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切行政的兴革干预
（一）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1）从内政到外交
出席阁议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出席阁议。本来司礼太监的职务是“掌理内外章奏”，“照阁票批朱”，国家一切军政大事，他们早已干预，再出席阁议，则不仅是干预，并且可以主持了。
统治者派宦官出席阁议，除了因为不信任阁臣，派他们去监视侦察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明代帝王是不大和大官们见面的，到中叶以后，这情形更加厉害。赵翼曾据《明史》略加统计，从朱见深成化七年到朱祐樘弘治十年，凡二十五六年之久，这两个皇帝都和廷臣没有见面。一直到弘治十五六年，朱祐樘才稍稍接见阁臣，但不久就死了。朱厚照是个荒唐万分的皇帝，南北游涉，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朱厚熜嘉靖三年以后，就渐疏大臣，一直到二十九年才召见一次。以后更无召见之事，四十余年之间（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仅就是这一次而已！朱载垕即位后三年还没有和廷臣见面，而他在位也不过六年。朱翊钧和他的祖父朱厚熜差不多，在位甚久，凡四十八年。但从十七八年以后三十年之间，只因“梃击”事召见群臣一次，其余都是深居宫内。朱由校童昏愚昧，就更不必谈了。“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125)在这样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么事要内阁办理，或是内阁票来奏章需要商讨，便一律叫司礼太监代表前往，这样一来，太监们俨然是阁议的主席了。所以他们如有什么意见，阁臣是很少有违抗的。下面一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些太监参加阁议时，阁臣是怎样诚惶诚恐地会见他们。
东白先生张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凡几变：英庙天顺间，李文达公贤为首相，司礼巨珰以执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后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坐东，太监第一人位对阁老第三人，常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阁老辂又送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之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则掌司礼者间出，其余或遗小竖并用事者传命而已。”（原按：东白所言内阁送迎中官之礼，先后渐变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后陈送之出阁非也。成化丙戌李文达卒，陈为首，陈卒，彭继之）。(126)
从这一段事实中可以看出，似乎在李贤时候，司礼太监还不敢太放肆，不过实际上并不如此。当时司礼太监曹吉祥就曾派人喊过李贤去说话，后来李贤虽然严词拒绝没有去，但也由此可见那时太监早已不把阁臣放在眼中了。至于“使小竖传命”，也不必到朱见深末年，李贤死后，便是如此。这些都见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李文达公贤在内阁时，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文达语云：“圣上宣召则来，太监请不来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达云：“太监误矣，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太监传圣上之命，有事来说，自合到此，岂可令人来召耶？”曹云：“吾适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闻李公没后，有事，司礼监只命散本内官来说，太监不亲至。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亦不至矣。
太监所派遣的传命小竖，多半是文书房的宦官，其程序是皇帝的命令传给司礼太监，太监传给文书房，文书房再传给内阁，这现象在朱祐樘时便已十分普遍，刘健就曾经谏奏过。
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学士刘健奏：“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复见天颜，即司礼监亦少至内阁。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内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127)
所以，沈德符于此颇致深慨，而认为这现象是由来已久：
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而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必内臣数转而始得寓目，盖扞格之端开已久矣。(128)
不过遇有特旨大事，太监们还是要亲来内阁商议的。这所谓商议，有时简直就是命令，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耿直一点的阁臣，便对抗一番，有时也有点效果；软弱一点的呢，就只有遵命奉行了。在朱见深时，便有两次阁议争辩得颇为热闹。第一次是为了上太后尊号的事，当时阁臣彭时争辩得甚为激烈，他亲记那时情况云：
二十三日议上两宫尊号，内臣夏时怀逢迎心（按：指逢迎见深生母周贵妃也），倡言“钱（后）久病，只尊所生母为太后”。李（贤）曰：“今日合遵遗命。”……夏曰：“待请命。”既入，少顷出，传仁寿宫（按：周贵妃所居宫）旨：“子为皇帝，母当为太后，岂有无子而称太后耶？宣德中自有例。”李色变，知事不成，因目时曰：“尔执笔。”时曰：“今日事与宣德年不同，胡后曾上表让位，退居别宫，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名分固在，岂得不尊？”夏曰：“既然如此，便照例写让表。”牛（玉）亦助其言。时曰：“正统天顺初未曾如此行，今谁敢擅写！为人臣子者若阿谀从顺，是万世罪人也！”同议者心知不可，皆不发言。夏见诸人不言，乃作色厉词曰：“你每偏向，怀二心，恐追究来不好。”时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灵在上，谁敢二心？钱娘娘已无后，何所规利而为之争，所以不敢不极言者，为全皇上圣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则两宫同尊为宜。”众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请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劝谕，已蒙俞允矣。”……是日同议惧逆夏意，有后患，隐然不言，唯李开端，时极力继其后……后数日，太监覃包至阁下言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于亲母，有难言者……非二先生力争，几误大事。为大臣正当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禄何为？”时同僚有未发言者，面听覃语有惭色。(129)
从这场争辩中可以看出宦官是怎样蛮横，阁臣是怎样受逼，正直一点的只好向天叫“太祖太宗”，怯懦一点的便只有“默默”了。这个“默默”的同僚，据《明史·彭时传》卷一七六载是当时阁臣陈文。
第二次是在成化十三年五月，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翊、刘吉等上疏请罢西厂，并论汪直之罪，引起了朱见深的震怒，便——
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谓辂等曰：“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尔等遽如此说，是谁先主意？”辂等对曰：“汪直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心。辂等同心一意为朝廷除害，无有先后。”恩曰：“不然，圣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笔，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挟势害人，人人要说，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谁独为先。”翊奋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宫，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今忽汪直为害，使远近不安，何忍坐视？某等誓不与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纵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贬黜谪罚，亦唯命耳，所不避也。”于是恩降辞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开具奏之由，今皆执论如此，当具实回话。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辂等曰：“唯。”恩等去。(130)经过这次辩论，西厂总算暂时罢设。但在这会议中，太监们的质问简直和考讯差不多，这态度实在谈不上是会商协议的态度。
朱见深时还有两次兵戎大事也是派司礼太监到内阁去商议。一次是成化四年都御史项忠讨满四不利，朝议命抚宁侯朱永将京军往援，朱见深曾派“中官怀恩黄赐偕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至阁议”(131)。另一次是成化十四年春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诣内阁会兵部议。恩欲遣大臣往抚，以沮直行。（马）文升疾应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132)怀恩是明代太监中比较好的一个，这次不要汪直去的意见也是对的，但却由此可以看出太监在阁议中发言的重量。
朱祐樘曾有一次召阁臣至文华殿议事，这在明代帝王中是极稀有的事。但就在这稀有盛事中，仍有司礼太监列席：
丁巳三月，宣内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上曰：“近前。”于是直叩御榻。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上曰：“看文书。”诸太监取本付溥等。又分置朱砚笔，授片纸数幅。上曰：“与先生辈计较。”溥等看毕，相与议定批辞，以次陈奏。得允，乃录于纸上以进。(133)
朱厚照时也有两次阁议，阁臣和太监们争辩得很热闹。
第一次就是为了刘健等上疏请诛刘瑾，朱厚照派司礼太监王岳、李荣、范亨、徐智等八人赴内阁会议，一天之内竟去了三次。朱厚照的意思是想把刘瑾等安置南京，但是刘健、谢迁的意思却非杀不可。刘健甚至推案大哭说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说得声色俱厉。太监王岳也终于受了感动，连声说：“阁议是。”(134)这次结果虽然刘健、王岳等都失败，但会议情形是颇为精彩的。
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八月朱厚照率师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传旨内阁，令大学士杨廷和草敕。廷和说道：“朝廷亲征，奉行天讨，谁敢云差遣？又谁敢称威武大将军？”力辞不肯。于是——
中使复奏，少顷，上命萧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张永、钱宁至阁中，以阻挠军机促敕，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敕亲征，将谁敕乎？”敬曰：“上旨严切，今日无敕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见也。”公曰：“公等必不死，朝廷只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迟一年，亦不敢异初议也。”张锐、钱宁色怒曰：“上意决欲如此。”公曰：“天子有争臣，我辈意亦决欲如此。”萧等去，未几即来，相率跪拜花台下。公曰：“诸公贵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运皇帝’六字，万世谁敢改称为此号耶？”萧等知不可夺，乃去。(135)
这次太监们虽然没有胜利，但气势汹汹，用死来要挟，这气焰也就够人难堪了。至于“相率跪拜花台下”，那也不是乞求，而是赌气，不然杨廷和为什么惶恐起来，说是“置我于何地”呢？
监 国
宦官参加阁议，而且可以左右阁议，这权力早凌驾宰相之上，所以后来竟叫宦官会同宰相来“摄政”了。原来在专制帝王时代，每当皇帝死去，新皇帝守丧不能视事的时候，照例是由宰相“摄政”的，所谓“百官听命于冢宰”。但在明代却由宦官领头，大臣反在其次，这实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朱祁镇死时，太子见深便这样办过：
是日有旨：命太监刘永诚、夏时、傅恭、牛玉会会昌侯孙继宗、怀宁伯孙镗，尚书王翱、李贤、年富、马昂，侍郎陈文并时为议事官，公同计议，处置军国重务，遵宣德十年例也。(136)既然是“遵宣德十年例”，可见远在朱瞻基死时便已是如此了。
后来朱厚照南征宸濠时，便索性叫宦官“监国”。按照旧例，皇帝离开京师，应该是太子监国的，这就是代理皇帝。而现在竟派宦官来担任，并且敕谕宰相知道，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事的经过和敕谕，《弇山堂别集》卷十三记载甚详：
上南征宁庶人，是时无监国者，内则司礼太监萧敬等。大学士杨廷和、毛纪，外则五府会昌侯孙铭等，六部尚书陆完等，厂卫太监张锐等，团营太监谷大用、兵部尚书王琼等，皆有敕……今按正德内阁敕可考者：“皇帝敕谕大学士杨廷和等：朕今亲统六师，奉行天讨，剿除反逆，以安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依照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拟旨封进，奏请施行。其奏有军机紧急重大事情，合用军马钱粮器械关防符验之类，尤要详加审处，拟旨封进，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一面发各衙门依拟议处，毋致迟滞误事。尔等受兹重托，尤须尽心竭力，维持公道，不许徇私执拗，如违，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这敕谕中一则说“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再则曰“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简直是明令宰辅要听命于司礼太监了，统治者信任宦官之专，竟一至于此！这事在明代虽然只此一次，但就凭这一次，就足够说明太监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处理内外一切奏章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除了要他们参加阁议这一重要事件而外，其次便是叫他们处理内外一切奏章。如若那时的统治者不太糊涂，他们还不敢过于胡来。假使是个昏庸的家伙，那他们就可以闹得不像话了。如朱厚照时的刘瑾批答奏章竟拿到自己家里和别人商议：
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按：《中官考六》云：“或多累数百言，往往有不可解者。”）焦芳为润色之。(137)
而当时群臣事无巨细必先关白刘瑾，而后奏闻。在外边镇以下官奏事，都是写成两份，以纸色分别，“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138)，这简直是两个朝廷模样了。
朱翊钧时司礼太监冯保也是叫人代阅章奏的，《明史·李植传》卷二三六称：
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
有一次内阁奏事，他没有预闻，竟发脾气破口大骂起来：
居正以遗命荐其座主潘晟入阁，保即遣官召之……晟中途疏辞。内阁张四维……拟旨允之，帝即报可。保时病起，诟曰：“我小恙，据无我耶！”(139)
朱翊钧时还有个怪现象，便是章奏递进，宦官们可以随便拆开来看：
故事，章疏入会极门，中官直达之御前，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曹）于汴谓乖祖制，泄事机，力请禁之。(140)
冯保之后，司礼太监田义甚至扣留章奏。万历二十年刑部员外郎于玉立特为此奏称：
田义本一奸竖，陛下宠信不疑。迩者奏牍或下或留，推举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谓义簸弄其间。(141)
到了魏忠贤的时候，章奏的处理就越发不成话了，兹录蒋之翘《天启宫词》所记二事，以见一斑：
凡章奏付王体乾、梁楝石、石元雅、李永贞、涂文辅诸监分看，遇要处即钤一白纸条，复于面叶上用指掐一重痕，关白忠贤。贤擅政，各衙门章奏俱不由阁票，特用内旨，生杀予夺，唯贤与体乾为之。
而看奏章竟违例地跑到大殿去看，并且高声朗诵讲解起来：
旧制掌印率秉笔太监看文书俱在直房，忠贤、体乾等公然于乾清大殿上看。硬拆实封，高声朗诵。贤不识字，体乾又为讲解。
甚至魏忠贤因事出京，一切奏章都还要派人送往所在地，听候定夺：
贤往涿州进香，凡章奏要事托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各派站马急驰，候贤可否。
另外还有与宦官处理内外章奏有关的一件事，也可以附在这里说一下。那便是通政司两个参议，照例由宦官会同大臣挑选：
通政为大九卿之一，然两参议以读本为职，皆选仪貌正而声音洪者。其选时以大珰同大臣莅之，跪一香案前，震喉急呼。间亦有不选者。(142)
选中以后，则“例子莅选大珰投刺称门生”，所以“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为堂官所开送，多宛转避之，至有堂属相诟詈者”(143)。
为什么这两个参议宦官定要自己去挑选呢？这原因是通政司职务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奏闻”(144)。这是一个通达各方情事的机关，所以统治者必须使宦官们去掌握它，但通政使究竟是朝廷九卿，不能胡乱叫宦官去选，所以便叫他去选其所属的参议。有了“门生”在这机关里，那么一切事情自然没有不知道的了。
创立法制更改旧章
宦官除了参加阁议，处理奏章，直接干预政治而外，有些时候他们竟创立法制，有所兴革。换句话说，便是他们可以随意立法。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刘瑾。
刘瑾自正德元年用事，五年伏诛，专权凡四年有余。其间改变法制，据《明史·刘瑾传》称瑾伏诛后，“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其中最重要的，如吏部方面，各地抚按官可以径自差委州县正官；兵部方面，各处镇守内外官可以请敕总制三司，裁决各衙门大小事；户部方面，差官查盘钱粮；等等。(145)这查盘钱粮为害甚烈，《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始遣科道查盘各边刍粮。刘瑾素知边方召商中纳积弊，遣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盘。回奏内有粮粗秕草浥烂者，瑾矫旨逮系各巡抚及管粮郎中下狱。既至，锁扭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赔偿。凡各商人纳过粮草，未给价银，皆没官不给。由是商贾困弊，边储日乏。
此外还有不在上述各事之中的一些改变法制的事，如取回天下巡抚官，《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云：
正德二年十一月，刘瑾乱政，取回天下巡抚官。瑾诛，复设如故。
而箬陂《继世纪闻》卷三则记载此事较详：
逆瑾又欲革天下巡抚官，云旧制所无，天顺间亦有革罢，遂将各处巡按都御史取回。后与内阁议不可，止将腹里巡抚革去，其漕运及边方都御史不革。又欲将各衙门添设官及提学兵备悉行裁革，内阁议提学不可革，从之。
又不准余姚人做京官：
瑾又以谢迁故，令余姚人毋授京官。(146)
又增减江西、陕西、河南乡试名额：
正德五年，礼部核占城国使人亚刘凌迟处死罪名。刘本江西万安籍人，瑾矫旨谓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如彭华、李裕、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数人，多招物议，难以备举。且其地乡试解额数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许选除京职。盖大学士焦芳有憾于华等故也。(147)
瑾又自增陕西乡试额至百名，亦为（焦）芳增河南额至九十名，以优其乡士。(148)
甚至干涉会试，增加名额：
正德戊辰（三年）大学士王鏊、尚书梁储主会试。相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开科额三百五十人。(149)
这所谓“相传”，怕是不会假，《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亦云：
正德三年戊辰科……是科或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入闱，主者有难色，瑾特为增额五十名。其事未必真，而刘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黄中，俱以奸党冒上第。又传奉八人为庶常，俱非常之事。
刘瑾又创行罚米法：
复创罚米法，尝忤瑾者，皆擿发输边。故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悉破家，死者系其妻孥。(150)
又创用枷法：
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151)
以上所举，都是些荦荦大者，其他的更革事件，难以一一备述，姑摘录当时朝臣弹劾的奏章一二节，以见一斑。正德元年左都御史张敷华奏称刘瑾干政情形：
四十万库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岁童子何知，而招为勇士。织造已停，传奉已革，寻复如故。盐法、庄田方遣官清核，而奏乞之疏随闻。中官监督京营、镇守四方者，一时屡有更易。政令纷孥，弊端滋蔓。(152)
同年工部尚书杨守随奏：
（刘瑾）窃搅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邀阻封章，广纳贿赂。传奉冗员，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孩童。紫绶金貂尽予爪牙之士，蟒衣玉带滥授心腹之人。(153)
这些恢复传奉织造、滥授紫绶蟒衣，都是属于变更法制的事。而招募六七岁孩子做勇士，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了。还有更可笑的则是“选除两广南直隶浙江官不用邻省人，漕运都御史不用江南人”(154)，也不知他闹的是什么鬼把戏。
刘瑾以后，魏忠贤变更法制更多，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现在将疏中提及有关变更法制的各项摘录于下：
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供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㴶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155)
这些都还是天启四年以前的事，从这以后，“内外大权，一归忠贤”，群臣奏疏都称之为“厂臣”而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冈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立极等票旨云：‘厂臣修德，故仁兽至。’……前后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156)。在这样情形之下，魏忠贤已俨然和皇帝一般，爱怎样便怎样，他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也无须改变什么法制了。
假传圣旨
说到这里，应该特别指明的，便是明代宦官可以矫诏行事，所谓矫诏，就是假传圣旨。刘瑾和魏忠贤矫诏已经是家常便饭，前面都已说到，但明代宦官矫诏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远在朱棣时便已如此：
永乐五年六月己亥，上谕都察院，谓：“去年曾命内侍李进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时之过，后甚悔之，更不令采。比闻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招集军民，复以采办为名，大为民害……即遣御史二员径诣山西，将进等一干鞫问明白，械送京师，必实重法。”(157)
朱瞻基时也有同样的事：
宣德四年七月，太监马麟矫旨下内阁书敕付麒复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上正色曰：“朕安得为此言……”然亦不诛麒也。(158)
朱祐樘时宦官李广曾“矫旨授传奉官”(159)。到朱厚照时，宦官矫旨竟成家常便饭。
（正德）十五年……中旨，以内官晁进、杨保分守兰州、肃州，（汪）元锡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群小不悦，矫旨责之。(160)
朱载垕甚至庇护宦官矫旨。
杨松，河南卫人。历官御史，巡视皇城。尚膳少监黄雄徵子钱与民哄，兵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监令校尉趣雄入直，诡言有驾帖。松验问无有，遂劾雄诈称诏旨。帝令黜兵马司官，而镌松三秩，谪山西布政司照磨。(161)
所以到他临死时，冯保就矫遗诏与大臣同受顾命了：
帝得疾，大渐，召（高）拱与（张）居正、高仪同受顾命而崩。初，帝意专属阁臣，而中官矫遗诏命与冯保共事。(162)
明代不但宦官可以矫诏，一些佞幸特务也可以这样做，如朱厚照时的江彬、钱宁便是。
江彬是朱厚照后半期的特务头子，朱厚照曾命他管理东厂和锦衣卫，两个大特务机关都由他掌握，这在明代是空前绝后的事，其权势自然莫与伦比。朱厚照南征宸濠，江彬扈从，“在途，矫旨辄缚长吏”(163)，所经过的地方，都必“矫旨有所求”，而且“日数十至”(164)。宸濠既平，朱厚照返至通州，“彬尚欲帝幸宣府，矫旨召勋戚大臣议宸濠狱”，后又“矫旨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自提督军马”(165)。
钱宁在朱厚照时以左都督掌锦衣卫事，他原是太监钱能的家奴。钱能曾任云南镇守太监，所以他和云南有些关系。有一次云南“土官凤朝明坐罪死，革世职。宁令滇人为保举，而矫旨许之”(166)。
假传圣旨在专制时代是杀头的罪名，但在明代这些宦官特务看来，竟丝毫不算一回事，口衔天宪，任何事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主持会审
以上是宦官干预政府中枢的情形，至于各个行政部门，统治者也派他们来插足过问，如主持会审。
所谓“会审”，便是宦官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审录囚犯，本来明代一切重要案件都已归厂卫办理，三法司实际上已等于虚设，只管一些民间无关紧要的案件。但就凭这样，统治者还是不放心，还要派宦官来监视会审，这例子开始于朱祁镇时，史称：
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何文渊、王文审行在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周忱、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167)
正统十四年，又派司礼太监金英“理刑部、都察院狱”(168)。朱祁钰景泰六年又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169)朱见深时定五年一大审，命司礼掌印内臣主之，以后就永著为例。(170)朱祐樘弘治九年曾不派内官，但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上言，又复命会审，(171)从这以后便没有改变过。
这些宦官主持大审的时候，声势非常煊赫，具有无上威权，史称：
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瑾。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忤也。(172)
更妙的是凡曾经奉命审录的宦官，死后还要“于墓寝画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引囚鞠躬状，示后世为荣观焉”(173)。
这会审，三法司既“俱视中官意”，宦官们也就可以随便更改定案。如成化年间，有弟弟帮助哥哥打架而殴杀人的。宦官黄赐就要减这弟弟的罪，尚书陆瑜坚持不可，黄赐就生气说：“同室斗者，尚被发缨冠救之，况其兄乎？”吓得陆瑜等不敢再同他辩驳，只好依了他的意思，终于屈法了。还有一次，在朱翊钧万历三十四年大审的时候，御史曹学程以建言得罪，在牢里关了很久，群臣屡次请宥，朱翊钧都不准。这时刑部侍郎沈应文署理尚书，便联合都察院大理寺的长官，联名写了封信给司礼太监陈矩，请他宽恕学程的罪，陈矩答应了。会审狱具，署名同奏。陈矩又密奏“学程老母可念”，朱翊钧这才把他放了出来。这事虽是一件好事，但由此可见司礼太监的权力了。(174)
监修工程
在明代，各种工程的修建也要派宦官去监督或是主持，如治河，朱祁镇、朱祁钰、朱祐樘都曾派过：
阮安……正统时……治杨村河……景泰中治张秋河。(175)
（景帝时）河决沙湾，命（工部尚书石璞）治之……命内官黎贤等偕御史彭谊助之。(176)
弘治七年河决张秋，诏都御史刘大夏治之，复遣中官李兴、平江伯陈锐继往。兴威虐，辱按察使。（山东副使杨）茂元摄司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责不专。有司供亿，日费百金……乞召还兴、锐等，专委大夏，功必可成。”……于是兴、锐连章劾茂元妄。诏遣锦衣百户胡节逮之。(177)
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桥，请发京军二万五千及长陵五卫军助役。……（工部尚书贾）俊执奏，得寝。(178)
还有修建宫殿，也多派宦官督造：
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正统时，重建三殿……并有功。(179)
（正德九年十月修乾清坤宁宫），传旨令太监谷大用、张雄总理，皆赐之敕。(180)
万历十三年慈宁宫成，诸督工内侍俱荫锦衣。(181)
而工部一切政务，无不与宦官关连：
工部政务与内府监局相表里，而内官监专董工役，职尤相关。(182)
工部人员和宦官共事的情形，往往弄得进退两难：
工曹修造诸差，多与内监同事，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为清流所薄。后日吏议，每从此搜抉。以故有志者类托故辞之。间有辞而不得者，如卢沟之重建，则皖人胡伯玉瓒领之，桥成，转大参而去，大计竟以贪处。福府之鼎建，则都人房潭柘楠领之，亦以劳得大参，至大计亦镌秩。盖皆中官所波累也。(183)
更可笑的是这些宦官因为和工部人员相表里的缘故，为了表示亲昵，竟呼他们为“表兄”，被呼的人也只好哭笑不得地承受：
近偶有一二西台谈及云：曾以视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适其同管工内官移庖在焉，邂逅甚欢，固留同集。但席间每呼曹郎为“表兄”，曹郎有赧色，西台怪询其故，则云：“吾与工部公偕勤王事，为表里衙门，故有此呼，以示亲暱。”西台骇笑而别。(184)
其 他
此外还有许多临时事件，宦官也径可以全权处理。如朱棣病死榆木川，宦官马云便主张秘不发丧，而大学士杨荣去驰赴皇太子，也得派一个宦官同去。
二十二年六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太监马云等以六师在远外，秘不发丧。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议，含敛毕，载以龙辇，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仪。壬辰，次双笔峰，大学士荣御马少监海寿驰赴皇太子。(185)
有时又临时派宦官出去巡视，如朱瞻基时：
（四川右参政叶春）奉命与锦衣指挥任启，御史赖英、太监刘宁巡视。(186)
而明代有好多次军事行动也都是由宦官播弄成功的，如：朱祁镇亲征也先，由于王振；朱见深时麓川之役，由于汪直；朱厚照亲征宸濠，由于张雄、江彬等。此外各边各省的镇守宦官，有时统治者也赋予他们干预地方政治之权。而监督军队的监军、管理税务的税监等，也都和地方政治有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些都分别放在后面军事、经济各章详述，这里便不重复了。
出使外国
政府地方各个部门的行政大事，明代统治者都派宦官们去干涉参与，在国内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剩下的便只有外交了。
明代和外国来往，海上陆上都很多，奉使册封，统治者也照例是派宦官主持。因为奉使外国，多半是负有侦察调查的任务，统治者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特务来担任方才放心的。这例子开始于朱棣的时候。
本朝内使出使外国始于成祖时，如内臣李兴使暹罗国，又太监郑和勒兵使西洋满剌加诸国，不过奖劳赏赐之事。唯永乐三年，命内使王琮同给事毕进封真腊国长子参烈昭平牙为王，则衔锡土分茅之任，且与省垣法从为伍矣。(187)
朱棣派宦官出使，最初的意思是踪迹朱允炆的。《明史·郑和传》：“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而所派出的宦官，还不止《万历野获编》所说的那几个：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188)
此外如永乐元年遣宦官马彬使爪哇，(189)尹庆使满剌加、柯枝、苏门答剌，(190)三年遣鸿胪少卿潘赐偕宦官王进使日本。(191)
从这以后，历朝相沿，宦官奉使外国，几乎是著以为例了。朱瞻基宣德二年二月又曾派侯显“赐诸番，偏历乌思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192)。到朱见深时才停止派宦官册封国王，但奉使仍照旧。
成化四年……上遣太监郑同、翟安册封朝鲜世子李晄为王，沈绘致故王祭。既行，辽东巡按御史侯英奏：“同与安皆朝鲜人，祖宗坟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于其国王未免行跪拜礼，及有所嘱托，殊轻中国之体。”礼部以闻。旨谓英所言是，今后赍赏遣内臣，册封典礼，仍选廷臣有学问者充正副使。(193)（按：《万历野获编》卷六亦载此事，并谓“本朝中贵膺册立之选，至是乃止”。可见在这以前都是膺册立之选也。）
但是“停止”只不过几年时间，到汪直用事，又是照旧了。朱祐樘即位仍因之未改：
汪直用事，刘珝当国，浊乱天下，复行旧事。至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监金英辅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鲜国王李㦕嫡长孙
为世子。时刘文靖（刘健）当国，不能救正，况他相哉！(194)
朱厚照派遣宦官使西番，竟以十年为期：
正德十年，上用内臣言，西域僧有所谓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来事，遂传旨……特遣司礼太监刘允为使入番，往返以十年为期。(195)
朱厚熜以后情形：
至嘉靖间，则大珰例不遣矣。隆庆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同行人欧希稷弔祭朝鲜，封其侄署国事李昖者为王……至今上（朱翊钧）屡遣使其国，皆用词臣及使署充之，体统始正矣。(196)
沈德符是朱翊钧时人，不敢不说“体统始正”，事实上朱翊钧时仍是照样地派宦官出使外国，如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丙戌命内官监少监冉登往朝鲜册封嫡世子李祉”(197)，便是一例。
（2）从皇族到宫闱
明代宦官不但干预内外政治，由于他们住在宫中，和统治者亲同家人父子，所以皇族宫闱的事，统治者也全命令他们去办。在专制宗法时代，皇家的事往往可以成为政治上一大事件，如宋赵曙（英宗）时的濮议，明朱厚熜时的大礼议，实际上只不过是太庙里几个神位安放的次序问题，无聊得很。然而在当时竟闹得朝议沸腾，所有大臣几乎全卷入这一纠纷之中，成为一个大的政治事件。现在明代宦官既然可以干预皇家的事，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渗透到政治的最细微的地方了。
按治皇族诸王
明代皇族诸王因事犯罪，照例是派太监同大臣们去按治，兹据明史诸王列传汇录如下：
朱棣时谷王橞谋反，“蜀王闻之，上变告……立命中官持敕谕橞……且召橞入朝。橞至，帝示以蜀王章，伏地请死”(198)。
朱祁钰时广通王徽煠谋乱，“都御史李实以闻，遣驸马都尉焦敬、中官李琮徵徽煠入京师”(199)。
朱见深时郑王祁锳国“多不法，又待世子寡恩……帝遣英国公张懋、太监王允中赍敕往谕，始上书谢罪”(200)。
朱祐樘时平乐王安泛、义宁王安涘欺压他们的侄儿恭王睦㰂，诬其母为淫乱，“帝命太监魏忠、刑部侍郎何鉴按治”(201)。
朱厚照正德九年鲁庄王阳铸误听长史马魁的话，奏称其子归善王当冱谋反，“帝遣司礼太监温祥、大理少卿王纯、锦衣卫指挥韩端往按问。祥等至，围当冱第执之”(202)。又十四年御史萧淮奏宁王宸濠不法诸罪，“帝令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往收其护卫，令还所夺官民田”(203)。
朱厚熜嘉靖四年宁夏卫指挥杨钦诬庆定王台浤谋不轨，“帝使太监扶安、副都御史王时中等复按”(204)。又二十四年正月楚世子英燿弑其父愍王显榕，“诏遣中官及驸马都尉邬景和、侍郎喻茂坚往讯，英燿辞服，诏逮入京。是年九月告太庙伏诛，焚尸扬灰”(205)。又二十九年郑恭王厚烷被人诬为叛逆，“诏驸马中官即讯，还报：反无验，治宫室名称拟乘舆则有之”(206)。又，三十五年徽浦城王载伦不法事发，也曾派中官按治。(207)
看了上面这些事实，便可发现有个特殊现象，就是派往按治的人，除了中官和政府的大员而外，还有一个驸马。大员多半是三法司的长官，是代表政府的。驸马是皇帝女婿，是代表皇家的。既有驸马代表皇家，还要加派宦官，这便可见统治者不但对政府大员不信任，就连对自己的女婿也不信任，他必须要派一个自己的特务来监视他们。这个宦官就是皇帝的私人代表，他是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皇家的。
选驸马后妃
因为如此，所以皇帝替自己女儿选驸马的时候，照例都派有宦官参加，陆
《病逸漫记》云：
礼部选驸马，同司礼监太监钦天监官算命。
有时甚至由宦官全部操纵，下面两则故事，便是操纵的实例：
弘治八年，内官监太监李广受富民袁相重贿，选为驸马，尚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为科道官发其事，得旨斥相，命别选。诘责太监萧敬等选婚不谨，致有人言，而广置不问。(208)
万历十年，上因胞妹永宁公主将下嫁，选京师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珰冯保纳其数万之赂，首揆江陵公力持之，慈圣太后亦为所惑。未几合卺，鼻血双下，沾湿袍袂，几不成礼。宫监尚称喜，以为挂红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嫠居数年而殁，竟不识人间房帏事。(209)
另外，宦官还负有选后妃的责任：
武宗即位……中官吴玉奉命选后妃，肆贪虐。(210)
而远在朱见深时，就已有宦官操纵选后的事实。《明史·宪宗吴废后传》卷一一三载有朱见深废后诏，曾明白说出这事：
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等曾合疏上言，并牵连弹劾当时阁臣李贤：
伏维皇上嗣登大宝，只遵先帝遗命册立皇后，盖以继承宗祀为重。岂意贼臣牛玉，大肆奸欺，横贪贿赂，朦胧进退，其意欲固宠于内，擅权于外，包藏祸心，深不可测。幸赖陛下圣明，废退吴氏，盖亦出于不得已也。然遇此大变，处此非常，朝野腾喧，中外骇听，以为吴氏既退，则牛玉之罪必万死无疑矣。今不意牛玉得放南京，保全首领。夫牛玉故违先帝之命，其罪当死一也；谋立皇后，其罪当死二也；欺侮陛下，当死三也；使陛下负废后之名，其罪当死四也……然奸臣之恶，固所当诛，而内阁大臣不能无罪……方牛玉肆奸之初，婚礼尚未成也，掌礼之官畏其权势而阿附，及牛玉事发之后，王法不可恕也，执法之官念其旧情而苟容，李贤等坐视成败，不出一言。其初不言者，是党牛玉也；其后不言者，是畏牛玉之后复有如牛玉者而祸己也。党恶欺君，莫此为甚！(211)
谋易太子 勒死旧君
宦官不但有这样大胆掉换皇后，由于他们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以及对宫中情形的熟悉，他们甚而至于计划过更换太子。在朱祁钰病重时，便曾有过这事：
初景泰不豫，图富贵者因起异谋，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欲取襄王之子立为东宫。(212)
还有一次在朱厚照病重的时候：
明年（正德十五年）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讽之，彬等唯唯。(213)
这两件事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宦官们敢于这样计划，这个胆量也可以说是包天了。不过这包天大胆的养成，还是统治者纵容的。明代有一件大事，但正史上却没有记载，那就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以后，曾派人将朱祁钰勒死，派去下手的人便是宦官蒋安。这事见于陆
《病逸漫记》：
景泰帝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214)
前任皇帝，自己的胞弟，竟派宦官去勒死，宦官执行了这一任务以后，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呢？
谗害后妃
所以到了魏忠贤的时候，什么贵妃皇后便一概不在他的眼中，要废便废想杀便杀了。如朱由校的妻子，魏忠贤便曾诬陷过：
熹宗懿安皇后张氏……数于帝前言客氏魏忠贤过失。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遂诬后非国纪女，几惑帝听。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时宫门有匿名书列忠贤逆状者，忠贤疑出国纪及被逐诸臣手。其党邵辅忠、孙杰等欲因此兴大狱，尽杀东林诸臣，而借国纪以摇动中宫，冀事成则立魏良卿女为后……会有沮者乃已。(215)
甚至打算实行暗杀：
上一日幸后宫，见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上默然。忠贤闻之益怒。次日伏武士数人于便殿。上御殿，搜得之，身怀利刃。上大惊，送厂卫。逆阉欲诬后父国纪，谋立信王为不轨，以兴大狱。谋之王体乾，体乾曰：“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噍类矣！”忠贤惧，乃亟杀之以灭口。(216)
对皇后尚且如此，皇后以下的妃嫔们自然更可以随便陷害了，如：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容氏恶之，矫旨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217)
裕妃张氏，熹宗妃也，性直烈。客魏恚其异己，幽于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匐饮檐溜而死。（按：《明史·魏忠贤传》称：“张氏有娠，客魏潜杀之。”《先拨志始》卷上及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均同此说。）又，慧妃范氏者，生悼怀太子不育，复失宠。李成妃侍寝，密为慧妃乞怜。客、魏知之，怒，亦幽成妃于别宫。妃预藏食物檐瓦间，闭宫中半月不死，斥为宫人。(218)
像这一类的事，魏忠贤做的还多得很，《明史·魏忠贤传》称：“所害宫嫔冯贵人等……甚众。禁掖事秘，莫详也。”一句话：弄得家败人亡，这就是统治者信任宦官特务的结果！
这样说来，从内政到外交，从皇族到宫闱，统治者一律都派有宦官特务干涉参与，宦官特务之于明代政治，真是好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了。
在这样情形之下，如果有人打算立一点事功，或是对腐败贪污的政治想有所补救的话，他必须委曲求全，甚至蒙污染垢笼络这些宦官特务，才可以弯弯曲曲地办到一些，否则准行不通。下面的一段，便就这方面加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