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黄生借书说》讲读备考
袁枚的《黄生借书说》是一篇不满三百字的小文。中学选用，主要是因为其义可取；可是义并不隐晦，文的写法也平实无华。这里考察一下有些相关的事物，是为了帮助教师理解得更深、更确切，以备讲读时参考。
一 关于作者
《黄生借书说》是一篇意思严正的小文，就是说，是板着面孔讲的。可是，熟悉清朝文献的人都知道，袁枚的为人，与顾炎武、颜元、全祖望、姚鼐等是大异其趣的，用正统的评价标准衡量，前者是正经儒者，袁枚不是，至少是不地道。一个非正经儒者的文人忽而正襟危坐讲起大道理，我们对此应该怎么看呢？
这要先看看袁枚的为人。他生于康熙末年，卒于嘉庆初年，正赶上清朝的全盛时期。他同一般士大夫一样，也作八股文（并且收入全集），考举人、进士，作官。只是官作得不够大，四任知县。是因为天性所近还是精于看风转舵呢，他忽而改了主意，毅然辞官，走优游林下的名士（有时也不免为清客）一条路。他以诗文，尤其是写诗话，结交上层士大夫，抬高身价，受到稀有的吹捧（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接受大量的馈赠（《遗嘱》：“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发了大财（《遗嘱》：“田产万金余，银二万”），修治随园，穷池台花木之胜，过了半生豪华生活。
这样一个人，如何评价也要一分为二。可以宽厚一些，说是无伤大雅，因为既不违法，又未败德（历史地看）。但君子爱人以德，对读书人宁可严格一些，那就不无可议，例如与顾炎武相比，人家写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却写《随园食单》，与黄宗羲相比，人家写的是《明夷待访录》，他却写《子不语》（后改名《新齐谐》），正是“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在这方面，袁枚自己有自知之明，《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说：“余性通脱，遇繁礼饰貌之人辄以为苦。”以为苦，所以常常就有意无意地流于放浪，例如他曾刻一个闲章，文曰“钱塘苏小是乡亲”，大为某尚书所诟病。甚至必须严肃的时候也不能拘谨，例如朝考作《赋得因风想玉珂》的试帖诗，这按制度是要由皇帝评定的，他却写了“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一联，险些不能入翰林院。因为惯于放浪，有时就不免引来鄙视和嘲讽。
以上着重说可议的一面。但既然一分为二，自然也不能毫无是处。这可以举出下列几点。一，是在诗论上有贡献。他的“性灵”说，比之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浓德潜的“格调”说，像是更合情合理。二，在封建时代的儒生群里，他敢于闯破拘束，写些不想登庙堂的文字，写诗话并注意妇女和下层人的作品，这多少总是对伪道学的一股反动。（他答杨笠湖的信里说：“我辈立言，宁可使腐儒厌，不可使通儒呕。”）三，他写的一些似乎欠庄重的文字，却常常有率真的优点，例如《遗嘱》中说：“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这是一般标榜文以载道的人所不肯说的。四，为人和易，对贫苦的失意者有同情心，如借书与黄生就是一例。
总观以上，我们读《黄生借书说》，如果一定要先知其人而后论其言，似乎就可以；一，宽容一些，说其人其言皆有可取；或者二，严格一些，说人虽可议，但不应以人废言。
二 关于黄生
黄生名允修，贫而好读书，这是文章中说到的。看《随园全集》，还可以知道：
一、他很年轻。《小仓山房文集》卷十有《赠黄生序》，其中说：“予喜其年甚少，意甚锐。”
二、所谓贫，只是非富豪子弟，不能多买书。《随园尺牍》卷四有《再答》黄生的信，其中说：“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偶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
三、袁枚很器重他。《随园诗话》卷三：“黄允修云：‘无诗转为读书忙。……余谓此数言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
四、因为器重，所以很愿意帮助他，除了借给书之外，还支援一部分生活费用。《赠黄生序》：“又虞其家之贫，有以累其能也，为羞其晨昏，而以书库托焉，成生志也。”
五、他受乾隆时期学风的影响，想致力于考证；袁枚不赞成，希望他跟着自己走，学诗文。《随园尺牍》卷四《答黄生》：“来书自称生平安于古，悖于时，矜矜自喜。仆以为此妄语也。”《再答》：“近日海内考证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子之诗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
三 关于借书
书多，人不能尽有，因而借书是常事。尤其在旧时代，五代以前还没有印本的时候不用说，就是宋以后，刻板不易，印数不多，得到书比现在难得多，想博览更要多靠借。借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为收藏借抄，一是为求学而借读。黄生借书属于后一类。
旧时代没有公共图书馆，借书很难。原因之一是有书的人不多。此外还有种种情况：书系珍本，为收藏者所宝爱，自然不愿借出；书虽非珍本，或者因为常用，或者因为私有观念重，也就不愿借出，等等。守护不借，有的还定为戒条，如唐朝杜暹题其藏书卷末说：“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宁波范氏天一阁挂有禁牌，文曰：“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这样吝啬，看似可鄙可笑，实则不当专怨一面，因为书因借出而损坏甚至丢失的事也不在少数。远的不说，举清代为例，《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一部分原稿，《越缦堂日记》中的八册底本，都是借出丢失的，无怪乎俗语改“借书一瓻”为“借书一痴”，说借书与人是傻事了。
俗语“借书一痴”之后还有“还书一痴”，这就使藏书者更加怀有戒心。明朝钱榖可为这种心理的代表，他有个藏书印记，文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借恐不还，形诸咒骂，可怜可叹，所以有的人就宁可一概不借，如袁枚青年时期遇见的张氏就是这样。一般人不会像张氏那样极端，但借书之难的情况还是不会变的，如明朝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这样恭恭敬敬，谨小慎微，可证袁枚的“公书”，并为说以勉励借书的黄生，在旧时代正是难得的了。
四 关于课文
研讨课文，可以分义理、辞章两个方面。
义理浅而明，是借书读比自己有书更容易多省记，用现在的话说是条件差反而进步快。这种事理的认识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可以远溯到《孟子》，《告子下》篇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专就苦读而大有成说，古代流传的故事就非常多。以买不起灯油为例，凿壁借光的有汉匡衡，囊萤的有晋车胤，映雪的有晋孙康，随月的有南北朝江泌，等等。但古今条件不同，现在买书容易，图书馆、文化馆很多，借书更容易，至于贫苦到须囊萤映雪，在用电灯照明惯了的今天，年轻人总是很难体会了。那么，这篇课文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个人想，唯其这样，它就于“苦读更易有成”之外，还有另一面或说是更深刻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意义，仍可以引《送东阳马生序》中的一些话来说明，那就是：“今诸生学于太学，……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读此，我们应该认识，现在学习条件好，学有不成，非他人之过，因而应多反省，知警惕，用课文里的话说是：“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
另一个方面是辞章，或说是写法，可以分作三项说。
一是文章的布局。写文章，组织材料，古今中外，花样很多，如常格之外可以用倒叙、插叙，可以用侧写、衬托等等，如何才妥帖，要由作者的喜好、文章的体裁、内容的性质等来决定。《黄生借书说》的布局平平淡淡，毫无波澜。可是自然而得体，由借书写起，中间经过讲道理，举事例，自然过渡到勉励黄生努力读书，有水到渠成之势。我个人想，读范文应该不忘取法，在布局方面，有奇自然不当忽视，无奇尤其不当忽视，因为平顺自然是不施脂粉的美，或者更难学，所以初学应该特别留意。
二是内容充实，有理有据。文章内容的评价，主要靠它包含的义理，这在上面已经谈过；这里着重说说用什么事例来证明那义理。事例有两类。一类是泛说，文章第一段说阔人反而不读书，第二段说自有反而不如借，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谈切身体会，第三段以自己的早年与通籍后对比，属于这一类。这部分谈自己经历，真实恳切，字数不多而有感人力量。《随园诗话》卷五也说到他这种感受：“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切，每过书肆，垂涎繙阅，苦价贵不能得，夜辄形诸梦寐。曾作诗曰：‘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及作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矣。有如少年时牙齿坚强，贫不得食，衰年珍羞满前，而齿脱腹果，不能餍饫，为可叹也。”语较详而义更显豁，可供参考。
三是文字简洁平易，于恳挚中兼有率真之趣。我们读汉以后文章会感到，六朝人喜欢骈俪，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喜欢古奥，都不少造作气。我个人觉得，上好的文章应该没有造作气，或者经过锤炼而使人感不到造作气，这说得玄妙一些是绚烂之极反归于平淡。袁枚这篇文章能否算上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没有故意求古奥，玩花样，所以行文能够顺畅自然，如话家常，想到便说，可止则止，这个优点总是应该肯定的，值得效法的。至于恳挚率真，文中这种地方不少，最显著的如“天子读书者有几？”“归而形诸梦”，“其归也必速”，都是一般读书人也会想到而不大愿意说的，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也应该算作可取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