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莫里斯其人和他的军事改组

在罗马帝国的诸多皇帝中，莫里斯作为一位承接着古典时代和中古时代的人物，在罗马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后来人—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们，总是会忽视这位皇帝的作用，甚至将他在即位前和在位时所做的一些改革记在其他皇帝，如查士丁尼或希拉克略的名下。在一些关于罗马的简史中，甚至会出现“查士丁尼死后，无能的皇帝相继继位，直到希拉克略登基为止”这样的语句，就连莫里斯的名字都不曾提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莫里斯不仅主持了6世纪末期罗马的军事重组，在军政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或者试验，而且作为一位统帅，他也曾在东方和多瑙河两条前线获得胜利。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对莫里斯其人以及这一本《战略》的要义进行一些简短总结，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战略》及其作者莫里斯，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作为提比略二世的女婿和继任者，弗拉维乌斯·莫里斯于539年出生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阿拉比苏斯（Arabissus）地区，不过也有些史料称他出生自一个希腊化的亚美尼亚家族。其早年的具体经历已经无从可知，但在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君士坦丁堡时，已经成为近卫军（Excubitor）指挥官提比略的秘书。574年，提比略加冕罗马皇帝，即提比略二世，之后莫里斯接任了近卫军指挥官的职位。继承皇帝本人原先的职位，也就意味着莫里斯成了提比略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两年之后，莫里斯便受命成为东境军事主官（Magister Militumper Orientem），全权负责对波斯的战事。577年，为报复波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的突袭，莫里斯沿着底格里斯河两岸发动了联合攻势，一路攻占了边境要塞阿普蒙（Aphumon）和辛加拉（Singara），迫使波斯大王库思老（Khosrow）在次年与其媾和，不巧库思老本人在和约缔结前便因病去世，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延长了下去。

580年，莫里斯发动了其在东方最具野心的一场战役。他将手中的陆军集中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由一支内河舰队伴随着，开始向波斯人的都城泰西封（Ctesiphon）进发。在这场战役中，罗马人和波斯人均表现出了杰出的战争艺术水准。莫里斯在攻克阿纳塔（Anatha）后，进军到距离泰西封不远的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与此同时，波斯将军阿达马汗（Adarmahan）则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从那里攻陷了莫里斯背后的埃德萨（Edessa），威胁罗马人的交通线并迫使莫里斯后退。虽然撤退过程十分艰苦，但莫里斯还是能利用战略性的机动，将阿达马汗逼退，并最终在卡利尼库姆（Callinicum）附近的会战中将其击败。582年6月，莫里斯终于在君士坦提纳（Constantina，今土耳其维兰谢希尔）决定性地击败了阿达马汗。不久之后，提比略病逝。8月13日，也就是提比略死前的最后一天，由帝国最高法官公布其遗嘱，宣布莫里斯继任皇位。有史学家认为，提比略曾准备将帝国西部交给另一位皇帝日耳曼努斯（Germanus），而只将东部交给莫里斯来统治。但无论如何，在提比略于8月14日去世后不久，莫里斯便遵照其遗嘱回到君士坦丁堡，迎娶了提比略的女儿君士坦提娜，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

莫里斯继位时，帝国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十分危急。他原先在东线对波斯人所赢得的有利局面，在其离开后不久便因约翰·迈斯塔康（John Mystacon）的失败而被扭转。从提比略二世在位时期始，罗马每年要向多瑙河上的阿瓦尔人支付八万枚金币的巨额贡金，斯拉夫人也早已将整个巴尔干半岛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大部分土地洗劫一空—帝国在军事和财政两方面都已濒临破产。

莫里斯首先认清，中央朝廷已经没有力量去控制和防守查士丁尼刚刚收复不久的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倘若继续维持现状，至少意大利很快就会再次落入野蛮人手中。为避免这一情况，莫里斯对两地进行了改革。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他取消了自戴克里先以来奉行了三百年的军政分离制度，将其改组为所谓的总督区（Exarchate），意大利为拉文纳总督区，阿非利加为迦太基总督区，分别由一名总督同时管理民事和军事事务。这样一来，两地便可以利用自己的财政来招募、供养军队，而不必坐等中央调拨的军饷。从实质上讲，虽然两地的总督仍要由皇帝来任命，但总督区本身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不仅减轻了中央朝廷的财政压力，而且增强了当地军队战时的灵活性。作为对比，在设立拉文纳总督区前，伦巴第人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便已经占领查士丁尼所收复的大部分领土，而在那之后，罗马人却能够在剩下的几座城市中坚守长达超过一百五十年时间。莫里斯在帝国西部进行的这种军政合一改革，最终也成为后来希拉克略至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时期，首先在帝国东部推行，后来又推广至整个罗马的军区制改革的基础。只不过在后来的军区（Theme）中，士兵已经成为由国家分配土地、平时耕作、战时服役的义务民兵。而在莫里斯的总督区中，士兵仍是单纯依靠军饷来供养的职业士兵。

在东部前线，虽然都城附近的局势已是如此紧张，可在解决波斯方面的事务之前，莫里斯还是只能将巴尔干的命运寄托在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墙之上。586年，莫里斯亲自率军在达拉以南进行的索拉肯会战（The Battle of Solachon）中击败波斯人。两年后，波斯人又趁罗马人兵变的机会发动反击，但他们连这些兵变的士兵们都没能击败。不久之后，罗马人再一次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俘获了超过三千名战俘，收缴了大批战利品。又过了两年，波斯发生内乱，被推翻的库思老二世转而向罗马人求助。对于莫里斯来说，这是解决其东方战事的绝佳机会，因此他派出了一支多达三万五千人的大军，在591年帮助库思老二世成功复位。此后，库思老二世与莫里斯签订和约，将凡湖（Van）以西的整个亚美尼亚西部割让给罗马。凭借第二个“永久和约”，莫里斯不仅大幅扩张了帝国的东疆，而且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处理巴尔干的战事。

592年之前，罗马人在多瑙河方向上始终采取守势。莫里斯继位时，阿瓦尔人已经占领多瑙河上的重镇西尔米乌姆（Sirmium，即今日的贝尔格莱德），要求罗马每年支付十万枚金币的贡金，遭到拒绝后便开始以此为基地，劫掠巴尔干东部。与此同时，斯拉夫人也开始涌入帝国境内，甚至在584年和586年分别对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Thessalonica）这两座巴尔干最大的城市发动进攻，其足迹更远至伯罗奔尼撒。与波斯人签订和约后，莫里斯终于在592年亲自夺回西尔米乌姆。接下来的几年中，罗马的将军们不断在多瑙河沿岸获得胜利，数次击败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以及格庇德人（Gepid）。602年，罗马人又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对斯拉夫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到此时为止，莫里斯已经完成西部领土的改组，修复了帝国在东方和多瑙河的两条防线，整个东部地区似乎已经安如泰山。

不过，与他在这些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相比，莫里斯更重要的成就还在于对罗马军队进行了一次彻底重组。与三百余年后虽然写下了《战术》一书，但从未走上过战场的利奥六世不同，莫里斯从自己在巴尔干和东部前线亲自指挥的历次战役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无论是莫里斯在《战略》中写下的内容，还是其进行的改革都十分实用，而且全盘接受了自阿德里亚堡会战以来罗马军队发生的巨大变化。与之相比，两百年前的韦格蒂乌斯（Vegetius）在写作《罗马军制》时，不仅没有接受当时那些不可逆的变化，反而还在字里行间不断追忆着军团的全盛时代，对于同时代的罗马军队大加贬低。三百年后利奥六世的《战术》则不过是《战略》一书的翻新版本，与莫里斯的著作相比，其主要区别仅在于后者整理了全书的结构，将早已不在帝国内通行的拉丁语词汇翻译成希腊语，并对各敌对民族的情况进行了更新，用新民族取代了那些早已消失的民族。

自从在提比略二世手下担任近卫军长官时起，莫里斯便与另一位将军查士丁尼受命对帝国军队进行改组，其具体细节已经无从得知，但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内容我们还是可以从《战略》一书以及后来的罗马军队身上看到。由于在过去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将领的私兵和由蛮族领袖直接率领的蛮盟部队，都曾给罗马带来巨大的灾祸。莫里斯在改组中首先取消了将军们手中的亲兵，从此之后，军队中所有百夫长级别以上的军官都要由朝廷直接任命，士兵则必须对皇帝本人宣誓效忠，其军饷也由国库直接支付。另外，完全独立的蛮族部队也被取消了。作为精锐的战斗力量，蛮盟士兵虽然仍被看作罗马军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些部队不仅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且不再由自己的王公酋长们率领，而改由罗马的将军们指挥，使用与罗马人相同的战术。从实质上来讲，莫里斯取消了蛮盟部队的一切独立性，只将他们视作罗马军队中的精兵。在这两项改革之后，除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两个总督区的军队，所有的罗马军队都已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

与此同时，莫里斯还为全体罗马军队制定了一套统一的编制体系。在此之前直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蛮族部队，还是罗马本土部队都没有一套稳定的战术体系。再加上将领的私兵们占据着重要地位，罗马几乎每一支野战部队都在使用不同的编制和战术。在莫里斯的改组中，他首先确定以“战队”“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所有的这些单位人数均在三百至四百人之间，使用的操练方式和武器也几乎相同，其名称不同的原因仅在于兵源和沿革的区别，事实上所有这些单位都是正规的重骑兵营。在营级之上者，即为骑兵团和骑兵师，其中后者为最大规模的战术单位，师长以上即为“将军”和“副将”，也就是全军的两位统帅。在这三个等级的指挥官中，营长和师长相对要担负更多的责任，其中营长要负责士兵的日常操练、维持军纪，师长则要负责指挥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与大规模的演习。在莫里斯的时代，所有营级以上单位都并非永久性的建制，而是在战役开始前才临时编组起来的。直到莫里斯死后的军区制改革之后，各部队才形成了与土地绑定的永久性建制。

除编制以外，莫里斯还为全体罗马军队制定了统一的大战术。他规定骑兵部队应组成两条战线，第一线为战斗线，第二线为支援线；第一线以完整的齐整正面进行攻击，第二线各师之间留出空当，在后方为第一线提供支援。若第一线失利，第二线便可以趋前为其提供掩护，以便第一线的败兵在其背后进行重组。同时，在两条战线的侧翼，还分别部署有两支侧翼支队，距离主力战线较近的被称为侧卫或迂回部队，负责在会战的正面战场上抵挡敌军的迂回，并尝试迂回敌军。较远的则被称为伏击部队，负责从战场边缘敌军无法观察到的位置对敌军侧翼和背后进行攻击。除上述部队以外，莫里斯还规定在第二线侧后方向要分别部署一个营来担任后卫。战场上的所有行动都以严格的纪律加以约束，任何部队都不得擅自冲锋、追击或撤退。这一套大战术体系就好像是军团全盛时期三线战术的复活，它既不依赖冲力也不依赖火力，其威力来自各部队协调一致的连续打击，冲锋和弓箭射击只不过是它向外延伸力量的手段。

若从结果上来看，莫里斯所制定的这套战术和编制无疑是极为成功的。甚至于直到三百余年后，利奥六世在撰写《战术》时，也没有在战术方面对其进行任何修改，只是在建制方面将莫里斯时代的临时编制改成军区制下的永久性建制而已。从莫里斯于6世纪末进行的改组开始，直到1071年曼奇克特会战之前这长达五百年时间里，这套体系始终能够保卫罗马帝国剩余的大部分疆土，甚至于在曼奇克特会战惨败，军区制逐渐解体后，我们仍然能从由佣兵组成的晚期罗马军队中看到莫里斯的战术，其有效性完全能够与马其顿时代、军团时代等最负盛名的军事体系相提并论。约翰·富勒曾对莫里斯所奠定的这一体系做出极高评价：“尽管这个帝国具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有一个特长，即它的军事组织要比所有邻国都远为优越，否则它就不可能维持这样长的时间……最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利奥六世两位皇帝，分别在579年和900年撰写了《战略》和《战术》两本教范，使战争艺术有据可循。毫不夸张地说，一直到19世纪，西欧都不曾产生过如此优秀的军事教范。”在译者看来，此二者中，无疑又以《战略》更为重要，而这本著作的诞生，不过是莫里斯改革的结果之一。

可即使是从《战略》一书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也能够读出，从查士丁尼一世后期至查士丁二世在位期间，大规模瘟疫带来的末日情绪、国库匮乏、朝廷对军队的忽视以及自4世纪以来的接连战败给军队带来的广泛恶劣影响。罗马军队早已失去了战无不胜的信心，士兵变得愈发敏感，士气也因此变得更加脆弱。因此在莫里斯给将军们的建议中，与敌军进行会战成了下下之策，只要能以谈判、诡计、收买、伏击、奇袭或迂回对方交通线等任何方式来达成战役目的，便不应冒险与敌军进行会战。甚至在敌军进入罗马国土进行劫掠时，也不宜采用直接迎击的办法，反而应选择在对方劫掠后携带笨重的战利品返程时再对其发动进攻，或是干脆直接进入敌方领土进行报复或牵制行动。从这一点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两个问题：第一，此时罗马军队相对其他民族已不再像3世纪及之前那样占据绝对优势，在会战中的必胜信心也早已不复存在；第二，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会战失败的后果，无论是重建军队还是支付赔偿金或贡金，对罗马此时的财政而言都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一点在莫里斯写下的“毫无理由地动员大批部队只能带来混乱和财政方面的灾难”这一句话中也可得到证明。毕竟我们必须记得，在古代的军事教范之中，提及财政问题的著作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莫里斯以及后来的利奥六世对于会战和攻势作战的谨慎程度，甚至在一千年以后，还被爱德华·吉本讽刺地评价《战略》及其后续的几部罗马军事著作是“为了避免失败，而非为了争取胜利而写”，在译者看来，吉本的观点也绝非毫无道理。

另外，莫里斯在整部手册中还不断建议将军们应采用各种办法来维持士兵们的士气，无论是以激励的方式还是利用士兵的迷信心理，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欺骗的手段。莫里斯还在文中提到，如果敌军比己方更加强大，便不应让士兵们在战前便知晓此事，而且还要利用地形尽可能让士兵看不到对方的阵容，以免他们丧失勇气。另外他还建议，从走出营地大门开始计算，重步兵在会战中前进的距离不应超过两里，否则他们便可能会被盔甲的重量所压垮累坏。从这些文字中，莫里斯显露出自己作为一位优秀将领的大量实战经验，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此时罗马士兵们的士气和坚韧程度已不再像军团时期那样坚不可摧。

话虽如此，相比4世纪屡屡败于蛮族之手的那支罗马军队，莫里斯手下的士兵们似乎又要坚强许多。那支军队中，由于蛮族士兵占比较大，将军们无法用严格的纪律加以约束，士气也十分低落。在发动冲锋或进攻时，他们抛弃了从马其顿时代便开始在精兵中奉行的一言不发、静默前进原则，改为利用呐喊或敲击盾牌的方式来鼓舞自己。要知道，对于训练有素、信心充沛的部队而言，静默前进不仅会令对方产生比呐喊更深刻的恐惧心理，也能够方便士兵们听清指挥官的命令，确保行动的协调。只有那些纪律不佳或士兵不够勇敢的军队，才会倾向于用呐喊来鼓起自己的勇气。从《战略》中建议将军们应以静默方式前进，而不应在与敌军接战前便放声呐喊的说法，以及莫里斯批评呐喊毫无用处的语气来看，直到这次改组之时，罗马人才恢复了静默前进的传统。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在莫里斯改组后，罗马军队的纪律相比先前要更加优秀一些。

在莫里斯完成改组之后，罗马军队终于褪去了4世纪至6世纪前期的蛮族联军面貌。如今他们重新拥有了固定的战术、编制以及严格的纪律，士兵们的训练水平也相对较高，可以在战场上执行不同的战术。与之相比，除波斯人以外其余的民族，尤其是西欧蛮族往往仅能使用一种办法来作战，而这种办法与其说是战术，倒不如说是传统或者习俗。也正因为如此，罗马人才能够利用《战略》和《战术》中有关于如何应对各民族军队的章节中那些相应的手段，来从容应对各民族一成不变的作战方式。对于莫里斯和查士丁尼两位将军对军队进行改组的结果，6世纪的史学家狄奥法纳斯（Theophanes）可以说是做出了最为精辟的评价。他说：“二人矫正了错误的事情，用秩序替代了混乱，简言之，即让所有事情都走上了正轨。”

不幸的是，纵使莫里斯为罗马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其本人在登基后却并不为军队所欢迎，其根本原因则还是来自国库的亏空。593年，莫里斯为节约士兵津贴和补给开销，曾下令让军队在多瑙河北岸，也就是罗马境外宿营过冬，希望军队能够自行通过抢劫或是征发的方式来解决给养问题，其结果便是爆发兵变，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一年以后，莫里斯又试图取消发给士兵们购买武器和服装的津贴，改为由国家统一发放兵器。为了讨好士兵，他还承诺阵亡将士的儿子可以顶替父亲加入军队，以解士兵们的后顾之忧。对这种连权宜之计都很难算得上的承诺，士兵们自然不会买账，结果皇帝只好又一次做出让步。到602年，已经在位达二十年之久的莫里斯再次命令军队在多瑙河北岸过冬，结果这一次，军队不仅再度发生兵变，甚至直接开进了君士坦丁堡，残杀了莫里斯和他的全部子女，给这位《战略》的作者，东罗马军事体系的奠基人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

莫里斯死后，波斯大王库思老二世立刻以为莫里斯报仇的名义入侵罗马，引起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战祸，直到628年才告终结。这场战争中，职业军队逐渐变成了与土地绑定的农兵，在莫里斯的总督区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农兵为基础的军区制。到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时，罗马绝大部分领土都已被划为军区。到此时为止，马略改革的一切影响，都从罗马军队身上彻底消失。而在这支注定要保卫帝国数百年的新罗马军队身上所留下的，除希拉克略建立的农兵军区制以外，便是莫里斯所制定的战术和编制，它们作为两根擎天立柱支撑着整个帝国，直到1071年曼奇克特会战惨败才终于倒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