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求学海外
朱德：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在柏林我待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待在德国。
被拒之共产党门外
这是一个北洋政府掌管中国命运的时代，军阀纷争，烽烟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斯是官，彼是匪；明天彼是官，斯是匪。整个就是一部官为盗、盗为官、官盗不分、官盗一体的历史。
回到南溪与妻儿团聚的朱德，向他的亲朋好友倾诉了劫后余生的经历，打算放弃功名利禄，走出巴山蜀水去圆他那个新的“强国之梦”。大家听到这个违背常理的决定，都以为他脑子出了问题，唯独朱德的妻子陈玉珍支持他。因为这位如同秋瑾……“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知识女性，深知从黑暗中冲杀出来的夫君为的是追寻一条光明大道。
人生就是这样不停地聚聚散散，虽然谁都不愿面对离别，但为了人生那些美好的愿望，又情愿总是沉浸在送别的眼泪中。这次和陈玉珍惜别后，朱德一度听说陈玉珍被四川军阀杀害了，直到三十八年后才相见，中间只通过一回信。
临行前，朱德突然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邀请电。考虑到已接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是自己的小同乡，又是自己在顺庆府中学堂时的同窗，且在讲武堂及滇军共事期间交情不错，有请不去，有失礼谊，便决定履约顺访。
在海棠如雪、红榴似火的仲夏，朱德告别了妻儿，同金汉鼎乘船来到重庆。此时，踌躇满志的杨森正想争雄四川，所以对麾下无兵的“败军之将”朱德和金汉鼎仍以高接远迎。他懂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以为有朱、金二将辅佐，定能成其大业。
朱德和金汉鼎一到重庆，杨森便施出浑身解数进行拉拢，陪着他们游山玩水，品尝佳肴，叙旧忆往。他们谈到了家乡的顺庆府，谈到了顺庆府的中学堂，谈到了云南的讲武堂，还谈到了纳溪之战。为了套近乎，杨森还乘兴吟诵了朱德的一首小诗。
这一天，杨森终于道出了“请将出山”的正题：“玉阶兄，四川需要你，川军也需要你！望念多年之契好，留在家乡助老弟一臂之力，把川军整饬得像滇军那样，成为一支不垮的铁杆队伍。眼下，可先在第二军弄个师长当当，将来队伍发展了，弄个军长、司令当当，凭你的才干，绝对不成问题！”
“子惠兄，实话对你说吧，我已厌倦了军旅生活！”……决心不再与军阀为伍的朱德婉言谢绝道，“十年戎马，出生入死，那是为了革命。可是到了今天，革命却不知哪里去了，失望呀！一腔热血为国家，到头来革命也夭折了，痛心呀！所以，我准备出国留学……”
“留学？”杨森哈哈大笑起来，“玉阶兄真是奇人一个！我若没记错的话，仁兄今年应该是年过三旬了，还漂洋过海，像娃儿学话那个样子，跟着洋人牙牙学语，不是太累了嘛！我真搞不懂，你到底图个啥子哟！”
“我出国留学，主要想去看看人家的革命是怎么个搞法……”朱德把他那酝酿已久的如一坛泸州老酒的想法倒了出来。
杨森见朱德去意已决，只好十分惋惜地说：“玉阶兄，学成归来，望能重返故里，老弟这里是虚席以待！”
六月上旬的一天，朱德终于跳出川滇黔的小圈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江轮缓缓驶出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在渔火点点的夜色中，朱德站在甲板上，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亲朋好友，告别了巴山蜀水的故乡，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出三峡，过汉口，经南京，一路抵达上海。
上海，对朱德说来非常陌生。他只是在图片上和画报上看到过，究竟是个啥样子并不清楚。他想象中的大上海肯定是一座美丽文明的城市，然而当他第一天踏入上海时，给他的印象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来到上海后，朱德穿过森林一般的高楼大厦，直奔法租界的圣公医院，去戒除在军阀部队中染上的鸦片烟瘾。以前，朱德一直是靠鸦片入眠。烟瘾的苦恼非语言所能形容，断了鸦片，顽强的失眠症开始发作，他便找来许多宣传进步思想的书刊，以阅读来抵挡漫漫的无眠之夜。
进入戒毒的攻坚阶段了，朱德被折磨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凭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挺过一段天旋地转、柳暗花明的煎熬，他终于迎来了一个非凡之日、骄傲之日、胜利之日，并以一种化蝶而去的感觉走出了圣公医院的大门。
朱德在肇家滨路一个朋友家住下后，便开始游览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他亲眼看到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的帝国主义军舰和挂满万国旗的外国商船；他亲眼看到了外滩上矗立着高大的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等西洋建筑；他还亲眼看到英国巡捕房的“红头阿三”在租界里耀武扬威。
使朱德最为痛心的是在外滩公园门口看到挂着“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下子激怒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无比愤怒地说：“格老子，上海是哪个的天下？少数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多数人日夜奔波，忍饥挨饿。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上海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的的确确是个冒险家的乐园！”
七月初，朱德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离开了上海。在这个盛夏之季，空气在燃烧，朱德的心也在燃烧。蒸汽机车像哮喘病发作呼哧呼哧地一路北上，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连年战乱，满目疮痍，田园荒芜，人烟稀少。面对此情此景，他忧心如焚，整个中国的老百姓都在受苦受难呀！
朱德走出正阳门火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就到顺治门（今宣武门）外的方壶斋胡同去找孙炳文。
分离年余，中间又各有风风雨雨，能重逢北京，两人自然格外欢欣。孙炳文拉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兄，一路辛苦了！我料定你会来的，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呀！为啥子这么突然，连个电报也不打，我好去车站接你哟！”
“多谢啦！”朱德笑着说，“我朱德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与你相约出洋，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怎么会爽约呢！”……
“这是我的太太任锐。”孙炳文介绍完妻子后，又指着一个男子说，“这是我的连襟黄志煊。”
住下后，朱德向孙炳文详细介绍了唐继尧趁滇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出师北伐之际，又杀回云南，顾品珍战死，罗佩金出逃，他和金汉鼎等一批滇军将领被追捕、抄家和通缉的情况。他极为愤慨地说：“是唐继尧逼着我亡命天涯，去另谋生路的！”
第二天，朱德在孙炳文、黄志煊的陪同下走马逛京城。古老的紫禁城尽管雄风依旧，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昔日的魅力，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已暗淡无光，丛生的野草更衬托出今日的凄凉。
“这里面住的仍是宣统皇帝。”孙炳文指着紫禁城说，“玉阶兄，你对北京的印象如何？”……
“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大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旧官僚、军阀在这里玩弄权术、吃喝嫖赌，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朱德自行武起就养成了说话简练的习惯。
“与上海有什么不同？”……孙炳文又问。
“北京与上海之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封建的没落的腐朽的，一个是殖民地式的丑陋的罪恶的。”朱德心情沉痛地说，“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
几天之后，在黄志煊的邀请下，朱德和孙炳文乘火车北上旅行。车过居庸关，朱德看到眼前的长城已衰微破败，杂草丛生，不禁感叹唏嘘。然而，当看到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他又为中国人解决了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爬坡的难题，在铁路建筑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而感到自豪。
朱德换乘汽车来到鸡鸣山煤矿，在井下看到了矿工们的繁重劳动，就像他过去看到的川南盐工和个旧锡工一样干着牛马不如的重活，于是说：“矿工是埋了未死的，军人是死了未埋的，干的都是危险的职业，却终日不得温饱，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离开鸡鸣山，朱德与孙炳文继续北上，先后到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大同。他们凭吊了古战场，参观了王昭君墓和大同石窟。雄伟壮观的长城、星罗棋布的烽火台，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和广袤无垠的大漠荒原，给朱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谈起了铁路、煤矿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地闹起工潮。工潮的声势越大，军阀和外国资本家就越恐慌。
……“对了，我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一个新党，叫中国共产党。”孙炳文兴奋地说，“这个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真的，这可是个好党！”……朱德很感兴趣地说，“这正是我要找的党呀！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
“很不巧，李大钊不在北京，他去上海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也在上海。”……孙炳文又说，“这样吧，去欧洲得从上海乘船，到时我们再去找陈独秀！”……
“要得！”……朱德赞同道，“那我们就尽快动身回上海……”
八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迎着炙人的热浪来到上海。恰巧这时金汉鼎也到了上海，他乡遇故知，朱德分外高兴。
金汉鼎递给朱德一支烟，朱德拱拱手说：“我刚刚戒了烟，谢谢！”
“有个好消息，中山先生最近从广州来到了上海，他很想见一见滇军的将领，不知你是否愿意见他？”金汉鼎边点烟边问朱德。
“当然要见！”朱德毫不犹豫地说，“中山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一定要去晋见。你约个时间吧！”
孙中山比朱德大二十岁，是朱德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景仰的革命先驱。所以，辛亥革命前，他就秘密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这次来上海，是因为六月间他所依靠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目前，他正在谋划如何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府。
这天，朱德、金汉鼎和孙炳文在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
孙炳文同孙中山在日本工作多年，二人非常熟悉。他向孙中山介绍了朱德的情况，孙中山握着朱德的手说：“你就是蔡锷麾下的勇将朱德，早已闻名。好好好，你们都是讨袁护国的有功之臣！”
“作为革命军人，理应忠于职守，讨平国贼，责无旁贷。”朱德会见大人物不再像当年从乡下到县城那般局促不安了。
“广州事件，是我在革命道路上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孙中山坦然讲述了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的经过后接着说，“三十多年来，我虽屡遭失败，但从没有这样惨，这样使我痛心！过去失败，毕竟是败在敌手之中，而这次却败于自己长期信赖的人手中，教训沉痛啊！这都是我缺乏知人之明，错用陈炯明的结果！”
“不能这样说！”朱德激动地站起来说，“陈炯明、唐继尧这些本来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坏蛋，岂能怪大总统用人失察？”
“现在，我想借助在广西的滇军和桂军去讨伐陈炯明，夺回广州，再造共和。”孙中山满怀期待地说，“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回到滇军中去，重振军威！为使部队能迅速调动，可以由香港先付十万大洋作为军费！”
金汉鼎顿时热血沸腾：“大总统令出如山，金汉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朱德却踌躇不语。他从十来年的亲身经历中，对国内长期的混战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对孙中山依靠这个军阀反对那个军阀的老办法也不感兴趣了，更不赞同。但他非常尊敬孙中山，作为学生和崇拜者，他不便当面去否定孙中山的做法。
朱德看了看金汉鼎，然后嗫嚅着说：“我恐怕去不了啦，很抱歉！我准备出国，正在办理护照。不过，汉鼎兄可以去，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领！”
“出国？”孙中山有些惊讶，“为什么要出国？”
“我决定到国外留学，研究共产主义。”朱德实话实说，“我认为，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肯定有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
多次去过美国、熟悉美国情况的孙中山问朱德：“你既然决定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是这样，我没有到美国去念书和居住的款项。再说，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好，可是对我们为共和国而进行斗争的人并不好。”朱德解释道，“我选择欧洲，是因为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欧洲很强大，这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另外，我是一个军人，还想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痕迹，学一学那次大战的经验教训。”
“这个想法好，学成归来，仍然可以报效祖国嘛！”……对共产主义无偏见的孙中山颔首道。
此时的朱德已不再是当年为谋求职业而四处奔波的蜀中汉子了，而是已经有了那种职业革命者挽救大中华、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他向孙中山表示：“学成后，我会回来的，因为我是中国人！”……
临别时，孙中山紧紧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的前程远大，虽然各人志向不同、道路不同，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好自为之吧！”
八月下旬的一天，万里无云，太阳越发显得明亮。汗流浃背的朱德和孙炳文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沿着被高楼大厦挤压的狭窄街道，在公共租界闸北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
朱德轻轻地叩门，等了好一会，房门才闪开一道缝，从门缝中露出一张略显疲倦的脸。朱德急忙彬彬有礼地凑上前：“请问陈独秀陈先生在吗？”
“你找陈先生有事？”那人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朱德。
“我是从云南来的，有重要事情要和陈先生面谈，请你转告他一下。”……朱德满脸含笑地说。
门随即开大了，朱德面前站着一位身穿陈旧而笔挺的湛青色绸袍的中年人。他笑了笑说：“我就是陈独秀，请进！”
朱德和孙炳文跟随陈独秀穿过一段狭窄阴暗的过道，走进一个塞满书籍的房间。陈独秀指了指书架旁的一把旧藤椅热情地说：“请坐，不知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同我谈？”
面对这位崇仰已久的共产党重要人物，朱德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沉思片刻，把自己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中担任少将旅长、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等九曲回肠般的经过讲完后说：“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反革命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办法也失灵了。这一切证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从头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此，我这次到上海来，就是想参加共产党。”
听朱德讲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时，陈独秀十分认真，但当他得知朱德是滇军中的一名少将旅长时，脸色骤变，双眉蹙在一起。因为在此之前，他还没见过一位在旧军队中有这么高职位的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在他的心目中，旧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大多都是一些勋章满怀、胸无点墨、艳妾成群、杀戮成性的鲁夫。他不明白这位“军阀”为什么要加入穷人的党，是不是在滇军里混不下去了才来另谋生路的。因此，他对朱德提出想参加共产党的请求显得很冷淡。
在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陈独秀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烟斗，划根火柴抽了起来，喷得书架都缠蕴着烟雾。他突然若有所思地问：“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我可以在功名利禄中选择，可以在滇军、川军中选择，也可以在旅长、师长中选择；而为国家民族，我却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选择。”朱德直截了当地说，“如今，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但我要走的只能是后者，也可以说别无选择。我可以舍弃一切，只要求跟着共产党走。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绝不后悔，也永不背叛。”
听完朱德的回答，陈独秀沉思片刻后说：“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宝贵的生命。”
“请相信我，我能做到。只要组织需要，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朱德宣誓般地回答。
以貌取人的陈独秀不以为然地摆手：“不客气地说，像你这种身份的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
朱德笑了笑，语调显得格外恳切和真诚：“当然，我要与广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一起战斗，是需要进行思想转变的。但是，我申请参加共产党的想法已经思考很久了，请你们相信我的决心……”
“恕我直言，你还是不要加入为好，应该回到你的军队里去，那样对革命和你自己都会有好处的。”……陈独秀吐出一口烟雾，略有所思地说，“我看你是个典型的军人，不适合搞政治。”
陈独秀的这番话，如一瓢冷水泼在朱德的头上，使他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这分明是要把他拒之于共产党的大门之外。他拼死从旧营垒中冲出来，不仅不被陈独秀欢迎，还要把他再推回去。他顿感人格受到了污辱，便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惆怅，走出了陈独秀那间小屋。
在返回的路上，朱德问孙炳文：“革命，为什么这么难？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不准别人革命的人？我的一只脚虽然还在旧秩序中，但拔出的这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落脚之地。”
“革命，我们是革定了，绝不能动摇。”……孙炳文鼓励道，“党一时入不了，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去争取！我们已经迈出的这只脚，应该一直朝前走，不能退回去！”
“我有生以来一直是朝前走的，从未后退过。放心吧！”倾心为国志不违的朱德说。
陈独秀无情的拒绝，没有使朱德对共产主义失去希望和信心。经过几番思考，反而使他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首先明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正因为如此，更说明共产党是一个好党。
从失望的痛苦中走出来后，朱德坚定地对孙炳文说：“我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
孙炳文见朱德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信念没有动摇，就说：“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找原汁原味的革命真理……”
慑退右派学生
九月初，身上穿着西洋服、脑子里装着新观念的朱德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十六铺码头，开始了漫长的海上航行。这艘写着法国字、飘着万国旗的邮船行驶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几只海鸥如亲密的朋友和忠实的卫士一路随行。
大海，和大上海一样，对生在大山中、长在大山中、最熟悉大山的朱德来说是陌生的。连绵不断的大巴山，高耸入云的大雪山，神秘莫测的大凉山，他都见识过。水，他也不算陌生，孩童时期游过家乡的新河，长大了渡过激流滚滚的大渡河。后来，他又看到过一泻千里的长江和万马奔腾的黄河。
江河是雄伟壮观的，但比起大海来，就渺小得多了。看到了连接世界各地的大海，看到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朱德的心胸开天幕似的一下子敞亮了起来。站在甲板上，面对白浪滔天的大海，他凝望着、沉思着、遐想着大海的彼岸该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次难忘的航行中，朱德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他同船而行的除老朋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多人，大多是四川老乡，也有几位福建、安徽的。这些将要步入异国他乡的莘莘学子，常常聚集在甲板上“摆龙门阵”。他们相互作着自我介绍，畅谈个人的出洋打算和未来抱负。
当知道三十六岁的朱德曾是蔡锷麾下的一名将军、在同行者中年纪最长时，房师亮怀着敬重的心情问：“玉阶兄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威风凛凛的将军不当，却漂洋过海，不辞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何必曰利。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朱德浓浓的川音诙谐而爽朗，“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的。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五十四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四十三岁，黄齐生是四十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科伦坡、孟买入红海，再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邮船行驶得很慢，每到一个口岸都要停留一两天，甚至三四天，以便补充淡水、燃料和食品。朱德便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上岸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夕阳无情地沉入大海，西边升起火红的晚霞，海面被映成巨大的水彩画。在甲板上散步的朱德毫无观海听涛的兴致，却是在蹙眉沉思，心情像海水撞击石岸一样难以平静。这时，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肩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想家啦？”
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注视着那起伏不定的神秘海面，然后感叹道：“这一路所看到的与我想象中的外国完全是两个样子。在南洋一带，许多离乡背井去谋生的骨肉同胞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过着贫困不堪的日子，而花园洋房里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听说西贡有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二十多万，他们在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忍受着极不公平的苛捐杂税，每人每年仅人头税就得交十八元，而当地人只交五元。”孙炳文愤然道。
“这都是因为华侨没有强盛的祖国作后盾，所以他们专门欺辱我们中国人！”朱德非常感慨地说。
“黑人的生活更悲惨。”孙炳文摇了摇头，“那简直是非人的世界，黑人是白人的奴隶。黑人苦力一贫如洗，没有一件衣服，身上只围个裙裙，实在太惨了！”
“看来悲惨的事情，不单中国有，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朱德目睹着这一幕幕惨状深有感触地叹道，“这算什么世道哟？”
“安吉尔斯”号邮船经过四十多天的漫长航行，于十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朱德一出码头，耳边就响起了早已成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那高昂激荡的旋律，催人奋进。关于《马赛曲》的故事，朱德早在国内就听说过，今天能亲耳听到，他倍感亲切。
晚秋的海风，虽然迟了些，依旧温馨。朱德没有时间游览这座慕名已久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城市，于当天换乘火车去了巴黎。
巴黎，这个号称世界“花都”的城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也不再那么美丽动人了，到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战祸使其大伤元气，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座文明古城，沿街有不少衣衫褴褛的寡妇、孤儿、伤兵向过路行人乞讨。
朱德一到巴黎，便和孙炳文兴致盎然地去游览名胜古迹。他看到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凯旋门虽已斑驳陆离，失去昔日风采，却依然宏伟壮观，它上面的图案记录着法国光彩夺目的历史。登上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时，巴黎的全景尽收眼底，他们对铁塔的浩大工程和精巧结构赞不绝口。他们还参观了记录着法兰西文明和革命历史的卢浮宫、共和国广场、拿破仑墓、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巴黎公社社员墙。
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居在一位商人家里。那是一个在年轻时就来法国谋生的华人，但他依然眷顾着家乡。一有空闲，他就请朱德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向朱德讲一些巴黎的见闻。
一天，房东对朱德说：“你们这些来自祖国的学生年轻气盛，敢想敢干，令人钦佩。听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在宣传鼓动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一意外的消息，又一次燃起了朱德找党的希望之火。朱德忙问：“这些人在哪里？”
“我也只是听人家说说，更多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助打听一下。”房东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他们出版的刊物，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新近出版的《少年》杂志第二号，上面刊登着周恩来写的论文《共产主义与中国》。朱德翻着翻着，就被其中的一段文字吸引住了：“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
周恩来早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两年前来欧洲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此时，他是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同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正在柏林考察德国的劳工运动。
朱德指着《少年》对孙炳文说：“周恩来的主张正是你我多年所探索和追求的。”
第二天，房东带着朱德和孙炳文去找他的朋友，终于弄清了最近成立的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叫周恩来，不巧的是周恩来已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德国，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那个朋友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抄给了他们。
十月二十二日，列车驶入风景如画的柏林，已是霞光满天的黄昏时分。
朱德和孙炳文按照地址找到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楼房，心情既兴奋又忐忑。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挡在革命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除。
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站在他们面前，笑容可掬地问：“你们找谁？”
“我们刚从中国来，想找一位叫周恩来的先生。”朱德施礼道。
“我就是周恩来！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那位年轻人非常热情地把他们领进房间，一边沏茶一边含笑谦让，“坐，快坐下呀！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朱德上下打量着周恩来，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周恩来。他想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年龄总不会比自己小。没想到，这时的周恩来才二十四岁，比他小十二岁，他们都是一个属相，都生于戌年。
“我，姓朱名德，字玉阶。”朱德自我介绍后又指着孙炳文说，“他，姓孙名炳文，字浚明。我俩是同乡、同志，这次又一同来到欧洲学习。”
一番寒暄过后，谈话转入正题。朱德用韵味十足的川音一字一板地叙述着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从他祖辈在“湖广填川”时由广东韶关移居四川仪陇，讲到全家人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又从他弃教从戎，奋身军界，抱着军事救国的理想，讲到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最后，讲到他亡命天涯去找党，拒绝了杨森的挽留和孙中山的重托，抛弃高官厚禄，一心想加入共产党，然而又被陈独秀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中去了，这次到德国来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朱德结束了他长时间的倾诉后，向比他年轻一轮的周恩来歉意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占用了你很多时间。”
孙炳文也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两眼闪着光的周恩来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朱德前半生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苦难艰辛，也有厮杀拼搏，刀光剑影、悲欢离合，样样都有，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都占全了。周恩来和陈独秀的感觉一样，在他结识的人中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将军，他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深深感动了。
“哦，光顾说话了！你们吃饭了没有？”……沉思片刻后的周恩来突然问道，“如果没有，我们吃饭去，然后先住下来！谈话有的是时间。”
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他们从国内形势、各种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详细交谈，气氛十分融洽。周恩来不像陈独秀那样要求革命组织“纯而又纯”，为了壮大革命组织，他不搞出身论，英雄不问来路。
经过几次交谈后，周恩来说：“我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来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吧，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暂时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
“真的吗？”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热泪盈眶。
“真的！”……周恩来抚慰道。
……“我……朱德，闯荡半生，今天终于……终于像唐僧取经一样，得成正果，得遇……得遇知己！”……朱德喜极而泣，从心底里挤出三个字，“谢谢你！”
这年十一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把这一喜讯告诉朱德时，周恩来还特地叮嘱：“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让别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因为，像你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去团结更多的人。”
于是，朱德就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学生中开展工作。“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他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向党组织表示的决心：“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
朱德刚到德国时，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对年已三十六岁、毫无德文基础的朱德来说，语言不通，既不能与当地人交流，又不能阅读当地的书籍，简直就像一个聋哑人。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德文和德语会话上，比常人付出了十倍的艰辛。
朱德学习的方法非常独特，他不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死啃书本，而是紧密联系实际，学用结合。他买了一本柏林市区图，请库尔提老师作指导，把上面的地名用中文注上读音和含义。他每天挤出时间，按照交通路线由近及远，边走边看，边问边记，沿途的教堂、学校、剧院、公园、博物馆等，他都停下来仔细辨认着德文招牌，观察着德国人的风俗习惯。有时，偶尔在公园里还同游人交谈。
朱德带着军事家的眼光走遍了柏林的大街小巷，并对这座陌生的世界名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记下了街道和建筑物的名称和位置，而且也渐渐地学会了用德语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勤奋者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通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他终于可以用德语在社会上交流了。
这时，朱德多么希望能更多地走走看看，更多地去了解德国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他除了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的活动外，经常同一些中国留学生结伴去参观博物馆，考察世界大战的遗址，访问工厂、农村和军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情况，给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经过多次反复，总算认识了它的本质。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朱德和孙炳文迁居莱纳河畔的小城哥廷根，受到当地中国留学生会的欢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魏嗣銮与他们是同乡，所以格外亲切、热情。以后，朱德就在魏嗣銮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德文。
朱德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房东是一位当过将军的男爵，现在已远离军界赋闲，以文学与历史自娱。朱德为了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买了许多军事书籍，请那位将军为他辅导，并请他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战例，研究其战略战术。他在这里住了五个月，享受了计时收费的学习。
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周三召开一次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在啤酒店的雅间里，有时在朱德的住处。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此外，还学习了《向导》《国际通讯》上刊登的文章，一起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问题。
一九二四年三月，朱德以德文名字“达第诺夫”进入乔治·奥古斯塔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他虽然每天都到大学里上课，但令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党务活动。在留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大，待人诚恳，受到大家的敬重。不久，他被推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
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柏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朱德被中共旅德支部派往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
十二月下旬，朱德在哥廷根市政局办了移居手续，乘火车回到柏林。此时，他已被推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的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国民党改组后，党内的右派势力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留德的学生。所以，学生会分成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时甚至动起手来。这时，朱德主持创办了一份《明星》报，向留学生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争取中间立场的学生，同右派势力作斗争。
中国留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康德大街一二二号。这是一座带阁楼的两层小楼，共有七八个房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来往柏林的一些同志也常在这里打尖歇脚。由于是留学生总会，各派学生都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为了避免发生矛盾，朱德曾对学生说：“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
这时，打着“青年党”旗号另立门户的国民党右派学生想独占此楼。他们突然把大门的锁换掉了，并宣布占领了留学生总会，贴出一张布告，声称“此楼过去被共党霸占，现在要收复失地”等等。
左派学生面对这种无理挑衅，毫不示弱。他们用斧头砸开门锁，重新装上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申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驻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都有权使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独占。”
右派学生眼看着夺到手的小楼又丢掉了，并不甘心，企图再抢回去。
这一天，朱德、孙炳文、阚尊民等几个人正在楼里整理刚刚印好的《明星》报，突然从大门拥进一帮右派学生，个个挽着袖子，攥着拳头，瞪着眼睛，脸红得像发怒的公鸡冠子，摆出一副打斗的架势。领头的一个人冲着朱德张牙舞爪地嚷道：“我们要收复失地，限你们八小时之内滚出去。不然，就不客气了！”
片刻之间，一直很祥和的小楼便成了烟雾缭绕的险境。阚尊民看他们人多势众，担心真要动起手来朱德会吃亏，就对孙炳文说：“是不是要去报警？”
还没等孙炳文回答，只见双眉倒立、脸色铁青的朱德飞起一脚，挑起身边的一把椅子，趁椅子还未落地，就伸手抓住往地上一摔，只听“咔嚓”一声，一把好端端的椅子就散了架。他顺手拣起两根椅子腿，立在墙根，冲着右派学生龙嘶虎啸地吼道：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好啊！你们去收复台湾、琉球、香港、澳门，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租借地。去呀，找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算账去！在自己同胞面前逞威风充好汉，可耻！滚出去，立即给我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被激怒的朱德一改平时对同胞、同学、朋友那种宽厚、和善、友好的面孔，转眼间变成了一个怒目金刚，吓得右派学生一个个灰溜溜地逃跑了，速度之快像经过专业训练的特种兵。那个领头的还一面后退一面虚张声势地叫着：“朱德，你不要吓唬人，我们不怕你，这个事没完……”
一场风暴过后，小楼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用惊疑的眼神看着朱德，似乎要重新认识一下他。阚尊民则开起了玩笑：“认识这么长时间，今天我才算领教了朱将军的威风。我想当年讨袁护国战争中，纳溪大战把北洋军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那是真刀真枪，肯定比今天更加痛快淋漓！”
“哈哈哈，情急无好话，我也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朱德笑着说，“说实在的，这些乳臭未干的黄口娃儿，哪是我的对手，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还以为老虎是病猫呢！他们就欠一顿鞭子，不然提升不了他们的素质……”
从此以后，右派学生老实多了，再未敢过来胡闹。他们私下里传说：朱德力大过人，武艺高强，浑身是胆，是一个惹不得的将军……
被德国警察逮捕
过完圣诞节，便是一九二五年元旦，德意志人用烟火、灯光、音响等不同于中国“新桃换旧符”的方式来辞旧迎新。朱德和平时一样，仍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就像他的誓言“终身为党服务”那样，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办报的工作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赴苏联学习军事的努力。
三月七日，朱德在给辗转德国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李季、陈莘农的信中这样写道：
转托中国代表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再入赤军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足为拒……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有同志中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绝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
朱德的信，言辞坦诚，信念坚定，标志其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当初在救国救民思想影响下，他立志做一名军人。后来，当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时，他又脱离了军队，出洋留学。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他，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从而重新认识了自己，他毅然选择了“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道路。
就在朱德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国内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惨案。……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打伤工人，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多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时，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连夜编排一期《明星》，介绍“五卅惨案”的经过并揭露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他还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不久，军阀政府派特使徐树铮到德国进行卖国活动。朱德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留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出来答复大家的要求。在久等不出的情况下，愤怒的留学生在朱德带领下，冲过警察的警戒线拥进使馆的大厅，却一直没有找到魏宸祖。
朱德把大手一挥：“搜，难道他钻到墙眼地缝里不成！”
学生们一拥而上，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从一个衣柜里把公使“请”了出来。学生们当面向他表达了爱国的心愿，要他立下字据，担保特使徐树铮不向德国借债，不买军火，不搞卖国勾当，徐树铮立即回国。在朱德等中国留学生驱赶下，徐树铮终于灰溜溜地离开了德国。
这一爱国行动，不仅在留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改变了西方对华人的看法。德国人称赞中国学生运动的成功，钦佩朱德的指挥才能。他们说：“没想到原来领导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留学生的游行活动和占领使馆的行为，令狼狈不堪的魏宸祖耿耿于怀。他厚颜无耻地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务必把参与活动的留学生驱逐出境，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位。
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德国共产党在机关刊物《红旗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他们组织的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动竟长达一个多月。
六月十八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柏林的部分中国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集结于广场上，有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控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暴行。
此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尽管学生们的衣服淋湿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高昂情绪，整个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就在集会即将结束时，会场突然冲进一大批警察，他们一边喊叫“抓住他，不要让带头闹事的朱德跑掉”，一边疯狂地捕人。
朱德等三十五名与会者被押上敞篷汽车，关进了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这是一座为了防备犯人逃跑和劫狱而专门设计的古堡式监狱，五层楼高的建筑竟看不到门窗，也没有走廊，只有一条狭窄的悬梯直通楼顶，然后再从顶楼一层一层下到各个牢房。
和朱德同时被捕的中国留学生有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廖焕星、阚尊民等。他们被带进监狱的第三层，一人一间被单独监禁起来。坐在班房里，同外界隔绝了，大家都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突然从关押朱德的牢房传出德语的吼声：“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的法官！我要见中国公使！”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牢房里的沉寂被打破了，其他牢房立即响应，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抗议非法逮捕！”“我们要见中国公使！”“我们要见法官！”
就在一个月前，朱德曾被关进过一次监狱。那次是为了声援保加利亚的革命活动，朱德与几十位不同国籍的同志在一家咖啡馆集会，遭到德国警察的逮捕。二十八小时后，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努力下，由中国驻德公使保释出狱。这一次，得知被关进监狱的朱德是共产党员后，幸灾乐祸的中国公使当然不肯再出面保释了。
抗议声，吵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看守警察前来制止，也毫无效果。
一阵抗议声过后，突然间又传来朱德的歌声。他唱起了《国际歌》，大家也都跟着唱了起来。一曲歌罢，朱德又唱起了《马赛曲》。虽然他们被分别关在牢房里，但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和愤怒的抗议声却把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歌声鼓舞着大家团结战斗，这歌声也搅得那些警察日夜不得安宁，因为他们知道领头的是中国的“朱将军”。
第二天，德共中央的《红旗报》发表消息，揭露德国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质问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中国留学生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政府当局悍然出动警察逮捕中国留学生，岂不是说明政府和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边吗？这是背叛德国人民的行为。德共还要求社会民主党公开表态，究竟是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中国留学生一边？
德共巧妙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上了被告席，弄得他们威风扫地，迫于舆论的压力和人民的反对，三天后柏林当局不作任何解释就悄悄地把中国留学生放了。但是，朱德等人的护照却被无理吊销了，要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是中国使馆同德国当局的一笔肮脏交易。”朱德对他的同乡阚尊民说，“不过，此地我已不想久留，‘驱逐’正合吾意。”
“那下一步，你怎么办？”……阚尊民担心地问。
“我已和在莫斯科的李季和陈莘农写了信，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学习军事。”朱德建议道，“你也跟我到苏联去吧，那才是一片自由的天地！”
“好，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大哥，我听你的，咱们一起去苏联！”二十三岁的阚尊民赞成道。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替朱德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七月四日，朱德带着三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阚尊民、贺治华等三十人一起登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轮船，去实现他那“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的宏图大愿。
“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此时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人才的缺稀，因而接连致信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要求立即从西欧派遣五十人，并将在莫斯科的所有没有问题的党团员全部派回国内工作。
第一批旅欧党团员于七月到达莫斯科，即在旅莫支部的安排下休整、参观，等待第二批旅欧党团员到达后一同回国。但不料“随西欧同志来到，中央命令其余留俄不忙回国”，结果待到两批旅欧回国人员齐聚莫斯科后，这些人员究竟如何安排一时成了问题。
还在八月上旬，当第二批旅欧回国人员到达莫斯科之后，在旅莫支部的参与下，已组织了党和团两个执行委员会对归国人员进行管理。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刘伯坚、武胡景和穆清等参加执委工作，朱德也被选为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党的六个小组中的第六小组长。
此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决定对其开展宣传影响工作，由德高望重的朱德与他谈旅莫团体精神及来莫后感想，刘伯坚谈唯物史观，武胡景谈阶级斗争，潘家辰讲述俄国现状，穆清、周唯真、林蔚亦乘机宣传并提供一份上海事变的提纲。
当然，朱德等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作还是“武装训练”，实际上就是旅莫支部提议并得到苏联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留苏学生的暑期野营活动。这种带有军训性质的野营活动，是苏联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暑期的一种固定安排。但对于朱德来说，这种短期的训练则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因为旅莫支部安排的这一训练，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对这些回国人员进行各方面能力考察的内容。
八月中旬，萧朴生带第三批人员到达莫斯科。此时在莫斯科待命回国的旅欧党团员已达六十一人，鉴于暑期即将结束，多数人又不必急于回国，旅莫支部正式向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一个一年期的学习班，并由军校教员开办一个实际工作短训班，以便培训从西欧来莫斯科的这批人员。
同时，考虑到这三批来莫人员的情况各有不同，有些岁数较大，有相当一些人不大识字，也有一些具备相当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因此旅莫支部根据个人情况对这六十一人作了安排，有的回国，有的去东方大学，有的则进行短期培训。朱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旅莫支部决定留在苏联学习的。
关于朱德等人的去留问题，是在九月四日旅莫支部的党部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是“决定西欧同志的去留问题”，袁庆云代表旅莫支部解释了对于这些回国同志下一步去留问题的安排和考虑。
袁庆云在会上说：“对于西欧来的同志，旅莫支部经过与共产国际协商，决定采取三种办法：一、送一批人回国，有作用的人或年龄较大者；二、留一批人往东大，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三、留一批人学一短时期者。这些同志在俄经过短时期的训练有进步，但有两种缺点：一组织能力欠缺，二不会做秘密工作。留短时期的同志可派到工会或其他组织学习，在短时期可以学习军事操练及秘密工作。”
对于六十一人的安排，在公布的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一、回国者（分为两部分）
派回国工作者：孙炳文、陈发兰、帅本立、史光庆、萧朴生、熊季光、曹鲁东
由红色救济会送回国者：白立贵、郭成昌
二、留东方大学者
霍家新、陈声煜、王成荣、田愚甫、金百溶、熊正心、徐寿松、王学步、徐有富、阚尊民、李畅英、向培嘉、彭鸿章、袁彻、贺治华、杨载鲲、潘锡光、雷定琨、林修杰、资道琨、张贵源、刘傅锰
三、学习实际（秘密）工作者
邱少元、朱德、唐兆尼、武兆镐、房师亮、彭仲英、宋得里、杜基祥、王德林、李为栋、贺学礼、秦治谷、谢陈常、卢政纲、周唯真、林蔚、魏裔真、颜克玲、丁宝珍、沙居光、王佩璜、欧阳钦、钟汝梅、南炬焜、左纪常、焦海、郑家康、徐增生、奚佐尧、蔡疾呼
通过上面的名单，可以清楚地看出，派回国者九人，其中除两人因岁数较大外，萧朴生、孙炳文等七人被认为工作能力较强、回国后在工作上“有作用的人”。留东方大学学习为二十二人，这些人在旅莫支部看来是属于“认识浅和行动未团体化者”。
朱德则被安排在第三部分人当中。第三部分有三十人，是被认为经过短时期训练有进步，但在组织工作及秘密工作方面尚有不足者。这些人的任务，是留在苏联一段时间，专门学习军事及秘密工作的方法。
九月下旬，朱德等人正式参加东方大学军训班学习。军训班在莫斯科郊外以农庄掩护的莫洛霍夫卡营地举办，教官大多是苏联人，朱德担任学生队队长，协助教官进行军事教程的讲解。他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实际经验帮助大家学习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袭击、进行街垒战和游击战。
在东大军训班，朱德特别注意了解和研究苏俄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并从中找到游击战与中国革命之初的战争联系。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打仗，朱德根据他总结出来的一套游击战法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虽然没有得到苏联教官的认可，但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一九二六年四月，朱德和贺治华在莫斯科郊区生下一个女儿。四十岁得一千金，朱德有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
贺治华，原名贺稚番，生于一九〇三年，四川开江人。曾任县女子中学教员。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模样更是百里挑一。十七岁那年，她在云南盐津与朱德部下谭善洋结合，朱德从昭通赶往祝贺，由此结识。
朱德从云南来到德国后，贺治华也追随而来，并结为夫妻。后来，朱德转赴苏联学习军事，身怀六甲的贺治华也一同前往。朱德把她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自己则按照中共旅俄支部的安排参加军训班学习。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调朱德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只好让贺治华和女儿暂居苏联。
朱德给贺治华留下了充足的生活费，还买齐了她们母女必需的生活用品。离别在即，这个出身于山区、性格比石头还硬的硬汉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对贺治华说：“日后稍微稳定一点，就接你们娘俩回国团聚。”
然而此后，贺治华却爱上了和她在东方大学一起读书的霍家新，并很快结了婚。回国后，她在上海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与杨之华、邓颖超、蔡畅等并称中央妇委“八姐妹”，霍家新则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
后来，革命意志薄弱的霍家新和贺治华向租界当局静安寺的巡捕房密报，要求用他们手中掌握的三百五十多个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换取出国所需的美金和护照。并称为证实所言真实，他们可以先提供罗亦农的地址。结果，罗亦农被捕就义，前来赴约的邓小平迟到一分钟，侥幸躲过此劫。
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决定秘密处决叛徒霍家新和贺治华，由情报科科长陈赓带领锄奸队执行。霍家新当场被打死，贺治华因躲在床下中枪未死，仅被打瞎一只眼。此后，她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隐名匿居，于抗战期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