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平汉路作战到江西作战

尹国祥

陆大毕业后，调回军部，即奉派到河南省政府开封主席办公室服务。因商震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三十二军军长) ，我为其秘书，承办有关军事之文件。在主席办公室另有一秘书范泽山(来台后当过烟酒公卖局局长) ，和我一文一武在此办公。因陆大课程只授军学，校中无公文程式之讲授，加上我在军中久任队职，昧于文牍之范例，一时颇为所苦。幸不日寻获前任参谋，陆大第十期同学贾璜所办文件之档案，才能依样画葫芦，赖以完成任务。由此一痛苦的经验，认为陆大于学员入校之初，宜以极短时间授以公文处理及档案章则，必有补于此项缺疵。尔后随陆大前辈本军副军长李竟容将军服务时，倍蒙爱护，数次对我讲授各种公文之格式要领，及上、中、下级行文之注意事项，非常详尽。此时方悟公文处理之真谛，每念及李公之慈祥训诲，真令人铭感五中，终生难忘。

(一)平汉路北段作战

商震有一专用火车，上面有卧铺、厨房、冲浴设备及办公的地方，可说是铁轨上的办公室，活动办公室。平汉路北段开始打仗，专车驶往平汉路北段元氏县，至那里时大军已转往娘子关，此时平汉路北段已经失败。主要原因是第三十二军参谋长傅立甲下了错误命令:“第一四一、一四二师在第一线、竭力抵抗……必要时，可沿太行山南下。”什么是“必要时”？下命令有弹性，导致军队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所以垮了，平汉路北段失陷。由于我们从省政府出来至元氏县以北时，吴克仁的第六十七军，裴昌辉的第四十七师在前方没有竭力抵抗即南下，使得正面没有军队。在这同时，敌人没有大部队南下，主力已进入娘子关。沿平汉路下来的是一个支队(一个旅团以下、一联队以上，四千余人) ，我们指挥军仍在平汉路上，敌人有一战车炮打过来，打穿宪兵坐的铁皮车，打穿一个盐包，穿透一个宪兵的肚子，宪兵连长看此情形不愿意继续担任商震之保卫，要撤退，商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说道:“你是不是军人？我的命比你的值钱，我都不走，你凭什么走？你要是走，我就枪毙你。”其实商震的指挥方式有些不对。当时就派手枪队下去挡一阵，才把日本此一支队(属日本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是土肥原)停住。

(二)双方同时撤退

陆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此时已在元氏县布防完毕。日本这一支队，人数虽少但装备好。双方迎上后展开第一次战斗。黄光华没有勇气，才打一天就叫苦。后来第一战区来个命令，要商震自己看着办。商霞打算趁黄昏时撤退，没想到日本支队认为自己兵力不够也撤退了，第一三九师闻之又前进，但敌人也知道我们抵挡不住了，故也回身反击，最后我们输了。虽增加第四十七师裴昌辉的部队也没用，因日本的后援部队也到了。双方同时撤退的情形在战史上很少见，我却有幸亲眼目睹，所以作战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五分钟，才能成功。

商震够勇敢，在这个时候仍坐在火车上指挥军队，其实他该找个民房以求掩蔽才对。许多人劝商震南下，但他不听。某天夜里第六十七军的吴克仁(为东北军，从津浦线转平汉线)乱放枪，让我们误以为敌人夜袭，弃车往东南走，到第二天早上，部队通告车子没事，许多东西仍在车上，我们又回去把车子弄回来。某夜同样乱放枪的情形又发生，吴克仁上车劝商震向南撤退，商震仍是不肯，直到枪声太急，迫不得已商震只好往南走，并期待第二天能找回车子。但车子却被吴克仁弄走，商震等人只好渡过“漳河”，情况才较稳。

由元氏县下来转进至顺德府(第三十二军后方军部所在地) ，王本善上校在那里训练新兵，当手枪队挡不住土肥原所派遣的前进支队时，就把王本善这团新兵放在铁路正面抵抗，王本善对商震说:“总司令(第二十集团军)请放心，有我在这，足可挡一阵。”吹嘘了半天。但这个人看起来一副不老实的样子，我们一上车往南走，从车后看到他骑着马带着随从，从另一条路逃跑。

(三)豫北绥靖司令部

转进漳河南岸后，部队也慢慢撤回来，于是成立豫北防御司令部，李芳池(李滇芬)为参谋长。司令部在郑州做防御工事，先设计好一套图，经第一战区长官部同意，开始做工，经过几个月后，因时间不够，花费太多，决定撤销。

在此时我调到第一三九师当参谋处主任。后调至长沙洞井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见百姓对军队好，早上还送早点，感觉亲切近人，和北方不一样。军队再由陇海路转至运河，在车站下车步行到台儿庄作战。这时第三十二军归第五战区指挥，孙连仲是台儿庄防御的总指挥官，汤恩伯在右翼，担任攻击，真正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当时中央是想把第三十二军撤开，将所属一三九师调至东部运河驻守。于是我们由河南进入江苏，眷属跟部队一起南下至湖南沅陵停住。

(四)进攻贺庄、向城

到台儿庄，我们住兰陵镇(酒房很多)。日本人已打到台儿庄，大部分老百姓已逃走，酒房守门拿出最好的酒来招待官兵。驻兰陵没多久就进攻贺庄(一北方土寨子，防土匪用的，被日本人占领，人数顶多有一营人)。上面命令第一三九师进攻并占领之。我们以一加强团包围攻击，日本人不出来，只靠寨墙上的枪眼观看。我们攻了将近两天，方得进入寨中，俘虏两人，这两人均负伤，其他连长或排长，皆切腹自杀。日人已将子弹、枪械投至井里。

接着奉命再攻贺庄以北之向城(日人后方医院，也是大寨子) ，进攻两三天没有成功。目睹日本人撤退的方式，援军先进来，将伤兵运走，再回来继续作战。我们本身并没有真正炮兵部队，故不能攻入土墙坚厚的向城。台儿庄的失败使日军向北遁逃，我们奉命追击，到一个村子，有一池塘满是裸体女子浮尸，情况相当惨(后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尸浸入水中后浮肿得那么厉害。

当时陆军第一三九师，在攻击贺庄、向城后，旧兵、新兵人数各一半，总数不到一万人。新兵主要在顺德府征召而来。第一三九师有两个旅，四个步兵团及直属部队，装备有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中正式步枪，算是好的部队。

(五)攻、防、追、退的连续作战

在军事术语上有“攻、防、追、退”连续之作战。这次作战的方式为先攻击—追击—防御—退却的连续作战，所谓攻击是在贺庄、向城之作战，然后再追击至山东峄县，此时敌人从陇海路南北两侧增援而来，在峄县对峙。因对方兵力过大，我们伤亡又重，此时只剩二三千人(有些人逃跑) ;故我们奉命向后转进、重新整补。这就起攻、防、追、退的连续作战。

我们未至萧县前，白崇禧(在第五战区，李宗仁生病由白崇禧代司令长官指挥)打电话给师长李兆瑛，要我们在奉命到后方整补前再守萧县，如能守三天，便有五万大洋奖金。结果守了三天，徐州已垮，我们当然亦撤下来，待队伍沿陇海路向西行，到达河南，过汉口时遇见白崇禧上将，师长开口要奖金，遭拒。

守萧县时，北门已被敌人登城，师长李兆瑛及参谋长和我守在电话旁，等候上面命令。参谋长说:“外面情势危急，应出去看看。”于是起身出门。我心想应该师长出去看才对，他是指挥官，士兵又认得他，更何况看到师长出现，士兵士气会为之一振。但师长不去，参谋长又不愿等死，因为参谋长刚到第一三九师，人面尚不熟悉，虽然他已在第三十二军待了很久，但对一三九师人员没什么感情。打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父子一般的亲情，而他没什么亲近下属，所以我叫手枪队队长陪他一起去。参谋长由离北门右边不远之处上去，因他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敌我，被日本狙击手一枪致命。起初大家不知道参谋长已死，只是找不到参谋长。后来我看到一士兵手上戴了参谋长的亚米茄手表，问他从何处得来，他回答说从一死去的长官手上拿的，才知道参谋长一上北门就被打死的情形。我向他说明状况，给他十块钱，把表拿过来，向上面呈报。

每一个官长自德国买一“自来德”(盒子枪、手枪) ，都要按月扣钱(一百二十元) ，走时还枪退钱。这次参谋长阵亡，枪丢了，钱还未扣完，师长欲从参谋长抚恤金中扣手枪费，结果大家都不高兴，认为师长太会计较，李兆瑛才让步没扣。

这次战役，两个副旅长阵亡，一共死十三个中级官以上的将校，参谋长邓佐虞也阵亡。中正步枪(为当时最新式步枪)因找不到水井埋弃，后被日军拿去，可是日本人也没法用，因我们是七九式步枪，日军为六五式，很有可能枪支后来给汪精卫的伪军。

(六)从萧县转进

我认为撤退跳城墙时，要朝敌人那面跑，比较没危险。从萧县撤退跳城墙时，掉到护城河，一切行李、大衣都丢掉，准备突围。一出萧县城，我就向日军方向(东北方)那条路往前走。萧县城外有一小山丘，上面有十来个日本兵，可能是一个宪兵班，由于双方制服都是草绿色，他们一直看我，一枪也没放，我就慢慢走，不经他们面前，顺小路下山丘。经过一小防空洞，里面有一个老百姓，他有一罐很粗的高粱粥。我已一天多没进食、喝水，看到那高粱米粥比山珍海味还香，请求那老百姓让我喝一点，并给他一块大洋，这一口粥解了长时间的饥渴。等到傍晚，走到麦田，麦子三四月间高度刚好遮住人，匍匐前进。出了麦田，遇到一少校军官苏颜礼，他指着二或三个人(记不清楚)说，我们身上只有短枪。日本人有所谓的延伸射击，炮不动，朝人多地方第一次射击一千码，后一千二百码，一次次加上去，如师长等人出萧县后向西南跑，沿大陵线，路线很危险，日本炮兵很多，他不用派兵追赶，只需发炮、行延伸射击即可。

我和苏颜礼等至马井天主堂，堂主为比利时神父，因我懂法文，写一纸条告诉他“我是中国军官，肚子很饿，想吃些东西”，神父一看是中国军官又是天主教教友、又会法文，才开门让我们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草莓，神父自己种的，真是沾了天主教徒的光。堂区会长“相先生”派其弟带我们向南绕，走陇海路较不危险的一线，送到快至归德庆才离去。因陇海路两旁，有许多苏北的土匪，很凶，杀人抢劫样样都来，非常危险。

快走至归德处平静许多，还有国军黄杰、邱清泉等部队。走到归德，已走了七八天，累得不成人样。看到一火车车皮，大家就到里面休息睡觉，这时身上都长了虱子。这车皮里收容将近六七十人，大部分为第一三九师的散兵，苏颜礼少校将其编成一个连，苏为连长。第二天有一架日本飞机飞过来，看见车皮就猛开枪描射，车上的人谁也不跑，因为实在太累了，内心充满无力感，在那时候，都想干脆死掉算了。日本飞机扫射半天，看没人跑出来也就离开。后检查只发现一人死亡，一二个人受伤，情况算好。等到车要开时，有消息传来，说是陇海路兰封被土肥原切断，车子过不去，只能步行，害我们白高兴一夜。后来往南走，在*陵附近，碰到两辆卡车，我们一看到车子就把*陵东门关起来，当时军纪也不易维持，军官士兵们什么都顾不得，只想抢车子坐，如对方稍有不从就准备硬干，等到车子过来，才发现原来是第一三九师的自己人。于是很快到襄城县后方留守处。正在洗澡，李兆瑛师长也到了。我是从日军后方绕过来的，所以走得快，他们是顺着日军炮火延伸线走的，所以来得慢些。师长一到又发电报给商震，报告情况，然后就转往江西作战。

日军之残暴在路上随时可见，听当地人说，一天中午，一儿媳妇在煮饭，日军抓住就要强暴，儿媳妇抱住公公不让他们拉走，但日军几枪就把男人打死，把女的带走，最后是生是死连尸体都找不到。在贺村庄内清理战场时，发现有两位患病、不能逃走的老妇人，被日兵强暴得奄奄一息。在追击日军至枣庄时，途经一乡村之南端池塘，看见有一堆裸体的青年妇女尸体，有五六十具，被日寇轮暴丧命。其家人环哭呼叫，令人不忍卒睹，倭寇兽行，真令人发指。在抗战时到处可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虽说这是日本军阀的一种恐怖政策，让百姓无胆反抗，但和日本这民族残暴淫虐天性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七)江西作战

此时商震在开封当河南省主席。我们从萧县撤退后已一个礼拜，在行军中当然没和军部联络，商震对我们失去联络也很着急。一到许昌，我立即打电话给商震报平安。后方军部在河南省襄城县，李竟容副军长在那里坐镇，他的道德、学问皆好，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第三期毕业，因戴传贤的关系，曾在歌乐山当考试委员。他给我电话，叫我留在许昌收容部队，不必回襄城(家眷在襄城)。但我因身上虱子咬得难受，趁晚上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没想到洗好澡，衣服还未换上，师长就到了，必须向他报告战况，折腾一夜，未得休息。

尔后即在许昌附近收容、整补军队，在整补前第一三九师就收容二千多人，台儿庄走散的也回来。经过三个月的补充，第一三九师被调至江西的第三战区，和王耀武一起。师部驻在向塘，不久敌人沿长江至九江，师部奉命向北进至马回镇。敌人为预备部队(战后扩编者) ，我们第四一六团苏永刚团长把他们打回去，并获得一些手枪，敌人增援部队到达后，师部奉命防守德安，王耀武在左翼，我们在右翼。德安配给王启明团长(王和我在军事政治学校时住一起，他比我岁数大，在军队已做过上尉才考进军校;我们因年岁关系，处不太好，很少往来)。曾当第一四二师参谋长，后来也曾为刘伯承当参谋长。

在德安西方，从望远镜一看，敌人没多少部队，渡河材料就在德安对面堆积，此时新参谋长尚未到差，我就建议师长去夜袭，派第一旅旅长张效援带一加强团偷袭，企图将敌人渡河材料毁掉，则日本人之攻击起码延误七至十来天，结果此加强团阳奉阴违，我想根本没去夜袭，只在附近噼哩啪啦地放一阵枪就回来，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提高敌人的警觉了。这一事件，师部也没有追究。随后敌人作战部队到达，立即利用现有的渡河材料对德安攻击，发生一场激烈战斗，守军伤亡惨重，王启明团只剩二三百人。这时接到薛岳的命令“第一三九师可以转进南昌”，师长收拾行李要走，我提醒他王启明还在德安，应通知他撤走，于是派手枪队副队长去找王启明。王一回师部，听说是我派人通知他，几乎给我下跪道谢。因为他知道我们私交虽不好，但是根据指挥官应有的道德观，该通知部下，不能抛下不管，所以等于救他一命。现在我们又有了联络，通信时仍念着当时情谊。

(三)赴湖南作战

民国二十八年春季，商震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奉命赴湖南省桃源县青山湾，位居乡下，隶属薛岳第九战区。办公房子皆为稻草搭造临时房屋，一切设备简陋，因在乡下很少有空袭。整个总部大约有一千多人，辖下有霍揆彰的洞庭湖警备司令部及周祥初的第八十七军，霍为第二十军集团的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司令，辖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军(军长周福成、陈烈)。在桃源时有三次长沙大捷，第二十集团军防区在洞庭湖南部，其实并没有赫赫战功，因日本人没打到这边，多半在铁路东边作战。

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商震至衡阳郊区鸡窝山，接掌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我也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副处长，阶级升为少将，当时年龄才三十一岁，管人事编制。中央把商震调到第六战区，主要是换换环境，将第二十集团军拿走，稍后取消原有的第六战区。所以到第六战区长官部没多久又调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当主任。衡阳第六战区取消没几个月后，在湖北宜昌再成立新的第六战区。这里有一段小插曲，以前的理发师都是男的，唯有衡阳市的理发师是女的，大家觉得很好奇、新鲜，都跑到那儿理头发，还互相调侃被女理发师“修理”。

(九)在军事委员会时期

民国二十九年夏天，随商震至重庆军事委员会，商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厅主任，我在军事委员会当高参，和副主任姚琮(姚味辛，浙江奉化人)的助手邵高参同一办公厅。他和我一起办公，我代替商主任看公事，邵代替姚副主任看文件。我专看军法案件，也都是不重要的才让我看，关系人命的案件则要呈上去。邵高参手上还有“蒋中正”的印章，邵和姚的关系很好，有时会代盖印，不能作主的才呈上去等候批示。

在这期间，日本飞机每天来轰炸，有一次轰炸时间过长，人们在防空洞里闷气太久，氧气不够，等警报解除后，大家从里面急着出来，在洞口挤死人，洞中闷死好多人，造成所谓“隧道大惨案”。

关于何浩若(孟武)有一个笑话，当时商震兼外事局局长，副局长何浩若，在翻译中美重要文件时，魏德逊对内容提出异议，蒋委员长叫何浩若去解释，何在回答问题时为自己辩解，蒋委员长就说:“你还强辩!”何浩若听成“枪毙”，扑通跪下求饶，连蒋委员长都被他这举动弄笑了，当然也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