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宰辅到百僚

在朱棣以前，宦官们操纵大臣进退的迹象还不甚明显。这原因是朱元璋和朱棣凶狠毒辣，威柄自操，虽然重用特务，但也能控制特务。朱棣以后，独夫们糊涂昏聩的居多，宦官们也就越发嚣张放肆，渐渐地宰辅大臣不能不俯首听命了。

（1）阁臣的任免

宦官操纵阁臣的进退，可以说是开始于朱祁镇时的王振，《明史·马愉传》有一段记载：

正统元年……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杨）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

杨士奇、杨荣在那时都是四朝元老，声势煊赫，而王振竟然敢当面表示要他们“倦勤”，其权威可想而知。后来王振虽然没有“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但王振的力量能够这样办，就连这两位四朝元老也不能不承认了。

勾结宦官致身宰辅

从这以后，朝廷宰辅大臣致身内阁的，就几乎有一半是由于勾结宦官得来，如当时人所说：“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则是营求而得。”(1)而太监也特别联络那些不和他们捣乱的大臣，推荐给皇帝。像朱祁钰时阁臣王文，在掌都察院的时候，按治薛瑄之狱，想讨好王振，竟想坐瑄死罪。后又治中官金英纵家奴不法事，仅仅论抵家奴的罪。所以到后来推举阁臣，王文终于得到宦官王诚的帮助入了阁。(2)而同时的阁臣王一宁也是得王诚的帮助入阁的。《明通鉴》卷二十六：“一宁之入阁也，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致通达，士论薄之。”

这现象到朱见深时更为常见，当时都给事中李俊曾这样奏谏过：

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渔猎四方，而转输权贵也。(3)

李俊所论是泛指当时一般大臣，至于内阁方面夤缘依附太监的第一个便是万安：

（安）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承昌养子也，齿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欢。自为同官，每当迁，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议简阁臣，泰复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阁。而泰忽暴病死。安无学术，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4)

既“结诸阉为内援”，自然一切都得听命宦官，见了皇帝也不敢有所陈奏，如：

（成化）七年冬，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且曰：“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将入，复约如初。比见，时言：“天变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尽心。”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旧便。”帝可之。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时，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5)

既然自己不敢陈奏，于是一切陈奏便都委讫太监。后来有位阁臣尹直想请见朱见深计事，万安那时已是首相，便阻止他道：“往彭公（时）请召对，一语不合，辄叩头呼万岁，以此贻笑。今每事尽言，太监择而闻之上，无不允者，胜面对多矣。”(6)就因为如此，所以万安自成化五年五月入阁，一直到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朱祐樘即位后方被罢免，一共做了十九年宰相，这便是宦官撑腰的力量，不过被罢时却不大体面，《明史》本传称：

帝（朱祐樘）一日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此大臣所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及诸臣弹章入，复令恩就安读之。安数跪起求哀，无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马归第，乞休去。(7)

和万安同时而稍后的阁臣，也是夤缘依附太监得来的还有两个：一是刘吉，一是尹直。

刘吉于成化十一年入阁，走的是贵戚万喜的门路。朱祐樘初年又勾结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及中官陈祖生，诬陷南京御史姜绾、孙纮、刘逊、金章、纪杰、曹玉等，台署为空，中外侧目。以后弹劾他的人虽然很多，但因为他能得宦官们欢心，所以总弹不掉。在内阁共十八年，当时人管他叫刘棉花，因为他越弹越起。(8)一直到弘治五年方才罢去，出城的时候，“儿童走卒群指之曰：‘棉花去矣！’”(9)

尹直成化二十二年才入阁，《明史》说他“性矜忌不自检饬”。这所谓不自检饬，便是指依附宦官。当时御史汤鼐就曾指名弹劾过他，说他“奸邪无耻，夤缘中官进用”(10)。

朱厚熜时依附宦官起家的阁臣有翟銮和李时。他们两人都是北方人（翟是京师，李是任邱），和内廷宦官可以说是有同乡之谊，所以来往很密，宦官们也很帮助他们。如翟銮入阁，便完全得力于宦官的吹嘘，《明史·翟銮传》称：

（嘉靖）六年春，廷推阁臣。帝意在张孚敬，弗与。命再推，乃及銮。中贵人多誉銮者，帝遂逾次用之。

宦官既然帮助他们，他们入了阁，自然也要帮助宦官。如朱厚熜拟籍没朱厚照宠幸的太监谷大用的资产，征求他两人的意见，他们就很不赞成：

帝数召时、銮入见，尝问：“都察院拟籍谷大用资产，当乎？”时、銮皆北人，与中贵合。时曰：“所拟不中律。”銮曰：“按律，籍没止三条，谋反、叛逆及奸党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乱政先朝，正奸党也。”銮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杀，何所不可。”(11)

翟銮后来丁忧回籍，服阕，充行边使。为了再入阁，便在边地大肆搜刮，“文武大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12)，终于得他们的帮助，再度入阁。

还有著名的奸臣严嵩之所以能够得宠眷，权倾一时，也是由于勾结宦官的缘故。起初，他和夏言同在内阁，言为首相，拟揭发他的儿子严世藩的罪状。他们父子俩听到大惧，便跑到夏言那里，长跪榻下，涕泣谢罪，夏言方才罢休。但这一口气他当然是忍不下的，后来探知当时大特务头子锦衣卫指挥使陆炳也和夏言有仇，于是便互相勾结，共同构陷夏言，渐渐地夏言便失去朱厚熜的欢心，最后终于借了河套事件把夏言害死，严嵩代言做了首相(13)。还有一次都给事中厉汝进弹劾严世藩窃弄父权，嗜贿张焰。严嵩便“上疏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结果汝进被杖八十，谪贬云南(14)。他在相位期间，和宦官们是极尽拉拢之能事的，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二云：

嵩又专伺上意，巧为迎合。结诸奄人，微伺大内动静，密白之，朝夕数十至。嵩随其巨细裹金钱劳之，诸奄人德嵩，由是上之寝溲食息，皆得预闻而为之地矣。

就凭这关系，严嵩的宰相竟做了二十一年之久。

朱载垕时有两位权相高拱和张居正都是依附勾结中官来稳固自己地位的。高拱凡两次入阁，第一次在嘉靖四十一年，这次是由于司礼太监李芳的帮忙(15)。第二次在隆庆三年，这次也是在宦官那里活动来的，替他活动的人叫作邵芳：

邵芳者，号樗朽，丹阳人也。穆宗之三年，华亭（徐阶）、新郑（高拱）俱在告家居。时废弃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醵金合数万，使觅主者。邵先以策干于华亭，不用。乃走新郑谒高公，初犹难之。既见，置之座隅，语稍洽，高大悦，引为上宾，称同志。邵遂与谋复相，走京师，以所聚金，悉市诸瑰异，以博诸大珰欢。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遗物也，高公贫，不任治此奇宝，吾为天下计，尽出橐装，代此公为寿。”时大珰陈洪，故高所厚也。因赂司礼之掌印者，起新郑于家，且兼掌吏部。诸废弃者以次登启事(16)。

高氏既得了陈洪的力再度入阁，于是对陈洪也就特别帮忙：

司礼之首珰阙，时冯保以次当进，而偶有所忤，不得意于上（载垕），拱亦素畏之，乃缘上意荐陈洪。洪故掌御用者也，例不当司礼，而得之。保恨洪因并恨拱，洪因而力为拱内主。然其人不甚识书，久之以忤旨罢出外。而孟冲掌尚膳者也，与司礼远，而以割烹当上意，拱复荐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觉之。(17)

但是这位冯保却又是张居正所深相勾结的。当朱载垕得病的时候，张居正便和冯保有所计议：

居正察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虑有叵测。为处分十余条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投冯保（《明史·冯保传》卷三○五作：“穆宗得疾，保密荐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即有报拱者，急使吏迹之，则已入矣。拱亦不知为何语，第恚甚，至阁，面责居正曰：“昨密封之谓何？天下事不以属我曹，而属之内竖何也？”居正面发赤不能答，干笑而已。(18)（《明史·冯保传》作“居正面赤谢过”。）

这位高阁老究竟人老实一点，以为张居正真的“谢过”了，事事还和居正商议，不料这一商议，便商议出祸事来了：

上（朱翊钧）方，拱有请，必报可。以为能得上心，而嗾所善言官四五人疏论保，谓必下，拱即拟旨逐之。而使所善心腹韩楫报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居正阳笑曰：“去此阉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阴使人驰报保，得预为备，而逐拱。(19)

冯保是怎样“预为备”呢？便是在太后面前说高拱的坏话。原来朱载垕死时，高拱曾在内阁大哭，说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便把这话转述给太后，却将语气改变了一下，说是“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弄得太后大惊，太子也变了脸色(20)。结果计议一番之后，“明日召群臣入，宣两宫（太后及朱翊钧生母）及帝诏。拱意必逐保也，急趋入。比宣诏，则数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骡车出宣武门。居正乃与（高）仪请留拱，弗许。请得乘传，许之。”(21)这位由宦官起家的高阁老，结果还是由宦官丢了官。

至于他那位政敌张居正呢，勾结宦官的本领比他更大。朱载垕在裕王邸时，他侍讲读，那时便与邸中宦官勾结。“邸中宦官亦无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数从问书义，颇及天下事。”(22)朱载垕即帝位，他便入阁，越发谄事李芳，倾轧同僚。

居正故所独厚者司礼中贵李芳。一日言官有忤旨而当惩者，（李）春芳顾而曰：“当何处？”居正遽曰：“不过示责而贷之耳。”春芳具如居正语。而俄顷居正以片纸使小吏投芳曰：“此人狂妄，即上贷之，恐有继言者，须谪罚而后可。”芳请于上，改停三月俸。而春芳后调得之，心恨居正而不敢发。寻李芳以强谏失上意，秋，锢之狱，而居正小屈。(23)

居正既失去了李芳这一内廷路线而挫折了一些时候，不久便另行投结了冯保，通过这关系，结好两宫太后，赶走了政敌高拱，自己登上了首相的宝座。居正本来是个干才，在十年首相任内，很替统治者做了一些事，《明史》本传称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但这些“起衰振隳”的事业，若不是冯保在内廷帮忙，也还是不行的。《明史·冯保传》就说：“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所以居正在首相任内，对冯保一贯是倾心结纳、谄媚备至，从下面一件小事便可看出：

留都之小阉，醉辱一给事中，其长已执而榜笞数十，且请旨逮系矣。而他给事中争上疏请究阉，其语激。居正取其尤激者赵参鲁谪之外，而谓其欺幼主不道，意以悦冯保也。(24)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见居正之媚事冯保：在朱翊钧初年，居正威权独操，权倾天下，中外官吏，均纷纷献媚，敬以异礼。如边将戚继光位列三孤，李成梁受封王等，上书居正竟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25)。但受这个帖子的居正拜谒冯保，所投的帖子却是自称“晚生”(26)！（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谓“弇州此语最为孟浪”，然沈氏亦无佐证居正朱投此帖，而世贞固云盖偶一为之也。）还有，冯保营建了一个生圹，居正便替他作了一篇《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27)，文中以达、忠、智、仁种种美德来歌颂他。

居正不仅勾结冯保，所有重要一点的宦官，他差不多全有勾搭。《万历野获编》卷九有“江陵始终宦官”一条，说得最为详细：

江陵之得国也，以大珰冯保力，海内能讼言之。至其前后异礼，皆假手左貂。即就夺情一事而言，其始闻丧也，上遣司礼李佑慰问于邸第，两宫圣母则遣太监张仲举等赐赙，近侍孙良、尚铭、刘彦保、李忠等赐酒馔。其子代归治丧，则司礼魏朝偕入楚营域。其身给假归葬，上遣司礼张宏郊饯，司礼王臻赍“帝赉忠良”银记赐之。圣母则太监李用赐路费牌子，李旺赐八宝充赏人之用。其还朝也，上遣司礼何进迎劳郊外。其太夫人就养也，则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礼李佑郊迎，圣母则遣谨柯、陈相，赐衣饰珍异，又命太监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礼张宏引见于慈圣、仁圣两宫，旋使宏侍赐宴。其满十二年也，又遣司礼张诚赍敕褒谕。至其殁也，又遣司礼陈政护丧归。盖一切殊典，皆出中贵人手，而最后被弹，以至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岂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乎！

和高拱张居正同在内阁的还有一个殷士儋，也是借宦官陈洪的力量取中旨入阁的(28)。此外，稍晚一点的张四维则是冯保援引的，《明史·冯保传》称：

皇太子生，保欲封伯爵，四维以无故事难之，拟荫弟侄一人都督佥事。保怒曰：“尔由谁得今日，而负我！”

朱翊钧末年还有一个阁臣沈㴶，贿太监卢受得以进身(29)。朱由校即位后，又勾结刘朝魏忠贤等募兵入禁中兴内操。其时魏忠贤还叫李进忠，势力还不大，沈㴶终于被弹劾去职。

朱由检时阁臣更易极多，十七年间，竟达五十余人。其中首相如周延儒、温体仁、陈演、张至发等，都和宦官有勾结。温体仁曾勾结监视宣府太监王坤弹劾周延儒，而周延儒再度入阁，又是吴昌时为之“交关近侍”得来的(30)。陈演在翰林院时即勾通宦官，后来入阁宦官曾大为帮忙，《明史·陈演传》称：

（演）初入馆，即与内侍通。庄烈帝简用阁臣，每亲发策，以所条对觇能否。其年（崇祯十三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问教事，密授演，条对独称旨，即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谢升同入阁。

至于张至发，据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云：“近日张淄川（至发）以首辅之命不出，传闻其求曹化淳，实有此事。淄川原非词林出身，未必无此苟且之事。”其实，词林出身的人干这种苟且之事的也正多，上面所述诸人，不大半都是词林出身人物吗？

不附宦官致遭斥免的宰辅

以上这些内阁宰辅，都是由于勾结宦官得来，或是依附宦官来保全自己的位置。如若方正一点，不和他们勾结比附，那么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予以打击，必须使之退休，甚至斥谪下狱而后已。

朱祁镇时阁臣杨士奇、杨荣以四朝元老地位，王振竟敢当面暗示他们，要他们自动退休，前面已经说过。其实还不止于此，王振且曾经打算过陷害杨荣的。《明史·杨士奇传》称：

靖江王佐敬私馈荣金。荣先省墓，归不之知。振欲借以倾荣，士奇力解之，得已。

朱祁镇时还有一个著名的阁臣李贤也是屡遭宦官和特务们倾轧陷害的。他在天顺二年入阁，六月间御史们弹劾石亨和太监曹吉祥。石曹两人疑心是徐有贞和李贤指使的，便诉之祁镇，下二人狱，七月间又复任(31)，这是第一次被陷。后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门达被信任，锦衣官校横行无忌，鱼肉人民。李贤屡请禁止，祁镇便诰戒门达一番。但门达恃宠益骄，李贤便复具陈达罪，祁镇又将门达训戒一次。于是门达恨李贤入骨，便乘间在祁镇前诬蔑李贤，说李贤受陆瑜财贿，酬以尚书。祁镇果然相信，半年不召李贤(32)，并且说要罢去李贤，专用彭时。彭时也是当时阁臣，有人把这话传给了他，他瞿然说道：“李公有经济才，何可去！”于是便在各方面极力为李贤洗刷，并且说：“贤去时不得独留。”祁镇听到这话，方才作罢(33)。但这样，门达还是不肯干休的，于是便借袁彬的案子要来陷害李贤了。袁彬也是锦衣卫都指挥，为门达诬陷下狱，当时有个军匠杨埙(34)见了不平，便击登闻鼓替袁彬讼冤，并诋门达奸恶。祁镇便一并叫门达按治，门达便借这机会作一箭双雕之计，便“拷掠埙，教以引贤，埙即谬曰：‘此李学士教我也。’达大喜（《锦衣志》作：“达大喜，趣罢笞，出汤沐沐贤，醪肉食之。”）立奏闻，请法司会鞫埙午门外。帝遣中官裴当监视。达欲执贤并讯，当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讯，埙曰：‘吾小人，何由见李学士？此门锦衣教我。’（《锦衣志》作：“杨贤度上巳集群臣，出余肉大呼曰：‘天乎冤哉！门指挥醪肉食我，而令引李学士也。’”）达色沮不能言。”(35)这样，李贤才幸而免祸，但门达却并未受到任何惩罚。直到朱见深嗣位，门达事败下狱，他的党羽还投匿名书构陷李贤，闹得朱见深竟“命卫士宿贤家，护出入”(36)。那时特务的恣横，由此也就可以想见了。

和李贤同时的阁臣还有岳正，因为他和同列吕原奏陈太监曹吉祥罪状，为曹所构陷，弄到贬谪戍边，在内阁才二十八天。(37)

朱见深时首辅商辂弹劾汪直督西厂“擅作威福，贼虐善良”并约同所有阁臣慷慨陈词。朱见深迫于众议，只得罢撤西厂，但宠眷汪直如旧。汪直便诬蔑商辂尝纳指挥杨晔贿，想为之脱罪，逼得商辂只得自动辞职。(38)

朱厚照时阁臣费宏，也是因为不阿附当时特务头子钱宁而被诬蔑去职。钱宁是朱厚照时的锦衣卫左都督，典诏狱，和宁王宸濠有勾结，“欲交欢宏，馈彩币及他珍玩。拒却之，宁惭且恚”。后宸濠谋复护卫，已得允，“中官持奏至阁，宏极言不当予，诏卒与之。于是宸濠与宁合，而恚宏。宁数侦宏事无所得。以御史余珊尝劾（费）宷不当留翰林（按：宷，费宏之弟），即指为宏罪。中旨责陈状，宏乞休。命并宷致仕。宁遣骑伺宏后，抵临清，焚其舟，资装尽毁。”(39)

还有杨一清也是被钱宁谗毁去职的。杨一清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手段也颇厉害，曾利用特务之间的矛盾，很立了点功。他和钱宁也敷衍得很好。但正德十年入阁后，就有人在钱宁那里说他的坏话，钱宁心中蓄怨，于是便打算倾轧他了，事情经过如下：

会灾异，一清自劾，极陈时政，中有“狂言惑圣听，匹夫摇国是，禁廷杂介胄之夫，京师无藩篱之托”语，讥切近幸，帝弗省。宁与江彬辈闻之，大怒。使优人于帝前为蜚语，刺讥一清。时有考察罢官者，嗾武学生朱大周讦一清阴事，而以宁为内主。给事御史周金、陈轼等交章劾大周妄言，请究主使，帝不听。一清乃力请骸骨归，赐敕褒谕，给夫禀如制。(40)

朱厚熜时首辅夏言是遭严嵩陷害而被杀的，其实严嵩一人力量也不足以使夏言致死，主要的还是因为夏言得罪了宦官特务们。如：朱厚熜“数使小内竖诣言所，言负气岸，奴视之。嵩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以故日誉嵩而短言”(41)。他又得罪了当时大特务头子锦衣都督陆炳，得罪的原因是：“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言拟旨令陈状，皆造言请死，炳长跪乃得解。”(42)于是，宦官特务和严嵩一齐勾结起来陷害夏言。这时夏言纵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脱他们的魔手，终于被弃市了。

不依附宦官的像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固然要遭宦官特务们的忌恨陷害，其实就算是依附攀援招权纳贿之辈，如若不和他们合作，或是和他们争主子的宠爱，也是一样要遭到陷害的。像朱祁镇时的徐有贞和朱由检时的薛国观、周延儒都是。

徐有贞是朱祁镇复辟的大功臣，他和石亨及太监曹吉祥定计迎立。事成之日，祁镇立即命他入阁预机务。一月之内，内阁旧臣，斥逐略尽，他就升为首相，总揽事权，中外侧目。祁镇也十分信任他，于是他就要和曹、石争宠了。《明史·徐有贞传》卷一七一称：

有贞既得志，则思自异于曹、石。窥帝于二人不能无厌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帝亦为之动。御史杨瑄奏劾亨、吉祥侵占民田。帝问有贞及李贤，皆对如瑄奏。有诏奖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谋构有贞。帝方眷有贞，时屏人密语。吉祥令小竖窃听得之，故泄之帝。帝惊问曰：“安所受此语？”对曰：“受之有贞，某日语某事，外间无弗闻。”帝自是疏有贞。会御史张鹏等欲纠亨他罪，未上，而给事中王铉泄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诉于帝，谓内阁实主之。遂下诸御史狱，并逮系有贞及李贤。

有贞后来放出，贬为广东参政，曹吉祥还借事来倾陷他，终于徙金齿为民。

至于薛国观，原本不是个好人，他曾劝朱由检加强厂卫侦缉，因此反说当时厂卫尽力不够。这样便得罪了东厂太监王德化，于是便专门缉察他的阴事。他的仇人吴昌时也勾结了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了他的贪贿情形。因此，朱由检便免了薛国观的官。国观出都回家，重车累累，侦缉的人又报告上去，而东厂派到国观官邸伺察的人，又得到他招摇通贿情状，于是便把国观逮回缢死。(43)

周延儒也是由于特务侦缉致死的。原来他和掌锦衣卫的骆养性不对，于是养性便和宦官勾结，专察延儒阴事。及至延儒罢归，养性还不放松，天天说他的坏话，终于又被逮回，勒令自尽。(44)

（2）大臣的任免

以上是宦官特务操纵内阁宰辅进退的实例。至于内外大臣如六部九卿封疆大吏之依附宦官特务而进身自固，或是开罪了他们而落职下狱的，那就更多了。

勾结宦官致身显要

现在先看看依附勾结宦官特务而进身或是自固的。

朱瞻基时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私以官木砖瓦遗太监杨庆作私第，甚弘壮。上登皇城楼望见之，问左右，得其实。逮中下狱，论斩，锦衣卫指挥王裕知而不举，当连坐。上宥中罪，革其少保，仍罚尚书俸一年。裕下狱，已而释之”(45)。但对这受贿的太监杨庆却没听说有何处分。这是宣德三年的事。这事发生以后，吴中大概还和宦官有勾结，到正统六年，有位杨容假造了一封宦官的信给吴中，还诈去一笔钱(46)。

朱祁镇时王振用事，权势极大。连朱祁镇都以“先生”呼之，公侯勋戚至呼为“翁父”(47)。甚至英国公张辅以太师勋臣班首之尊，也不得不“日与周旋，而免挫辱”(48)。于是内外大臣“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49)。礼部侍郎杨善“家京师，治第郭外。园多善果，岁时馈公卿戚里中贵，无不得其欢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50)。兵部尚书王骥也依附王振，兴起麓川之役。凡三征麓川，劳师费财，荼毒百姓。当时会川卫训导詹英曾上疏弹劾他，大略说是“骥等多役民夫，舁彩绘，散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诡言进御，实充私役。师行无纪，十五万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践。每军负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缢者多。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挥路宣、翟亨等。俟贼解，多捕鱼户为俘，以地分木邦、缅甸，掩败为功”(51)。这种祸国殃民的行为，如若按治起来，罪名当然很重，但事实呢，“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问”(52)。

天顺初，太监曹吉祥用事，大臣多与之勾结。如刑部右侍郎黄士俊，工部右侍郎霍瑄，左侍郎孙弘都是曹吉祥引荐的。(53)还有些无耻大臣竟和他结亲，冒功升官，如董兴“与曹吉祥结姻，冒‘夺门’功，封海宁伯。未几，充总兵官，镇辽东，予世券”。(54)

而平定曹吉祥造反的孙镗，在朱祁钰时曾“贿太监金英，得迁都督。事觉，论斩，景帝特宥之”(55)。后来他又和太监牛玉通婚，朱见深即位，牛玉得罪，他也被连累停禄闲住。

朱见深时宦官最为用事，大臣和他们有勾结的也较以前为多，这可以从当时御史们奏疏中看出，如给事中王徽奏：

内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识廉耻，多与交结。馈献珍奇，伊优取媚，即以为贤，而朝夕誉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为不肖，而朝夕谗谤之，日加浸润，未免致疑。由是称誉者获显，谗谤者被斥，恩出于近侍，怨归于朝廷，此所以不可许其交结也。(56)

还有一个御史汤鼐竟指名弹劾：

内阁尹直、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侍郎黄景，奸邪无耻，或夤缘中官进用，或依附佞幸行私。不早驱斥，必累圣明。司礼中官李荣、萧敬曩为言官劾罢，寻夤缘复入。遂摭言官过，贬窜殆尽，致士气委靡。宜亟正典刑，勿为姑息。(57)

事实的例子如朱见深初年汪直用事，“以所善王越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汪直巡边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直年少喜兵，陈钺讽直征伏当加，立边功自固。直听之，用抚宁侯朱永总兵，而自监其军。师还，永封保国公，钺晋右都御史，直加禄米。”(58)王越倒是个颇有才干的人，《明史》称他“久历边陲，身经十余战，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罩豪俊”(59)。只是急于往上爬，所以不择手段。他和汪直来往，是由于韦瑛的介绍，而韦瑛却是一个“以官奴从征延绥，冒功得百户”的角色，是汪直西厂里的心腹爪牙。王越既结识上了汪直，于是汪直便“用王越言，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诏（朱）永同越西讨，直为监军。越封威宁伯，直再加禄米”(60)。这两个都是以边功勾通汪直，而汪直也借以自固，当时人称为“二钺”。底下有一则故事，可以反映当时汪直的专横，以及和“二钺”狼狈为奸的情形：

小中官阿丑工俳优，一日于帝前为醉者谩骂状。人言驾至，谩如故。言汪太监至，则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为直状，操两钺趋帝前。旁人间之，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

曰：“王越、陈钺也。”帝忻然而笑。(61)

汪直败后，“二钺”自然也就树倒猢狲散，王越且免职谪徙。到朱祐樘弘治七年才诏复左都御史致仕。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又勾结宦官李广，“以中旨诏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论列乃止。十年冬因边事紧急，吏部尚书屠滽荐越，乃诏起原官加太子太保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颇有战功。后李广得罪死，言官纷纷弹劾李广的党羽，都提到了王越。他听到后，颇为担心，忧恨而死。(62)

汪直既败，尚铭专权。尚铭原是汪直所荐，朱见深末年，他以司礼太监兼督东厂，权势煊赫，朝官纷纷奔走他的门下。及至事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奏云：

尚铭既以赃败，宜追究其通赂之人，盖内臣犯法，既不能免，若外臣之趋附者置之不问，内外之势不均。小臣有过，尚不可容，若大臣之通赂者，舍之不究，则轻重之伦全失。外臣所以结交内臣者，无非需索于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无非剥削于下民。唯察外臣结内臣之奸，下民受上官之害，痛加追究，庶国法昭明，朝纲振肃。(63)

这里虽然没有指明何人，结果遭到朱见深的“混说烦扰”的斥骂，但当时必有所顾忌，不便明指，事实的情形，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朱祐樘时代，大臣和宦官勾结的也很多，如太监李广就曾矫旨授传奉官，“升匠官六十六人，冠带人匠百三十八人”(64)。又如弘治九年御史胡献上言：

屠滽为吏部尚书，王越、李宪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广得之。广得售奸，由陛下议政不任大臣，而任广辈也。(65)而李广死后，“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66)。这些文武大臣都是纳贿求进，而且为数甚多，如弘治十一年十一月都给事中张朝、御史丘天祐等疏称交结李广的大臣，计有：

武臣则保国公朱晖，恭顺侯吴鉴，丰城侯李玺，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都督孙贵，副总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书屠滽，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琼，刑部尚书白昂，工部尚书徐贯，礼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凤。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礼，通政司左参议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少卿李杰，寺丞王福广，太仆寺少卿杨瑛，河南左参政张琡，右参政李瓒，山东右参政谢文，按察使赵鹤龄，副使田奫、邓光辅。虽贿赂有多寡，交结有浅深，然皆心术奸邪，踪迹诡秘，吮痈舐痔，何所不为，婢膝奴颜，无复羞耻。(67)

同时这些科道官极力主张发下贿簿，交法司逐一查究，于是——

凡与名者惶惧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会者凡十三人。月下见轿影重重，而一人独乘女轿。事虽得寝不究，而纳贿之名，一一盛传于朝野，觍颜虽甚，久而亦安然无复羞愧矣。(68)

当时有个编修罗玘觉得追究起来，家丑外扬，有失体统，便上疏言：

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贿结故太监李广以求荣进，极其丑恶。但其间有部寺之尊，将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为丙魏姚宋方召霍卫，凛然恒有畏惧之心，而不敢慢易窃发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恶，则将谓我堂堂天朝且然，虽有丙魏姚宋方召卫霍，彼亦不复信矣，此大可忧也。又凡人之遇窘迫穷急，苟可以免其一时之祸，于凡贵戚之家，近习之门，钻刺乞哀，何所不至？将有甚于前日求李广者，是闭一门又开一门，塞一穴又开一穴，死一李广又生数李广，此亦可虑也。(69)

“死一李广又生数李广”，可见当时大臣们可能勾结的宦官当不止李广一人。

朱翊钧初年，冯保用事，内外大臣和他有勾结的也很多，走的门路多半是他的私人锦衣指挥徐爵。《明史》中说此人是“恃势招权利，大臣亦多与通”(70)。实际的例子像当时的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得改吏部。(71)而兵部尚书吴兑也曾“馈冯保金千两”，后来被御史魏允贞弹劾过。(72)

冯保败后，太监张鲸、张宏继起用事，当时顺天通判周弘禴曾上疏指出朝官勾结他们的事实，如：“兵部尚书张学颜被论屡矣……学颜结张鲸为兄弟，言官指论学颜而不敢及鲸，畏其势耳。若李植之论冯保，似乎忠谠矣，实张宏门客乐新声为谋主。其巡按顺天，纳娼为小妻，猖狂干纪，则恃宏为内援也。鲸、宏既窃陛下权，而植又窃司礼势，此公论所不容。”(73)还有稍后的司礼太监田义也与朝臣多有勾结，操纵大臣进退。万历二十年七月刑部员外郎于玉立奏称：“义以陛下为城社，而外廷之邪又以义为城社，党合谋连，其祸难量。”(74)并说田义操纵推举大臣。同时御史魏允贞曾指出会推吏部尚书时有司礼中官操纵，他说：“铨衡（吏部）任重。往者会推之前，所司率受指执政或司礼申官，以故用非其人。”(75)这中官大概便是田义。

以上所举都是六部九卿封疆大吏之流，至于以下的官员，因为太多，书不胜书，只好从略了。

不附宦官致遭斥免的大臣

和宦官特务勾结交通可以加官晋级，假如正直一点不和他们来往呢，那自然就要遭到他们的打击。现在择其尤著者略述于下，至于抗疏弹劾，百折不屈，终被诬陷，致蒙杀身之祸的，当分见各章，这里不再重复了。

宦官排斥异己的大臣，可以从朱瞻基时谈起。

朱瞻基时有一个浙江按察使林硕，因为当地千户汤某勾结宦官裴可烈为奸利，林硕打算惩戒他一下，于是宦官便诬说林硕撕毁诏书，立刻被逮入京。林硕见了朱瞻基便叩首道：“臣前为御史官七品，今擢按察使官三品，日夜淬厉，思报上恩，小人不便，欲去臣，唯陛下裁察。”朱瞻基究竟还算比较明白一点，便支吾答道：“朕固未之信，召汝面讯耳。”这样便又把林硕放回。

朱瞻基以后，宦官排斥异己，更肆无忌惮，最厉害的要算是朱祁镇时的王振、朱见深时的汪直、朱厚照时的刘瑾、朱由校时的魏忠贤。刘魏二人详见下节，这里只说王振和汪直。

《明史·王振传》卷三○四载王振所排斥的朝臣计有：“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铎。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他倾陷薛瑄的原委倒是很有趣的故事，《明史·薛瑄传》说：

王振语三杨：“吾乡谁可为京卿者？”以瑄对，召为大理左少卿。三杨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见，李贤语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

指挥某死，妾有色，振从子山欲纳之，指挥妻不肯。妾遂讦妻毒杀夫，下都察院讯，已诬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诬瑄……等故出人罪。振复讽言官劾瑄等受贿，并下狱。论瑄死……系狱待决……及当行刑，振苍头忽泣于爨下。问故。泣益悲，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振大感动，会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伟亦申救，乃免。

至于他倾陷李时勉，则是因为“时勉请改建国学，帝命王振往视，时勉待振无加礼。振衔之，廉其短，无所得。时勉尝芟彝伦堂树旁枝，振遂言时勉擅伐官树入家。取中旨，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并枷国子监前”(76)。

同时还有一个贵州巡按陈鉴谏阻征讨麓川，触犯了王振，便“改鉴云南参议，使赴腾冲招贼。已，复摭鉴为巡按时尝请改四川播州宣慰司棣贵州，为鉴罪，令兵部劾之。论死，系狱”。直到朱祁钰即位，方才放出。(77)

汪直是朱见深最宠幸的太监，他排斥异己的情形，据当时大学士商辂奏称：

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78)

至于他所排斥的人，据《明史·汪直传》卷三○四所载有：

东厂官校诬奏项忠，且讽言官郭镗、冯贯等论忠违法事。帝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众知出直意，无敢违，竟勒忠为民。而左都御史方宾亦失直旨褫职，大学士商辂亦罢去。一时九卿劾罢者，尚书董芳、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兵部侍郎马文升方抚谕辽东，直至，不为礼，又轻（陈）钺，被陷坐戍。

项忠是那时的兵部尚书，他得罪汪直的原因，据《明史·汪直传》说：“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迫辱的情形，据商辂奏称：“兵部项忠当早朝鼓响伺候之余，（直）即令校尉就在左掖门下叫呼，项忠不得已，朝罢，拥逼而去。”(79)这样侮辱，项忠当然不能忍受，恰好商辂等弹劾汪直，乞罢西厂，项忠也倡率九卿劾之。后来西厂虽然罢设，而项忠和汪直的仇也就结得更深，终于被斥罢职。

和项忠一案牵连被斥的还有李震。李震是一个武人，曾和项忠共同打过仗，以功封兴宁伯。他曾和参将吴经有仇，而这个吴经之“弟千户绶为汪直腹心，经属绶谮之。会直方倾项忠，词连震，遂逮下狱，夺爵，降左都督，南京闲住”(80)。

至于马文升被陷经过，则是——

（文升）整饬辽东军务。巡按陈钺贪而狡，将士小过辄罚马，马价腾踊。文升上边计十五事，因请禁之。钺由是嗛文升。文升还部转左。十四年春，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诣内阁会兵部议。恩欲遣大臣往抚，以沮直行。文升疾应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直不悦，欲令其私人王英与俱，文升谢绝之。疾驰至镇，宣玺书抚慰，无不听抚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请于帝，挟王英驰至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乃推功与直，然直内惭。文升又与直抗礼，奴视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陈钺益谄事直，得直欢，日夜谮文升，思中之未有以发也。文升还，赐牢醴。明年春，以辽东屡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蒋琬、尚书林聪等按之。会余子俊劾钺，钺疑出文升意，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边人市农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诏狱，谪戍重庆卫。(81)

以上所述，不过是最著名的几个特务头子。只是有明两百多年，宦官特务无代无之，无不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其手段不是诬陷，便是虐杀。而这些，已超出了排斥削夺，当分见下面各章。这里只不过举其大略，并不是说宦官特务排斥异己便是仅仅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