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掩护陆军夺取汉城的行动，对旅顺的牵制攻击

按照英国式联合作战的惯例，东乡将军组织了麾下的所有部队，开始向战场边缘地区集结。此时，我们应该谨记一个事实，他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俄军旅顺舰队并不会出动至远达朝鲜南部的海域。因此，东乡选择的集结点是荞麦岛（Single Island），该地位于黑山群岛（Mackau Group）和八口浦基地所在的罗州群岛（Naju Group）之间的海峡中央。2月7日下午3点左右，舰队顺利集合，但有一艘驱逐舰不见踪影——之前，在第3战队的护送下，两队日军驱逐舰曾前往第一集合点补充水和煤炭，但就在驶入锚地的过程中，这艘驱逐舰却与母船相撞，失去了行动能力。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开始，但它给士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却被另一次事件抵消了：就在当天早上开赴荞麦岛的途中，他们俘获了2艘俄国商船，其中一艘恰恰名为“俄罗斯”号（Rossiya）——对日本人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兆头。

然而，这次拿捕远不是最初的敌对行动——第3舰队早已忙碌起来。5日从吴港启程后，片冈中将的2个巡洋舰分队和4个水雷艇队前往了位于竹敷的基地，然后开始进行部署，以持续监视海峡地区，并应对海参崴舰队的袭击。同时，第7战队或者说“海防舰队”，也在细谷少将的带领下奉命“前往朝鲜南部沿岸，并在当地见机行事”。事实上，当这一切发生时，战争便已打响。6日下午，可能是细谷将军部下的4艘舰船开进了釜山湾（Fusan Harbour），同时，一队日军也占领了镇海湾附近的马山浦。1

由于朝鲜是中立领土，因此，以上部署还很难算作是战争行为，但另一方面，日军很快以此为基础大举活动起来。6日早些时候，位于竹敷的“济远”号接到一条有线电报，要求其截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号（Ekaterinoslav）——一艘隶属于“俄国志愿舰队”的5600吨快速商船，刚于5日从海参崴起航前往敖德萨。在6日上午9点前，该船在釜山以北海域被日军截获，另外，为避免国际法上的纠纷，日军特意将拦截地点选在了3海里的朝鲜领海界线外。另一艘被捕获的是1500吨的“奉天”号（Mukden），尽管它于5日早些时候便从长崎（Nagasaki）出港前往海参崴，但还是被押回了港内——日本方面认为，该船所处的区域是敌对行动开始的“事件现场”（locus in quo），已不能算作是中立区域。2

与此同时，东乡也在荞麦岛起草着最后的训令。他之所以让舰队在此地集结，是因为训令的内容有赖于最新的情报，而当地，又在他们和东京的情报中心进行直接联络的极限范围上。八口浦的通信电缆已投入使用，他在前一天晚间派出的“明石”号回报说，旅顺舰队前往大连绕了一圈之后便回到了港外锚地。但同时也有情报显示，有3艘战列舰在前一天下午再次驶离。然而，这些舰船并没有在济物浦出现——除了各中立国的巡洋舰之外，只有“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停泊在当地。

收到这条情报后，东乡将军对局势依旧有些举棋不定。他发布了一些训令，对最新的作战计划做了明显调整。按照两天前深夜，他在佐世保军官会议上发布的命令，全体舰队将直接进入第五集合点，即小青岛（位于大青群岛最南端）以南一片海域。各个战队计划于8日上午8点同时抵达，然后伴随驱逐舰队，在当天晚间突袭大连和旅顺。这一安排遵照的是军令部之前的决定，其中联合舰队将为驱逐舰队提供支援。然而，行踪不定的俄军舰队却在东乡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是在劝诱他改弦更张，即在不违背上级命令的同时，让舰队前去严密守卫跨海远征的目标区域。事实上，直到确定俄国舰队没有出海之前，他都没有命令舰队发动突然袭击。

无论如何，东乡都在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即命令出羽将军的巡洋舰战队单独前往第五集合点，并对大青群岛附近海域展开搜索。这个决策背后的考虑大概是：如果俄军打算突袭济物浦，此处将是他们最有可能集结的海域。为此，4艘巡洋舰在4时15分脱离了编队。15分钟之后，瓜生将军也奉命率领包括“浅间”号（Asama）在内的舰队带领运输船前往瓮岛附近，他们的沿途掩护也将由出羽舰队负责——另外，后者还得到了命令，先经过格列飞群岛附近，再驶往最终的目的地。而在5点，2个装甲舰战队也在5个驱逐队的伴随下出航，但目标却不是第五而是第四集合点，即荒串池附近。

对这一变动，日方资料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东乡将军打算在当地卸下舰载水雷艇——这个原因显然不太站得住脚。不过，荒串池的位置却暗中提供了更重要的信息：该地位于第五集合点以东约30海里处，距瓜生将军所在的（第二）集合点大约只有60海里。这一位置应该刚好在无线电的有效通信范围内，在这里，他们可以与（位于济物浦的）“千代田”号（Chiyoda）保持联系，并收到该舰发回的最新情报。因此，这种部署实际上遵照了东乡自己的原始方案。

之前，军令部在计划中遵循的实际是“寻歼敌军舰队”这一原则。在能确定敌方行踪时，它的确是一条值得遵循的铁律，但问题在于，它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敌人选择避战，或是从“搜索舰队”守护的区域背后发动袭击，那它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战略误判——美西战争期间，桑普森海军少将（Sampson）驶向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错误行动就是一个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更明智的做法无疑是：让舰队回到真正的防御位置上，在敌人试图袭击需要保护的目标区域时，掌握敌人的行踪。我们知道，由于外交领域局势危急，使得军令部只能驳回东乡将军的设想，转而采用更冒进的计划；但另一方面，作为肩负责任的主官，这种策略却是不能被接受的。正是因此，东乡实际采取的部署是：既遵照军令部的指示，同时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紧紧掩护运输船到最后一刻。然后，在荒串池，他肯定能联络上在大青群岛展开搜索的己方巡洋舰，并和前往牙山的瓜生将军保持联系。如果俄方确实想干扰日军登陆，届时，东乡肯定会在敌人攻击之时或之前掌握对方的行踪。而他在当地卸下舰载水雷艇的事实则进一步表明，他至少在考虑决战的可能。

然而，问题却随之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后来证明，这些预防措施根本毫无必要。第二天早上10点半，东乡在旗舰上接到了出羽将军的报告，出羽在报告中表示已经完成了对大青群岛的搜索，期间并没有发现敌人。同时，运输船队也没有发来求救信号。这让东乡将军决定，立刻起航前往圆岛附近的最后一个集合点，至于舰载水雷艇，也没有卸载，对此，日方给出的原因是海况过于恶劣，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鉴于战斗发生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战前准备显然有些多余了。

从政治的角度，如果日军出动的时机再差一些，那么，东乡舰队突入朝鲜海域的行动，完全可能被俄方视为一次公开的挑衅。我们尤其需要记住的是，之前，旅顺方面从圣彼得堡接到的最后指令是：除非日军企图在朝鲜北部登陆，否则舰队就不得干涉。另一方面，如果俄军想要展开截击，唯一合适的地点就是之前日本巡洋舰刚刚搜索过的岛屿附近。但正如我们所见，不管俄方是否真有采取此类行动的打算，远东总督都认为，在对“朝鲜北部”的定义有更明确的了解前，他都不该贸然发布命令。因此，虽然他在1月31日曾让舰队驶入了港外锚地，并于2月4日下令进行了惊动东京方面的短途巡航。但在次日返回锚地后，他觉得当前最理想的部署，还是让舰队原地待命并设法见机行事。然而，指挥部却非常清楚局面的危险性：比如，在2月7日，马卡罗夫（Makarov）海军中将便开诚布公地向海军大臣警告了可能的情况。马卡罗夫写道：“如果日本舰队所处的锚地是敞开的，而且所有舰船都停泊在一片毫无遮掩的海岸边，那此时我方最理想的战术，肯定是在谈判破裂后的第一个夜晚，尽全力对其实施打击。同样，如果居于上述处境中的是我军舰队，日本人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重创我们的良机。”3

如前所述，旅顺方面一直在两种决策间摇摆不定：其中一种，是保护舰队免遭突然袭击；而另一种，是在日军出现后立刻出击。这导致了犹豫和拖延，还干扰了防御工作的开展。俄国的官方海军杂志这样写道：“我们的预防措施，包括禁止人员在日落后上岸，让所有速射炮和鱼雷管处于待发状态，熄灭所有灯光（但不限于全体舰只），并让部分炮组人员彻夜值守在战位上。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巡逻：每晚都有2艘值班驱逐舰前往港外20海里处，还有1艘炮舰被部署在港外10海里处。2艘执勤巡洋舰也随时保持着升火状态，它们将在有侦察需要的情况下出动。最后，还有2艘值班舰船在舰队周围用探照灯搜索海面。但除此以外，我们没有采取其他措施。”4

不幸的是，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沙皇“让日本人开第一炮”的命令，导致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因为执勤船只得到的命令仅仅是用探照灯照射靠近港口的船只，并派出一名舰上的军官进行检查。总之，它们没有得到开火的权力。同样，如果在外海搜索的驱逐舰遭遇了可疑状况，它们还需要回报给旗舰，而在此期间，它们还像平时那样打开着灯光，并禁止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无可否认，远东总督在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破坏和平的措施，但他遵从沙皇命令的愿望是如此迫切，仿佛连上膛的舰炮走火都会令他心神不宁。当几天前，斯塔克将军恳请他命令舰队进入备战状态时，得到的回答仅仅是：“这为时尚早。”虽然在另一方面，斯塔克将军每晚都命令麾下的舰船“准备防范鱼雷攻击”，但在舰队中，这道命令却被当成了和平时期的演习。另外，由于部队纪律涣散，它从来也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在一些舰船上，炮组士兵甚至在战位上呼呼大睡。虽然防雷网都准备就绪，但正如前文所述，海军的参谋人员却在犹豫，因为他们担心其布置会影响舰队的机动能力。甚至在获悉双方已经断交之后，俄方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备战措施：沿海炮台没有接到作战警报，而且位于老铁山（Liau-ti-shan）的灯塔也彻夜通明。总的来说，政治方面的危急局势和相互矛盾的命令纠缠在一起，让俄军舰队的防护措施完全流于表面。

而这一切，也恰恰是东乡将军逼近时旅顺俄军的情况。对俄军的戒备措施，东乡其实并不是毫无预料。几周前，他便得到消息，俄军正在采取预防措施，以抵御突然袭击。因此，为应对俄军拉响警报的情况，日军的作战安排几乎事无巨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给驱逐舰的命令，命令上说如果遭遇重创并失去浮力，那驱逐舰要努力在旅顺西部老虎尾半岛和大陆相连的脖颈处冲滩，做好携带轻武器、给养和刺刀登陆的准备。届时，全体船员将尽快弃船，并全力夺取最近的炮兵阵地。

当天中午，各驱逐舰怀着激动的心情，从东乡将军手上接到了最终的进攻命令。到18点，他们将以13节航速前往第六集合点，即圆岛东南10海里处；随后，各舰将脱离舰队，并兵分两路，前去实施攻击。至于主力舰队，则将顺次转向16个罗经点，随后，各个战队将以第3战队为先导，以3000米（3300码）为间距、在10节速度下往回行驶两个小时。然后，他们将在20时右转8个罗经点，驶往成山角方向，并保持这一航向到22时；接着，他们会转向北偏西85度，即沿着与山东半岛北部海岸线平行的航向航行。最终，他们会沿这条航线于第二天清晨5点左右抵达旅顺港以南。此时，他们将转向北偏西15度，以驶往关东半岛的尽头——老铁山角。

然而，日军在航行时间上还是出了偏差。18时，他们还没有完全抵达集合点，其具体位置仍在圆岛东南微东（S. E. by East）约30海里处。尽管如此，东乡将军仍向驱逐舰队发去信号：“按原定计划进击，祝行动成功。”接着，当舰队回转16个罗经点时，所有军舰都用登舷礼向这些驱逐舰致敬，并三呼“万岁”，仿佛是在激励它们去奋勇从事这项危机四伏的冒险行动。

然而，在东乡将军精心制订的计划中，却有一处明显的疏漏：驱逐舰群实际脱离了编队，没有一艘通报舰与之保持联络，甚至到它们完成攻击进而抵达圆岛海域的指定会合点时，都没有前去接应的舰船。因此，东乡根本没有办法尽早了解袭击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对舰队下达后续命令的基础却又取决于此。这一疏忽可谓相当匪夷所思，而且我们很快将看到，它将导致极为严重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5日舰队返回旅顺后，曾有情报显示，有3艘俄国战列舰再次出海。也许这正是日方选择把驱逐舰分成两队的原因。其中第1队包括第1、第2和第3驱逐队，麾下共拥有10艘驱逐舰，目标是旅顺港；而另一分队则包括第4、第5驱逐队，共计8艘，目标是大连。这种安排可谓非常蹩脚，意味着日方将有一半的攻击力量错失目标。为此，整个计划一开始就厄运连连。另外，虽然这份计划由东京的军令部一手制订，但具体细节却由每个分队内部、各个战队的司令官们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一起商定。作为第1分队中最资深的指挥官，浅井大佐（Asai）和同僚们的决定是，在抵达旅顺港入口时，先悄悄查明敌舰的位置，然后趁机在月亮升起时，即午夜时分至午夜1点40之间，发动第一轮袭击。在浅井大佐发出信号后，驱逐舰将先驶过港湾入口的导航浮标，然后第1驱逐队左转、其他2个驱逐队右转，沿俄舰的停泊地发动雷击。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安排一件事：如何避免航线彼此混淆。当时海况平静，水面只有些许薄雾，总之，除了天气略微寒冷外，这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夜袭环境。然而，当抵达圆岛东南约5海里处时，第1分队突然意识到，第2分队的驱逐舰正从前方横穿而过。为此，浅井大佐被迫降低航速，其舰只的队列也变得散乱起来。随着队形的恢复和第2分队的驶离，他再次下令驶往老铁山灯塔的方向。大约晚间10点30分，舰首右前方出现了若隐若现的探照灯光，这表明之前的情报是正确的——敌人已经有所戒备。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向着老铁山进发。几分钟后，仿佛是好运降临了一样，一阵雾气从右前方飘散过来，遮蔽了探照灯的光线。同时，日本人也进一步意识到，敌人并没有安然入眠。

许多灯光在舰首右舷方向来回移动。日本人基本确定，来者就是俄军巡逻舰，而且正在转舵，并朝着所见的可疑目标驶来。浅井大佐见状立刻减速，随着灯光快速逼近，日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在西北方航行的船只实际是2艘俄军驱逐舰——作为俄军的外海巡逻力量，尽管实力薄弱，它们依旧带来了很大麻烦。为闪避俄舰，浅井大佐被迫稍稍靠右航行，并在对方径直从后方驶过时熄灭了尾灯。最初一切平安无事，他们都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从敌人近旁驶过。但尾随的第2驱逐队却没有那么顺利，该队的领舰试图遵照浅井大佐的做法，转向右舷、熄灭灯火，但当俄军巡逻舰从正前方通过时，该舰只能降低航速，直到接近停航状态。在无尽的黑暗中，这种状况引发了严重混乱——当时，位于二号位置的驱逐舰依旧保持着航向，当该舰偏离阵位、开始右转时，它突然发现，先导舰几乎是横在了自己的前面。虽然2艘船都拼命试图倒退，但相撞已不可避免：二号舰舰首严重损伤，几乎当场瘫痪；领舰的船锚基座也被撞毁，不过依旧可以航行，不久，其身影便消失在了黑暗里。至于队尾的驱逐舰，则完全失去了和僚舰的联系，最终，它还是找到了受损的二号舰，并开始在周围警戒。后面的第3驱逐队的行动同样被打乱：为闪避俄军驱逐舰，它们全部被迫提前停航。当俄国巡逻舰驶离后，其他驱逐队早已在视野中消失，因此，第3驱逐队根本无法重新回到之前的阵位，只能转为单独行动。

幸运的是，几分钟后，老铁山的灯光变得清晰起来，让日军得以修正自身的方位。现在已经过了23点，空气中带着一丝寒冷，但夜晚依旧晴朗而宁静，这种入冬后的天气，就和所有人暗自期待的一样，对作战成功大有裨益。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浅井大佐带着剩下的4艘驱逐舰继续前进。午夜前，在方向北偏西半个罗经点（N. 1/2 E.）处，敌军的探照灯变得明亮起来，还转向了日军所在的位置。面对这种情况，浅井大佐只能慢速前进，并耐心等待着机会降临。期间，俄军的灯光一直忽远忽近地频繁扫射，午夜后不久，它们更是突然定住，径直照在了日军舰队的身上。随着时间流逝，日军俨然已经暴露，但过了几分钟，这些光柱又都纷纷移走了。在浅井大佐看来，战机可能稍纵即逝，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发出了事先确定好的信号。

不到10分钟，他们便接近到了极近的位置上，不仅能在漆黑中辨认出敌舰的轮廓，还能通过烟囱和灯光猜测出对方的舰型。在判断双方相距600米（660码）时，浅井大佐按照预定计划向左转舵，为保证鱼雷发射的精度，他将船速减到最慢，然后急转全速向南撤退。队内其他3艘驱逐舰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尽管注意到敌舰队已有所察觉，它们仍坚持靠近到了400米（440码）至500米（550码）处，并发射了5枚鱼雷，其中几枚似乎正中目标。就在第一枚鱼雷命中敌舰5分钟后，敌军舰队也开始还击，尽管有些驱逐舰中弹，但它们都有惊无险地逃脱了。而紧随其后的是第2驱逐队硕果仅存的领舰，它完全是单独摸索着找到了目标。该舰按原计划转向右舷，并在1000米（1100码）距离上发射了2枚鱼雷，但没有目测到命中，最终，该舰也成功安全撤退。

在俄国巡逻舰引发混乱后，第3驱逐队的3艘驱逐舰中只有2艘还在结伴航行，殿后的那艘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这2艘军舰便发现了第2驱逐队的受损驱逐舰，后者的僚舰就在其舰尾方向值守。察觉到该舰没有沉没的危险后，第3驱逐队司令向未受伤的驱逐舰发出指示，令其在后方占据阵位并跟随第3驱逐队继续前进。此时，俄军的火炮和探照灯已经警觉，他们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但即使如此，日军鱼雷兵对武器威力和准确性的信心都没有动摇，甚至在极限射程下也是如此。在确信逼近到1500米（1600码）距离后，他们果断地发动了雷击，接着由于某种原因，在领舰向左转弯时，其他2舰则选择了右转。上述3艘驱逐舰都发射了2枚鱼雷，但没有观测到明显的命中迹象。0点45分，各舰都脱身向圆岛驶去。在大致超过15分钟的战斗中，他们共发射了15枚鱼雷。第2分队发现大连港空空如也，只有1艘满载日本难民的轮船——其身份直到发动雷击前才得到确认。因此，这8艘驱逐舰实际是扑了空。总之，在东乡将军的19艘驱逐舰中，只有8艘真正参与了攻击。

尽管如此，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第2驱逐队受损的二号舰“胧”号（Oboro）和迷航的殿后僚舰“涟”号（Sazanami）仍滞留在战场上，它们的英勇行动尤其值得一提。其中“涟”号的迷航，是因为在俄军驱逐舰引发的混乱中误把敌方探照灯当成了友舰，但察觉到真相之后，该舰迅速转向，并发现自己已完全掉队。即使如此，它仍不屈不挠地决定单独发动攻击。起初，敌军的探照灯活动异常频繁，“涟”号一直处在它们的照射之下，但在1点30分左右，所有探照灯突然全部指向天空，这让该舰看到了冲向敌方舰队中心的机会。在700米（770码）外，“涟”号发射了2枚鱼雷，然后开始全速逃逸。半小时后，“胧”号也修理好了损伤，并摸索进了港内。

午夜1点，“胧”号遇到了其他返航的舰只，尽管舵机已不甚灵活，但它仍然决定独自前进。由于俄军探照灯的反应渐渐迟钝，因此，它得以缓缓潜入港内，并且设法在2点之前在约1200米（1300码）外发射了2枚鱼雷，随后才开始撤退。期间，“胧”号虽然多次引来俄军探照灯光和炮火，但最终还是毫发无损地从东南方脱离了战场。事实上，在场的俄军并没有展开真正的反击，所有巡洋舰中，只有“新贵”号徒劳地独自向外海追赶了30海里。战斗结束，大多数日军驱逐舰都驶向了位于圆岛背风处的指定集结点，随后心满意足地在5点开往荒串池锚地。

考虑到有利的条件，日军完全可以在奇袭中取得更大的战果：事实上，俄国人根本没有收到敌人来袭的警告，而是到最后一刻才有所察觉，其巡逻的驱逐舰更是直到日军第3驱逐队发动袭击后才驶进港内——至少，当第3驱逐队的殿后舰扬长而去时，人们才看到俄军巡逻的驱逐舰进入港湾。斯塔克海军中将写道：“这次袭击非常出乎意料，和最新得到的可靠消息截然相反，这导致本人座舰上的乘员最初以为是‘列特维赞’号（Retvizan）上的一枚鱼雷意外发生了爆炸，因为在这天，它们才做好发射准备。”

当时，斯塔克刚刚辞别了在旗舰上举行会议的舰队参谋长和港口司令。整个夜晚似乎非常宁静，锚地内的16艘舰船停泊成了4行，性能最好的船只最靠近外海。其中，具体负责用探照灯搜索的是“列特维赞”号和“智慧女神”号（Pallada），结果它们最早中雷。“阿斯科尔德”号（Askold）和“月神”号（Diana）号则是执勤巡洋舰，当时也只有它们在升火待命。除了巡逻舰之外，所有驱逐舰都在港内，执勤的炮舰则没有出航。因此，直到24点30分（日本时间），俄军才接到警报，当时“列特维赞”号已注意到“智慧女神”号的探照灯发现了2艘日本驱逐舰。当值的军官立刻下令：“抵御鱼雷攻击。”但该舰还没来得及开火便已中雷。“智慧女神”号在10分钟后的24点41分才发现敌情。尽管它拉响了警报，但又犹豫着不敢开火，担心把巡逻的驱逐舰当成了敌舰，直到看见一枚鱼雷朝自己冲来之后才开始射击。该舰上的军官报告说，当时共有7枚鱼雷袭来，但最终只有1枚命中。接着，按照俄国人的说法，所有射界未被遮挡的舰船都在开火，并且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左右。“阿斯科尔德”号则报告说，作为最靠近外海的船只，它的机动空间非常狭窄。当时有枚鱼雷几乎从它的舰尾下方擦过，而且因为前进及时，它才没有被10码内的另一枚鱼雷命中。因此，在日军发射的19枚鱼雷中，只有3枚真正命中了目标，而且中雷的3艘军舰都保持着浮力，这让它们得以立刻撤离战场，不过，它们还是在设法进港时相继坐底。5

这场海军史上的首场大规模鱼雷攻击在发动时，几乎拥有冬季环境下一切有利的气象因素。另外，当时战争才刚刚打响，行动的日军都斗志坚定、士气高昂，他们的目标是一群锚泊中的敌人，俄军不仅士气低落、准备不足，而且极少有舰队像当时的俄军那样，处在如此毫无遮蔽的状态下。既然如此，为何日军的战果如此有限？如果我们有意寻求答案，其实不难注意到一些问题。首先，这是由于目标的信息并不准确，导致日军只有一半的驱逐舰抵达了战场，而这类变数在战时非常常见；其次，虽然俄军的防御巡逻措施不完善，而且没有得到开火的许可，但防御措施仍能将日军的部署搅乱；第三，许多日本鱼雷之所以偏离目标，是因为俄军舰队已经开火，而且探照灯也展开了搜索6；第四，随着干扰的增多，每个驱逐队的雷击距离也渐次加大。甚至有可能在强光、炮弹爆炸激起的水花以及寒冷导致的麻木影响下，除了第1驱逐队外，其他驱逐队都未能在有效射程内将鱼雷射出。毕竟，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人员其实很难保持一贯的战斗素养，而战斗素养，又恰恰是类似战斗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作为特殊情况，试图从中推导出普遍结论的做法明显是不妥的。因为除了1895年对威海卫的袭击外，这种大规模雷击战还是第一次发生，同时，使用的鱼雷的威力也比较有限。关于进攻方和防御方的实力对比，我们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尽管当时的环境对袭击者极为有利，但俄军大部分敷衍的预防措施都成功妨碍了日军的攻击。其发挥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人都对此始料未及。另一方面，虽说鱼雷的威力和准确性都有了大幅提高，但这种行动仍然需要丰富的经验，因此进攻未能一气呵成。当然，我们不是说袭击之所以未能得手，是因为日军鱼雷兵缺乏进攻精神，相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有两个：首先，在防御火力和探照灯的震慑下，日军错估了射击距离；另外，军官们对鱼雷的性能又太过自信。日军的水雷部队是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其军官都曾在相关舰艇上服役多年，平时的演习和高昂的士气让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鱼雷是一种威力巨大、射程可观的特殊武器，但这种观点背离了战场上的实践。这一切，又让他们顺理成章地相信，抵近发射的做法是不必要的，而向驱逐舰配发长程和短程鱼雷的做法，更是加深了这种误解。总之，对探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类似袭击可能产生的结果，旅顺之战显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

日军主力舰队由于事先未采取任何措施与驱逐队保持联络，因此他们对这次空前的伟大试验的结果一无所知。5日上午9时许，当日军驱逐舰队完成重新集结，从圆岛开赴牙山时，东乡的舰队正位于驱逐舰队的活动范围以外，即芝罘以北约20海里处。现在，主力舰队登场的时刻到了，东乡为此将航向转向了老铁山。至于他的第一步，则是试图查明雷击行动的战果。为此，早上8点，部署在老铁山角以南约20海里的出羽将军带领4艘巡洋舰驶向了旅顺港锚地。期间，他并没有得到抵近侦察的专门指示，而是仅仅获悉，如果在海上遭遇了强大的敌军，他应试图将其引诱到装甲舰分队正在赶赴的一个位置，即遇岩（Encounter Rock）以南海域（位于旅顺港东南约20英里处）。

出羽将军渐渐将航速提高到了13节，9点后不久，他透过弥漫的晨雾辨认出了俄国舰队：12艘战列舰和巡洋舰，还有若干炮舰、驱逐舰和布雷舰正部署在外围，它们看上去乱哄哄地聚集在一起。在这些舰只中，有三四艘船似乎严重倾斜，或是已经搁浅。舰队没有活动的迹象，只有2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在附近缓缓航行”。随后，他接近到了7500米（8200码）处，依旧没有被敌人发现。在继续驶近500米（560码）后，他开始从容地侦察敌情。尽管距离非常近，但俄军依旧一炮未发，也没有在视野内活动——这让出羽将军非常满意。虽然他此时麾下有一整个战队，但这次行动的本质仍是一次武装侦察，他完全没有必要继续逼近，并引来敌人的火力。根据当前的观察，出羽将军相信，袭击获得了成功，且俄军士气极为低迷。带着这种看法，他迅速返回了遇岩海域。由于观测距离超过3海里，他的结论其实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俄军已经升火，同时还进入备战状态并升起了战旗；“阿斯科尔德”号和“贵族”号（Boyarin）正向外海巡逻；舰队在发现自己正被监视后便立刻出动，只是因为日军巡洋舰正在高速撤退，他们才又重新返回了锚地。7

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的出羽将军，在10点前不久向舰队司令汇报了侦察结果，并极力建议“让第1战队和第2战队迅速出动，轰击港外的敌军”。就在这时，1艘俄国商船从东面出现，并立即被日军俘获。这艘商船的名字“满洲”号（Manchuria）无疑象征着一个好兆头，日军也因此士气大振。半小时后，出羽将军再次向东乡做了汇报，并激动地积极重申了之前的提议。他在电报中表示：“敌军士气低落，我认为，立即发动袭击将会取得巨大战果。”

然而，这次攻击却并不在预定计划之内。按照日军的原始设想，只有当驱逐舰的行动彻底失败时，装甲舰才会冒险在敌军岸炮的射程内展开进攻。显然，驱逐舰的行动并没有失败。对此，日本方面的史书中写道：“然而，在接到第3战队的侦察报告时，东乡司令官认为如果敌人的状态真是如此，那这次攻击将很有必要，哪怕让我方暴露在要塞炮火下也在所不惜。”因此，东乡做了如下回复：第3战队在后方占领阵位，他将亲自指挥一个战队为先导，向旅顺方向挺进。11点时，他直接转向敌军，将航速增加到15节，同时发出了这样的信号：“我们将攻击敌军主力舰队。全体进餐。以格列飞群岛作为集合点。”显然，此时的他已下定决心，冒着一切可以承受的风险，与敌人决战。这时，1艘巡洋舰出现了，它在射程的极限位置上向旗舰“三笠”号开火。这艘巡洋舰是“贵族”号，在2个小时前被派出进行侦察。当时俄军的主力舰队刚返回锚地，于是该舰立刻回航，并用尾炮发出了“敌方舰队正在逼近”的警告。东乡司令官立刻下令迎战，并挂出了这样的信号旗：“胜败在此一战。各员一致励志努力。”

就在不久之前，俄军的堡垒和信号台也发现了敌情并拉响了警报，但是，由于斯塔克将军正在岸上从总督处“接受指示”，舰队出航出现了一定的拖延。在大约10000米（11000码）外的日军看来，俄国舰队“仿佛挤作一团”，在接近到8500米（9300码）距离的时候，日军向西转过5个罗经点，以便超越刚刚成形的俄军战列。这一天天气晴朗，只有岸边飘荡着薄薄的晨雾，微风从南面吹来，掠过了波澜不惊的海面。正午时分，在8000米（8700码）的距离上，“三笠”号进行了一次试射。8分钟后，俄军舰列也全部开始射击。当时，“三笠”号和俄军各舰的距离在7500米（8200码）到6800码（7400码）不等，该舰随即用所有6英寸以上的火炮回应敌人的火力，舰队内的其他舰只也相继加入作战。不久之后，俄军掉头转向东方，两支舰队在反向航线上不断靠近。而2艘俄军巡洋舰，即单独出航的“巴扬”号和“新贵”号，现在已经转向。“巴扬”号来到了队末，而3000吨级的三等巡洋舰“新贵”号则大胆地冲向了敌军。8

随着日军逐渐找到准头，他们的炮弹迅速命中目标，但腾起的浓烟也模糊了敌舰的身影。不仅如此，一个事实正逐渐显现出来：敌军的士气并不像出羽将军认为的那样低落。随着日军驶入堡垒的射程，俄军炮火的烈度也在不断增加。不到5分钟，“三笠”号便被一枚重型炮弹命中，这枚炮弹先是被弹开，然后在军舰上空爆炸，并炸伤了（第1舰队的）机关长（Engineer-in-Chief）、1名参谋和其他5名官兵，还损坏了部分后舰桥。对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战斗中遭到炮弹直击。很快，又有更多的炮弹落向了第1战队——仿佛俄军的火力完全集中在了他们身上。2分钟内，日军便有2名军官阵亡，还有17名士兵受伤，同时，敌军原本散乱的炮火也变得逐渐精确，这让日军更加难以准确射击，不仅如此，他们还无法分辨自己的弹着点。日本方面的史书写道：“我方炮弹有的在附近水面爆炸，激起片片水柱；有的命中敌舰，令对方周围腾起了黑色烟雾。滚滚浓烟遮挡了敌人，让我军很难确定射程。”此时，日军的整个阵列都卷入了激战：所有军舰都在全力以赴倾泻着火力；同时，每艘舰船也都各自选定了目标，并不时为了更高的射击效率或更清晰的视野频频转换着对手，但即使如此，俄军的火力也没有被压制住。

大约12点20分，日军旗舰已经靠近了老铁山，此时东乡将军决定：各舰依次向外海转舵8个罗经点。战斗进行到了危急时分，俄国人也完全意识到了机会。就在“三笠”号转舵的同时，西面所有的俄军炮台都将火力集中到了转向点上，至于其他岸炮，则瞄准了日军的装甲巡洋舰。冒着密集的炮火，日军在未受损伤的情况下完成了转向，并迅速驶出了岸炮的射程。此时，俄军的火力变得散乱起来，这让日本人相信，他们已经被压制住了。但随着上村将军的装甲巡洋舰抵达转向点，俄军的火力再次增强，整个海面都被暴风雨般的弹幕淹没。期间，日军装甲巡洋舰被数次命中，幸运的是，在跟随第1战队脱离俄军射程前，他们只有12人受伤，而且没有舰船严重受损——只是，这种状况更多是源于运气，而非准确的判断。期间，“新贵”号为进入射程，始终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勇敢前进。当装甲巡洋舰开始转向时，“新贵”号已经冲到了距敌3000米（3300码）处。据信，该舰向日军舰队发射了1枚或数枚鱼雷，但这些鱼雷都错失了目标。接着，该舰水线下的位置遭到了一记重击，于是只能被迫仓促后撤。9

虽然目前损失轻微，但东乡更担心的是非装甲舰队，因为就在此时，它们也即将跟随装甲舰接受严峻的考验。现在，所有俄军火力都对准了它们，以至于“周围弹如雨下”。当第2战队完成转向时，它们的处境更是危险至极，以至于东乡并没有让它们继续前进，而是命令其集体转向以脱离战场。这一机动最终完成了，而且它们在逃离时只蒙受了轻微的损伤。但根据俄军方面的记录，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曾面临着被拦截的危险，因为当斯塔克将军看到日军向外海机动之后，他又将航向调转了16个罗经点——按照他的说法，这一举动是为了重新投入战斗。但随着日军继续撤退，他最终又让舰队撤回了锚地。

就这样，战斗在持续约40分钟后结束了。整个过程中，日军总共只有不到90人伤亡，而且没有1艘舰船严重受损，但有两个事实毋庸否认：首先，出羽将军并没有充分抵近侦察，而且大大低估了俄军的抵抗力量；其次，东乡将军之前的判断（即反对在岸炮射程内与敌军交战）完全合情合理。如果他知道己方的猛烈炮火不会对敌人造成什么损伤，他肯定会进一步坚持如此。而在俄军这边，他们的伤亡不超过150人，除阵列前方的4艘巡洋舰“巴扬”号、“阿斯科尔德”号、“月神”号和“新贵”号承受了大部分火力之外，没有其他船只严重受损。因为自身的英勇行动，渺小的“新贵”号承受了最猛烈的打击，但即使如此，该舰也在10天内修复完毕。

在这种情况下，东乡将军决定重新采用最初的作战计划，并立刻返回基地。这不只是因为与俄军再度交战将带来风险，同时，他们还必须在入夜前脱离俄军驱逐舰的行动范围。对此，上村将军徒劳地进行了反对，他坚持说，自己的战队受损轻微，应当在清晨时分再度发动攻击。但东乡将军坚持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不仅看到受伤的俄舰被带回了港口，更清楚在一段时间内，地面行动都将不会有被敌方海军干扰之虞。同时，他还向副手指出，从现在到明天，俄军都将在港内避战不出，位于日舰的攻击范围之外。在东乡看来，当务之急是回到基地，准备“下一步的行动”。毕竟，在第一轮奇袭发动之后，最明智的做法显然是，回到战区的正中心，并让大本营根据奇袭的结果调整后续部署。为此，他将继续向基地航行，同时也会进行佯动，以摆脱敌军驱逐舰可能的追击。他让第3战队直接前往牙山的集合点。至于他本人，则率领2个装甲舰战队前往山东半岛方向，如果抵达威海卫北微西（N. by W.）约35海里处，他将转舵前往东南，并在三四次转向后开往格列飞群岛一带。最终，他于次日上午8点抵达当地，随后驶向了牙山湾。

在舰队内部，东乡的决定似乎遭到了强烈质疑。有人在议论如果是纳尔逊会怎样做，也有人说，消极避战很丢脸。但以当时的情况论，这些批评都没有切中要害。整个行动真正的问题在于：由于对某些战争基本原则的无视，无论是在策划还是执行中，日方都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所以，虽然人们都在谴责失败，但实际的情况是：面对既成事实，勇敢地中止行动，才是东乡司令当时最明智的决策。

我们尤其要记住的是，按照东乡的原始设想，整个行动只是用驱逐舰队发动牵制攻击，至于让舰队倾巢出动并进入岸炮的射程，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内。这次袭击也更多是一次预防行动，意图在于掩护部队安全航渡。只是由于开战后迫切的政治需要，东乡才勉为其难地选择了让舰队毫无必要地出击——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可问题在于，虽然他把主力舰队集结在了敌方港外，但具体目标不是“寻歼敌军舰队”。相反，他真正的想法是让舰队在驱逐舰突袭失败后发动进攻。换句话说，这次行动仅在形式上是一次进攻，其根本意图却与之南辕北辙。具体而言，其根本目的不是摧毁敌军舰队，而是掩护陆军的行动。

同时，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让舰队集结到了敌方港外，此时最有必要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凭着集结带来的有利条件，尽力保证战果最大化。换言之，日军兴师动众地部署了主力舰队后，就应当大胆发动进攻，最有利的时机就是驱逐舰队发动突袭后。

不过在当时，虽说驱逐舰的行动为舰队出击创造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但日军并没有抓住机会。此外，当时还盛行着夸大新武器威力的倾向，这让日军没有意识到一点：在发动关键一击时，鱼雷最多只是一种事先削弱敌人的手段，或是舰艇发动进攻前的辅助措施。最后，按照“进攻必须一气呵成、持续有力”的普遍原则来看，驱逐舰队的突袭也必须有后续行动作为伴随，而该原则也要求日军主力舰队必须抓住机会参战。

总而言之，如果这才是军令部希望贯彻的原则，他们一定会发现，东乡实际是在重重压力下做了尴尬的折中。这种折中让进攻与防御的界线变得混淆不清，而且就像绝大多数战略上的妥协一样，其结果往往是在实际战斗中无法做到两者兼顾，最终只能落得一无所获。

事实上，除非东乡将军拥有更多自主权，否则，凭着破绽百出的开局，日本人将注定无法如愿以偿。但这一点又是东乡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的。由于需要兼顾军令部的命令，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自由来合理部署行动。很显然，如果他决心派主力舰队支援驱逐舰，肯定会将其提前部署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并在袭击成功之后跟进。

另外，在许多不存在外界干扰的层面，东乡自己也忽略了某些必要的准备。如果他当时命令一艘巡洋舰与驱逐舰队保持联系，甚至仅仅是在突袭结束后派巡洋舰在圆岛附近与驱逐舰队会合，那么，他很可能会在出羽将军出去侦察后，通过无线电提前一两个小时了解到突袭的战况。另外，如果他在后续侦察中投入整支舰队，而不是一个巡洋舰战队，他们也仍然肯定有时间趁敌军因受驱逐舰袭击而士气低迷的当口发起攻击，此时，俄军的岸炮也肯定是无法做好准备的。事实上，俄军自己也认为，如果日军能在破晓之后发动袭击，其结果一定会相当致命。为此他们写道：“东乡将军理应在驱逐舰之后跟进，派出所有舰艇扑向措手不及的旅顺舰队。他不应该像现实中那样等到次日才进攻，而是需要在两三个小时内逼近，并在近距离充分发扬火力。届时，日军炮火可能将在岸炮开始猛烈回击之前摧毁我军舰队。而到了清晨，不仅我军舰队已进入战斗状态，而且岸炮也做好了开火准备。”10换句话说，日军实际是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给了俄军三四个小时的喘息时间，当他们真正发起进攻时，不仅俄军已经恢复了镇静，而且由于冬季白昼较短，为避免俄军驱逐舰的反击，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也很不充裕。

但日军的失误远不限于此。他们是在事后才做出派遣主力舰队出击的决策，而这一决策又十分仓促，它在行动计划中只是做了粗略的安排，甚至可能连必要的准备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关系战争成败的决策又是根据一位下属的潦草侦察做出的，因此，该行动无疑蕴含了巨大的风险。

由于完成任务不彻底并因此误报了军情，出羽将军理应遭到批评。但同时，在处理下属的汇报时，东乡司令也存在几乎同等的过错，因为针对下属的报告，他实际采取了一种轻信的态度。鉴于整个行动极为重要和危险，因此，他做决策时应参照的必须是通过正规手段获得的极为可靠的信息，否则决策就会出现问题。不幸的是，东乡赖以判断战局的情报恰恰存在错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他们在战前准备中的疏漏相比，误判本身简直不值一提——它根本不能被当成是行动失利的借口。

发动攻击的时机不当，判断依据的信息有误——这两项错误导致产生了严重后果。在开战阶段，错失战机让海军官兵感到自己辱没了使命，同时，其影响还超出了士气层面，并让日本海军付出了数月的艰辛努力。期间，不仅舰队蒙受了重大损失；随着摧毁俄军舰队的任务被分摊给陆军，陆军白白牺牲大量士兵，才弥补了海军最初的过失。更为遗憾的是，如果俄军真的陷入了恐慌，这些损失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日军唯一欠缺的是在当时展开一次大胆的进攻。

注释：

1．对于这些行动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上述资料的来源包括了我国远东舰队司令官的通信、驻汉城公使朱尔典在2月7日的报告，但最主要的依然是《日俄战争中的海上战斗：一位日本海军少将撰述的官方战史》（Opérations Maritim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 Historique Officiel publié par l'êtat Major Général de la Marine Japonaise）第2卷第160页的内容，即法国总参谋部翻译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战史》公开版，在本书中以“日本战史公开版”表示。

2．参见《日俄战史》（Hist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第31页，日本海军省国际法教授诺加·阿里戈（Noga Arigo）著。

3．参见《海军文集》1912年6月号。

4．参见《海军文集》1912年6月号。

5. 《海军文集》给出的俄舰受损细节如下：

“列特维赞”号左舷被鱼雷命中，舰上的电灯瞬间熄灭。该舰向左倾斜，为扶正船体，舰员向右舷的弹药库中注水，这令11度的倾斜缩小到了5度。不久之后，全舰的电灯重新亮起，又过了45分钟，该舰开始升火，并做好了移动准备。在涨潮前3小时，该舰在入口附近的浅滩上坐底，导致航道变得极为狭窄。另外，爆炸还当场杀死了水下鱼雷发射舱内的5名水兵。

“太子”号的舰体最初向右倾斜，后来转向左倾。由于倾斜一度达到了18度，舰员被迫向右舷的舱室中注水，舰上的电灯也全部熄灭。升火之后，该舰在12点50分（即日本时间1点45分）开始行驶，并利用引擎差速绕过整个舰队，开入了进出港航道。该舰在此处开始接受拖船的牵引，但在抵达内港之前便已搁浅。舵机舱内的1名水兵溺水身亡。

命中“智慧女神”号的鱼雷几乎在水面上航行，最终击中了一个装满煤炭的煤舱。该舱室随即被进水淹没，导致舰只发生4.5度倾斜。由于冲击力被煤炭吸收，中雷位置上方的弹药库并没有发生殉爆，不过，冲击波还是撕裂了一座提弹井的防火门，火焰掠过炮位，一直蔓延到船员住舱。大火在船上蔓延，爆炸产生的窒息性气体和毒气在住舱甲板和机舱弥漫，10分钟后，大火才被扑灭。在中雷后，该舰启动了全部6台泵机，试图全力排出积水，还暂时填补了破口。随着锅炉升火，该舰开始移动，向灯塔附近的一处浅水区驶去，并最终在该水域下锚。“智慧女神”号上共有7名舰员身亡，所有舰员都被毒气影响，其中有32人产生了不良反应，大多数都在袭击后的第二和第三天就医。

6．按照日军驱逐舰的正式报告，只有第1驱逐队宣称取得了命中。《海军文集》对此这么描述：

在审视了这场夜战之后，我们发现日军驱逐舰正是顺着探照灯光发现了各舰的位置。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所有3枚命中的鱼雷都是在我军开火前发射的，其他雷击则毫无效果。由于安装了防雷网切割装置，日军鱼雷的航速和准确性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另外，尽管日军在报告中表示当时的雷击距离只有几链，但实际上，真实的开火距离要远很多。

7．参见《海军文集》和博布诺夫海军上校的记述。

8．这里采用了《海军文集》的说法，而《日本战史极密版》对此的描述是“敌军在锚地纹丝不动”，只有“阿斯科尔德”号、“新贵”号和“巴扬”号这3艘巡洋舰例外。

9. 《日本战史极密版》只提到有1枚鱼雷从“磐手”号前方掠过，但上村将军及其参谋长加藤大佐却对我国海军武官表示，当时各有1枚鱼雷从“出云”号舰首和舰尾30码外掠过。“新贵”号上的斯蒂尔海军上尉则宣称该舰没有发射鱼雷，具体内容可参见《“新贵”号》第25页，不过，该书的记录并不是十分可信。

10．参见《海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