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篇

第一章 世界名城建设的理论研究

城市是现代经济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深度与广度的集中体现，世界性名城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枢纽作用，即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上起着重要的沟通国内与国际的功能。世界名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国际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化进程的相对高级阶段，它将一座城市从经济、文化、科技等某一领域或综合领域嵌入全球城市网络当中。

一、世界名城的概念及特征

（一）世界名城的概念

世界名城与国际化城市、城市国际化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与我国当前众多城市推动城市国际化的背景与动因有关。一方面，世界名城首先必然是国际化城市。各城市以会展、旅游、文化创意、新兴经济、交通枢纽等的建设作为切入点推进世界名城建设，这就需要这些切入点本身，以及城市规划、管理、社会治理、国际交往等与国际通行做法、惯例、规则接轨，实现城市国际化。另一方面，世界名城是城市国际化过程的目标。城市成为世界名城的主要标志是其较大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化就是形成、强化这种影响力的过程。

因此，在给出“世界名城”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国际化城市有一定的认识。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city），也可以称为世界城市（world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cit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Goethe把罗马和巴黎描述为世界城市（weltstadte）。1966年，著名英国城市规划专家霍尔（Peter Hall）在其著作《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中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世界上主要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提出了国际政治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与人才中心等世界城市“六中心论”，据此确定了巴黎、莱茵—鲁尔区等7个世界城市。霍尔真正从学术角度给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当下我国各地推进世界名城建设过程中的认知较为接近。国内学者综合了前人的研究给出了定义，如张骁儒、黄发玉（2014）认为，随着人类交流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座城市如果在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跨国交流比较频繁，其吸引力和辐射力能够对全球或区域产生重大影响，这类城市就可称为国际化城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世界名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单方面或多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成为国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方面交流的全球性或区域性中心，并且在国际上享有相应知名度的城市，世界名城的建设是一个城市国际化发展的过程，承载了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突破、提升的重大历史使命。

（二）世界名城的特征

世界名城从形态来看千差万别，但这些城市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知名度来源于其在某些领域的影响力，通常影响力越大知名度就越高。世界名城不一定都是经济中心或一个国家、地区的首府，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气候，重要的国际机构所在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举办地，重要的金融中心、产业基地等，都可以让一座城市在国际上被普遍了解从而成为世界名城。梵蒂冈著名是因为其在宗教世界的特殊地位，而日内瓦则凭借其永久中立国地位和宜人的自然环境，成为众多国际机构总部所在地，以及国际会议目的地，这里产生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具有一定数量的国际人口。国际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世界名城的国际人口在总量上应该达到一定规模，在总人口中应当占有一定比例，特别是常住人口，如果常住人口过少或比例过低则无法形成国际性的多元化文化。而一些常住人口很少的城市，由于旅游、过境人口较多，也会成为世界名城。如水城威尼斯，常住人口大约3万人（全市总人口约10万人），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般都在7万到8万人，远远超过其常住人口，人口数量并没有妨碍其成为世界名城。

运用国际惯例治理城市。衡量世界名城的一个软性指标，即是否运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或通行的管理经验、管理方法进行城市治理。规划、建设、管理是城市工作的三大环节，世界名城必须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提升并现代化，坚持精细化、人性化综合施策，坚持用新技术手段实现智慧化。城市治理应达到文明整洁、规范有序、宜居宜业的目标，实现软硬件环境的整体提升。世界名城治理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最大限度体现人性化与包容性，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应被平等对待，不被特殊优待，不歧视某部分群体。

具有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世界名城一般具有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环境，绿色消费、绿色发展、生态友好等理念深入人心，如瑞士等地，气候适宜、植被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世界名城一般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市民待人友好和善、社会安定安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丰富多元，能够和平共处并得到相应体现。

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除非极具特色的城市，一般情况下世界名城应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国际经济中心；产业结构高度化，是高科技和国际资本的集散中心；交通、通信发达，是国际交通枢纽、通信中心；具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可以现代化、全方位、高效率、标准化地提供国际性服务；经济具有较强开放性，国际金融、商贸业发达，对跨国公司有较强吸引力，对国际经济有较高的参与度和较强的竞争力、渗透力，通常是国际交流中心；可举办大型国际交流活动，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国际经济体系兼容，成为连接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纽带和桥梁。

二、世界名城相关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城市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城市规划专家霍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为“世界城市”概念的奠基人。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恩（R.Cohen）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世界城市体系形成中的作用，得出全球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这一论断。同样以国际经济分工为切入点，1982年，弗里德曼（J.Friedman）和伍尔夫（Goetz Wolff）共同发表《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与行动备忘录》，根据国际分工的变化趋势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及本质进行了分析，标志着世界城市理论体系的成型，在世界城市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1986年，弗里德曼发表《世界城市假说》，该理论试图为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提供有关空间组织方面的理论基础。有假说认为，城市与世界经济整合的程度及其在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将决定城市的功能与结构重组；处于国际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即“世界城市”或“国际城市”，主要充当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等。迈耶（Meyer,1986）、里德（Reed,1981）等人则从金融资本国际化角度进行了研究，分别绘出世界城市体系结构图、给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城市的等级结构和类型，纳威和斯坦布（Noyelle&Stanbach,1985）的研究则涉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研究了美国经济结构转变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尤其是高级商务服务在其中的作用，增强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化研究的力度。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从世界城市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等角度对世界城市进行研究，从现象上来看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城市也多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城市。这类研究被一些学者批评为经济决定论，因为某些城市，如华盛顿、东京等地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与其作为国家首都有密切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深化，世界城市网络格局、城市间联结方式出现了很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卡斯特尔斯（Castells,1996）、比弗斯托克（Beaverstock,2000）、泰勒（Peter J.Taylor,2005）等众多学者开始进行世界城市体系和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探讨世界城市在全球经济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其中，著名城市学者卡斯特尔斯把由信息技术创造的生产与管理空间定义为流动空间，进一步认为“流动空间”已经成为支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城市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Castells,2006），正在取代传统的“场所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全球化发展态势，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资本的交换流通都出现了空间的高密度、高强度、高速度流动状态，一个国家或城市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在流动的资本空间中有所作为。世界城市与经济产业发展间的关系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但更侧重于城市网络、体系及功能的研究。

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霍尔、弗里德曼、卡斯特尔斯等人的研究已经包含这一点。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研究机构或学者团队从不同角度给出量化评价指标与标准，对全球各地的城市进行评级分类，发布世界城市排行榜单，对推动世界名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发布的《世界级城市名册》是其中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该网络由英国拉夫堡大学尊·比佛斯达克（Jon Beaverstock）等学者创办于1998年，以国际公司的“高阶生产者服务业”供应，如以会计、广告、金融、法律等为城市排名，目前该排名分为5类12档次，2016年，中国南京、杭州、青岛三座城市在该榜单中处于“三线强（γ+）”位置。另一比较权威的评价为“科尔尼指数（GCI）”，由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及《外交政策》共同研究发布。该指数从商业活动、人文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等五个维度对全球城市进行综合排名，反映了这些城市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一体化及互动进程并扩展其影响力。2016年，科尔尼指数排名城市数量增加到125个，其中杭州市位列第115名。

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理论与实践中一般称世界城市为“国际化城市”。近年各地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学者对城市国际化评价指标、国际化推进对策有相对较深入的研究。倪鹏飞（2006）提出从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城市人文国际开放度对城市国际化进行评价，吴伟强（2016）基于GCI指数的五个维度测试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给出推进杭州城市国际化的关键指标，如增加跨国企业总部设立数、扩大国际学校和高校数量等，其研究成果已被用于具体实践。李丽纯（2011），周春山（2016），梅琳、黄柏石（2017），先后分别对长沙、广州、武汉等城市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国际、国内比较研究，并给出相应发展建议，如梅琳等特别强调了创新驱动型经济、本土特色型文化、品牌宜居型生态在城市国际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周蜀泰（2010）基于特色竞争优势研究了城市国际化路径，认为南京的国际化发展需要从“多重维度”综合审视，应基于自身的特色优势提升国际化水平；叶南客、李程骅等（2011）则以南京青奥会等为例，分析了“大事件”驱动城市国际化问题，认为大事件可以创新城市发展主题与城市发展定位、创新城市空间结构体系等。吴可人（2008）、浙江省委政研室课题组（2014）、任远（2017）、李俊（2017）、李明超（2017）、许玲（2017）分别对杭州市国际化水平提升策略、路径进行了研究阐述。如李明超（2017）基于区域竞争力提升给出杭州市国际化水平提升路径，为如何打造“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智慧经验为特色的国家中心城市、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枢纽等提出相关建议。

三、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国际化基本趋势

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城市职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生产向外扩散，中心城市从工业生产中心转变为商业和服务业中心，各类要素集聚作用增强，其中大城市开始向多中心转换。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的竞合关系跨越区域界限，形成新型有机联系的世界城市网络，其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城市国际化深化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对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的制约能力不断被削弱，各类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自由流动，支撑城市发展的资源不再仅仅来源于传统周边区域，更加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城市在某些方面开始具有广泛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影响。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开始加强，形成了具有一定秩序和格局的城市体系，影响全球经济命脉，部分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并带动所在国家或地区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承载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使命。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已经涌现出一批在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指挥、控制或重大影响作用的城市。

（二）新型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形成

传统的城市体系是基于国家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理论基础已经改变，城市系统观念已突破基于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及节点间的联系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全球网络正日益变成一个将全世界各大枢纽与节点连接在一起的横向网络。在这一背景下，基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的效率改进、成本降低仍然会影响城市竞争力，但这种影响会不断弱化，特别是其中可替代性较强的从事标准化产品生产的能力将很难再构成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和服务需求多样化条件下，单体城市的竞争力将日益取决于价值链上各参与方沟通合作的效率和质量，取决于单体城市在城市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核心优势。

（三）都市集群化发展成为重要趋势

都市集群发展的结果是形成“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将成为未来人口主要集聚地和经济成长的主要来源地。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中，目前约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10年居民数量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将达到500座。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必然会从核心城市蔓延到市郊或更远的地方，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一些OECD国家中，一个大都市区几乎占据所在国总人口的一半。伴随着大都市区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凸显，OECD国家大都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及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有些大都市区甚至占全国的1/2。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大都市区化的发展阶段。如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福州大都市区发展规划均是我国大都市区发展的典型案例。

（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

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已经进入了以城市为主的新阶段。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年修订版）报告指出，全球城市人口由1950年的7.46亿人增加至2014年的39亿人，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再增加25亿人，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达66%，其中近九成新增城市人口集中在亚洲和非洲，而未来城市人口增加最多的国家将是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从2014年到2050年，这三个国家将分别增加4.04亿、2.92亿和2.12亿城市人口，占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37%。而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率接近饱和，未来将不会有大的起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影响深远，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城市只有132个，2016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654个，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2016年的57.35%。

（五）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对城市国际化形成深远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带来能源生产与使用革命、生产方式变革、制造模式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及生活方式变革。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尖端制造业将成为一些城市新的竞争力来源，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效应已经开始显现，无疑将带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的重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一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衰落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及目前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有可能因此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更加警惕由于技术差距过大导致无法从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兴起中获得带动效应，特别当高端制造业对传统制造业形成替代关系时，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严重负面冲击。“中国制造2025”力求抓紧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我国的一些互联网技术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前沿的城市，借助新经济的兴起有望在世界城市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

（六）包容性发展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生态友好、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在很多国家被广泛接受，是国际化城市、世界名城建设的基本理念。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要素的国际流动，使得不同文化、制度、理念碰撞越来越深入、频繁，尊重、包容的氛围成为世界名城典型特征。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权利和平等意识日益增强，原有城市中贫富差距、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成为更加严峻的挑战。如在一些OECD国家城市中，社会排斥及贫穷问题普遍存在，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世界观察研究所和全球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世界报告2007：我们城市的未来》中称，目前全球30亿城市人口中有10亿人居住在“贫民窟”。包容性理念指导下的制度构建、政策施行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