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肜新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与西方战场同样重要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的英美联军对德、意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为赢得战争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军队就会全力南进东南亚与东攻太平洋，欧美各国将无法顺利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打败德、意法西斯。在中国的抗日斗争中，以国民党为重要力量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其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浴血奋战，不惧牺牲、不畏强敌，尽管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甚至在后一阶段一味妥协退让、丧权失地，由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但其最终没有采取投降的民族气节还是值得肯定的，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牵制，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无法取得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同样不可能轻松地取得胜利。
(一)抗战发生的背景和特点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陷入极度混乱状态。为了摆脱危机，首先走上法西斯化的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挑起了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从1935年开始，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失败，奥地利、捷克不战而亡。1940年春夏之交，德国单独发动对英法的闪击战，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被占，法国投降，英国被打得只能困守英伦三岛。希特勒席卷西欧，接着又一路冲到莫斯科城下。
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功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然而，人多地少、资源稀有的经济禀赋，决定了日本必然走向扩张的道路，进攻路线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进而指向中国大陆。20世纪20年代后，英国因过度扩张导致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政策。30年代初，纳粹德国在欧洲扩张，引起了英美极度恐慌。为避免两线作战，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妥协让步。国际形势及亚洲格局的变动，为日本提供了在中国扩张的条件，也使其取代中国主宰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一味退让，希图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妥协政策导致了东北沦陷。
在国内，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从北洋军阀时代政治与社会极度动荡向国民党统治日益稳定的过渡，一些狂妄的日本人担心，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国力增长，将彻底断送日本占有中国市场的梦想，“这是日本称雄东亚的最后机会”。[1]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大举增兵中国，希望对中国的作战能够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同时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意在以种族意识平息中朝等国对其侵略的反抗。有英美为后盾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侵略采取了顽强抵抗的策略。日本明白，英美势力支持是中国不放弃抵抗的动力。1940年，随着德、意、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形成，《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解决了日本的后顾之忧。于是，日本“南进”政策确定，并终于在东南亚对英美军队发起攻击。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也是出于彻底破坏美国海军实力、使之无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构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仅以20%的兵力，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占领美法英荷隶属下的菲律宾、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许多岛屿，英、美、荷军队，节节败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孤军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日军虽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可是没有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抗战，极大地消耗和牵制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迫使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把80%以上的陆军投入到中国战场。
抗战初期，总的形势是对日本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看一下中日经济实力的差距。至1937年日本工业可以与英美抗衡，农业则采用西方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而且“大部分还是手工业”;在农业方面，“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2]强大的经济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实力。军事上力量更加悬殊，“1937年，日本已年产钢580万吨，飞机1580架，坦克330辆，火炮740门，汽车9500辆，造舰52400吨”。[3]而中国军队除能自制一部分兵器外，所有军舰、飞机、战车、火炮不能自制，都由国外引进。其他日军舰艇、飞机等力量也远远超过中国。因此从总的战争能力看，日本的战争能力要比中国强得多，如果加上军事组织力、内部的团结等因素，日本就更显强大。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为止，在中国战场始终保持百万以上大军，占其陆军的一半以上。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牵制和消耗着日军主要兵力，束缚着日本伸向苏联的魔爪，使它一直不能北进，不能抽出兵力配合德军进攻西伯利亚，造成苏军两面受敌的局面，反而使苏联从东部地区调出50多万兵力，集中力量对付德军，从而扭转了危局。由于同样的原因，拖住了日本闯向东南亚的铁蹄，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日本虽然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一度取得了海上优势，但由于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使得日军向西线作战，企图与德军会师于中亚的计划破产，并使美英联军得以较早地转入反攻。
(二)正面战场的几个阶段和过程
1937年7月~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它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1938年11月~1940年，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方针，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战逐渐向全面大反攻过渡，中国战场的大反攻，主要是敌后战场的大反攻。这就是中国抗日战场几个突出的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民族参与的抗日战争，出现了两个突出的大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而国民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正面战场，所谓“正面战场”是指中国人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军侵华推进线上日控区对峙交战而形成的战场。由于在这个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由于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拥有几百万人的庞大军队，地位不可替代。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无论兵力、武器装备等都还与日本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武器装备。即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还仅仅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就更不用说抗日战争时期的装备了。人民军队这样的军事实力，确实难于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相抗衡。
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北平)津(天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阵地，随即又陆续调集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迅速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企图速占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求在两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称，战争可以在两个月内结束;日本陆海军制订的作战目标是“覆灭排日抗日的根源的中央政府”，“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计划在三四个月内结束战争。日本决心集中兵力在华北的石家庄、德州一线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消灭中国军队，防止战争局势走向扩大或进入胶着状态，“极力避免对华中及华南使用兵力”。[4]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5] 8月15日，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代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6]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并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几大战役情况如下:
1 .平津战役(1937年7月7日~7月31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电令29军军长宋哲元就地抵抗，并调二十六路军4个师至石家庄、保定一线集结，作为侧翼支援。中国军队参战全部兵力9个师另8个保安旅，达20余万人。日军进攻兵力为3个师团另2个旅团，约10万余人，并有飞机200架、坦克100辆作为支持。7月26日，日军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分别在廊坊、杨村、广安门、南苑、宛平城等宽广正面向中国军队猛攻。战至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是役，中国军队损失兵员5万余人，日军损失五六千人。
2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3日~11月8日)
平津失守。侵华日军就把矛头指向华北战略重镇太原方向。动员4个多师团14万之众兵力，在300架飞机、150辆坦克、35寸一大炮的支援下，一路出大同，一路出石家庄沿正太路对太原实施向心突击。中国军队则集结了34个师、13个旅，约28万人的兵力于太原方向防御，并得到挺进敌后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有力的侧翼支持。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损失11余万人，日军损失3万余人。中国军队于1937年11月8日弃守太原。战役过程中的平型关战斗、忻口战斗曾使骄横的日军为之丧胆。
3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2月13日)
正当华北战场激战方酣之际，1937年8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华东开辟战场。进攻上海，直接威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以吸引并就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为此，投入空前雄厚的兵力、技术装备，30余万人，并得到飞机500架、航空母舰3艘、各类舰艇50余艘、大炮千余门的强大支援。南京政府为保卫京沪杭根本重地，也倾其主力，计6个集团军70个师、250架飞机、40余艘舰艇、近75万人于淞沪战场，对日进行决战防御。整个战场历时4个月，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日军也损失兵员6万余人。但日军未能达成击破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目的。
4 .徐州会战(1938年3月12日~6月12日)
太原、上海、南京失陷后，中国战场重点就转向徐州方向。徐州是津浦、陇海路的咽喉，连结华北、华东的战略枢纽。徐州控制在中国军队手里，不仅可以屏障华中重镇武汉，还可以割裂侵华日军华北、华东两大战略集团联系。为保卫徐州，中国军队在李宗仁指挥下，集结了64个师3个旅，约45万人的雄厚兵力。日军投入的兵力，初期为8万余人，后期增至8个师团30余万人，得到火炮千余门、飞机300架、坦克200余辆的支持。战役持续了3个月，中国军队损失20余万人，日军也付出伤亡三四万人的代价。中国军队虽最终退出徐州，日军却未能实现歼灭这一地区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其间，中国军队台儿庄一役的巨大胜利，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5 .武汉会战(1938年7月23日~10月26日)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的防御作战。中国方面投入作战兵力达124个师、约100万人、40余艘舰艇、100余架飞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大队也参加了作战，防御纵深达400公里。日方为一举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腾出手来准备对苏美作战，也搜罗了中国战场上所能集结的机动兵力和火力。投入了12个师团、120余艘军舰、500余架飞机、1500门大炮，300辆坦克，约45万人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武汉进攻。会战持续3个月，战况空前激烈。中国军队虽损失30余万人，日军伤亡也高达10多万人。战役持续到10月中句，由于广州失陷，中国军队统帅部认为继续防守武汉已无战略价值，遂于10月25日决定放弃武汉。[7]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 . 4万余人。[8]日军在15个月内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占领中国大中小城市340余座，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防线，由中国沿海向内地后退约700公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年3~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6月)等。这7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 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正面战场在1939~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26 . 3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101 . 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1938年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突出表现。
1941~1943年，是中国战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军事上相持。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频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作用开始下降到次要位置。从1941~1943年，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战役(1941年1~2月)、上高战役(1941年3~4月)、中条山战役(1941年5~6月)、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 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9月)、鄂西战役(1943年5~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12月)。
国民党军在1941~1945年5年的伤亡总数(计853603人) ，不仅不及1937~1938两年的伤亡数(1084379人) ，也比1939~1940年两年的伤亡数(1019911人)少。这个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在1941年后确实消极抗日的事实。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1944~1945年8月，敌后战场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小隅。敌后战场从1943年8月的林南、卫南战役起就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且在苏联红军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已将持继一年半之久的局部攻势作战，发展成全面反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后一战”，取得了歼敌39 . 8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的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协同配合，反而采取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1945年9月2日日本于投降书上签字后，仍持续到当年年底。[9]
(二)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的作用和价值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日本必然要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导致兵力分散、敌小我大，这个特点决定日本占领区的后方必然有许多空隙，因此，抗战不仅需要正规作战，需要敌后游击战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敌后游击作战给予一定的认识，由于重视的程度不同，两党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及时地提出了我军由过去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转变，决定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并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任务。早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193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等人，提出对日作战，并实行正规战和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应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22~25日，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谈到军事问题时明确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关于军事方针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尽管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积极的抵抗，但众多因素使国民党战场不断失利。与其相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向敌后沦陷区大步前进，依据中央确立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逐渐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力量。战略防御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同敌人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 . 4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口达5000万以上。敌后游击战不仅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而且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保守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朱德同志曾指出:“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抗战开始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并未认识到中日战争的特点，没有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没有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10]游击战被看作正规战的辅助手段。蒋介石说:“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的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尤其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够担任。”[11]国民党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的主力都是留在敌后或者派到敌后的正规军。何应钦说:“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12]国民党在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和大别山区的游击战都是以正规军为主力，以地方武装为辅助。国民党军事当局非常强调敌后游击战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从而影响了游击战的灵活性。军事理论上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战术上的错误。在敌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以运动战为主，没有发挥游击战的优势。
为了提高军队的游击战术水平，国民党军事当局于1939年2月在湖南南岳成立游击干部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得到中共的积极支持。在一些战区和部队中，也曾举办过学习共产党军队游击战术的培训班。第五战区举办“青年学生抗敌军团训练班”，第47军在山西和第15军在河南举办的游击干部培训班，都得到共产党的帮助。1939年10月，国民党军训部颁布《游击战纲要》，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等游击战“妙诀”[13]。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不能摆脱正规战的束缚，游击战已经失去本意。国民党在沦陷区的主力部队与日军开展运动战，死打硬拼，不能发挥游击战的长处，既不能消灭敌人，又不能保存自己，结果遭到一系列失败。中条山根据地的失守，河北和山东游击战的失败，都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错误有关。中条山一役充分暴露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问题。而战术错误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联系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游击战术的正确运用不仅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国民党军队不具备这些条件。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与共产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结果大相径庭。共产党军队在抗战初仅4万多人。通过长期的敌后游击战，共产党军队在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00多万正规军和200万民兵。国民党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的军队鼎盛时期达到100万人，但不断遭到失败，先后丢失中条山、河北、山东等重要抗日根据地，大批军队投敌后充当伪军。1943年8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仅剩下大别山等少数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遭到非常严重的失败。
(四)正面战场的海军、空军作战
由于国民党在初步整合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发展和建设工业化的尝试;执政伊始，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需要开展的工作千头万绪，因此海军、空军的建设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而承接的又是旧政权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可是就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之下，面对强权入侵，国民党领导下的海军、空军还是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并且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协助下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搏斗，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正面战场海军作战情况
日本政府于甲午战争后一直致力于扩充海军实力，时刻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在这42年里，日本政府始终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决心以此作为其实施称雄亚洲、征服世界这一“大陆政策”的重要工具。为适应对外侵略的需要，日本政府于1936年1月宣布退出裁军条约，从而无限制地扩充海军。同年5月，日本政府在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决定编成由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组成的远洋作战舰队，逐步完成了发动大规模海外侵略战争的准备。
中国创建近代化海军以来唯一发展成军的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海军建设几乎停滞。1932年春，日本发动淞沪战争，海军部立即制订出《海军建设计划草案》，认为“吾国海军欲求其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之七成。……对于日本作战首所争者，中国海(辽海、黄海、东海及南海)海上制权。今既不能建设与之相等之海军，又不能建设其七成，则中国海海上之制海权将为日本所独占。在此情形之下，唯有先建设日本海军之四成兵力，以保持中国海近海之自由以濡滞日本海军及其陆军之行动”[14]。这一计划草案虽然没有被政府所接受，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34年，南京政府在其制订的《国防计划》中指出:“日本为海军极强之国之一，吾国纵建设相当之海军，亦非其敌，明矣。然而，果能建设相当之海军，再极力整理现在海军，则在彼与英美海军周旋于太平洋之期间，吾力必能歼尽彼之第二线之预备军，如彼之现驻于吾沿海沿江之预备役舰艇等者。其结果则海上及沿海之大道必尽归我管制，而沿海及内地始青安且也。”[15]到了1937年初，战争迫在眉睫，海军建设已时不我待。南京政府参谋本部和海军部在共同拟定的《国防军事建设计划草案·海军》中将海军建设重点转移到易被政府接受并见效快的水中防御物上，认为;“处今日情况，欲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除以陆军防御、空军轰炸外，殊有赖于水中防御。水中防御物计有水雷、强缆、浮筏、链锁、防网、沉船等，而以有线水雷及机雷为主……”[16]
海军的作战方略必须以现有的海军实力为物质基础，海军能否出海作战和争夺制海权，关键在于海军实力的强弱。据日本防卫厅在1937年6月的统计:“日本海军共拥有285艘舰艇，其中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12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70艘驱逐舰、44艘潜艇。另外，还有1艘练习战列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5艘潜水母舰。总吨位115 . 3万吨。同时正在建造中的军舰有37艘，其中包括2艘战舰和2艘航空母舰。”[17]此外，日本海军航空兵还配有舰载飞机182架，陆基飞机629架。
中国方面，抗日战争爆发时，海军编制序列有第一、二、三舰队和练习舰队、广东江防舰队，此外还有巡防队、测量队及电雷学校的快艇队，共有舰艇118艘6 . 8万余吨。与日本海军相比，从数量看，中国海军舰艇数尚不及日本海军的半数，总排水量是日本海军的1/20，仅相当于日本侵华海军之一——第三舰队或日本1艘大型战列舰的吨位;从质量看，中国军舰普遍吨位小，平均单舰排水量只有50余吨，仅相当于日本第三舰队平均单舰排水量的1/33，而且主要军舰多为清末遗物，已是陈旧不堪，其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场”号(4300吨)已有40年舰龄。[18]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虽然没有出海作战，但其驻防海口的部队和地方海军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进行了持久的抗日作战。
中国海军主力第一、第二舰队作战集中在长江流域，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19]:
第一阶段，在长江下游配合淞沪抗战进行江阴阻塞，直至南京弃守。1937年8月上旬，日本海军舰艇在吴淞口外马鞍群岛一带海面集结，有侵入长江攻打上海、南京的企图。为防止日舰溯江西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作出决定，由海军在地处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江阴实施封锁，以保障南京的安全。综计江阴水道，共沉大小舰船43艘，约6 . 4万余吨;另沉民船、盐船185艘及大量石料，用以填补空隙。日军虽然从陆路攻占了江阴、南京，但打通江阴水道的工作直到1938年3月才告结束。中国海军在江阴的阻塞作战对于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掩护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人员、物资的安全转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阶段，在长江中游的马当、湖口、田家镇、葛店进行保卫武汉的阻塞作战，直至武汉失陷。从1937年12月中旬，中国海军在马当江中先后沉船30余艘，布设水雷1500余具，建立了长江中游的第一道防线。6月30日，坚守半载的马当陷于日军之手。不久，第二道防线湖口、九江也相继被日军攻破。第三道防线田家镇为武汉之前卫，中国海军在此设有两座炮台(辖4个分台) ，并在江中布雷1000余具。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中国海军以水雷和炮队在长江中游建立了一道又一道防线，虽然没能给日本海军以重创，但进一步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时间。第三阶段，在长江中游以水雷封锁拱卫陪都重庆，并在中下游开展敌后布雷游击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38年底至1943年底，中国海军的四个布雷总队先后在洞庭湖、沉江、湘江、荆河、川江等处水域共布设水雷1 . 4万余具，使日军在湖南境内的水上行动到处受阻，并将其彻底封锁在川江之外，有效地保障了陪都重庆的安全。
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布雷游击队在三个布雷游击区共布雷1500余具，炸沉日军大小舰船135艘，其中包括10余艘大、中型军舰，伤亡其官兵5000余名，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可谓战果辉煌。
除长江这个主要战场外，中国海军在沿海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了对日作战。在山东方面，驻守青岛的第3舰队于1937年12月初，奉命将所属军舰及10余艘轮船全部沉于青岛大小港湾航道，以阻止日军从青岛登陆，其所属官兵，除海军陆战队2000多人留在山东打游击外，余者陆续转移到长江中游进行要塞战。在闽浙方面，海军为保卫厦门、马尾要塞为依托，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浙江省的瓯江、富春江、鳌江、椒江、飞云江、浦阳江、曹娥江等江口，海军或设立炮台，或密布水雷，予以封锁。在广东方面，抗战爆发后，广东江防司令部奉命在虎门、大刀沙、横门、磨刀门、崖门、潭州口6个主要海口实施阻塞，共沉船158艘，并布雷配合阻塞。海军要塞部队和舰艇部队在上述各海口及珠江、西江多次与日军激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虎门之役”(击沉日舰一艘)和“西江三水之役”(摧毁敌炮台4座)。广东江防司令部所属舰艇陆续被日机炸沉后，其所属海军人员在广东、广西沿海部分海域及各主要江河广泛开展布雷活动，给侵华日本海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海军的上述作战，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也未能阻止日军沿长江向中国腹地进犯，但是，它对于消耗日军战斗力，对于阻遏日军进攻速度以至于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抗战初期，海军作战遏制了日军沿长江或其他江河向中国内地长驱直入，为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做出了贡献。
其次，掩护了首都及长江中下游厂矿企业、战争物资西迁，为维持中国继续作战的经济基础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但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西南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十分落后。如果没有沿海、沿江地区的工矿企业内迁，西南地区要真正成为大后方、为前线特别是中国正面战场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维持时间漫长的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海军的抗战，为沿海沿江地区工矿企业及战争物资的内迁赢得了时间。
再次，打击了日本海军力量，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贡献。中国海军虽然规模不大，装备老旧，更缺少航空兵主动出击和空中掩护，但海军广大官兵以其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作战、奋勇杀敌，使侵华日本海军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军在华共损失舰船330艘，其中大部分是被水雷炸沉的。不仅如此，中国海军始终牵制着11万余人的日本海军力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本作战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作战，为最终击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面战场空军作战情况[20]
到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各种飞机共有600余架，其中战斗机305架，可用于作战的188架。日本方面，在抗战爆发时，陆军、海军共有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约550架，陆军、海军合计共有作战飞机850架。中日空军实力相差甚远，这种对比状况，也决定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处于劣势地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纵观这段中国空军独立抗战过程，大致可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被动防御时期(1937年7月~1941年7月底) 。其中1937年8~9月，这一阶段中，中国空军为配合地面部队先后进行了八一四空战、对敌鹿屋、木更津航空队歼灭战、轰炸敌上海阵地和白龙港敌舰等，中国空军在作战初期显示出优势。至9月2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减少到141架，空战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制空权落入敌手。截止到9月初，中国空军共出击67次，空战12次，击落敌机61架，击中敌舰船10艘。1937年9~ 11月，制空权的丧失到丧失作战能力。在这一阶段，中国空军本土作战优势完全丧失，形势越来越严峻，到11月底几乎丧失战斗力。虽然，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空军，但中国空军仍顽强抗战，与日空军进行了多次空战，且取得一定成绩。中国空军也损失惨重。到1937年11月底，可用于作战的飞机只剩下30架左右了。中国空军以305架战斗机的实力对抗拥有850架战斗机的日本空军，在三个月时间中，“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犯327人，且击伤、炸毁日机分别为44架、140架，炸沉、炸伤舰船合计175艘，其中一艘航空母舰”。这样的战绩应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与日军空中作战的主要力量，在阻击日军空袭、轰炸日军目标和支援正面战场地面部队作战等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战绩。仅头5年，就击落击伤敌机672架，俘、毙日军飞行员1337人。1937年10月，苏联空军志愿大队援华，在配合中国空军支援地面作战，轰炸敌军事目标，保卫后方中取得了巨大的战绩。从1938年1月至10月，虽然中苏空军力量仍占劣势，但他们以弱胜强，共击落敌机264架。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力再支持中国抗战。随着苏联航空援华大队的撤走，中国上空出现了一个不设防的空白区，完全失去了制空权。
第二阶段敌我相持时期(1941年8月~1945年5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参战，打破了日本空军独霸蓝天的局面，成为扭转空中战局的标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志愿航空队编入美军现役，中美空军携手合作，逐步夺取制空权。抗战时期的中美空军联合作战是中国军队与外军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联合作战，其作用不容忽视。1942年仅7、8两月，中美空军共袭击中国沦陷区及缅越境内军事设备及阵地23次，击落炸毁日机58架。10月下旬，又袭击了华北开滦公司一煤矿，被报界誉为“飞袭华北第一声”。
第三阶段主动进攻时期(1943年6月~1944年初) ，以鄂西会战为标志，中美空军开始占有空中优势，转入主动进攻。重点攻击日军的机场、码头、船坞等交通设施，到1944年取得了完全的制空权。
第四阶段全面获胜时期(1944年初~1945年8月) ，以“超级空中堡垒”B-29重型轰炸机进驻中国为标志，中美空军对日军各重大战略目标进行了“地毯式”轰炸。为挽救失败的命运，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与地面部队溃败的情况相反，中美空军的空中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44~1945年之交，在华中、华东战场中美空军乘胜追歼敌军之后，1945年4月湖南芷江会战成为中国战场中美空军的最后一战。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空军战力虽然薄弱，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爱国官兵为了祖国的独立与尊严，不畏强敌，奋起抗击，同具有现代化军事装备水平的日本空军进行了一场较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21]其积极作用表现在:
(1)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空军虽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中国空军以奇袭日军基地、轰炸日军舰船，同时担任重要城市空防为原则，不仅连续出动大批战机，迭次向日军指挥机构和日占机场、码头、海上舰船进行了轰炸、袭击，而且还积极抗击敌机空袭，并一度占据了主动。至淞沪会战结束，空军配合地面部队英勇抗击日军近3个月，给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从而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必胜信心。
(2)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迟滞了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的速度。在淞沪、徐州、武汉战役中，空军都发挥了较大作用，迟滞了日军对中国的进攻速度，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抗战中、后期，中国空军也较好地配合了地面部队的对日作战，攻击运城、郑州、洛阳、汉口机场，会战长衡、桂柳、湘西、豫西、鄂北，破坏交通枢纽、桥梁、物资仓库等，对当时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支援作用，阻滞和粉碎了日军妄图迅速打通大陆交通线，与南洋日军联成一片的所谓“一号作战”计划。
(3)联合苏美援华空军，夺回了操于日本空军手中的制空权。当时，中、日两国作战飞机相比较，无论是航速、升限、还是续航能力、武器装备等，日本都占尽了优势。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进行的就是一场不对称战争，尽管如此，中国空军不畏强敌，仍与日本空军争夺华东地区乃至其他战区的制空权。自1943年冬，中国空军开始恢复实力，由守势转入攻势，经常大编队、多批次袭击广州、香港、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日军机场、舰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军事设施，遏阻了日本空军大规模的空中突袭，逐渐夺回了制空权，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尽了自己的力量。
(五)正确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八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作战线虽然后撤了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订“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时所估计到了的，达到了分散敌人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
整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 . 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 . 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万多人的重大伤亡。[22]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由独力抗击日本侵略发展到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始终把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并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英勇抗争和所作的巨大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3]
中国正面战场为支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支援盟军作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日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始终为中国战场所制约。战后日本许多战史著作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曾得到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2年春，罗斯福曾庆幸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做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中国军队对于残忍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唤起了美国人民和一切其他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崇高的赞扬。中国武装与非武装人民在将近五年里实行坚决的抵抗以反对在装备上远为优越的敌人，他们面对巨大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其他联合国家的战斗人员与人民全都受到激励。”[24]英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富勒在评价二战时亦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如果日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予重大影响的结果。[25]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共产党一起争取民族解放，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互相配合，实际上应该看作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它们是互相依存的，抗击外敌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共同为抗战做出了贡献。在战略防御阶段，没有正面战场的积极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发展;而没有敌后战场的发展，就没有抗战相持阶段的迅速到来。在战略相持阶段，没有正面战场的积极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反“扫荡”的胜利;而没有反“扫荡”的胜利，正面战场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到底。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是抗日的辅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则相反。就阶段分析而言，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战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转向反动，其地位发生了变化，但也不是说可有可无的。
本书内容就是摘取那些亲历抗战、亲自参与对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中级将领在正面战场中的所做、所为、所想，力图客观地重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其中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几大会战的血雨腥风，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堕落的军风军纪，更有不为人注意的中国空军、海军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的艰难对决，也有抗日义勇军和学生军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豪迈的民族气概……这些都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国民党政权领导的正面战场的壮丽画卷，能够让我们体会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注释】
[1] 江沛:《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抗日战争》，《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第4~5页。
[3]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4]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台北，1984年版，第608页。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02页。
[6] 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8年版，第178页。
[7] 刘谦忠:《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意义和失利原因》，《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2月。
[8]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1946年，附表五。
[9] 刘庭华:《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10] 黎世红:《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1] 赵万均:《国共两党领导的两种敌后抗日游击战》，《党史文汇》，1994年第10期。
[12] 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13] 苏志荣:《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8页。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七八七全宗，第2080卷。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七八七全宗，第1463卷。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七八七全宗，第2058卷。
[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朝云新闻社， 1974年，第230页。
[18] 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评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9] 李仲元:《论中国海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及启示》，《军事历史》，1998年第3期。
[20] 对这一问题详细描述的文章还有，高平平、李雅茹:《抗战时期中日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殊死搏斗》，《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侯文强:《我以我血荐轩辕——记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中国国情国力》， 2005年第6期;沈绍根:《论抗战时期的中美空军联合作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等。
[21] 孔宪东、温玉堂:《中国空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深刻启示》，《北京党史》，2005年第6期。
[22] 参见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附表2、3。
[23] 李琪珍:《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广东党史》， 2006年第2期。
[24] K . C .李编:《1942~1943年的美国远东外交》，纽约，1946年。
[25] 转引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擎天一柱:中国的抗日战争》，央视国际， 200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