联红军连续的防御地带和大规模坦克反突击，这场进攻很快便停滞不前。当月，由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希特勒被迫取消这场攻势，斯大林得以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他的反攻。

截至1943年7月20日，苏联红军的6个方面军（一个方面军相当于一个德国集团军）已加入这场进攻，迫使德国军队缓缓退却，特别是在乌克兰。苏军的目标是击败退向第聂伯河的德国人，不让他们通过桥梁安全撤到河西岸，并把德军各集团军、军、师切为碎片。苏军遂行的这项计划差一点取得成功（参见战斗示意图1）。但德国人赢得了奔向第聂伯河的赛跑，尽管只是快了一点点。“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巧妙地指挥着残余的预备力量，他的下属指挥官们也避免了灾难的重演。就遂行机动作战而言，追击中的苏军很难与德军相比，冯·曼施泰因利用麾下各个师，特别是他的装甲师，巧妙地避开红军的打击，后者一再试图合围稳步后撤的德军部队，但未获成功。尽管哈尔科夫1943年8月落入苏军手中（这是战争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但“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后改编为第8集团军）辖内各个军和师针对瓦图京沃罗涅日方面军编成内诸集团军的追击展开了一连串血腥的反突击。

8月19日，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军曾在库尔斯克战胜武装党卫队第2装甲军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面对德国第3装甲军辖下各师（第3装甲师、武装党卫队第2“帝国”装甲师、第5“维京”装甲师）时，却损失了184辆坦克。[6]苏军的进攻停顿下来。但斯大林固执己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解放哈尔科夫。面对德国守军，苏军又投入数百辆坦克，全然不顾高昂的损失，渐渐迫使德军撤离城郊。就在哈尔科夫即将陷入重围之际，冯·曼施泰因不顾希特勒坚守该城的要求，命令施特默尔曼将军遂行防御的第11军于8月22日撤离，从而使该军暂时逃离了斯大林格勒的厄运。

因此，这番后撤期间的态势瞬息万变，就连希特勒也无法及时束缚曼施泰因的双手。尽管如此，曼施泰因还是在后撤过程中被迫飞赴希特勒大本营，与他进行了不下7次的私下交谈。[7]曼施泰因正尽力设法挽救更多的师、坦克和士兵，因为他知道，据守第聂伯河防线需要一切力量。[8]德国人熟练地运用阻滞战术，就像他们在哈尔科夫展示的那样，继续给苏军步兵和坦克部队造成严重损失，迫使胜利在望的苏军的追击速度慢如蜗牛。

德军后卫阻挡住苏军时，“南方”集团军群辖内其他部队集中在第聂伯河的7个渡口处——从北到南依次为基辅、卡涅夫、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扎波罗热（Zaparozhye）、别列斯拉夫（Bereslav）、赫尔松（Kherson）——并蜂拥过河到达安全处。截至9月30日，几乎所有德军部队都已顺利撤过第聂伯河。[9]尽管在坦克、兵力、火炮和飞机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波波夫、罗科索夫斯基、瓦图京、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军队未能拦住德国人。虽说德国人赢得了奔向第聂伯河的赛跑，但守卫该防线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为据守这条广阔的战线〔1943年9月初，该战线从基辅延伸到赫尔松附近的黑海，长度超过400英里（约644千米）〕, “南方”集团军群只有37个师，而且都不是满编师。这个数字相当于每英里防线上只有约80名士兵，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德军兵力匮乏到可笑的程度。[10]东线德军再次面临任务过重而兵力过少的窘境。“南方”集团军群过度拉伸的战线很快会在许多地段遭到突破，最终崩溃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就连为曼施泰因麾下各个师准备的阵地，也只是阻滞苏军的推进而已。

事实证明，沿第聂伯河构建并被寄予厚望的防御阵地，即所谓的“豹—沃坦防线”，其安全性纯属虚幻。这些防御阵地本应做好充分准备，配备野战防御工事、部队掩体、通信线和战壕，还应存有充裕的弹药和其他补给物资，以便疲惫的德军部队恢复实力，并轻松击退苏军预期中的进攻，可当地的德国民政部门和纳粹党官员们根本没有执行这项任务，纳粹党与军队之间的协作糟糕至极。另外，1943年8月12日下达的第10号元首令批准“南方”集团军群准备第聂伯河防御工事，但对负责这项任务的军官们来说，这道命令来得太晚，他们已无法做得更多。[11]

“南方”集团军群后撤中的部队随后发现，这些阵地只在少数地点已完工，例如在基辅。还有些地段充其量只是由“托德组织”的修建队进行过勘测。大部分阵地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沿第聂伯河的许多地段，其边缘生长着许多树木和大片灌木丛，倘若苏军设法在这些地段渡河，会给观察和射击造成困难。另外还有许多沿河地段，苏联人完全可以涉水而过，但这些地点却没有通报给新到达的防御者，许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亲自侦察这些地点。

“南方”集团军群的将士们终于到达他们原以为会是真正的休息地域时，对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深感失望。第57步兵师9月23日在卡涅夫南面沿第聂伯河接管他们的新防御阵地，该师的汉斯·施密德上校这样说道：

他们（士兵们）曾希望在第聂伯河后方找到预有准备的阵地，从而获得休整。可除了俄国人，他们既没有找到既设阵地，也未得到迎接招待。结果，他们的情绪一落千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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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像他这样的军官和士兵逃过第聂伯河后，被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彻底惊呆了。出于对自己国家宣传广播的信任，德军士兵们根本无法相信，为他们准备的防御阵地只完成了这么一点点。但对曼施泰因麾下第1、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将士们（在乌克兰从事战斗的大多数德军士兵隶属这几个集团军）来说，缺乏预有准备的防御阵地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问题，苏军根本不会给他们喘息之机。

到1943年10月第一周，苏联红军已沿第聂伯河在数个地点建立起登陆场。虽然德国人在最后一批部队撤过第聂伯河后就将河上的所有桥梁炸毁了，但苏军士兵利用一切可用材料，例如以数块木板扎成的木筏、渔民的小船和拉索渡船，展开大量小规模渡河行动。在此期间，苏军指挥员和部队展现出强烈的个人主动性，这与德国人断言他们的对手缺乏这种特点的说法完全相反，并让他们深感意外。

这些小规模登陆场充其量由几百人仓促建立，但在很短时间内改造成大型集结区，规模足以容纳整个团、整个师甚至整个军。德国人意识到这些沿他们侧翼和后方突然出现的苏军阵地构成的危险，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腾出兵力将其彻底消灭。不过，苏军强渡第聂伯河的尝试并非都能取得成功。

苏军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是9月24日—25日投入空降部队，意图夺取卡涅夫的渡口。这场行动由近卫空降兵第1、第3、第4旅担任先锋，目的是夺取卡涅夫的桥梁并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从而阻挡住后撤中的德国第24装甲军，并为瓦图京的机械化力量摧毁足够长的德军防御，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登陆场。另一场辅助突击在南面的莫什内（Moshny）发起，由空降兵第1、第2、第4旅遂行。

可是，这个计划存在严重缺陷，策划欠佳，并以一场灾难而告终，德国人迅速将“维京”师和第19装甲师这些机械化部队投入受威胁地域，击毙或俘虏了80%的苏军空降人员。苏军一股伞兵在格里戈罗夫卡镇（Grigorovka）附近降落，那里恰巧是第112步兵师第258掷弹兵团一个连的集结地。惊奇不已的德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见过这种场景：光天化日之下，数百具降落伞布满他们上方的天空。

几分钟后，德国人恢复了镇定，并展开一场可怕的屠杀，受害者是苏军近卫空降兵第5旅的数百人，他们的飞机偏离了航向。[13]少数幸免于难的苏军伞兵逃离了被俘的厄运，消失进森林中，特别是在切尔卡瑟镇西面的伊尔登（Irdyn）沼泽，他们随后加入了在那里活动的游击队。[14]

苏军其他登陆场，例如位于柳捷日（Lyutezh）、扎波罗热和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的那些，则是更加难啃的硬核桃。尽管德国人1943年10月和11月展开猛烈的反突击，但这些登陆场未被消除，反而成为苏军发动后续攻势、解放整个乌克兰的跳板。一场大规模攻势于1943年10月中旬爆发，北起卡涅夫西北方的柳捷日登陆场，到中央地段的扎波罗热，南至梅利托波尔，苏军投入数十万士兵，外加坦克和火炮。到11月底，德军沿第聂伯河布设的防御阵地摇摇欲坠，“南方”集团军群岌岌可危。

“南方”集团军群第一场重大反击由装甲兵上将劳斯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遂行，从1943年11月中旬延续至12月初，重新夺回重要的交通枢纽日托米尔（Zhitomir），但这场胜利只是延缓了红军的前进速度而已。尽管劳斯的装甲力量暂时获得了些局部利益并击毁了数目可观的敌坦克，但瓦图京将军近期更名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苏军先遣力量于1943年12月下旬突破德军第1、第4装甲集团军的防御。他们解放了数百平方英里土地，一些苏军先头部队甚至已深深楔入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yat），这片沼泽将“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隔开，形成著名的“国防军漏洞”（Wehrmachtsloch），两个德国集团军群一直保持分隔状态，这个缺口直到1944年4月下旬才被后撤中的德军部队封闭。[15]

1944年1月初，随着苏军在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和基洛沃格勒（Kirovograd）战役期间进一步获得战果，除了南面狭小的尼科波尔（Nikopol）登陆场，仍掌握在德国人手里的第聂伯河阵地从北面的卡涅夫延伸到切尔卡瑟西北面数千米处，总长度约为80千米。这就导致“南方”集团军群1944年1月中旬据守着一个过度拉伸、近800千米的正面，这道防线北起罗夫诺（Rovno），向东南方延伸到日托米尔、卡涅夫、科尔孙、什波拉（Shpola）、基洛沃格勒，在尼科波尔，战线转向西南方，直至黑海畔的赫尔松（参见战斗示意图2）。

这形成了东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形，一些德军师实际上占据正面朝西的阵地，而不是他们自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以来便已习惯的正面朝东。正如战斗期间和战后的信件证实的那样，许多德军防御者发现这种前景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如果他们奉命后撤，就不得不先向东行进！[16]

卡涅夫附近德军防线上的突出部惹人注目地伸向第聂伯河，这并非德军统帅部任何具有深远意义的计划所致，而是1943年10月—1944年1月沿整个第聂伯河持续作战的意外结果。这个突出部被苏联人称为“卡涅夫突出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苏军停止了向西面和西南面的进攻，尽管只是暂时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军并未撤出这个正在发展，就连普通士兵都能看清的陷阱，相反，他们接到最高军事机构（希特勒本人）的命令，要求他们坚守阵地，准备向东重新发起进攻。这让冯·曼施泰因和他的参谋人员大伤脑筋，因为他们知道，卡涅夫突出部不啻公开邀请苏联人实施合围。

不幸的是，冯·曼施泰因麾下部队现在被阻止撤离这片脆弱的阵地，因为希特勒下达了坚守令，这道指令只有他本人可以取消。[17]尽管希特勒自诩为出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但相关证据表明，他作为一名战略家才华平平，而他的战术理念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8]实际上，希特勒的坚守令，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的确在1941年/1942年冬季使莫斯科城下的德国军队免遭崩溃和毁灭，但在东线战事的第三个冬季，该措施正迅速变成一种军事学说。

从本质上说，坚守令1942年9月8日正式成为“元首防御令”，这道命令承认苏军不断增强的兵力优势，强调依赖静态防御阵地力图实施防御，并尽可能多地保有既占地域。各部队不得放弃阵地，必须坚守到弹尽粮绝，实际上，这道命令要求他们即便早已丧失成功的机会，也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或者彻底陷入包围。据这方面的一位著名权威称：“希特勒真正想要的是……回归1916年/1917年冬季德军采用‘弹性防御’前那种死板、控制领地的线式防御。”[19]希特勒对战役和战术决策越来越多的干涉，意味着无视这种命令的德军指挥官们要自行承担风险。在斯大林格勒，这种命令导致了一场灾难，保卢斯元帅屈从于希特勒的坚守令，而没有遵照良心行事，结果整个集团军悉数覆灭，但希特勒仍坚信自己的军事方针绝无错误。

极具代表性的是，作为OKH（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指挥东线作战）首脑的希特勒，把卡涅夫突出部看作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该突出部沿第聂伯河形成时，希特勒信心满满，他认为这是个理想的跳板，可用于重新发起进攻，从后方夺回基辅，并把苏军赶过第聂伯河，很快便可以重新发起对莫斯科的进攻。[20]第三帝国兼OKH的首脑之所以抱有如此宏伟的计划，是因为他确实相信，苏军经历了乌克兰冬季战役后已筋疲力尽，这就给德国军队打击一个毫无准备的对手创造了机会。他的想象力完全不受现实情况和部队实际状况（这些情况只有通过视察前线阵地并亲眼看看他的部队是如何生存的才能获得）限制，任由他自由幻想。

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各级指挥官却无法对眼前的情况抱以如此乐观的看法，而且知道他们的兵团并不具备完成如此宏大的任务所需要的战斗力。时任OKH总参谋长的库尔特·蔡茨勒大将也力图说服希特勒批准后撤，但未能成功。不幸的是，到战争这一阶段，自负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几乎已沦为希特勒向东线指挥官下达命令的传声筒，并行使着寥寥无几的宝贵权力，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他们曾享有这种权力。就连曼施泰因对坚守突出部、重夺基辅的强烈反对也未能奏效。希特勒认为，仅凭坚定的意志就足以实现他的目的。因此，卡涅夫突出部务必坚守——部队不得后撤，必须在既占阵地上掘壕据守，而“南方”集团军群应集结其装甲和机械化师，为大规模反攻加以准备。

占据该突出部的是“南方”集团军群辖内两个军——第11和第42军，共编有6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这两个饱受重压的军经历了数周持续不断的战斗，早已疲惫不堪。他们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因为为守卫庞大的正面，这两个军所有作战部队分布得相当稀疏。这两个军分属不同集团军——位于突出部西半部的第42军隶属第1装甲集团军，而东面的第11军则在第8集团军辖下，导致问题更加复杂。

他们向各自的上级部门呈交报告并获取后勤支援，这种情况在包围战最初阶段给部队的指挥、控制和补给造成相当大的麻烦。陷入包围的危险如此明显，为何两个军没有置于一个集团军指挥下，这依然是个谜。或许冯·曼施泰因不想让下属某位集团军司令直接掌握太多或太少的军。

阿道夫·希特勒所有的陆军元帅中，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一个。作为一名公认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大师，曼施泰因也许是德国军事将领中唯一一个既有能力又能根据形势需要发挥创造力的人物。的确，他过去曾多次挫败过红军，特别是在撤往第聂伯河防线这场史诗般的战斗中。除了已得到证明的军事能力，他还具有道德勇气，敢于直面希特勒，后者犯错时，曼施泰因直言不讳，尽管他知道这样做非常危险。

其他将领中，具有同样信念的可能只有海因茨·古德里安和瓦尔特·莫德尔，他们都曾向他们的元首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到1944年1月，这种品质已相当罕见，因为战争这一阶段，希特勒已将大多数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解除职务，例如冯·伦德施泰特（他后来被重新任命为西线总司令）、冯·博克和冯·莱布。准确地说，冯·曼施泰因属于一小批异类——与冯·施里芬、冯·毛奇和鲁登道夫一脉相承的、真正的普鲁士军官。

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出生于1887年11月24日，被过继给没有子嗣的姨妈。埃里希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养父是格奥尔格·冯·曼施泰因将军），在柏林大里歇特菲尔德加入少年候补军官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第2禁卫预备团服役，先后在东线和西线参加战斗，直到1914年身负重伤。战争剩下的日子里，他逐渐升任级别较高的参谋，参加过凡尔登、索姆河战役，以及德军在西线的最后攻势，他在那里服役到战争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继续担任各种参谋职务，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足智多谋、善于思考的总参军官的气质。1935年，他升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这是个权力和影响力极大的职务。

他的上司，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1938年2月被希特勒解职后，曼施泰因也被贬去指挥第18步兵师，这使他在指挥大编制部队方面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同年晚些时候，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参谋长。入侵波兰期间，冯·伦德施泰特大将选中他担任集团军群参谋长，冯·曼施泰因很快卷入对即将发起的入侵法国的行动应采取何种计划的争论中。他的计划是以装甲力量穿越阿登森林，从而迂回马其诺防线，希特勒最终采纳了这项计划，尽管当时曼施泰因已被派去指挥第38军，法国战役期间，他率领该军遂行了许多作战行动。

1941年3月，曼施泰因出任第56装甲军军长，他率领该军在“北方”集团军群编成内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阶段，从东普鲁士冲至伊尔门湖（Ilmen），几乎抵达列宁格勒门前。随后，他出人意料地被调至“南方”集团军群，在那里担任第11集团军司令。他率领该集团军进入克里木，1942年7月征服塞瓦斯托波尔堡垒。为表彰这番成就，希特勒愉快地擢升他为陆军元帅。1942年8月，曼施泰因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被调至列宁格勒前线，担负起夺取该城的重任。尽管他的部队击败了苏军的反攻，并歼灭对方一个集团军，但对列宁格勒重新发起的进攻却因为遥远南方战线的局势而被迫停止。

1942年12月，冯·曼施泰因出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并承担起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解救被困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尽管面临冬季的严寒、巨大的补给问题和苏联红军的无情攻击，但曼施泰因临时拼凑的集团军群辖内部队差一点成功到达被围部队身边，他们距离包围圈咫尺之遥，甚至能看见炮火划过草原的闪光。保卢斯拒绝独自承担下令突围的责任后，被困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命运已定，冯·曼施泰因被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救援部队最终无功而返。

这场磨难给冯·曼施泰因造成很深的影响。不过，“顿河”集团军群很快更名为“南方”集团军群后，他设法让德军恢复了某种程度的好运，他率部包围了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1943年3月重新夺回哈尔科夫，不仅给苏军造成沉重打击，同时挽救了东线德军的右翼。这番壮举迄今为止仍被军事历史学家们视为二战中最出色的战役之一，也为曼施泰因赢得骑士铁十字勋章的橡叶饰。[21]

1943年夏季，他在最终失败的库尔斯克战役中指挥“南方”集团军群，他的部队在苏军防御阵地达成的突破远比冯·克鲁格元帅“中央”集团军群辖内部队的进展深得多。之后，冯·曼施泰因指挥了一场出色的后撤，一路退往第聂伯河，到1944年1月，德军只掌握了河上一小段防线。切尔卡瑟包围圈之战也许是他的军事生涯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冬末的哈尔科夫反击战和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冯·曼施泰因的对手是这场战争中的另一位杰出战地指挥官——苏联最高副统帅、苏维埃第一副国防委员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他们将再次对垒，这一次关乎卡涅夫突出部的命运。

格奥尔吉·朱可夫1896年12月2日出生于卡卢加州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作为一名骑兵军士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专事敌后巡逻，为此两次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这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军事勋章之一。由于对沙皇和俄罗斯当时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满，朱可夫1918年1月加入赤卫队。他被提升为上尉，并在俄国内战期间指挥一个骑兵中队。由于他在1919年察里津战役期间的出色指挥，朱可夫获得苏联红旗勋章。到1923年，年仅27岁的朱可夫已成为骑兵师师长。

20年代和30年代，朱可夫担任过各种战地指挥和参谋职务，同时在夜里继续他的军事研究。朱可夫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兴趣远远超过许多同代人，其他人都惊讶于他居然把空闲时间用来在宿舍里研究地图。在一份勤务评定报告中，他的上级——未来的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描述朱可夫的特点是“意志坚定、果断……主动性很强，而且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种主动性”[22]。但没等战争爆发，苏联差一点失去这位大有前途、日后为国家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年轻指挥员。

斯大林1937年下令对红军领导层展开大清洗时，朱可夫正担任骑兵第3军军长。莫洛托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朱可夫，他的签名出现在数份犯罪文件上，这就使他同所谓的“反动分子”有了牵连。朱可夫对此坚决否认。如果无法让莫洛托夫相信自己，这些“罪证”就会被委员会接受。不过，朱可夫随后调任比亚韦斯托克军区副司令员，这在当时被视为一次降级。

1939年6月1日，朱可夫遵照国防人民委员K．伏罗希洛夫的命令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会议，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这种召见通常意味着被逮捕，随后接受审判。让朱可夫惊讶的是，他被派往蒙古国的哈勒欣河指挥那里的军区，该地区当时正受到在邻近的满洲地区实施扩张的日本人的威胁。在随后的战斗中，朱可夫果断击败日本军队，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才华横溢、进取心十足的大规模机械化力量指挥员的能力。

朱可夫1941年1月出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1941年6月—7月间接二连三的灾难中，他又被选中，负责协调参与交战的数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尽管他对自己是一名参谋人员而不是亲率部队上阵厮杀的指挥员而深感恼火。1941年7月30日，他的愿望得到满足，斯大林派他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该方面军匆匆集结，负责守卫莫斯科接近地。从这一刻到战争结束，朱可夫东奔西走，几乎成了斯大林的个人救火队，赶往一个个危机发生地实施指挥。当年9月，他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承担起该城的防御任务。在他积极而又严厉的领导下，列宁格勒守住了。

当年10月，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济马附近濒临崩溃时，斯大林派朱可夫去那里评估态势，并在必要时接手指挥。朱可夫奉命行事，但到1941年11月，莫斯科遭到德军“台风”行动的直接威胁，对方倾尽全力，意图攻占苏联首都。朱可夫被召回，负责协调各方面军保卫莫斯科的作战行动，朱可夫再次以他典型的进取精神不断激励或申斥那些方面军司令员。德国人未能夺取莫斯科，他们随后在城下的失败已是众所周知，但朱可夫是幕后关键人物之一，他确保了这场伟大胜利的实现。

从1942年8月（朱可夫出任最高副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人民委员）到1943年7月，他作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派驻各方面军的协调员，几乎参与了包括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战役在内的所有重要会战。作为最高统帅部协调员，他的职责要求他指导方面军所有重大行动的战略和战役策划工作，包括作战行动的准备和实施。[23]这段时间里，他很少待在莫斯科。与坐在办公桌后相比，朱可夫更愿意置身前线，协助指挥员们制定作战计划，并把这些计划付诸行动。

如果一场大规模作战行动需要数个方面军协同行动，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话，他会为这种协同提供帮助。针对消灭卡涅夫突出部这场即将到来的攻势，斯大林已命令朱可夫赶赴乌克兰，协调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尽管朱可夫知道自己的职位非常重要，但他更愿意指挥这些大股兵团，而不是担任备受赞扬的参谋人员。他很快就会得到这种机会。

截至1944年1月12日，宽125千米、深90千米的卡涅夫突出部已引起斯大林的关注。朱可夫和他的上级都注意到，德军部队仍沿第聂伯河排列，对苏军两个方面军（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过度拉伸的内翼构成威胁，但也是个机会。如果红军果断行动，就可以包围并歼灭占据突出部的德军部队（去年在斯大林格勒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成功），从而削弱德国人在乌克兰的整个防御。[24]倘若红军迅速行动，也许能在这些德国军和师逃离明显套向他们的绞索前，以一场快速实施的合围战将其歼灭。

幸运的话，这场行动也许不必进行代价高昂的战斗就能完成，就像德国人著名的闪电战，在战争初期曾被证明极为有效。与希特勒夺回基辅并胜利进军莫斯科的宏伟计划不同，苏联人的计划更加务实——如果斯大林决定这样做的话，他至少拥有可执行该计划的力量。他还掌握着主动权，德国人去年夏天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这种主动权，不仅仅在东线，而是在所有战区。第三帝国目前在各处都已转入战略防御。

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决定、冯·曼施泰因和朱可夫的领导，很快将对东线战场整个南翼的作战行动以及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苏军在乌克兰展开攻势，以及1943年夏末和秋季双方奔向第聂伯河的赛跑后形成的态势，为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从而展开另一场与斯大林格勒战役规模相当的行动。他们发誓决不让这个机会从自己手中溜走，自库尔斯克战役以来，这种情况已多次发生。而希特勒固执地想要守住每一寸土地，加之他全然无视专家们的建议，只会使苏联人的任务完成得更加容易，他们当时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

切尔卡瑟战役没有成为第聂伯河畔的另一场“斯大林格勒”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这些因素同元首作为军队统帅应当具备的能力几乎无关。相反，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对战役结果产生了影响，不仅仅是苏联人拟制的计划。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就相互厮杀的双方士兵和他们的领导者也将对战役真正的结局造成极大的影响。

注释

[1] Alan Clark, Barbarossa:The Russian-German Conflict, 1941-45. (New York:Quill Books, 1985), p. 380.

[2]恩斯特·申克1996年7月26日从德国丁克尔斯比尔寄给作者的信件。作者收藏的原件。

[3] Earl F. Ziemke, 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 (Washington, D.C.:The 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66), pp. 216-217.

[4]申克的来信。

[5]汉斯·奎奇1998年1月22日从德国萨勒河畔哈雷寄给作者的信件，第1—4页。

[6] 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The 5th SS-Panzer Division Viking. (Winnepeg, Canada:1.1. Fedorowicz Publishing, 1988), p.124-125.

[7] Clark, p. 372.

[8] Paul Carell, Scorched Earth.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71), pp.354-355.

[9] Erich von Mastein, Lost Victories. (Novato, CA:Presidio Press, 1982), p.475.

[10] Ziemke, p. 174.

[11] Albert Seaton, The Russo-German War 1941-45. (Novato, CA:Presidio Press, 1971), p.378.

[12] Strassner, p. 129.

[13] Carell, pp. 403-405.

[14] Hellmuth Reinhardt, MS#P-116, Russian Airborne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52), pp. 59-60.

[15] Ziemke, p 233.

[16] Mayer, Gerhard.Im Kessel Tscherkassy bei Regimentsstab Artillerie-Regiment 188, 88.1nfanterie-Division, (Heilbronn, Germany:Unpublished private manuscript, 1987), p.127.

[17] Ibid, p. 226.

[18] Ronald Lewin, Hitler's Mistakes. (New York:William and Morrow, Inc., 1984), pp.125-126.

[19] Timothy Wray, Standing Fast:German Defensive Doctrine on the Russian Front during WWII. (Fort Leavenworth, K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86), p. 120.

[20] Alex Buchner, Ostfront 1944:The German Defensive Battle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4. (West Chester,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1991), pp. 20-21.

[21] Correlli Barnett, ed.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Quill Books, 1989), p.221.

[22] Harold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New York:Grove Press, 1993), p.344.

[23] Ibid, p. 353.

[24] Sbornik materialov po izucheniiu optya voiny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study of war experience). No. 14 (Moscow: Voennoe Izdatel'stvo Narodnogo Komissariata Oborony, 1945).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republished as "The Korsun-Shevchenkovsky Operation, January-February 1944, "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June 1994), p. 299-300. Henceforth referred to as Sborn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