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双方的力量

“我们的机动性，曾让我们面对苏军庞大而又缓慢的部队时一直保持优势，可现在，这只是个回忆了。”

——盖伊·萨杰，《被遗忘的士兵》[1]

占据卡涅夫突出部的德军部队自去年7月“堡垒”作战失利以来一直在行军和后撤。这段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曼施泰因的部下们除了白天战斗和夜晚行军外，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常常徘徊于陷入包围的边缘。“南方”集团军群辖内部队没能在安全的第聂伯河后方找到预有准备的阵地，相反，他们发现根本就不存在预设阵地，而且在指定防区甚至可能遭遇苏军“接待委员会”，必须将其驱散或消灭后方能构建一条防线。

衣衫褴褛的德国步兵们疲惫而又憔悴，他们成功地阻挡住苏军各集团军，经过激战，他们守住了大部分第聂伯河防线，尽管到1943年12月，这里已没有太多可供他们防守的东西——面对苏军的无情压力，除了尼科波尔登陆场和卡涅夫突出部，几乎整个第聂伯河西岸都已被放弃。

尽管承受着持续作战的压力，但曼施泰因集团军群辖内部队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战斗力。虽说兵力和火力都处于劣势，但德军师级和师级以下部队在战术灵活性、参谋水平和指挥官的主动性方面都优于苏军部队。在冯·曼施泰因的领导下，“南方”集团军群的士兵们能抵挡住红军的大部分进攻，但曼施泰因很清楚，倘若不尽快采取断然措施，结局不难预料。

在冯·曼施泰因看来，如果希特勒仍不肯给予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自由和援兵，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再也无法继续成功阻挡住苏军。他没有足够的部队、坦克、火炮和飞机守卫这条薄弱而又漫长的防线，更别说发起任何旨在夺回乌克兰战场主动权的进攻了——就像希特勒不断要求他做的那样。

实际上，曼施泰因麾下许多师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第57步兵师的施密德上校简洁地描述了该师的状况：

我们师的战斗力，在同占尽兵力和物资优势的敌人历时数月的战斗中遭到严重削弱。各步兵营的兵力仅剩20%—40%。士气低沉。部队里有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士兵们一直生活在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状态下……部队里已出现愤懑、对上级指挥部门丧失信心的牢骚怪话。[2]

★ ★ ★

虽说“南方”集团军群并非所有师都处于这种糟糕的状况，但第57步兵师绝非个例。冯·曼施泰因麾下所有师都存在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一而已。二战中的德国士兵，他们的韧性和他们对指挥官的信心，时至今日仍是个传奇，可即便德军士兵也有其强度极限。他们的士气能否承受数周包围造成的紧张和压力，这一点仍有待观察。

1944年1月中旬，冯·曼施泰因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编有3个集团军——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中央的第1装甲集团军、南面的第8集团军（霍利特将军与之毗邻的第6集团军位于第聂伯河河曲部，隶属冯·克莱斯特元帅的A集团军群）。据守卡涅夫突出部的两个军隶属两个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分别由汉斯·胡贝大将和步兵上将奥托·韦勒指挥。两位指挥官经验丰富，曾在去年秋季向第聂伯河艰难后撤期间出色地指挥他们的部队。

1943年10月29日，第聂伯河战役高潮期，汉斯·瓦伦丁·胡贝接替失去元首信任的埃贝哈德·冯·马肯森大将担任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胡贝证明自己是个坚定而又称职的指挥官，他积极进取的领导风格对前线士兵影响颇深，他也愿意和他们同风险共患难，这为他赢得“男子汉”（Der Mensch）的称号。1890年10月29日，胡贝出生于瑙姆堡（Naumburg），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胳臂。两次大战之间，他撰写了关于步兵战术的权威教材——《论步兵》，同时还担任步兵教导团——这是德国陆军最好的步兵部队——团长。1939年，他率部参加入侵波兰的战役，“巴巴罗萨”行动期间，他指挥第16装甲师，1941年8月1日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即将投降前，他奉命飞离包围圈，随后被调至意大利前线，在那里，他指挥德军部队尽力拖延盟军攻入西西里。

尽管意大利军队的崩溃给胡贝阻滞盟军在西西里岛推进的任务造成极大的麻烦，但将轴心国军队安全撤至意大利本土仍是个小小的军事奇迹，这也让胡贝被元首视为他急需的将领，希特勒正到处物色这种能挺身而出、英勇奋战的忠诚将领，他不公正地认为，东线高级将领缺乏的正是这种品质。秋冬季第聂伯河防线战役期间，胡贝的表现没有辜负希特勒对他的信赖，他巧妙地指挥着麾下各军各师，特别是他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多次击退马利诺夫斯基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冲击，尽管在此过程中丢失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登陆场和第聂伯河下游的大部分地区。

1944年1月3日，胡贝集团军撤出前线，转调至西北方，插入劳斯将军摇摇欲坠的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这番调动暂时稳定住了局势。冯·曼施泰因此举表明他对胡贝的信心，他知道后者是个英勇无畏的指挥官，但他认为胡贝的乐观态度不太合理，而且太容易受到希特勒影响。[3]涉及卡涅夫突出部的两个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实力较强，编有2个装甲军和2个步兵军。

第8集团军辖1个装甲军和2个步兵军，另外，“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占据了一片军级规模防御地段。步兵上将奥托·韦勒自1943年8月15日起指挥第8集团军，该兵团的前身是“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当时的指挥官——装甲兵上将维尔纳·肯普夫已被冯·曼施泰因解职。奥托·韦勒1894年7月12日出生于大布格维尔德（Grossburgwedel），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在魏玛防卫军服役。这位经验丰富的总参军官引起了冯·曼施泰因的注意，他担任第11集团军司令时，韦勒任该集团军参谋长。

韦勒一直跟随冯·曼施泰因，1942年4月调至冯·克鲁格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任参谋长。韦勒首次出任战地指挥官是1943年4月—8月率领第1军，随后便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冯·曼施泰因对奥托·韦勒再次调至他的麾下非常高兴，称：“韦勒的审慎和临危不惧，曾在克里木战役中经受过严峻考验，在目前的形势下显得尤为珍贵。”[4]的确，韦勒在1943年夏秋季战役期间的表现优异而又熟练。他那冷静的头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发挥重要作用。

苏军很快会展开进攻，而在即将承受这场直接冲击的地区，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共有13万士兵，分属4个军，外加约100辆做好战斗准备的坦克和突击炮。[5]而在卡涅夫突出部内，德军的力量就是前面提到的第11和第42军，共计6.5万名士兵。两个军分别对各自的上级部门负责，这个因素在一开始就导致守卫包围圈的任务复杂化。炮兵上将威廉·施特默尔曼指挥的第11军是韦勒集团军最靠左的一个军。该军最右侧的分界线位于南面的克拉斯诺西尔卡村（Krasnossilka）附近，在那里同尼古劳斯·冯·福曼中将第47装甲军相连。这片防区沿第聂伯河向西北方延伸，长度超过100千米，其左翼在卡涅夫郊外与第42军相连（参见附录9“力量对比”）。

施特默尔曼很快将承担起指挥包围圈内所有部队的重任，他1888年10月23日出生于拉施塔特（Rastatt），作为一名炮兵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是第13军参谋长。1941年1月，施特默尔曼出任第296步兵师师长，率领该师经历了对苏作战第一年，直至1942年3月1日身负重伤。施特默尔曼是个沉默、含蓄而又谦虚的人，1943年12月5日，就在陷入包围几周前，他出任了第11军军长。[6]

施特默尔曼西面，与第11军相邻的是第42军。该军位于胡贝集团军最东端，军右翼同施特默尔曼的左翼在卡涅夫相交。第42军的左翼与步兵上将恩斯特·埃贝哈德·黑尔的第7军在梅德温村（Medvin）相交。第42军军长是步兵上将弗朗茨·马腾克洛特，此时不在部队。因此，代理指挥权交给他的一名师长——特奥巴尔德·利布中将。利布1889年11月25日出生于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也是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这一点几乎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入侵波兰期间，他指挥第27步兵团，1941年6月1日，利布晋升少将，入侵苏联时，他任第290步兵师代理师长。

1942年4月，利布调回德国，1943年2月—3月，他在东线短暂指挥第306步兵师。1943年6月1日，他被擢升为中将，1943年9月3日开始指挥他的第三个师——第112步兵师，并率领该师经历了向第聂伯河防线的艰难后撤，该师的表现非常坚决。11月2日，利布奉命指挥B军级支队，直到该支队临时纳入第42军辖内为止。[7]利布自负而又专横，他并不支持国家社会主义，且具有自主倾向，这使他成为一名桀骜不驯的下属。这些品质使利布在即将到来的磨难中大获裨益。

随着苏军成功实施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和基洛沃格勒攻势，这两个德国军在1月份前两周进入卡涅夫突出部占据防御阵地。正如前文所述，利布和施特默尔曼军共同守卫着残存的第聂伯河防线，自1943年10月初以来，这段防线仅剩80千米仍在德军手中（参见战斗示意图3）。两个军的实力严重不足，仅为编制力量的50%。第11军编有4个师——第57、第72、第389步兵师，外加武装党卫队第5装甲师“维京”师，该师还获得武装党卫队志愿者突击旅“瓦隆人”旅加强，这个武装党卫队旅由说法语的比利时人组成。

上述第57步兵师诞生于巴伐利亚南部，1939年以预备役军人组建。该师经验丰富，参加过1939年的波兰战役和1940年的法国战役，而且全程参与了对苏作战。尽管在渡过第聂伯河期间士气低迷，但该师仍拥有当之无愧的好声誉，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防御能力。第57步兵师的两支主要战斗部队是第199和第217掷弹兵团。该师第三个团，即第179掷弹兵团，由于损失严重，已在几个月前被撤销。该团暂时由第676掷弹兵团替代，后者是从B军级支队辖内第332步兵师暂借的。陷入包围期间，第57步兵师仍拥有5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8门反坦克炮。[8]

第57步兵师师长阿道夫·特洛维茨少将是来自德绍（Dessau）的一名炮兵。特洛维茨出生于1893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1943年9月19日出任第57步兵师师长前，曾指挥过第122和第332步兵师。[9]特洛维茨师在突出部东半部、斯梅拉镇（Smela）西面数千米处占据防御阵地。第72步兵师在其右侧，“维京”师位于其左侧，第57步兵师夹在当中，防线正面朝北，那里是游击队出没的伊尔登沼泽。特洛维茨1944年1月查看新防区后指出：“人手不足，彻日挖掘，整夜未睡，防线正面过于宽大。没人能做到这一点。”[10]

位于第57步兵师右侧的是第72步兵师，这也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该师组建于1939年9月，由莫赛尔（Mosell）地区常备军第105和第124团，再加上第266预备役团合并而成。该师1940年在西线、1941年在希腊，以及在东线的作战记录非常出色，自1941年6月22日以来，该师一直在战斗。由于参加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争夺战，第72步兵师获得特别嘉奖，在那里，他们攻克了萨蓬（Sapun）高地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炮台。

第57步兵师1943年转隶“中央”集团军群后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当年秋季重新调回“南方”集团军群。1943年12月期间，该师在切尔卡瑟镇短暂陷入包围，国防军《每日公报》（Wehrmachtbericht）曾两次提名表扬该师的表现。突围后，第72步兵师同友邻部队撤至切尔卡瑟西南面的丘陵，该师在卡涅夫突出部内的防御阵地正面朝东，依托由南向北奔流的苏霍伊塔什雷克河（Sukhoi Tashlyk）。第72步兵师防线左翼在斯梅拉镇与第57步兵师相连。以1944年年初的标准看，该师配备的重武器还算不错，陷入包围时，他们拥有45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14门反坦克炮。[11]

与相邻的第57步兵师不同，第72步兵师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士气，这要归功于该师的军官和军士们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该师师长赫尔曼·霍恩博士上校1897年出生于伦兴（Renchen）, 1943年12月23日出任该师师长前，他曾指挥过一个步兵营和该师的两个步兵团，最终成功晋升师长，对一名军衔相对较低的军官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高度褒奖。[12]作为一名英勇而又精力旺盛的指挥官，霍恩在师里培养起一种精神，包围战期间，这种精神将反复出现。

施特默尔曼麾下第三个师是来自黑森（Hessian）的第389步兵师，1943年夏季在法国组建。该师到达东线相对较晚，其绰号为“莱茵黄金”师，是以去年冬季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覆灭师的番号重建的。该师先是沿法国海岸执行占领任务，1943年10月调至东线，立刻投入第聂伯河防线的战斗，作战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1943年12月底至1944年1月初撤离切尔卡瑟期间，该师3个团（第544、第545、第546掷弹兵团）辖内各步兵连均遭到严重损失。

为加强这支虚弱的部队，第167步兵师第331和第339掷弹兵团各抽调一个营补充给第389师。虽然后者的实力得到可喜的增强，但其前沿阵地的防御力量，每15米还不到一个人。该师师长库尔特·克鲁泽少将1895年出生于新施特雷利茨（Neustrelitz），是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和他的军长一样，克鲁泽也是一名炮兵，1943年6月1日出任师长前指挥过第186炮兵团。[13]第389步兵师部署在第11军最右侧，其防区右翼同第47装甲军辖下的第3装甲师相邻，左翼则与赫尔曼·霍恩第72步兵师相接。

克鲁泽的师位于苏军计划中的主要突击地段，这份“殊荣”毫不令人羡慕，敌人的14个师很快将扑向他们的防御阵地。第389步兵师在上个月的战斗中遭受重创后，仍有26门火炮和12门反坦克炮，它们很快会派上用场。虽然在此前的战斗中暴露出弱点，但第389步兵师将在随后的鏖战中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在防区内构设的野战防御工事相当完善，苏军战后报告中提到了这个情况。

第11军辖内第四个师是“维京”师。该师组建于1940年12月1日，最初是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机械化师，与几个现有武装党卫队步兵团合并而成，这支部队作为武装党卫队首个大批吸收北欧血统志愿者（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另外还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人员，例如瑞士和芬兰）的师而出名。该师首任师长——武装党卫队上将菲利克斯·施泰纳将自己的战斗精神灌输给师里的士兵，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量，作为一支高度可靠、斗志顽强的部队，该师迅速在东线战役中赢得声誉。

虽然“维京”师没有参加库尔斯克战役，但撤往第聂伯河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哈尔科夫防御战中，该师一天内击毁84辆敌坦克，这使他们在1943年8月20日获得集团军司令韦勒将军的赞扬。[14]1942年11月，该师改编为装甲掷弹兵师，在编制上增加了一个装甲营，并奢侈地配备了大批重武器，这大大加强了该师的攻击力，尽管他们被迫放弃3个步兵团中的一个。剩下的两个装甲掷弹兵团分别命名为“日耳曼尼亚”团和“西欧”团，每个团编有3个营，比陆军装甲掷弹兵团多一个营。1943年10月，“维京”师再次改编，这次成为装甲师，但该师的装甲团团部和第二个装甲营仍在德国组建、装备，直到切尔卡瑟战役结束后的1944年4月才加入“维京”师。

“维京”师师长自1942年11月以来一直是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队少将赫伯特·奥托·吉勒。他1897年3月8日出生于哈尔茨山脉的巴特甘德斯海姆（Bad Gandersheim）, 1914年—1918年间担任过炮兵军官。他1934年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1940年指挥“维京”师的炮兵团，带领该团经历了对苏战争的头两年。吉勒在师里受到广泛的尊重和钦佩，对他的部下来说就像父亲一样。由于表现英勇，吉勒多次获得勋章，1943年11月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橡叶饰。吉勒生性乐观而又自信，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任务是无望或无法做到的。[15]

尽管吉勒被武装党卫队同僚和陆军将领视为具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军人，倘若情况需要就能做到冷酷无情，但他并非纳粹。实际上，据这方面的权威海因茨·赫内说，吉勒是个“完全不讲政治的军官，从不根据意识形态去做任何事情”。战争初期曾发生过一起特殊事件，表明了他对国社党和党卫队统治集团的态度。1942年1月在苏联作战期间，吉勒是师里的炮兵团团长，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雅各布·菲克担任“维京”师“政治思想观察员”，他赶来拜访吉勒，吉勒却明确表示，他不欢迎菲克。

两人的交谈就当着另一些见证人的面，吉勒对菲克咆哮道：“穿褐色衬衫的家伙不允许待在这个具有贵族风度的炮兵团里。我会派一个清理组到你房间去。”[16]菲克写了封信，把吉勒的态度向他的上级——希姆莱总部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做了汇报，但毫无结果，可能是因为施泰纳将军为了自己的下属而插手干预。这起事件说明，后来出任师长的吉勒对自己的部下十分忠诚。

吉勒的果敢——更不必说“维京”师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力——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极大地强化德军的防御努力。陷入包围前，吉勒师仍有36门火炮，其中包括16门自行火炮。“维京”师的兵力高达1.4万人，是卡涅夫突出部内实力最强的一个师。尽管该师有两个装甲掷弹兵营缺阵（一个营在南斯拉夫，另一个营在德国重新装备新式装甲运兵车），但得到武装党卫队“纳尔瓦”志愿者营加强，这个营由爱沙尼亚志愿者组成。“瓦隆人”志愿者旅也被调拨给“维京”师，虽然该旅的活动多少有些独立性。

吉勒师还拥有一个配备25辆四号坦克的装甲营，教导连有12辆三号坦克，外加6辆突击炮，这使“维京”师成为施特默尔曼第11军辖内唯一一个具有进攻能力的师。[17]但“维京”师最初沿第聂伯河防线排列，从卡涅夫到奥尔洛维茨（Orlovets），远离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

第11军战斗序列中的瓦隆人旅正式番号是武装党卫队第5“瓦隆人”志愿者突击旅。该旅最初隶属陆军，1942年夏季调至东线，奋战于顿河前线及高加索山脉，以其英勇的作风和激情（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技能的话），赢得了德国战友们的尊重。1943年6月1日转入武装党卫队后，这支部队改编为一个独立摩托化旅，拥有自己的炮兵、工兵、反坦克和防空部队。

暂时配属给“瓦隆人”旅的还有一个配备10辆75毫米自行火炮的突击炮营，该营借自武装党卫队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后者正在巴尔干地区接受改装。“瓦隆人”旅打算成为德国与欧洲合作的一个样板，这些志愿者希望他们作为党卫队成员形成一支新的、包括所有欧洲人在内的军队的基础，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共产主义。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否打算满足他们的愿望，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8]

“瓦隆人”旅旅长是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卢西恩·利珀特，一名29岁的前比利时陆军参谋部军官。利珀特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军事学院，并以干练、沉着的领导而著称。他的副手是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莱昂·德格雷勒，他是比利时“雷克斯”党领导人，也是战前比利时较有名望的政治家，他希望这个旅在东方作战，能让他的瓦隆人同胞在比利时勃艮第省赢得一片独立家园。

“瓦隆人”旅的2000人被置于“维京”师作战指挥下，该旅占据12千米长的防区，从第聂伯河附近的莫什内一直延伸到斯塔罗谢利耶镇（Staroselye）。该旅1943年11月11日抵达该地区后，参加了对红军和游击队的进攻及防御作战。[19]据苏联方面的一份资料称，这个旅完全由“黑社会的恶棍和最坏的雇佣兵”组成，而瓦隆人却认为自己是比利时和欧洲文明最优秀传统的化身。该旅尚未和师里其他部队协同演练过，因此吉勒决定，给该旅派去一名德国作战官兼联络员。

除了辖内步兵师，第11军还建立了3个独立炮兵连，共拥有从105毫米榴弹炮到170毫米加农炮在内的15门火炮。该军还有4个工兵支队，规模从连级到营级不等。另一支军直属部队是第239突击炮旅，配有17辆突击炮，这是除武装党卫队外该军唯一的装甲力量。第11军还拥有常规数量的通信、军械、补给、运输和维修部队，对一支现代化军队而言，这些单位必不可少。

总之，截至1944年1月24日，第11军约有3.5万名士兵，不包括数千名辅助人员和“希维人”。[20]除了能从“维京”师抽调些兵力外，施特默尔曼没有任何预备队。他唯一的优势是，稀疏分散的德军部队对面之敌不知道德军主防线的确切位置，这迫使对方不得不在进攻发起前一天实施战斗侦察。

第42军占据突出部北面和西面的阵地，编有两个实力受损的师。该军只有3万人，没有坦克，也没有突击炮。突出部北部，从第聂伯河畔的卡涅夫（该军在这里与第11军相连）到博古斯拉夫镇（Boguslav），由B军级支队据守。如前所述，该支队以3个受损师——第112、第255、第332师级战斗群——的残部组成。这些团级规模的战斗群，每个都由2个步兵营合并而成，就像恩斯特·申克的部队，外加一个团属步兵炮连和一个反坦克炮连。1943年11月2日，该支队按照一个军的标准编组时，已解散的第112步兵师提供了师部人员和支援单位，B军级支队在战术上作为一个师使用。

尽管该军级支队的组建是出于损失，但用利布将军的话说，该支队的“实力相当于一个很好的师”。[21]马腾克洛特将军缺席，利布暂代军长时，汉斯-约阿希姆·福凯特上校出任B军级支队代理指挥官。福凯特1895年出生于不伦瑞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炮兵中尉。战后，他继续在魏玛防卫军服役，“巴巴罗萨”行动期间，福凯特指挥过第223步兵师第223炮兵团。福凯特的军级支队拥有43门火炮和9门反坦克炮，其中包括一门威力强大的PAK43反坦克炮，这种新型88毫米反坦克炮刚刚推出不久。B军级支队大部分防御地段由开阔的草原构成，每年的这个时节特别适合坦克进攻。但这里只遭到轻微的攻击，因此，苏军展开进攻时，这里就成为抽调预备队加强突出部内其他摇摇欲坠的阵地的首要来源。

第42军辖内另一个师是第88步兵师，部署在B军级支队左侧，正面朝西，在梅德温附近与友邻第7军辖下汉斯-约阿希姆·冯·霍恩中将的第198步兵师相连。[22]第88步兵师组建于1939年12月1日，主要是以纽伦堡和拜罗伊特地区的巴伐利亚预备役人员组成，另外还有许多奥地利人。该师参加过法国战役，之后沿法国的比斯开湾执行占领勤务。

1941年12月，“中央”集团军群陷入险境时，第88步兵师调至俄国，在激烈的冬季战役中表现优异，特别是该师投入战斗时根本没有冬装和相关装备。该师1943年7月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和撤往第聂伯河的战斗，基辅战役期间，这个师差一点陷入包围，1943年9月11日转隶“南方”集团军群。[23]苏军发起进攻前夕，第88步兵师编有各种说不同语言的不同部队，但实际属于该师的兵力只有5400人。[24]

除该师自身的第245和第248掷弹兵团（该师第三个团——第246掷弹兵团，已被解散），第88步兵师还配属编有两个营兵力的第323师级战斗群，另外还有第168步兵师编成内的第417掷弹兵团，该团正在别处战斗。为加强第88步兵师，第213保安师第318和第177保安团也配属给了该师。带着这些不同的部队，第88步兵师据守着一段宽大的正面防线。1943年12月底，该师被迫撤离白采尔科维（Biala Zerkov），他们疲惫不堪，几乎已消耗殆尽，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被击败了。[25]

第88步兵师师长冯·里特贝格伯爵中将 1898年出生于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父母都是德国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一名炮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魏玛防卫军服役。1940年—1943年，他在法国战役和东线指挥过第31和第131炮兵团。1943年11月12日，里特贝格出任第88步兵师师长，该师当时在日托米尔（Zhitomir）附近实施防御作战。第88师拥有22门各种类型的火炮和7门反坦克炮，但没有突击炮或坦克。该师的宝贵资产是他们的炮兵团，尽管规模不大，但经验非常丰富。事实证明，面对瓦图京即将发起的进攻，第88师炮兵团的这种能力极具价值。

与施特默尔曼军不同，他们好歹获得了一些军级炮兵力量支援，而利布第42军只有一个炮兵连为辖内各师提供炮火支援。另外，他也只有一个工兵营，当然，他也有一些军直属支援部队——后勤补给单位、弹药和补给站等。突出部内还有一个由中年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地方自卫队”营和第810亚美尼亚步兵营，后者由忠诚度可疑的亚美尼亚志愿者组成。除了两个铁路修建工兵连外，突出部内的德军总兵力略超过6.5万人，外加50辆坦克和突击炮、218门火炮和步兵炮、51门反坦克炮。[26]但如果把他们据守的防线纳入计算的话，这种看似强大的火力就太过稀疏了——实际上，这相当于每千米不到2门的火炮密度，就连和平时期的炮火示范都不够，更别说用于抗击红军的战斗了。

不过，为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两个军辖内部队疯狂构设防御阵地，准备抗击红军即将到来的进攻。苏军的战后报告指出，德国人构设的防御非常好，配有许多防空洞、掩体、火炮发射阵地和交通壕。他们有效利用关键地形，以及诸多小河和溪流，这使他们的防御力量得以加强。[27]第11和第42军的将士们被迫依靠野战防御工事弥补兵力的不足。除了精心构设的防御阵地，苏联人认为德军在突出部内还有另一支编有大批兵力的部队。尽管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却极大地影响到苏军的作战计划。

不同的德军部队混杂在一起，为红军军事情报专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他们的任务是弄清突出部内的德军战斗序列。除了前面提到的5个德军师，卡涅夫突出部内还有来自其他师的许多部队，以各种不同规模配属给两个军。如前所述，其中包括另外3个师的营或团，以及各种直属部队，例如炮兵、工兵、突击炮和铁路部队等。通过一些手段——俘虏、无线电拦截和空中侦察等，苏军能够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弄清目标区域内相当完整的情况。他们的情报官员甚至弄到一幅详细标明第42军防御阵地的地图。[28]

苏联情报专家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并据此确定，10个德国师盘踞在突出部内，外加“瓦隆人”旅，而不是只有6个师。他们把每个德国师都标为“存在”，而且是满编力量，行动发起前对双方兵力对比做出必要的计算，这种惯用手法证明红军极为谨慎。由于采用这种保守的方式，红军估计突出部内的德军兵力超过13万，外加1000门火炮和100辆坦克，这个数字比德国人的实际数量多出一倍（火炮方面，德国人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29]

矛盾的是，虽然苏联人高估了突出部内的德军实力，但他们却低估了对方陷入包围期间的抵抗力，以及德军迅速发起救援行动的能力。这是苏军情报部门错误估计德军情况的一个明确案例。尽管如此，在苏联人看来，这似乎是个密集而又强大的集团，具有威胁基辅或基洛沃格勒的能力，因而必须将其消灭。如前所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尽管希特勒希望重新夺回基辅，但排列在突出部内的德军部队几乎不足以守住该突出部，更别说发起进攻了。两个德国军被迫防御一道超过200千米的正面，在这道绵亘防线上的兵力捉襟见肘。相邻部队间的缺口只能靠昼间的徒步巡逻加以掩护。连级或营级局部预备队用于对敌人的突破实施反冲击并恢复防线。[30]导致这些困难更趋复杂的是，除了前面提及的兵力不足，还要加上重武器（特别是坦克和突击炮）、机动车辆、燃料、弹药、通讯设备的短缺。而乌克兰游击队在草原上四处活动，既打德国人，也打俄国人。

一连串令人沮丧的情况中唯一的亮点是，就在两周前，德国占领当局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镇的机场上囤积了大量食物。这是根据第1装甲集团军的命令采取的措施，该集团军两周前要求转运补给物资，以便为第42军撤至罗西河（Ross）做好准备。[31]尽管希特勒拒绝了后撤请求，但食物和补给物资却运抵并留在了那里。就算德国人不得不慷慨赴死，他们至少能填饱肚子。

另一个问题是德军防御阵地缺乏纵深，上至集团军群司令部，下到连长，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事实。一旦红军突破德军防御，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直扑布格河、黑海，甚至是罗马尼亚边境。黑海畔的敖德萨港对被困于克里木半岛的第17集团军而言是一条生命线，离乌克兰第2方面军设在基洛沃格勒的司令部只有200千米。“南方”集团军群和第11、第42军一样，几乎没有预备队，所有可用的装甲或机械化兵团都被投入持续进行的防御作战中。[32]

实际上，苏军未能奔向黑海，这一点后来让曼施泰因深感困惑，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处于红军的位置，他肯定会这样做。倘若红军发起一场庞大的纵深突击，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对方。[33]红军的注意力集中于歼灭很快将被困在突出部内的德军部队，从而错失了获得更大战果的机会，使饱受重压的德国人得到了一个获取援兵的机会，并对此困惑不已。实际上，曾经强大的德国国防军，进入俄国作战两年半后，现在已成强弩之末。

到1943年/1944年冬季，德国陆军已无法弥补其人员和装备的损失。这种状况的一个标志是他们不得不建立“军级支队”。这种编制是把2—3个实力耗尽、仅剩团级兵力的师合并起来，力图为那些军长提供一支至少能执行师级作战行动的部队。B军级支队的存在很快扰乱了红军对德军战斗序列的计算，他们认为该支队编有3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个。

另外，突出部内的一个德国师负责防御的正面过宽。例如，“维京”师不得不沿第聂伯河防御的正面超过80千米。[34]希特勒坚守每一寸土地的决定实际上分散了德军最迫切需要的战斗力。更糟糕的是，部队被迫占据的地域并不适合防御，而一场短暂的后撤就能让他们充分利用关键地形。尽管冯·曼施泰因、胡贝、韦勒1月初多次向OKH（即希特勒）提出请求，但希特勒拒绝批准部队撤出卡涅夫突出部，导致情况更趋复杂。

因此，到1944年1月中旬，希特勒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已过度拉伸，而且疲惫不堪。冯·曼施泰因没有可用的预备队抗击苏军的任何冲击，除非他决定从麾下其他集团军抽调部队，不管怎样，他们已投入正在进行的作战行动。过去4个月里，他多次被迫采用这种战术，拆东墙补西墙，但冯·曼施泰因无法实施一场无限期的静态防御。因此，“南方”集团军群很容易遭受机动作战的攻击，这恰恰是斯大林及其将领们正在考虑的。

另一个开始影响德军作战表现的因素是，他们的士气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去年夏季和秋季遭遇的逆转在部队中（装甲兵团的精英部队或武装党卫队除外）产生某种宿命论，他们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事实证明，苏联这个所谓的“劣等民族”是个强大的对手。个别德军士兵开始害怕红军，并逐渐对伊万们产生了很大的敬意——“伊万”是他们对苏军士兵的称谓。红军机械化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的趋势，则是另一个发展中的不祥之兆。

许多德军士兵最害怕的是陷入包围并被抛弃，就像保卢斯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的那种情况。这种信心危机将在战斗期间数次体现出来。[35]红军越来越精通机械化作战，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已同德国人旗鼓相当，这一点在1942年—1943年间得到承认，但很少公开提及。就连坚强的武装党卫队将军马克斯·西蒙也钦佩地写下苏军的技能和顽强，并强调德国人的坚韧和自我牺牲已不足以保证德国能赢得最终的胜利。[36]

德军士兵的素质也不再像1941年6月22日那样高，当时的德国国防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现在充斥部队的人员——换作过去会在医学上被认为不适合服役——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后方补充训练营的训练标准已降低，受训时间也缩短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似乎有所欠缺。德国空军和海军的许多人员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调入地面作战部队，他们对前线的条件发出痛苦的抱怨。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记述描绘了这种情况，与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卡尔·克罗伊茨有关，他当时指挥着武装党卫队第2“帝国”装甲师的一个炮兵营：

直到月底，我们终于得到一些补充兵……大多是来自训练营的年轻小伙，还有几名曾在意大利服役的军官和军士。他们很快就对这里的寒冷大加抱怨。这帮人整日整夜地生火取暖，拆掉了许多木制外屋充当柴火，这些木屋本来会很有用。我找机会就这个问题严厉批评了他们，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温度计显示当日的温度降至零下10摄氏度，这难道不反常吗？我告诉他，他很快就会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届时，温度计不是零下10摄氏度而是零下25摄氏度，而且到1月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听我这么一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崩溃了，并啜泣起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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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德国陆军对苏作战第一年伤亡80万人后，再也无法弥补其巨大的人力损失。就连希特勒的精锐卫队——武装党卫队也被迫接受了东欧的德裔和其他地区的非德裔人员，以此解决人力危机。“维京”师里甚至有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但这些人的表现非常令人满意，他们的德国兄弟也给予了他们战友般的欢迎。

随着德军的损失不断上升，加之新来的补充兵对东线的战斗越来越缺乏准备，士气也不断下降，整体战斗力开始显现出明显衰退的迹象。尽管梳理后方梯队获得更多补充兵是个临时性解决方案，但这又导致后勤日趋紧张，反而对战斗力造成了影响。世界上显然没有哪支军队能无限期地承受这种趋势。可是，虽然红军也遭受到巨大的伤亡（截至1943年12月，苏联人各种类型的伤亡高达1900万），但他们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东线战事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出色。[38]负责切断并歼灭卡涅夫突出部内德军的红军部队显然从这种趋势中获益。他们的力量明显让这场战役中的德国人相形见绌。

为遂行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西方国家称之为“切尔卡瑟战役”或“科尔孙包围圈”），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通过朱可夫元帅，于1944年1月12日命令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立即结束各自战区内的进攻行动，并着手策划一场合围，困住突出部内的德军部队。[39]两个方面军并未以全部力量展开行动，因为自1943年11月中旬以来，他们在乌克兰对德军展开了连续作战行动，根本没时间准备这场新战役。特别是瓦图京方面军，该方面军沿东西轴线排列在一片相当宽大的区域，东起第聂伯河，西至舍佩托夫卡镇（Shepetovka），在这些地段，他的部队仍在同劳斯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交战。为执行新战役中他负责的部分，瓦图京只能投入3个集团军——第27、第40集团军和新组建的坦克第6集团军。前两个集团军自1月第二周停止前进后便进入相应位置，和对面的德军部队一样，他们已熟悉自己的作战地带。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已成为斯大林最年轻、最受信赖的方面军司令员之一。他1900年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瓦图京的军旅生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他在沙皇的一个骑兵团服役。他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1921年俄国内战期间，他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渐升至骑兵师师长，这证明了他极具活力的指挥才能和战术智慧，以及他的共产主义热情。他是一名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他在后来的事件中很可能保留了自己的观点，而许多军衔比他高的指挥员违背了这种生存法则，因而招致致命的后果。

自战争爆发以来，瓦图京的职业生涯宛如一颗流星，当时他是苏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德国1941年6月入侵苏联，瓦图京被派至乌克兰，在铁木辛哥元帅麾下指挥一个集团军，在那里，他败在冯·伦德施泰特“南方”集团军群手下。瓦图京是个急躁、容易激动的指挥员，他的勇敢和大胆使得斯大林对他刮目相看，朱可夫告诉斯大林，具有这些特点的瓦图京是指挥快速力量的理想人选。[40]瓦图京首次担任方面军指挥员是指挥西北方面军，他1942年3月29日出任这一职务，以便消灭杰米扬斯克包围圈内的德军部队。

虽然德国人最终从他手中溜走，但瓦图京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个能干且充满活力的指挥员，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他值得信赖。[41]瓦图京与德国人所能投入的最好的部队交战，虽说并非总能获胜，却让他学到很多技能。在一份记录中，瓦图京被描述为“魁梧，方脸，看上去很好斗”，他硕大的头颅离肩膀太近，以至于部下们称他为“没脖子的人”，他是个严厉的指挥员，但总是与部下们一同承受战场上的艰难困苦。[42]瓦图京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前身是沃罗涅日方面军，而在此之前（自1942年10月起），瓦图京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他用于对付据守突出部之敌的3个集团军都是经验丰富的兵团，也很有能力。

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特罗菲缅科中将指挥的第27集团军编有三个步兵师和第54、第159筑垒地域，部署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最左侧，其东翼毗邻卡涅夫附近的第聂伯河河段。步兵第206师紧靠第聂伯河，面对德国B军级支队。两个筑垒地域部分面对德军B军级支队，同时面对德军第88步兵师占据的大部分地段。步兵第337和第180师被指定为突破力量，面对德军第88和第198步兵师的内翼，也就是这两个师的战术分界线。除了这些兵团，特罗菲缅科还有3个重型迫击炮兵团、3个炮兵团、1个重型反坦克炮兵团，另外还有常规数量的工兵、后勤和运输人员，特罗菲缅科的总兵力为28348人，以德军标准看，勉强达到军级规模。由于第27集团军主要发挥静态作用，因而没有配备坦克。

特罗菲缅科战斗序列中最奇特的部队当属上面提到的第54和第159筑垒地域。这些奇怪的编制（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围绕一个师部组建，纯粹用于静态部署，依靠大批自动武器、迫击炮和火炮，而不是大量兵力，他们是获得加强的警戒部队，其目的是为了守住前线地段，以便苏军统帅部把大批部队调至其他地方。两个筑垒地域的主力是第404、第496、第512、第513机炮营。虽然不适合进攻，但这些所谓的筑垒地域可以牵制大批德军部队，对方指挥官通常会认为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对手。这就迫使德国人在防线上留下比实际所需更多的部队，红军在其他地段发起主要突击时，筑垒地域牵制着这里的德军。

菲利普·费多谢耶维奇·日马琴科中将指挥的第40集团军位于特罗菲缅科集团军右侧，编有3个步兵军（第50、第51、第104军），共辖9个步兵师和1个空降兵师（近卫空降兵第4师）。位于德军第7军对面的日马琴科集团军获得加强，以帮助他完成“协助打开突破口，为后续坦克突击创造条件”的任务。第40集团军的总兵力为33726人，与其编制实力相差甚远，但该集团军得到7个炮兵团、若干迫击炮兵团和3个重型反坦克炮兵团加强。由于这股力量将对一个德军师（第198步兵师）展开冲击，苏军的成功似乎已得到保证。

新组建的坦克第6集团军将在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将军指挥下发起猛烈冲击。该集团军编有两个军——近卫坦克第5军和机械化第5军，这两个军在去年12月基辅周围的激烈战斗中表现出色。近卫坦克第5军辖3个近卫坦克团——第20、第21和第22团，主要配备T-34坦克。该军还获得近卫摩托化步兵第6旅加强。机械化第5军编有3个机械化旅（第2、第9、第45旅），外加坦克第233旅，该旅部分配备美制M4谢尔曼坦克。[43]两个军都配有3—4个自行炮兵团、1个自行反坦克炮兵团和其他支援单位。

为弥补新建坦克集团军步兵兵力的不足，瓦图京把步兵第47军转隶坦克第6集团军，该军原本隶属特罗菲缅科集团军，编有3个步兵师（第136、第167、第359师）。在坦克第6集团军内，瓦图京进行了一番调整，他希望以士兵的丰富经验和指挥员的大胆英勇（例如机械化第5军军长沃尔科夫将军）弥补数量的不足。可是，克拉夫琴科不得不在没有合适的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现在根本没时间组建或训练一个指挥部。他也没有获得所需要的通信设备，以便同麾下两个军及瓦图京司令部进行联系。制定作战计划和控制战役中自己负责的相关部分需要配备最基本的参谋人员，克拉夫琴科将使用近卫坦克第5军的军部和通信设施。

克拉夫琴科1899年出生于乌克兰，1917年，他还是一名18岁的工厂工人时便投身革命。此后不久，他加入红军一个步兵营，并参加了俄国内战，1921年出任步兵第44师第1团团长。克拉夫琴科成为波尔塔瓦步兵学校学员接受专业军事培训时，结识了他的学长尼古拉·瓦图京，20年后，后者成为克拉夫琴科的上司。健壮的克拉夫琴科中等身材，长着一张被描述为“典型俄国人的面孔”，这使他很难在一支工农军队中引起别人的注意。

克拉夫琴科是个复杂而又沉默的人，他的行动和思维快速而又敏捷，这与他笨拙的外表完全不符。两次大战之间，克拉夫琴科担任过各种指挥和参谋职务。20年代中期，他被派到列宁格勒参加装甲坦克培训班。他的一位教官极大地影响到他对坦克战——当时这还是一门新生科学——的看法，这位教官就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苏军坦克力量之父。图哈切夫斯基发现克拉夫琴科是一个专注听讲的学员。他评价克拉夫琴科是个“军事事务方面的好学员，博学多才，一个好人，具有坚定的性格……”。[44]

克拉夫琴科1939年出任步兵第61师参谋长，这是个重要的职务。苏芬战争1939年爆发时，克拉夫琴科奉命协助组建摩托化步兵第173师，并跟随该师赶至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参加了红军付出高昂代价的冬季攻势。尽管苏军表现拙劣，但克拉夫琴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因为个人的勇敢表现而获得红旗勋章。1940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他一直担任机械化第18军参谋长。而他1941年—1944年的经历，则是许多同时代人的典型代表。尽管他很勇敢，也颇具领导能力，但他的军还是被德国人打垮，并被迫后撤。他指挥过坦克第31旅，后又担任坦克第1军参谋长，1942年夏季指挥坦克第2军。他通过战斗艰难地学习战争艺术，而且经常遭遇失败。

克拉夫琴科被擢升为少将后出任坦克第4军军长，正好赶上1942年11月的斯大林格勒反攻，他的坦克军11月23日与机械化第4军在卡拉奇附近会合，从而封闭了对德军第6集团军的合围。这场战役为克拉夫琴科这位杰出的坦克指挥官赢得声誉。1943年2月，他的兵团更名为近卫坦克第5军，该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在那里，他把大肆鼓吹的“大德意志”师打得停滞不前，随后追击退却中的德军至第聂伯河。最令他名扬沙场的是1943年11月率部解放基辅，他的部队担任先锋，从柳捷日登陆场发起冲击，一举夺得基辅北部。为表彰他和他的兵团取得的功绩，克拉夫琴科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他已明确证明自己获得进一步晋升的能力，并展示了作为一名指挥员的远大前程，这些因素促使他的老朋友瓦图京选择他担任新组建的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

指挥部是新的，但辖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部队，尽管他们遭受了战斗耗损。就在一周前，克拉夫琴科麾下所有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一直在文尼察附近同赫尔曼·巴尔克中将的第48装甲军进行激烈交战，导致该集团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大为减少，总共只有190辆，而不是编制规定的375辆。[45]瓦图京麾下两个步兵集团军的任务是沿突出部北部和西北部围住德国人，苏方预计，德军在这里展开进攻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将有助于形成一道防御地带，抗击德军的一切救援企图。

步兵兵团相对缺乏机动性，这将拖累克拉夫琴科的坦克力量，因为一旦坦克集团军达成突破而步兵无法跟上的话，落单的坦克很容易遭到敌步兵和反坦克武器的打击。除了上述战斗部队，瓦图京方面军还拥有另外8个炮兵和迫击炮兵旅或营，外加一个配备SU-76自行火炮的自行反坦克炮兵团。总之，瓦图京最初将从他的方面军投入近9万名士兵、210辆坦克或自行火炮，外加数百门火炮和重型迫击炮。

东面，科涅夫将军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部署在基洛沃格勒附近。该方面军占据的阵地从西北方的切尔卡瑟（方面军右翼在那里依傍第聂伯河）延伸至东南方的基洛沃格勒，自1月头两周以来，他们试图困住德国第8集团军辖下的第47装甲军，但未能成功。尽管在这场攻势中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但科涅夫方面军仍能在这场战役的初期投入16.5万名士兵和323辆坦克及自行火炮。该方面军的任务是从东向西冲击德军据守的突出部，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兹维尼戈罗德卡附近会合，从而完成对卡涅夫突出部内之敌的合围。

科涅夫已成为斯大林最具效力的方面军司令员之一，他和1944年红军里的大多数同辈一样，通过艰难的方式学习战争艺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北德维纳河洛杰伊诺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沙皇军队中担任士官。科涅夫加入布尔什维克后，1918年—1921年间担任政治委员，并在党内升到更高的位置——党代会代表。俄国内战期间，他担任过各种党和军队职务，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而又冷酷无情的领导者。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科涅夫指挥一个步兵师，后担任军长，并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该学院被称为苏联总参学院。科涅夫对党的忠诚从未受到怀疑。1941年5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科涅夫被派至白采尔科维—切尔卡瑟地区，担任第19集团军司令员。因此，他对这片地域非常熟悉，两年半后，他将率领规模大得多的方面军重返该地区。

1941年夏季，科涅夫率领他的集团军抵御冯·伦德施泰特，在随后撤往第聂伯河的过程中被打得大败。尽管科涅夫作为一名集团军司令的初期表现不佳，但他还是在1941年9月21日被擢升为西方面军司令员，这是因为红军当时严重缺乏有能力的指挥员。但科涅夫的运气依然欠佳，一个月后，他麾下的5个集团军在维亚济马附近陷入合围，被迫向德军投降。斯大林认为科涅夫指挥失当（实际上，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斯大林本人），威胁要召开军事法庭，可能会判处他死刑。朱可夫将军救了科涅夫，并为他担保，请求斯大林把他派到自己的加里宁方面军担任副手。

在这个位置上，科涅夫被赋予越来越多的领导职责，1941年10月17日，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科涅夫出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这算稍稍为科涅夫做了平反，不到一个月前，他差点被枪毙。莫斯科保卫战期间，科涅夫的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获得令人垂涎的库图佐夫勋章。1942年8月，他再度出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很快又连续指挥西北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并率领后者参加了库尔斯克的决战。草原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追击德军奔向第聂伯河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涅夫在苏军将领圈中被认为是个野心勃勃而又冷酷的领导者，他会无情地驱使部下们做出最大努力。但在斯大林看来，同科涅夫取得的战果相比，他的任何个人缺点都是可以原谅的。科涅夫非常勇敢，承担了许多在今天看来毫无必要的风险，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科涅夫经常视察前线阵地，以便亲自掌握战场情况。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对作战行动加以精心准备并有条不紊地予以执行，特别强调使用欺骗手段和压倒性炮火准备，相比之下，瓦图京更像个赌徒。[46]

同瓦图京方面军相比，乌克兰第2方面军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编有红军最著名、经验最丰富的一些部队。除了第52和第53集团军，科涅夫方面军还投入近卫第4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排列在北部，位于突出部东面的是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中将的第52集团军，编有步兵第73军（辖步兵第254、第294师），其右翼依傍第聂伯河，面对“维京”师和“瓦隆人”旅的主力。部署在该军左侧的是步兵第78军，辖步兵第373师和步兵第254师的一个团，步兵第254师余部交给步兵第73军。步兵第78军面对的是德军第57和第72步兵师主力。

除了已列出的部队，科罗捷耶夫集团军还有1个独立炮兵团、2个重型迫击炮兵团和几个反坦克炮兵团，外加1个高射炮兵师。这些力量看似强大，但实际上第52集团军的实力严重不足，总兵力只有15886人，而且没有坦克力量。基于这些事实，科罗捷耶夫的部队将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辅助作用，主要用来扰乱、牵制或追击后撤中的德国军队。

部署在第52集团军左侧的是近卫第4集团军，该集团军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为执行作为初期突破力量的任务，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雷若夫少将的近卫集团军已得到大力加强。一般说来，近卫集团军会得到更多兵力、更多火炮和坦克，部队的士气也更高，他们作为一股战斗编成已在过去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为遂行此次战役，雷若夫集团军得到加强，总兵力为45653人，并拥有充足的支援炮兵。在北面同第52集团军相邻的是近卫步兵第20军，编有近卫空降兵第5、第7师，以及近卫步兵第62师和步兵第31师。该军位于德军第72步兵师部分力量和第389步兵师北翼对面。

近卫步兵第21军部署在近卫步兵第20军南面，在德军第389步兵师主力对面占据一片极为狭窄的地段。近卫步兵第21军编有4个师（近卫步兵第69、第94师，步兵第252、第375师），面对分散而又薄弱的对手，该军集中了相当大的战斗力量。为炸开德军防线，雷若夫集团军还获得大批火炮加强。除了各步兵师所辖的炮兵连，集团军还投入3个炮兵旅、2个炮兵团和1个重型迫击炮兵团，外加一个高射炮兵师。雷若夫还获得了一个配有27辆坦克的坦克团，协助步兵达成突破。面对这样一股力量，德国人能抵挡住对方的冲击吗？

近卫第4集团军南面排列着另一支突破兵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加拉宁中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与北面的友军一样，加拉宁集团军也已加强到51043人，成为战役计划安排中实力最强的一股。该集团军编有3个军和1个完整的炮兵师。北面同近卫第4集团军相连的是步兵第26军，辖近卫空降兵第1师、近卫步兵第25师和步兵第6师，这三个师都面对倒霉的德军第389师的南翼。

步兵第26军南面、德国第47装甲军第3装甲师和第106步兵师防区对面，排列着苏军步兵第75军，辖内3个步兵师（第138、第213、第233师）挤在一片10千米宽的狭窄集结区内。该军左翼与步兵第48军相邻，步兵第48军也辖3个师（近卫步兵第14、第66、第89师），都部署在德军第320步兵师主力和已遭到削弱的第11装甲师对面。另外，第53集团军还获得了另外两个步兵师（近卫步兵第78师和步兵第214师），以及炮兵第16师，该师编有4个炮兵旅和1个重型迫击炮兵旅。

为增加已对德军形成压倒性优势的炮兵连数量，加拉宁集团军又获得2个炮兵团、1个炮兵旅、1个高射炮兵师和1个重型迫击炮兵团。第53集团军还有1个坦克团（第189团），该团拥有21辆坦克，估计他们能迅速消灭在初期炮火急袭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德国人。近卫第5集团军部署在加拉宁集团军南面，该集团军在这场战役中只发挥支援作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牵制一切有可能投入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的德军援兵。

科涅夫在这次攻势中的打击力量是坦克兵上将帕维尔·罗特米斯特罗夫率领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这个古怪的布尔什维克老兵戴着一副圆形角框眼镜，留着一副老式的、海象般的胡子，与其他胡须刮得很干净的苏军将领完全不同。不过，尽管看上去像个学者，但罗特米斯特罗夫却是个天生的骑兵，而且已锻炼成一名极具领导和组织能力的将领。罗特米斯特罗夫生于1902年，他的职业生涯与同为坦克集团军司令员的克拉夫琴科非常相似。他首次与坦克打交道是在1935年，当时他被派到中国满洲地区边境附近的远东集团军担任集团军坦克兵主任。

罗特米斯特罗夫作为一名指挥员的首次战斗经历发生在1939年12月的芬兰。到达前线后，他立即受命指挥轻型坦克第35旅的一个坦克营，前任营长已阵亡。[47]红军坦克部队在这场冬季战争中的拙劣表现给罗特米斯特罗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指挥红军坦克部队需要更多的想象力。他认为坦克部队的任务下降到对步兵进行支援会导致坦克很容易遭受敌人反坦克战术的打击。这场战役期间，他学到许多关于如何在严寒条件下使用坦克从事交战的技能，这些经验教训对日后同德国的战争大有裨益。

苏德战争1941年6月爆发后，苏军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雅科夫·费多连科中将想调罗特米斯特罗夫担任他的参谋长。罗特米斯特罗夫没有答应，认为自己应该同部队待在前线，而不是在后方某个安全的司令部里。费多连科一再坚持，罗特米斯特罗夫不为所动。他抓住救命稻草，给约瑟夫·斯大林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在前线服役的愿望。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批准了他的请求，尽管费多连科对这位下属的越级汇报不太高兴。

1941年9月，罗特米斯特罗夫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坦克第8旅，该方面军阻止了德国人的推进，为列宁格勒守卫者完成该城的防御争取到了时间。此后不久，他的旅调至莫斯科前线，他们投入德军前进路线上，在此过程中被切为数段。匆匆重组后，他们参加了朱可夫的冬季反攻，将敌人驱离莫斯科城下，罗特米斯特罗夫获得列宁勋章，他所率的旅也更名为近卫坦克第3旅，以表彰他们的英勇和奉献精神。

1942年春季，罗特米斯特罗夫奉命组建坦克第7军，并率领该军在整个夏季战役期间抗击奔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尽管这个新组建的坦克军顽强奋战，坦克数量减少到35辆，但他们无法阻止德军攻向斯大林格勒。就在他的坦克军舔舐伤口之际，罗特米斯特罗夫1942年11月初被召至莫斯科，斯大林亲自问他，他打算如何消灭在城内作战的德国人。罗特米斯特罗夫告诉他，红军应遂行一场纵深合围并困住对方，同时继续攻击敌人的后方地域。

无论他的计划最终是否被采纳，这多少显示出罗特米斯特罗夫受重视的程度。1942年12月中旬，曼施泰因竭力营救斯大林格勒期间，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军在近卫第2集团军编成内战斗，在该军协助下，苏军将德国人的解围企图遏制在科捷利尼科沃，距离他们的目标仅剩25英里（约40千米）。由于他出色的领导，罗特米斯特罗夫获得新设立的苏沃洛夫勋章。为消灭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敌人，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军再度投入激烈的战斗。

1943年1月下旬，罗特米斯特罗夫奉命在库尔斯克东南方400英里（约644千米）的米列罗沃镇（Millerovo）附近组建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1943年春季和初夏期间，他完全以快速作战的艺术对他的新司令部加以训练，他在这方面被公认为红军中的专家。罗特米斯特罗夫新组建的坦克集团军在1943年7月11日—13日的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通过这场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坦克战阻挡住武装党卫队第2装甲军的推进，迫使德军在他们以为自己即将占得上风时匆匆后撤。在追击“南方”集团军群至第聂伯河和夺取基洛沃格勒的血腥战斗中，他的部队脱颖而出，也为他赢得了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信任。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干劲、奉献精神和技能，以及他大胆、主动的特点，正是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所需要的品质。

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集团军辖波洛兹科夫少将指挥的坦克第18军、拉扎列夫中将指挥的坦克第20军、基里琴科少将指挥的坦克第29军。每个坦克军编有3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步兵旅，外加4个提供直接支援的炮兵团。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集团军还以坦克第25旅担任预备队。罗特米斯特罗夫共投入22301人、19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这股力量和克拉夫琴科的坦克集团军被选中，对卡涅夫突出部内德军部队形成初步包围发挥影响，详情将在下一章阐述。

最后一点，但同样重要的是，科涅夫的战斗序列中还包括谢利瓦诺夫少将指挥的顿河哥萨克近卫骑兵第5军。该兵团编有近卫骑兵第11、第12师和骑兵第63师，由于他们主要在马背上作战，因而提供了全地形打击能力。该兵团的用途是克服困难地形发展突破，过去隶属大本营预备队，现在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分配给了科涅夫。由于该地区糟糕的道路交通网，这个骑兵军的越野机动性为科涅夫的部队提供了强有力的补充。这些哥萨克来自顿河流域，以作战勇猛而著称，他们更愿意靠近敌人并用马刀消灭对方，但装备精良的现代武器使他们增加了沙皇时期的祖先们所缺乏的灵活性。每个哥萨克骑兵师都编有3个骑兵团，以及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部队。

另外，该骑兵军还直辖两个轻型坦克团，战争这一阶段，他们通常配备的是SU-76自行火炮或美国租借的M4谢尔曼坦克，另外还编有1个迫击炮兵团、1个反坦克炮兵团和1个配备SU-85自行火炮的坦克歼击团。[48]由于这些部队规模较小，也较为轻型，因而对后勤补给的需求不像坦克或步兵兵团那么大，且使他们增加了这样一种优势——其速度能跟上全面实现机械化的部队。他们加入科涅夫的战斗序列，将导致德军防御努力严重复杂化。针对此次战役，共计拥有20258人和76辆坦克及突击炮的谢利瓦诺夫骑兵军将部署在罗特米斯特罗夫坦克集团军身后，等待发展突破的信号。

除了这些已提及的力量，瓦图京和科涅夫还可指望大本营预备队调拨给他们的力量，例如火箭炮兵团、独立坦克旅、自行反坦克炮兵团、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兵兵团，这使参加此次进攻的苏军总兵力超过33.6万人。[49]除了这些，另一个有利因素是，许多派别不同的游击队在德军后方活动，导致这些地区处于一种持续武装骚乱状态。有些游击队，例如活跃在伊尔登沼泽和切尔卡瑟森林中的那些，牢牢控制在他们政委的手中，并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尽管并不总是充满热情。而另一些游击队，例如主要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队伍，则不加区分地攻击苏德双方，但他们的存在至少迫使饱受重压的德军后方勤务始终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尽管红军即将投入大批部队、坦克和火炮打击所谓的“希特勒分子”，但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辖内各部队，虽说是胜利之师，可也在过去几个月遭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们把德国人逐过第聂伯河，遂行多场渡河行动并解放了基辅。正因为如此，瓦图京和科涅夫麾下大多数集团军、军和师已达不到满编力量。例如，坦克第1集团军辖内一个坦克军在行动开始后投入战斗，但编制规定的189辆坦克只剩30辆。[50]但装备不足与红军追击至第聂伯河期间出现的更严重的情况相比，不过是个小问题罢了。

到1944年1月，红军极度缺乏优秀的补充兵，这是1941年夏秋季遭受严重损失的后遗症，阵亡、被俘或负伤使红军的损失超过300万。[51]兵力短缺在步兵力量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师被迫以不到编制力量半数的兵力展开行动。到战争的这一刻，兵力缺乏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前进中的红军部队会包围新解放的村庄，搜捕体格健壮的男性村民（从13岁到60岁），并立即将他们纳入己方队伍。[52]

这些被称为“战利品”的乌克兰人壮大了苏军虚弱的队伍，并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编制力量。当然，这种获得新兵的方式也存在缺点：这些人没有受过训练，也未经受过战斗考验。投入战斗时，很多人仍穿着他们的便衣。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许多部队补充了这些缺乏训练和经验的人，此举无疑会降低苏军步兵兵团的平均战斗效能。但苏军机械化力量的巨大进步、军至方面军级指挥部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弥补了这种不足。

尽管步兵力量短缺，但苏军还是计算出，他们在兵力方面至少享有2∶1的优势，坦克优势为5∶1，而在苏联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卡涅夫突出部地域的火炮优势达到7∶1。科涅夫在他的作战地域投入1700多门火炮对付德国人，与德军投入的火炮相比，这是个惊人的数字。[53]实际上，苏军的胜算因此而变得更大，因为科涅夫过高估计了当面之敌的火炮数量。被围德军的处境则随着战役的发展更趋恶化。但苏军掌握的优势并非纯粹来自数量，也源于他们的武器与德国人的同类装备相当或更佳。不仅如此，红军士兵在战术和战役方面善加利用这些武器也是一个原因。

到1944年，交战双方都发展出诸兵种合成兵团，使用了一些最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双方都拥有致命、高效的主战坦克，例如苏军配备85毫米主炮的T-34/85坦克，而德军五号坦克“黑豹”则配备一门高速75毫米主炮。这两款坦克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车。但到1944年年初，德军装甲兵团在战场上面对苏军坦克力量，唯一的优势是他们的车组人员受过更好的训练，团和团级以下部队的领导力更出色，实际上，每辆德军坦克都配有电台，这就加强了排、连、营级的指挥和控制，而红军除了指挥坦克外，其他战车均未配备电台。

但德国人不得不依靠同等数量的老旧战车，例如四号坦克，这款战车首次参战是在入侵波兰期间。尽管车组人员很喜欢这款坦克，但同T-34和“黑豹”相比，四号坦克的装甲较薄，机动性也较差，虽然其75毫米L48主炮仍不可小觑。苏军也投入了各种不同型号的坦克，从配备122毫米主炮的约瑟夫·斯大林2型（即JS2，此次战役是坦克的初次亮相）到美制M4谢尔曼坦克。但就切尔卡瑟包围圈战役的坦克力量而言，唯一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红军从一开始投入的坦克数量几乎就是德国人的5倍，就连德军威力强大、配备致命的88毫米高速火炮和厚重装甲板的六号“虎”式坦克也无法弥补这种差距。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炮兵力量方面。尽管德国人的自行火炮在质量和操控性方面远远优于红军同类装备，但后者在火炮数量方面的优势达到7—12倍。部分原因是红军倾向于大规模使用炮兵，以此替代过去担任突击任务，现在已不再充裕的步兵。苏联人还投入许多射程超过德军火炮的加农炮和榴弹炮，这使敌军反炮兵连火力造成的破坏大为降低，这种反炮兵连火力曾是炮兵的克星。到战争这一阶段，苏军的首选战术是对预有计划的目标实施炮击，并使用徐进弹幕射击，非常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采用的方法。[54]每千米正面上百门火炮的密度并不罕见。

虽然这种方法效率低，但事实证明它对仓促构设的野战防御工事具有破坏性。这也是个简单的实施办法，不需要细致的训练。这场即将到来的进攻的开始阶段，炮兵支援绰绰有余，可一旦冲击梯队突入德军战役纵深，由于主要补给线路的状况，维持进攻所需的高射击速率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因此，红军习惯的火力支援水准不会像以往战役那么高，这将影响他们的行动进程。[55]

德军装甲师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半履带装甲车，被称为Schutzenpanzerwagen或SPW，这种车辆用于机械化步兵，但现在已变得相对缺乏。到1944年1月，大部分装甲掷弹兵乘坐卡车，许多卡车是外国设计的，缺乏全轮驱动能力。红军几乎没有半履带装甲车，为弥补这种不足，他们把机械化步兵置于坦克后甲板上，以此作为权宜之计。尽管这些“搭乘坦克者”（Tankodesantniki）在战斗中由于敌轻武器和炮火的打击而遭受了严重伤亡，但此举毕竟让步兵搭乘坦克进入了战场。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步兵还是采用步行这种传统方式投入战斗，虽然双方确实保留了一些骑兵编制。

整体机动性方面，红军相比德国国防军有一个优势。1944年间，俄国欧洲部分的铺砌道路寥寥无几，大多数主要补给路线都是泥土路，再铺上一层碎石或木排加以改善，仅此而已。夏季，这些道路是名副其实的风沙侵蚀区；春季解冻期，它们完全变成无尽的泥潭。双方都使用了数千名强征来的平民、战俘或惩戒营的士兵充当劳工，以此改善和维护这些道路。[56]交战双方准备一场作战行动时，这些交通线始终是个重要的规划因素，但冬季解冻提早两个月到来的事实，给德国国防军和红军的补给及运输部队制定计划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同德国人的大多数坦克相比，红军配备的宽履带坦克在泥泞中具有更好的通过能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拥有数千辆四轮驱动的美制斯蒂倍克和福特两吨半卡车，这是根据租借法案得到的。与德制福特和梅赛德斯两驱商用卡车相比，这些美制卡车坚固耐用得多，它们使苏军战斗勤务和支援部队即便在地形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能跟上他们的机械化力量。[57]面对完全无法通行的道路时，双方都被迫采用空中补给，因此需要掌握战场上方的制空权。

虽然苏联人大量使用空中力量，但事实证明，它们对即将到来的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中将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负责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提供空中支援。而谢尔盖·康德拉特维奇·戈留诺夫空军中将指挥的空军第5集团军则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提供支援。每个空军集团军编有数个航空兵军，航空兵军又由轰炸航空兵师、歼击航空兵师和强击航空兵师组成。红空军的战机已得到极大改善，战争头几个月里，他们那些型号过时的飞机大多被消灭在了地面上。红军飞行员们现在驾驶着最新型的飞机，例如雅克-9歼击机、佩-2轻型轰炸机，以及令人畏惧的伊尔-2“斯图莫维克”强击机——该型机可能是战争期间最成功的对地攻击机。

尽管红空军自1941年6月几乎损失殆尽以来已取得极大进步，但其作战使用仍难以融入整体战役概念，而且无法支持两个方面军的机动方案，这个迹象表明红空军尚未熟练运用空地协同。红空军各部队的指挥和控制也较差。但红空军在这次战役的大多数时候都享有空中优势，而伊尔-2强击机的打击会使突出部内德国人的日子苦不堪言。总之，红空军为此次战役投入768架战机，数量上至少是德国人的3倍。

德军空中支援由汉斯·塞德曼将军的第8航空军提供，其中包括战术和运输力量，例如第52战斗机联队、第2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联队和第3运输机联队。这些部队奉命为整个“南方”集团军群提供空中支援，已被过度拉伸。到侵苏战争的第三年，德国空军再也无法提供空中优势，因为他们在库尔斯克上空的战斗中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这一切，加之要求他们抽调战斗机中队到西欧参加帝国空中防御，对付英美盟军的空中攻势，致使东线的德国空军长期处于弱势。他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特定目标的上空，并对大批苏军坦克施以打击，但这变得越来越不值一提，而且处在被重生的苏联空中力量吞没的危险下。就连那些最勇敢的人，例如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中校这位传奇性的斯图卡坦克杀手、因不可思议的飞行技术被苏联飞行员称为“乌克兰的黑色恶魔”的梅塞施密特Me-109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上尉，都再也无法遏制汹涌的红色空中浪潮。

出于一些因素，主要是天气和缺乏改善过的机场，使交战双方有效实施空中密接支援都受到限制。虽然伊柳辛IL-2强击机和雅克-9歼击机似乎在战役期间布满天空，但只是在少数场合，而且是在其战斗投入与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紧密协同的情况下。他们实现这一点时，其效力是致命的。德国人将大量使用空运力量，为即将陷入包围的各个军提供支援。德军战斗机主要侧重于保护这些运输，而鲁德尔和他的“斯图卡”联队将杀开血路，穿过对方成群的歼击机，对苏军坦克施以猛烈打击。

战役最后阶段，苏联空军也着手实施了许多次精心策划的夜间空袭，这一点引起战时和战后苏联文学著作的广泛关注。这些夜间空袭的影响主要是在心理方面，尽管它们也对德国空中补给行动构成持续威胁，并迫使德国人有时会取消空投。[58]缺少这些关键物资，会给双方的坦克兵团造成不利影响，这证明了后勤保障体系在现代机械化战争中巨大的重要性。

已极其紧张的德国后勤体系超负荷运转，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德国国防军的一个弱点是依赖红军所说的“物质享受”。同当时大多数西方军队一样，德国人在邮件、仓库、战地厨房、维修厂、服装和辎重队方面投入大量后勤基础设施。这些物品的运送对现有运输提出额外要求，数百部冗余车辆很容易将糟糕透顶的道路网堵得水泄不通。实施后撤或快速力量试图从前线某个受到威胁的地段迅速调至另一处时，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59]

携带大量附属物品并不符合红军的习惯，其后勤工作的重点是为战斗部队提供燃料和弹药。红军士兵能够而且确实依靠就地取材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指挥员叮嘱他们，尽可能多地使用缴获的德国食品。他们依靠最低限度的口粮维生的能力令德国人深感震惊，红军士兵得到的每日口粮——面包数量往往同战斗价值的高低联系在一起。[60]

为克服运输困难，双方都使用的另一个权宜之计是利用当地的马匹和大车（或雪橇）。这种所谓的“马拉大车”（panjewagen）由小马拉着，广泛用于运送食物、燃料、弹药、伤员和几乎其他一切，穿过那些对卡车甚至半履带车不啻为绝望泥沼的道路。到1943年/1944年冬季，交战双方使用了数千辆这种由毛发蓬松的小马拖曳的大车。[61]双方也都使用铁路，这是另一种经受过时间考验的运输方法，双方尽可能多地使用这种方法运送补给物资，并把部队从前线某个地段运至另一个地段。但铁路运输的优势有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一列火车抵达前线后，卸载工作必须靠人力完成。机械化部队不得不在泥泞的道路上完成剩余路程。从铁路末端将补给物资分配给战场上的各部队，仍要依靠卡车和马拉大车。

东线战事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都使用装甲列车作为战术权宜之策。切尔卡瑟战役期间，韦勒第8集团军就使用装甲列车弥补他在机动野战炮兵方面的不足。这辆装甲列车（Panzerzug）经常逼近到距离前线8—10千米处，为陷入困境的德国第47装甲军杀至被围部队东南面提供急需的炮火支援。[62]尽管如此，但装甲列车惊人的火力——载有数门105毫米榴弹炮和重型反坦克炮——依旧无法帮助德国人弥补双方力量间的不平衡。此外，苏军的计划并非单纯依靠火力——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和指挥员的主动性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所有计划因素——部队、武器、后勤、组织结构的状况都将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的推进做出贡献。苏军的计划要想奏效，就必须考虑到所有因素，从而确保一场快速且代价小的胜利。反过来说，德国人必须整顿他们的残余力量并挫败瓦图京和科涅夫的计划，同时不放弃一寸土地。为克服预期中德国人的抵抗，苏联的计划必须充分利用战争这一阶段红军的最大优势——羽翼未丰的坦克集团军、炮兵、航空兵和数量优势。

为牵制德军预备队，特别是其装甲力量，苏军的计划还必须包括欺骗、心理战和牵制性攻击。为进一步迷惑德国人，这场战役必须迅速发起，因为德国人已经习惯苏军在两场重大战役之间拖延较长时间，但红军此前从未遂行过像这次这样的战役。带着这种紧迫感，1944年1月10日，科涅夫成功结束基洛沃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命令朱可夫元帅担任此次战役的大本营代表，拟制计划，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卡涅夫突出部。绝不允许德国人逃脱。

注释

[1] Guy Sajer, The Forgotten Soldier. (New York:Ballentine Books, 1971), p.308.

[2] Strassner, p. 129.

[3] John R.Angolia, On the Field of Honor:A History of the Knights Cross Bearers. (San Jose, CA:R. James Bender Publishing, 1980), pp.80-81 and 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Novato, CA:Presidio Press, 1982), pp. 352-53.

[4] von Manstein, p. 456.

[5] LTC David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Soviet Offensive Operations - November 1943-August 1944, "1985 Art of War Symposium, (Carlisle Barracks, PA:U. S. Army War College, 1985), p. 128.

[6] Angolia, pp. 331-332.

[7] Ibid, pp.332-333 and Kurt Mehner, Die Deutsche Wehrmacht 1939-1945:Fiihrung und Truppe. (Norderstedt, Germany: Militair Verlag Klaus D. Patzwall, 1993), pp. 51, 86.

[8] Geschütz-Bestand der Gruppe Stemmermann, 17 February 1944, An der Gruppe Mattenklott, Panzerarmeeoberkommando 1, Microfilm Group T-313, Roll 69.

[9] Guenther Jahnke and Bernd Lerch, Der Kessel von Tscherkassy 1944. (Donauwoerth, Germany:Merkle Druck Service, 1996), p.23.

[10] Strassner, p. 129.

[11] Geschütz-Bestand der Gruppe Stemmermann.

[12] Angolia, pp. 217-218.

[13] Jahnke and Lerch, p. 31.

[14] Gordon William, Loyalty is My Honor:Personal Accounts from the Waffen-SS. (London:Motorbooks International, 1995), p. 181.

[15] Jahnke and Lerch, p. 15.

[16] Hahne, Heinz.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83), p.544.

[17] Ewald Klapdor, Mit dem Panzerregiment 5 im Osten. (Siek, Germany:Privately published, 1981), pp. 186-187.

[18] Richard Landwehr, Jean-Louis Roba and Ray Merriam, The Wallonien:The History of the 5th SS-Sturmbrigade and 28th Volunteer Panzergrenadier Division. (Glendale, Oregon:Weapons and Warfare Publications, 1984), pp. 5-6.

[19] Ibid, p.10.

[20] Glanz, p. 128.

[21]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amphlet 20-234, Operations of Encircled Forces:German Experiences in Russia. (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 pp.19-20.

[22] Buchner, p. 23.

[23] Hans-Kurt Menedetter, Chronik der Artillerie Regiment 188. (Furth, Germany:Traditionsverband der ehemaligen 88.InfantrieDivision, 1960), p.4-7 and Samuel W.Mitcham, Jr., Hitler's Legion's:The German Army Order of Battle, World War II. (New York:Stein and Day, 1985), p.104.

[24]作者1996年7月2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采访了汉斯·库尔特·梅内德特。

[25] Menedetter, pp. 66-67.

[26] Kriegsgliederung Gruppe Stemmermann, 30 January 1944, Armeeoberkommando 8, Chefsachen January-June 1944, Microfilm Grouping T-312, Roll 6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27] Sbornik, pp.326-327.

[28] Ibid, pp. 324-325.

[29] Glanz, p. 304.

[30] Nilolaus von Vormann, Tscherkassy. (Heidelberg, Kurt Vowinckel Verlag, 1954), p.61.

[31]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amphlet 20-234, Operations of Encircled Forces:German Experiences in Russia. (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2), p.15.

[32]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 p.227.

[33] Paul Carell, Scorched Earth. (New York:Ballantine Book, 1973), p.467.

[34] Leon Degrelle, Campaign in Russia. (Torrance, CA: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 1985), p.161.

[35] Ziemke, pp. 214-216.

[36] James Lucas,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New York:Stein and Day, 1979), pp.53-54.

[37] Alan Clark, Barbarossa:The Russo-German Conflict, 1941-45. (New York:Quill Books, 1965), pp. 369-70．顺便说一句，克拉克错误地认为这段引用出自陆军第182步兵师的古斯塔夫·克罗伊茨少校，实际上是引自卡尔·克罗伊茨，战争结束前，他已是“帝国”师炮兵团团长。

[38] David M. Glantz and Jonathan M.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p. 292.

[39] "Documents on Korsun-Shevchenkovsky Given, "Voyenno istoricheskiy zhurnal, No.2 (February 1984). (Moscow: Voyenno istoricheskiy zhurnal, 1984), p. 35.

[40] Georgi Zhukov,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85), p.249.

[41] Earl F. Ziemke, Moscow to Stalingrad:Decision in the East. (Washington, D.C.:U. 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87), p.194.

[42] Anna Rothe, Ed., Current Biography:Who's News and Why, 1944. (New York:The H.W Wilson Company, 1944), pp. 703-704.

[43] Dmitriy Loza, "How Soviets Fought in U.S.Shermans."Armor Magazine, (July-August 1996), (Fort Knox, KY: Armor Magazine, 1996), p. 21.

[44] Richard Armstrong, Red Army Tank Commanders:The Armored Guards. (Atglen, PA:Schiffer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 385.

[45]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 p.506.

[46] Harold Shukrnan, ed., Stalin's Generals. (New York:Grove Press, 1993), pp.100-101.

[47] Armstrong, pp. 305-306.

[48] Trevor Dupuy, James Dunnigan, and David Isby, eds.War in the East:The Russo-German Conflict 1941-45, (New York:Simulations Publications, Inc.1977), p.124.

[49] Glanz and House, p. 298.

[50] Glan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 128.

[51] 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 The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0), p. 1080.

[52]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 pp.279, 281.

[53] Sbornik, p. 302.

[54] Viktor A.Matsulenko, Operatsii i boi na Okruzheniye (Encirclement Operations and Combat), (Moscow: Voyenizdat, 1983), p.55.

[55] Zhukov, p. 242.

[56]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p. 134-135.

[57] Clark, pp. 371-372.

[58] Claude R.Sasso, "Soviet Night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Leavenworth Papers, No.6. (Fort Leavenworth, K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p. 15-16.

[59] Degrelle, p. 208.

[60] XXXXII. A. K.report 9 February 1944 to Headquarters, 1.Pz.Armee.

[61] Lucas, pp. 105-106.

[62] 8.Armee Kriegstagebuch, 12 February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