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的慈善思想之源

关于“慈善”的定义，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是：以仁义为特征的儒教慈善，以爱善、宽忍为特征的基督教慈善，以及以慈悲、禁欲为特征的佛教慈善，三者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偏重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包括儒家仁义学说在内的爱民、助民思想与慈善的含义基本相通。

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慈善理念和行为源远流长，其思想基础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

所谓民本主义，即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观念中，“民”历来是作为与“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漫长的黑暗中的摸索之后，可以说，一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便意识到了民的作用。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的逐步完善，民的重要作用在历代君王心目中逐渐成为共识。

自商朝始，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成汤灭夏，在三千诸侯的拥立下称帝，宣告了商王朝的诞生。成汤建立商朝后，认识到夏桀是因为老百姓的反对才灭亡的，于是，他采取利民、保民之策，整饬朝纲，将阿谀奉承的奸臣赶走，重用忠心为国的大臣。这一系列措施深受各地诸侯的欢迎，也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商朝的建立和兴旺，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因而代夏以兴。《管子·轻重甲》曾载：“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拊，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澹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商汤的赈饥恤寒措施，大概可视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端。

然而，商代末期，纣王昏庸失德。身为一朝君主，商纣残暴无比，且好色荒淫。他宠幸妲己，酷刑于民，大修宫舍，以致民不聊生。与商纣的荒淫无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文王力行仁政，采取了惠民、保民政策，即所谓“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关于文王的仁政，《孟子· 梁惠王下》中也有记载。孟子答齐宣王问：“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见，爱护鳏寡孤独是周文王施政的核心。周文王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拥护，文王一族日趋强盛，为武王剪灭商朝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史称“周人翦殷”）的战斗胜利后，既“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在“郁郁乎文哉”的基础上创立了周礼，把礼和礼制推进到鼎盛阶段。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为手段，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因此，周朝建立后，更加重视民众的作用，继承文王以来的传统，注意采取惠民保民政策。《周礼·地官司徒》中称，西周王朝以六项保安蕃息的政策护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六项措施，几乎与今天的惠民政策毫无二致，足见当时西周王朝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可以说，自西周始，后世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无不从“民为邦本”即民本主义的指导思想出发，强调赈贫恤患，救助老幼孤寡，即慈善活动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影响所及，春秋战国时代称霸的国家，大都实行了类似的政策。如《左传·哀公元年》载，吴王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作为君王，生活如此简朴而又体恤下情，可见那时候的民本思想并非口头上说说而已。

我国道家的创始者老子早就阐明，“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否则“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他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奉有余”；要做到“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即人道服从于天道、天人合一。老子从“穷则独善其身”方面，为中国传统人格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

孔子像

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他的精辟论述和深邃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人。孔子的思想主要以“礼”“仁”为核心。“仁”是什么呢？《论语· 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阐释。不唯如此，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前景，也就是《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美妙的一幅社会蓝图，可以说是我们人类至今还在为之奋斗的目标。

孟子是孔子衣钵的继承者，他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认为，慈悲心、同情心，乃是“仁”的发端。“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不但是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仁者爱人的精神到了孟子这里，已经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了。

墨子像

先秦诸子百家中，另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就是墨子的“兼爱”。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诉求天下之大利。他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似乎比孔子描述的还要全面和具体，号召人们“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进而又主张“多财，财以分贫也”,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是一幅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的美妙图画。其精神实质与我们今天的慈善的含义几乎完全一致。尽管墨家学说也有守旧和迂腐的内容，但其思想主旨无疑具有最广泛的人民性，而且有着殉道者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赴火蹈刃”“以自苦为极”“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墨子这种兼善天下、苦难力行的精神，极大地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积极参与的慈善风范。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对西周以来产生的民本主义思潮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君轻民贵”的口号。至此，民本主义成为早期儒家仁政学说的基石。齐国宰相管仲在与春秋首霸齐桓公讨论如何“致天下之民”（即收民心为我所用）的问题时说：“请使州有一廪，里有积五茆，民无以与征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能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

基于这样的认识，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遣之以利”及“宽其政”。其中，“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所谓“振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等内容。“九惠之教”的内容，在《管子·入国》中有详细的说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实行了这些政策，百姓就得其所欲，“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当然，他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提出“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的。也就是说，慈善事业的施行，与国家的治理振兴有直接的关系。管仲这些主张显然是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的。当时齐国之所以国力强盛，能称霸诸侯，与管仲推行的以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爱民、惠民政策是分不开的。由于国力强盛，齐桓公被立为霸主，大会诸侯时，要求各诸侯国也施行“养孤老，食常疾，收鳏寡”的政策，足见这种极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影响之大、得人心之广。

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术，儒家文化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并成为其后千百年来我国慈善思想的源头。

结束了先秦诸子百家纷争一时的局面，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也得以承继接续和发扬光大。

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建立以后，历代皇帝效古仿贤，在赈贫恤患方面未尝有所懈怠。如汉文帝“赐天下孤寡布帛絮”；汉武帝“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南朝梁武帝时，诏“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咸加振恤”；等等。此后，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宋代以前的慈善事业未曾作为一项制度、一种政策固定下来而带有临时救济的性质，但这种慈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且终于在宋代之后成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进入了中国慈善事业史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