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清王朝被推翻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争依然连绵不断。偌大的中国，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此际却是积弱积贫。辛亥革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仍是世界列强欺侮的对象。不平等的条约，列强的凌辱，帝国主义的干涉、入侵和掠夺等等都是这个时代中外关系最鲜明的特征。而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驱逐外敌入侵、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这一时期广大外交官的不懈理想与追求。随着民族的觉醒，中国的外交官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外交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通过不断的斗争而逐渐成长。众所周知，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屈辱待遇引发了民族觉醒的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过来也为中国的外交官们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提供了坚强的精神后盾。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九国公约到国际联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太平洋战争到开罗会议，再到联合国，中国外交走出了一个曲折，但却是逐步向前的发展轨迹。在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和复兴的今天，当年的那段历史弥足珍贵、不容忘记，也是激励我们继续向前的动力之一。也正是由于此，我们辑录了当年那些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上的对外使节、官员的部分亲身回忆，以便我们更多地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真实状况，了解其中作为弱国外交官的屈辱以及据理力争、成功捍卫民族尊严时的骄傲。

本书所辑录的内容主要出自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的口述或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这些口述史不仅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状况。鉴于此，这些口述史料也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像傅秉常、顾维钧、张群、金问泗、夏晋麟、程天放、陶希圣、马超俊、齐世英等人本身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亲身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回忆那段难忘的历史，可以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增加不可多得的佐证与资料。但由于作者多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囿于本人的立场，书稿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难免有失全面和客观。

本书中回忆早期民国外交有关问题的傅秉常先生(1896~ 1965) ，原名褧裳，广东南海人。1916年12月毕业于香港大学。1918年任广州军政府总务厅印铸科科长，后赴沪，任职于上海沪杭铁路局。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处秘书。1920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及外交部驻港代表;11月任海南岛琼海关监督。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兼财政部粤海关监督;6月兼广州大本营外交秘书。1927年9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10月任外交部参事。1929年2月，任驻比利时公使。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1941年7月，再度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3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1946年7月，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平会议。1949年3月，任外交部部长，未到职;4月由莫斯科返国，取道香港，定居法国。1957年5月，自巴黎去台北，旋受聘为“国策顾问”。

傅秉常与民国外交的渊源主要是由于他的妻舅伍廷芳曾经是1918年8月成立的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伍廷芳的引领下，傅秉常逐渐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1919年作为南方军政府代表团秘书出席巴黎和会。傅秉常曾一度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与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交好，被目为“太子派”成员。1938年，他陪同孙科访问莫斯科，从苏联成功募集到抗战急需的资金和物资。这笔资金对台儿庄保卫战尤为重要。本书辑录了傅秉常先生的几段口述材料，主要涉及的就是民国早期外交状况，巴黎和会，孙科出访苏联以及代表中国出席1946年巴黎和会的经历。

顾维钧先生是中国现代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中国正是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在导师约翰·穆尔的支持下，顾维钧把序章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顺利拿到博士学位。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独霸中国山东权益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其他国家很快就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会上作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的现实，缺乏实力后盾的中国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在巴黎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列强要求中国无条件接受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在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的确，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坚决地对外国列强的欺凌说“不”，这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还是33岁的顾维钧。

顾维钧于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17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50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弱国外交。

国民党元老张群是蒋介石的同窗好友，一生备受倚重。在本书中辑录张群在担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时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加快，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某种变化。1935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群担任外交部长。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年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0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 ~ 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四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四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 ，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七项要求: (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 (3)共同防共问题; (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发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0天会谈，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1948年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9年12月，张群辗转乘船到达台湾。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1990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本书辑录的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口述史选用的是齐世英先生的回忆。齐世英(1899~1987)是辽宁铁岭县腰堡乡范家屯人，早年学业有成，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先在沈阳教育界工作，后在东北军郭松龄部做文职幕僚。后因郭松龄兵败被杀，齐世英先避难于日本驻新民领事公馆(当时的领事吉田茂后来当了日本战败后的首相) ，后经日本领事吉田茂的安排经朝鲜、日本到南京，投奔了正在北伐的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位东北精英很器重，安排他到陈果夫、陈立夫(即CC派)主持的党务情报机构工作。到1929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时，齐世英已任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并且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因齐世英与日本政要的关系，蒋介石也曾经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十分倚重齐世英。

由于郭松龄事件的关系，齐世英与张学良积怨很深。后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前，张学良对蒋介石说:“东北人除了齐世英，其余谁当中央委员都可。”齐张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1936年冬，蒋介石对东北军在陕北不放心，他利用齐世英与张学良的矛盾，令他秘密探察东北军动态。西安事变之前，齐世英曾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联系，只是蒋信张很深，不愿听，认为齐世英是在攻击张学良，挑拨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说齐世英在整他，他受了冤枉。对于西安事变，蒋一直认为齐未曾做好与张的工作，应负部分责任。蒋介石对齐世英说:“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就是你把张汉卿逼反了!”

后来齐世英被开除出党。齐世英晚年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委员，1987年去世。

详细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的程天放先生曾于1935~ 1938年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1899年生，江西新建人，生于杭州，系湖广总督程矞采曾孙。原名学愉，字佳士，号少芝，谱名时然。五四运动知名领导人，1919年复旦大学毕业。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的程天放，为响应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选为会长，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接见。1920年公费留美，1922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1926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醒华日报》总编辑。回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等校，后投身国民党党务系统，为CC骨干人物。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参事、中央军官团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1929年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0年代行省主席职、1931年任国民会议代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2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湖北省教育厅长、1934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1935~1938年任驻德国大使、1939~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1943年任中央政校教育长(曾兼新闻系主任)、兼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1947年获选为江西地区立法委员、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曾经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50年，随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1950~1954年任“教育部”部长;卸任后赴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政治大学在台复校后曾任外交研究所所长;1948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65年任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1967年11月29日在美国纽约病逝。本书所辑录的是程天放先生在任中国驻德国大使期间关于日德反共条约、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中德关系等问题回忆录。

在本书中对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有详细回忆的陶希圣先生曾经是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对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有深入的研究。陶希圣(1899~1988) ，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 ，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同年暑假后，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同年暑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轮流于清华、燕京、北师大、朝阳等校兼课。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7年抗战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曾任《中央日报》董事长。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在本书中陶希圣先生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之分析有其独特的视角。

除了上述名家之外，夏晋麟、张式纶、董文琦等对中美关系、国民党政府在接受东北问题上与苏联的交涉等作了详尽的回忆和分析。尤其是夏晋麟先生对中国早期参加联合国相关活动的回忆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本书汇聚众多民国时期外交名家的口述史资料，勾勒出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脉络，资料翔实而珍贵，这些从不同侧面对当时历史的回忆，也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打开了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一扇窗口，甚至在某些方面可帮助我们了解以前尚未了解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