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马略改革到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军队

罗马军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国王时代，当时罗马尚处于国王统治时期。此时整个罗马不过是一个城邦，而“军团”（Legion）一词的含义也代表着整个军队。从此时直到公元前107年的马略改革为止，能够加入军团成为一名军团步兵（Legionary）在罗马法律中是一种特权和义务，因此除第二次布匿战争等特殊时期以外，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水平的公民才能加入军队。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盟邦军队，则组成所谓的辅助部队（Auxilia）伴随罗马人一同作战。

在公元前315年以前，很可能是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影响下，罗马人使用的战术与希腊人相同，均为纵深为八排的多里亚方阵（Dorian Phalanx），但意大利多山的地形并不适合方阵行动，导致军团多次被击败，甚至连罗马城也曾因此被攻陷，进而促使罗马改用了著名的三线战术。在这种体系中，按照法定义务服役的士兵依年龄分为散兵（Velite）、青年兵（Hastati）、主力兵（Principe）和三线兵（Triarii），在一个军团中，四个兵种各编成十个中队（Maniple），散兵、青年兵和主力兵每个中队为一百二十人，三线兵中队则为六十人，另外还要再加上三百名骑兵。青年兵和主力兵装备相同，使用矩形大盾、投枪、短剑作为武器，身穿锁甲或者皮革、亚麻胸甲，在战场上以相对宽松的队形作战。三线兵作为经验最丰富、最精锐的预备队，依然采用方阵步兵的装备，使用长矛作为武器。散兵作为轻步兵，不穿盔甲，仅以轻盾护身，并使用标枪在重步兵前方先行攻击敌军，之后便会撤退到后方。

除三线兵仍然作为方阵步兵以密集队形参战以外，青年兵和主力兵在接战时都会使用相对于方阵而言更为宽松的队形，其目的在于发挥士兵们的个人武勇，而不像方阵那样将所有力量都寄托于全军协调一致的单独一次冲击。罗马军团步兵们每人占据五尺见方的空间（方阵步兵为三尺），以方便他们投掷标枪、挥舞短剑。在接近敌军时，他们会首先投掷自己携带的重标枪，之后再拔出短剑冲上前去与敌军短兵相接。诚如《罗马史》作者特奥多里·蒙森所言：“罗马人将重标枪与短剑配合使用，其所产生的作用与近代战争中使用火枪与刺刀是极相近似的。标枪的投掷用来为刀剑的肉搏战做准备，正好像先发射一排火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花费笔墨引用蒙森的著作，原因在于即使到了莫里斯的时代，罗马重骑兵依然保留着既能使用弓箭发射火力，又可以利用骑枪发动冲锋的双重效用。

作战时，三条战线以棋盘格阵型列成，战线中各中队之间都会留出一条相当于一个中队宽度的空当，而后排的各中队便面对着这个空当布置。最初按照规定，青年兵被固定为第一线部队，后来，青年兵和主力兵二者谁居于第一线通常依指挥官的判断而定。但无论如何，当首先接敌的第一线士兵感到疲惫或敌军发生混乱后，第二线部队要么接替第一线部队继续作战，要么对敌军施以决定性打击。三线兵则作为最后的预备队，只在前两线无法支撑时才会参战。

罗马军团使用的三线战术，可以说是战争艺术历史上第一个对于预备队给予足够重视的固定战术。这种战术给罗马军队带来了其他重步兵无法比拟的灵活性，而较为宽松的队形也使他们能在几乎任何地形上作战，而不像方阵那样一旦脱离平整地面便无所适从。这些优势使其足以压倒包括希腊方阵步兵在内的一切对手。而这种重视预备队的思想，直到莫里斯在《战略》中为重骑兵们所规划的双线战术中，也仍然一脉相承。我们甚至可以说，《战略》中所记载的骑兵战术，不过是重步兵的三线战术在重骑兵身上得到复活。

在此有必要提及，关于这种三线战术，20世纪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战史学家，英国陆军少将约翰·富勒曾在其著作《恺撒：男人、士兵和僭主》（Julius Caesar:Man, Soldier, and Tyrant）一书中提出疑问，对第一线各单位间是否真的会留出那么大的空当表示怀疑。毕竟，若第一线留有总长相当于整个战线一半宽度的空当，士兵们无论如何精锐，也还是无法组成一条足够坚固的战线以在白刃战中压倒对手。因此在他看来，军团的三条战线在进入战场时，会以每人占据三尺见方空间的密集队形排列为棋盘格队形。第一线在散兵从空当退到后方而自己又尚未与敌军接战时，展开成疏开队形，通过放宽行列来增加每个中队的正面宽度，填满空当组成一道完整的正面，并以这种队形与对方接战。第二线和第三线部队则会在其后方继续保持密集队形，各单位之间留有相当于一个中队宽度的空当，以方便第一线在失利的情况下向后撤退寻求掩护。

关于这一点，译者也感到十分怀疑。对于罗马军团的敌人来讲，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空当来打击第一线各单位的侧面，无论罗马士兵如何擅长单打独斗，一个中队也不可能在正面承受重压的同时去应对侧面的威胁，除非第二线部队在第一线与敌军接战后立刻便对那些穿过空当的敌军发动进攻，否则第一线便很难支撑下去。倘若如此，第二线作为预备队的意义便又完全不存在了。另外，以方阵密集队形战斗的三线兵，各中队的正面宽度在棋盘格阵型中却与青年兵、主力兵相同，也足以印证后二者在与敌军接战之前也同样采用着密集队形，战斗前必须先将队形疏开。因而在译者看来，富勒的观点不无道理。而我们之所以要在此处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读者们在阅读后文时便会发现，莫里斯在描述骑兵双线队形中第一线为连续的完整正面，第二线留有空当供第一线撤退之用时，几乎与富勒上述关于军团步兵的假设完全相同。

公元前107年，罗马军队身上发生了可说是在整个罗马超过两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那时，由于长期征战导致很多土地无人照料，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使越来越多的罗马中产阶级公民失去了土地、财产以及相应的参军资格。与此同时，战争规模愈发广泛，但罗马上下却根本没有那么多能够合法服役的兵员。盖乌斯·马略对征兵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他取消了对士兵财产的要求，规定全体罗马公民只要符合年龄条件便可参军服役，原先由士兵自行负担的装备改由国家提供，同时他也取消了青年兵、主力兵、三线兵的区分，所有士兵都采用了与主力兵相同的装备，基础战术单位则从三十个中队改为十个大队。与此同时，士兵只要入伍，就必须始终留在军队中，而不能再像先前一样在和平时期回家务农或经商。简言之，马略用兵农分离的职业雇佣兵，代替了原先兵农合一的公民义务兵。

从一方面讲，这次改革暂时解决了罗马军队兵源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士兵们的职业化，也使他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其直接结果便是，自马略改革至3世纪危机爆发前，除少数例外，罗马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罗马的疆域也随之成倍增加。但与此同时，这次改革却带来几乎同样深远的负面影响。

改革前，士兵们依赖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生活，战争对于他们而言并非牟利、发财的手段，而只是获得荣誉、在民事政府中谋求晋升以及保家卫国的途径。对他们而言，服役期间所获得的军饷和补助，只不过是对于他们在战争时期无法务农、经商而提供的津贴和补偿。但从马略改革开始，对于那些没有土地和财产的职业士兵们而言，发财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战争，而军饷则成为供养他们进行战争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士兵们效忠的对象，与军饷和战利品的来源画上了等号。爱国心、保护自己田产的愿望已不再像原先那么重要，谁能用金币塞满士兵们的钱包，军队便能任听其调遣。到后来，元老院为节省资金，更是允许将军们自掏腰包组建军团，这也使罗马的军团从国家军队，逐渐变成一支效力于将军个人的半私有化军队。

随马略改革而来的，便是绵延近百年的内战，无论克拉苏、庞培还是恺撒，都凭借庞大的私产及大批战利品来维持手下军团的忠诚，进而以武力获得国家最高权力。即使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建立元首制帝国，取消私兵制度，也仅能维持不到一百年的内部和平。一旦皇帝本人的权势稍有衰颓，便立刻会有人以高价买得军队的效忠，对皇位发起挑战。这一点不仅在帝国境内导致了绵延不断的内战，甚至到了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计划重新光复帝国西部之时，仍然还会在将军和皇帝间造成间隙，处处拖缓战争进程。直到莫里斯改组之后，希拉克略才以其建立的总督区为基础，推行新的军区制改革，为士兵们分配土地，重新采用兵农结合的义务兵，取消了七百余年前马略改革的职业兵制度。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军团始终作为帝国的边防军驻扎在莱茵河、多瑙河等天然疆界后方。各军团间相隔远达数十甚至数百公里，二者之间仅拥有少数前哨部队，而在边防军团的背后，则更是除驻扎在罗马城的禁卫军以外便再无任何军队。帝国全盛时期，虽然曾有图拉真（Trajan）皇帝进行过大规模的攻势战争，但其余大部分皇帝所进行的战役却都是防御性的。攻势精神的丧失，给罗马军队造成的影响要比任何物质方面的影响都更大。它导致公民们失去了依靠抢劫外族土地来发财的机会，使罗马人变得越来越不愿当兵，蛮族则逐渐进入到军队之中。而且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除少数例外，罗马军队所进行的均是防御性作战，其战略目标仅限于修补由天然疆界所划定的防线，即使拥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也往往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在579年的《战略》和900年的《战术》两部著作中，莫里斯和利奥六世两位皇帝依然很少提及任何攻势行动，即使偶有着墨，他们笔下的进攻行动也不过是限于抢劫、突袭或牵制行动。

在3世纪危机到来前，由于欧洲的野蛮人尚未成长为够格的对手，东方的帕提亚人（Parthian）、后来的萨珊波斯人（Sassanian Persian）也慑于帝国的强大实力不敢与之为敌，这一道由重步兵组成的边墙，尚且能够保障罗马的安全。哪怕偶尔有某些边境地区被蛮族突破，来自其他地区的边防军团也总是能安全地从自己所在防线上调拨过来，阻止野蛮人长驱直入。

但在3世纪危机期间，帝国内部再一次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短短五十年间便有二十七位将军先后称帝。而当边境上的军团纷纷被将军们“买走”参加内战后，日耳曼人（German）、哥特人（Goth）便纷纷涌入帝国境内。在251年的阿伯里图斯会战（The Battle of Abritus）中，德基乌斯（Decius）皇帝甚至战死在了哥特人手下。自从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The Battle of Cannae）以来，罗马人从不曾遭遇如此惨败。在258年至259年波斯人进攻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时，瓦勒良（Valerian）皇帝又被生擒。直到284年，终于才由戴克里先（Diocletian）平息内战，击退大部分外敌，重新将帝国统一起来。

虽然戴克里先治下的罗马帝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立刻开始改变军队的编制。他认清了此时罗马军队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此时帝国必须面对着四条可能同时开战的前线—东方的波斯帝国，以及多瑙河（Danube）上游、多瑙河下游、莱茵河（Rhine）方向的蛮族部落；二是边防军团背后缺乏一支战略预备队，当漫长边境线某一点遭到重压时，便无法为其提供支援。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戴克里先在293年创立了所谓“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即在帝国东、西各设置两名奥古斯都（皇帝）和两名恺撒（副皇帝），各自负责一个防区，而他本人则是四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另外，在边防体系上，戴克里先将原先的军团拆散为大队级别的小型单位，分别交给一些“公爵”来指挥，由这些公爵率领着构成帝国的第一道防线，即边防军（Limitanei）。与原先行省长官同时掌管军民事务不同，公爵只负责指挥边防军队，各地民政事务由单独的民事主官负责。同时，他还组建了十一个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六个位于帝国西部，五个位于东部。这些野战军规模相对较小，为快速调动起见，成员也多为骑兵和轻装步兵，其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更为精锐，驻扎于帝国内部的省份，由皇帝们亲自指挥。野战军既可以随时准备对边境的危险地区进行支援，同时也可以监视位于边境的公爵们，防止他们发生叛乱。

说来有趣的是，像罗马这样一个很早便认清战术预备队在会战中的巨大价值的国家，却在奥古斯都建立边防体系三百年后才认清战略预备队的价值。戴克里先在位期间，这套体系运转得十分顺利，皇帝们不断击败波斯人、日耳曼人和各地的小规模叛乱。似乎到此时，戴克里先已经恢复了昔日罗马军队战无不胜的实力和荣耀。但在戴克里先表面上光鲜的大幕下，事实上所掩盖着的，却不过是大量的蚁穴，四帝共治的体系在其死后不久便引发了内战。缺乏稳定的皇帝继承制度，自始至终都是罗马帝制体系中的死穴。

另一方面，早在康茂德（Commodus）刚刚继位的180年，这位皇帝便曾允许部分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定居，代价则是要负责守卫他们所在地区的边境。自3世纪危机开始以来，皇位竞争者们更从罗马境外征召了大批的日耳曼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摩尔人（Moor），甚至是叛变而来的波斯人加入军队。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些蛮族士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初这些蛮族士兵们还只是被分散开来用于补充军团的缺额，但从5世纪初开始，他们便改为以蛮盟（Foederati）的名义在其原有酋长领导下，维持其原有编制和战术，整支地被招募到罗马军队中。

在蛮族部队地位愈发提高的同时，原有的军团步兵却无论在地位还是在素质上都大幅度下降。为了让逐渐颓废的士兵们在战场上保持勇气，重步兵不得不以越来越密集的队形投入战斗，而且他们也无法再像原先那样，通过疏开队形来将战线上的空当填满。因此只能取消各大队间的空当，让他们始终保持着三条完整的战线。可随着这一空当的消失，三线战术本身也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这种战术对于阵型最基本的要求，便在于前排部队可利用后排各单位之间的空当来后退寻求掩护。最终三条战线终于合并成一条战线，整个军团也彻底退化成一个方阵，预备队则改由单独的部队来担任。到了6世纪末，莫里斯在写作《战略》时甚至直接使用了“方阵”（Phalanx）一词来指代步兵的单线队形—虽然在他的规划中，重步兵依然要像军团步兵那样在白刃战之前投出标枪甚至长矛，之后再使用短剑与敌军搏斗。

重步兵愈发笨拙的阵型以及士兵们愈发下滑的素质，使他们无法再利用队形整齐的冲锋来决定会战胜负。在罗马的敌人中，无论是哥特人、匈人（Hun）、波斯人，又都是以骑兵作为主力，这就更使重步兵的地位更加低落。与之相对，原本只是居于辅助作用的轻步兵、弓矢以及军团中早已编入的大量弩炮则越来越多地左右着战场上的天平。

与之相对，随着强有力的重步兵逐渐消失，原先在罗马军队中并不太受重视的骑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地位上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而对于那些以疏开队形作战的轻步兵们而言，骑兵的冲锋无疑是毁灭性的。最初，由于野战军对快速机动的需求，戴克里先组建了大量的骑兵部队，而由于罗马人本身并非出色的骑手，原先在希腊时代盛产优秀骑兵的马其顿（Macedonia）、色雷斯（Thracia）、色萨利（Thessaly）等地区又已经因战争化为废土，因此戴克里先在组建这些骑兵时，编入了大量的日耳曼人和波斯人。到4世纪初君士坦丁一世登基之后，又更进一步地降低了边防军团的规模和地位，而用节余的资源来加强野战军和骑兵。到4世纪下半叶，边防军虽然人数依然多于野战军，但其地位已经下降到如此程度—瓦伦斯（Valens）皇帝甚至曾在372年专门发布一道法令，规定应将那些强壮程度和身高不够资格，无法加入野战军的应征人员编入到边防军中去。在这道法令发布仅仅六年之后的阿德里亚堡会战中，罗马最后一支以重步兵作为主力的大规模军队被哥特骑兵击败，皇帝瓦伦斯战死。自此之后，在罗马人的军队中，骑兵一跃成为唯一具有决定性地位的兵种，其数量和受重视程度不断增加，步兵则沦为辅助兵种。

想要了解骑兵数量的增加到底是何等迅速，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数字。在戴克里先的时代，虽然他组建了不少独立的骑兵部队，但骑兵在全部罗马军队中的比例还只是少量增加，其人数所占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到了4世纪末，按照同时代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一书所列出的编制来计算，在帝国东部五支野战军总计十万四千人中，有两万一千五百名骑兵，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若再加上完全由骑兵组成的三千五百名皇帝卫队（Scholae Palatinae），占比还要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而在边防军的十九万五千五百人中，骑兵数量居然达到了九万七千五百人之多，占据了全军一半的人数。在西部皇帝控制的伊利里亚（Illyricum），总计六万三千名士兵中也有两万三千人是骑兵，占据了接近百分之四十五的比例。

与此同时，为了补充阿德里亚堡会战中的损失，东部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招募了数量庞大的蛮族部队。在后来的一百年中，这些蛮族不断作乱，哥特人盖纳斯（Gainas）、日耳曼人阿斯帕尔（Aspar）先后执掌废立皇帝大权，直到457年利奥一世（Leo I）登基后，他才终于招募了大批小亚细亚伊苏利亚人（Isauria）山区的好战人口，用这些罗马本土士兵制衡了蛮族部队。502年，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us I）又通过增加士兵津贴的方式招募了大批其他地区的本土士兵。而在经济条件欠佳，也无法再找到本土新兵员的西部，蛮族酋长们最终掌握了整个朝廷，将皇帝变成傀儡，并最终废黜西部皇帝，由他们以东部皇帝封臣的名义直接统治帝国西部。当然，这些所谓的“封臣”也不过只是名义上的而已，事实上帝国西部领土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个独立的蛮族王国，罗马自此失去了半个帝国，一半的军队也要么被解散，要么直接成为帝国的敌手。

在东部，自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的时代（491年至518年）起，便再未出现过蛮族将领专权的问题。不仅如此，这位皇帝留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不仅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获得优势，还在军事层面上为527年登基的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提供了坚实基础，去实现后者光复西部领土的愿望。

不过阿纳斯塔西乌斯所留下的这支军队，若是与1世纪的罗马军队相比，只能用面目全非来形容。如果恺撒或者奥古斯都看到他们，一定不会承认这是罗马军队，而只会将他们当作蛮族的联军。事实也正是如此，曾令罗马人引以为豪、高举着鹰徽征服整个地中海的重装军团步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支同样优秀的重骑兵军队。与同时代其他所有民族都不相同，罗马人的重骑兵同时结合了枪骑兵和马弓手的特点。他们从波斯人那里学来了厚重的盔甲，从哥特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骑枪和盾牌进行冲锋，又从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如何在马背上使用弓箭。波斯人虽然也以骑射闻名，但与罗马人和游牧民族相比，他们更愿意使用拉力和威力都比较小的弓箭，以便能够尽可能快速地射出更多箭矢，并不十分重视威力如何。而且波斯人对于白刃战十分抵触，只要有可能便绝不会拔出自己的刀剑发动冲锋。哥特人仅有相对轻型的盔甲，而且不懂得如何骑射。游牧骑兵通常完全没有盔甲，对于骑枪冲锋也不在行。从此时开始直到11世纪前，罗马重骑兵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最为精锐的力量。

跟随贝利撒留（Belisarius）一同参与多场战争的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在其《战史》一书中，对于当时罗马军队的描述更为直观，我们在此也有必要加以引用：

有人一提到我们今天的士兵便会鄙夷地说“他们不过是一群弓箭手罢了”，而只去称赞历史上那些“手持盾牌与敌军进行白刃搏斗的军团步兵”。这些人为我们失去古时的好战勇气痛心疾首，但事实上这正代表着他们不过是无知百姓。他们说弓箭手在古时是受人鄙视的兵种，却不记得在他们所说的荷马（Homer）时代，弓箭手都是既不骑马也没有装备长枪、盾牌或盔甲的轻装部队，他们徒步进入战场，或躲在战友的盾牌背后，或依靠岩石作为掩护。这样的弓箭手既不能有效保护自己，也不能信心十足地攻击敌军，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战斗的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人体质柔弱，而且缺乏射击技能，他们只能把弓弦拉到胸口，箭矢飞出后自然显得漫无边际，其威力可能也不足以杀伤敌军。

但我们今日的马弓手已经完全不同，他们身着胸甲，腿上也拥有及膝的胫甲。这些马弓手配有弓矢和刀剑，大部分人拥有一支长枪，左肩上还有一枚小盾，盾牌由皮带绑在肩膀上，而无须用手握持。他们骑术高超，能够在战马全速奔跑时弯弓射箭，无论在前进还是撤退时都能保证箭矢的精准。他们并不仅仅将弓弦拉到胸口，而是拉到脸颊，有时甚至会拉到右耳，因此箭矢的威力也变得更大，总是能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甚至能够毫不费力地同时穿透盾牌和胸甲。可即使如此，仍然有厚古薄今之辈因无知和愚昧，对我们的马弓手抱有鄙夷，然而这些马弓手的效率，早已在历次大战中展现得一清二楚。

无论是在阿纳斯塔西乌斯还是在查士丁尼手下，罗马军队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蛮族独立部队。贝利撒留在530年的达拉会战（The Battle of Dara）中，曾部署过两个完全由六百名匈人组成的骑兵支队。在552年的塔吉纳会战（The Battle of Taginae）中，查士丁尼手下的另一位名将纳尔塞斯（Narses）也曾使用过大量的伦巴第（Lombardi）和赫鲁利（Heruli）骑兵。不过在查士丁尼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本土骑兵逐渐开始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554年的卡西利努姆会战（The Battle of Casilinum）中，纳尔塞斯凭借他们既能射箭又能冲锋的特点，始终压制着法兰克步兵的密集队形，使其动弹不得，等到法兰克人的秩序在弓箭火力下变得混乱时，便凭借冲锋将他们彻底击溃，据说在多达八万名法兰克士兵中，仅有五人能够逃脱。

在本土骑兵变得越发强大的同时，步兵却几乎跌入了谷底。在达拉会战中，贝利撒留将所有步兵都部署在一道壕沟背后，整场会战中都不曾让他们向前推进一步。三年后，在毁灭汪达尔人并重新夺回阿非利加行省的两场会战中，贝利撒留虽然手中并非没有步兵，但他却根本没有将他们带到战场上。随后的哥特战争中，情况与之相似。贝利撒留夺回罗马城后，随即遭到哥特人围攻，在此期间，他仅有一次因步兵军官们的要求而派遣步兵出城突击，还落得了失败的下场，此后的出击便完全由纯粹的骑兵部队来进行。在塔吉纳会战中，纳尔塞斯宁愿命令伦巴第人和赫鲁利枪骑兵下马组成方阵来抵抗哥特人的冲锋，也不愿信任步兵。虽然在卡西利努姆会战中，纳尔塞斯使用专业步兵组成了部队的中央部分，但那些由他本人精选出来的精兵并不能代表全体罗马步兵的水准。

在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这样的将领们手中，除皇帝交给他们的帝国军队以外，还会拥有大批效忠于他们本人的家臣（Bucellarii）。与六百年前恺撒自费招募的那些军团相同，这些士兵由将军们亲自招募，军饷也由将军本人提供，因而对朝廷和皇帝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哥特战争期间，贝利撒留曾拥有多达七千名家臣，罗马国内甚至还曾传出“贝利撒留仅凭一人家兵便推翻哥特王国”的说法。虽然这一问题早在马略改革之后便已经出现了，但那时，指挥官们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由元老院或者皇帝指派来统率部队的。可到5世纪以后，这一层名义也已经消失，将军们可以随意招募只效忠于自己的部队。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自然也成为皇帝的心头之患。也正因为如此，即使贝利撒留对查士丁尼始终忠心耿耿，但后者却仍然要对其处处加以节制，甚至还曾在收复了大部分意大利领土之后，将军队指挥权分散给了数位将军，导致哥特战争不断拖延，从535年一直打到555年才告终。

在查士丁尼的时代中，罗马军队身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在他刚刚继位时，为了解决与波斯方面的战事，他在原有的五支野战军的基础上，又在亚美尼亚组建了一支新的野战军，并为其招募了大批士兵。达拉会战胜利之后，查士丁尼终于得以凭借年贡的方式与波斯人媾和，但为了平衡财政支出，他取消了东线边防军的军饷。虽然自5世纪以来，边防军早已退化成一种民兵组织，但查士丁尼的这一改变，还是立刻使边防军所剩下的最后一点战斗力也彻底消失。后来当波斯人再一次寇边之时，这些民兵绝大部分都未做任何抵抗便选择了投降，而由于东部野战军又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派给贝利撒留前去收复阿非利加，因此直到亚美尼亚野战军赶到后，才遏制住了波斯人的攻势。

收复阿非利加后，查士丁尼又组建了阿非利加的野战军和边防军，而这又让帝国本已十分紧张的国库雪上加霜，其直接表现即为，到贝利撒留前往意大利时，跟随其一同出发的士兵居然只有七千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由其个人出资供养的家兵。

自541年起，罗马全境反复发生大规模鼠疫，人口损失超过四分之一，甚至连皇帝本人都险些因此丧命，帝国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人力来源也随之大幅下滑。在波斯人于545年同样因鼠疫而不得不与罗马握手言和之后，查士丁尼借机取消了全体边防军的军饷。从实质上说，边防军在此时便已经解体，剩下的边防部队虽然仍以民兵形式存续，但已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到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时，罗马全部的有效作战部队，除将军们的家兵以外，便只有东部的六支野战军以及新组建的阿非利加和意大利两支野战军。按照《284年至1081年的拜占庭及其军队》（Byzantiumand It's Army,284-1081）一书作者特里德格德（Treadgold）的估算，这八个野战军相加，总人数应在十五万人左右，相较于395年帝国东部多达三十万人的编制规模，这一数字整整下降了一半。

可无论如何，查士丁尼在位期间，还是在其出色的法制和民事改革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完成了光复帝国西部的工作，阿非利加、意大利以及西班牙一部分均回归到了罗马统治下。不过因为瘟疫导致的财政紧缩，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很快就被伦巴第人占领，西班牙那一小块土地也被西哥特人夺走。从查士丁尼统治末期开始，拖欠甚至克扣军饷的现象极为严重，军队纪律废弛，士气低落。当时一位小亚细亚的史学家阿伽提阿斯（Agathia）曾写道：“皇帝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早年的辛勤，此时他已经精力不济，转而倾向于在敌人中间制造不和或通过金钱来安抚他们，而不再信任自己的军队，也不再敢于面对战争的危险。由于皇帝不再需要军队去开疆拓土，因此他也默许军队人数下降，负责税收和管理军队的官员们，也同样受到了这种冷淡态度的影响。”当然，阿伽提阿斯所看到的表面结果，绝不可能只是因为查士丁尼一人的衰老所致，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反复爆发的瘟疫使帝国财政濒临崩溃。皇帝之所以不敢再面对战争危险，也同样是因为国库已经无法再承受惨败后重建军队或赔款的压力了。这一点甚至直到查士丁尼去世十五年后莫里斯撰写《战略》时，仍然在主导着罗马的军事思想。

578年，提比略·君士坦丁，也就是提比略二世成为罗马皇帝。在其上任之后，便立刻开始对先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手下那支败多胜少的军队开始进行改组，而这些改组的具体工作，则是由两位将军来直接负责的，其中一位名为查士丁尼，另一位便是莫里斯，而《战略》也正是在这次改组中，作为一本指导性的文件而被写作出来。

到此时为止，我们已经对莫里斯开始改组前罗马军队的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梳理，以便让读者们能够相对明确地了解莫里斯在对军队进行改组，以及在《战略》中所显露出的军事思想都是因何而来，而莫里斯在改革中所面对的罗马军队，又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中。它继承了马略改革以来的职业化特点，虽然精锐，但又极不忠诚，任何关于军饷的风吹草动都会招致骚乱甚至兵变。雄心勃勃的将领们手中握有规模庞大的私兵，随时对皇位虎视眈眈。步兵已经彻底失势，骑兵成为战场上唯一的决定性力量。蛮族部队虽然占比和重要性均已经比5世纪时大幅下降，但仍在军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依然在使用各自不同的战术和组织体系。而在帝国的边境上，由轻骑兵组成的柏柏尔人（Berber）觊觎着阿非利加；伦巴第人的枪骑兵已经涌入了意大利，夺走了大部分刚刚收复的领土；斯拉夫人的步兵来到多瑙河北岸，正准备对马其顿、色雷斯进行劫掠；阿瓦尔人等西徐亚（Scythian）游牧骑兵，也盘踞在多瑙河上游地区，随时可能入侵帝国境内；宿敌波斯的铁甲骑兵则已经占领了贝利撒留曾取得大胜的达拉城，即将撕碎帝国整个东部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