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作本书的念头，是在二手书店里为孩子们挑选一本名叫《弗洛茜和狐狸》（Flossie and the Fox,McKissack，1986）的故事书时萌生的。多年以来，我在给研究生上博弈论课时，时常会向他们讲述弗洛茜的故事，将其作为博弈论的经典案例来分析，但我在书面作品中却从未提及这个故事。直到有一天，我受邀为一次以“理性选择理论与人文学科”为主题的会议提交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同《弗洛茜和狐狸》有着类似智慧的民间故事。另外，我在和孩子们一同观看电影和电视的时候，也发现其中有不少这样的“民间博弈论”。而在看过几部由简·奥斯丁的著作改编的电影后，我被大大地激发了兴趣，并饶有兴致地拜读了原著。因此，是我与我的孩子们——Hanyu及Hana的共同经历让这本书开花结果。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但我仍希望他们愿意像小时候一般，依偎在父亲身边一起读故事，看电影。

“理性选择理论与人文学科”研讨会于2005年4月在斯坦福大学举行。在此，我由衷感谢会议组织者刘大卫（David Palumbo-Liu）及与会者。本书涉及会议论文（Chwe，2009）中的部分材料。我的一些学术演讲也为本书做了准备，包括2005年12月在台湾大学的演讲、2010年4月在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沙克讨论会（Marschak Colloquium）的演讲、2011年5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2011年6月在牛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演讲。我感谢所有与会者。后续讨论在本书网站JaneAustenGameTheorist.com上更新。

著书过程中我并非一人孤军作战，总能收获他人的慷慨相授。不止一次，我以为自己妙手偶得的佳句，后来才发现是朋友在邮件中说过的话。此外，本书中的“民间博弈论”（folk game theory）一词，也曾在文斯·克劳福德（Vince Crawford）的演讲中提到，并且出现在克劳福德、科斯塔戈麦斯和伊里韦里（Crawford,Costa-Gomes,and Iriberri，2010）晚近的论文中。虽然向本书作出贡献的所有朋友和同行逐一致谢并非易事，但我依然想要对以下诸位致以诚挚的谢意（按字母排序）：京特·特雷特尔（Guenter Treitel）、劳拉·罗森塔尔（Laura Rosenthal）、迪克·罗斯克朗斯（Dick Rosecrance）、安妮·梅勒（Anne Mellor）、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文斯·克劳福德、泰勒·考恩（Tyler Cowen）、史蒂夫·布拉姆斯（Steve Brams）和皮帕·阿布斯顿（Pippa Abston）。他们帮助审阅了全书初稿，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评论。培顿·扬（Peyton Young）、朱莉娅·西萨（Giulia Sissa）、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昆卡（Ignacio Sanchez-Cuenca）、瓦莱里娅·皮齐尼甘贝塔（Valeria Pizzini-Gambetta）、罗希特·帕里克（Rohit Parikh）、拉斯·马尔东（Russ Mardon）和尼尔·贝克（NealBeck）同样给予了很好的建议。几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大大提升了这本书，尤其是在整体结构组织方面，对此我不胜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和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两位给了我许多有价值的指导。文稿编辑琳达·特鲁伊洛（Linda Truilo）也对本书的出版竭心尽力，极多关照。

写作本书之际，我和妻子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从事教学工作。在此之前，我们为找工作搬了三次家。十分感谢UCLA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也感谢UCLA让我们的家庭安定下来，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圣塔莫尼卡市各位友邻的关爱下长大成人。这里镌刻着我深刻的记忆和浓厚的情感，我时常饱含深情地回顾这段时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自己所有的工作都献给他们，而不仅仅是这本书。

感谢你阅读这本书，无论你是通过网络、电子书阅读器，还是在二手书店淘来的纸本书上读到。这本书我写出来，交给你，我的读者。希望你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