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宗棠洋务思想的进步作用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一位颇具盛名的人物。由于某些类似的情况，人们习惯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相提并论，以他们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但是，深入剖析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则可发现其与曾国藩、李鸿章有重要区别。如果说曾、李的洋务思想与鸦片战争期间形成的以穆彰阿为代表的投降集团的思想有丝缕万千的联系，那么，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则明显以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为嚆矢。

左宗棠洋务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U”形的曲折过程，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是左宗棠世界观形成时期，它提供了左宗棠洋务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出发点。

左宗棠二十岁时，待御贺熙龄主讲城南书院。左宗棠以贺为师，“十年从学”，并手抄程朱派理学著作，精心研读。程朱理学给予左宗棠的思想影响是深刻的。

程朱理学将封建伦理抬到本体地位，加强了对人们思想言行的约束力，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起了愚弄群众维护专制统治的恶劣作用。但由于程朱理学强调通过修身养性，达到“内圣外王”、优入圣域的境界，将培养气节，磨砺操守等问题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与释道相比，具有加强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程朱理学所包含的这些要求，可以产生积极作用。左宗棠汲取了程朱理学中这些有价值的因素，重视意志、节操的培养，颇有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遗风。他说：“仆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年谱·卷一》第4、5页）强调“贤圣于出处大节，只讲义命二字，断诸义以侯之命，故夷险一致，而进退绰然。”（《书牍·一》第28至30页）他认为：“人生堕地必有死，死者体魄同蜕委”，因而追求一种“所贵浩气万古存，能塞苍冥立人纪”的境界（《诗集》第7页），这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可谓异曲同工，相映成趣。正因如此，左宗棠相当鄙视那些只图科场得意、仕途顺利，而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的士人：“近世大夫兢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骛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咨礼》第33页）当然，左宗棠所讲气节、操守的内容无法脱离封建伦理的制约。但在列强的侵略严重损害中国独立的近代，他仰慕和效法古人威武不屈、富贵难淫的品格，确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左宗棠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反击外来侵略的作用。

左宗棠出身贫寒，屡试不第。艰苦坎坷的经历，使他比较懂得民间疾苦，早年就注意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学问，即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在认识论上张扬了唯物主义倾向。早年，在治地與之学时，左宗棠即批判了那种只知据图依书的倾向，主张认真调查研究，详尽占有材料，搞清实际变化：“欲知往古形似，当先据目前可据之图籍，先成一图，然后辨令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欲知万位之实，当先知道里之数，欲知道里之数，当先审水道经由之乡，凡夫行旅舆程之纪、村驿关口之名、山岗起伏之迹，参伍错综以审之，直曲围经以准之，以志绳史，以史印志，方能弄通地與之学”（《书牍·一》第2至3页）。

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使左宗棠能够比较深入地察觉和揭露封建统治的具体弊病，尖锐地抨击吏治的腐败。同时，也使左宗棠在接受西方知识方面较少思想障碍，他说：“吾辈议事，胸无成见，苟有益于时局而事属可行，必无扦格。”（《书牍·四》第35页）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虽然僻居乡间，消息闭塞，但仍想方设法了解西方情况。他曾表示“欲即明代御佛郎机、荷兰方略策议及海防筹划、战守器械，参以时所闻见，著为论说”（《书牍·一》第19页）。在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同时，未如一班顽固派那样，盲目自大，笼统排外，而是比较清醒地评价了敌我双方优劣，认为：列强所恃在“炮大船坚”。并曾针对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些战术原则及作战方案。当然，由于在本体论上，左宗棠始终坚持客观唯心主义，信守封建论理，因而他对西方情况的了解，基本停留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即所谓形而下的“艺事”上。

这个阶段，左宗棠世界观的基础是以程朱理学及经世致用之学为主要思想材料构成的，在本体沦上，左宗棠坚持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论，信守封建论理；但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使他能够比较深入地觉察和揭露封建统治的某些具体弊病，在接受西方知识上也较少思想障碍；同时，受理学建立主体意志结构要求的影响，左宗棠讲究“立志”、“修身”，重视气节、操守，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尖锐的民族矛盾推动下，明确主张抗击列强侵略。这一思维模式，与地主阶级改革派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左宗棠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出发，向洋务派转化的。

第二阶段：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至1866年左右，这是左宗棠由地主阶级改革派立场出发，向洋务派大官僚转化的过渡阶段。

太平天国起义以巨大的规模和力量，给清政府造成了空前的危机，覆亡的恐惧使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派别在挽救封建统治的根本立场上，沆瀣一气，共同对付要求挣脱封建罗网的农民群众。

如果说早年的左宗棠主要从浓厚封建意识出发，反对农民军“犯上作乱”，那么封官晋爵之后的左宗棠，由于切身利益与清政府直接相联，就更加坚定地以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行动准则了。这种变化，使他必然在清政府面临农民军毁灭性打击的历史条件下，钝化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锋芒。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上由“朝和夕战”，转而为“守定和约，绝无改更”，将对外妥协作为一种根本方针确定下来。对此，左宗棠虽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但基本赞同并执行了这一方针。原来他认为外国侵略者性如豺狼不可驯，现在则主张“人无中外，其好恶同则其情理一，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内治克修，远人自服”（《奏稿·三》第28至30页）；原来坚持反对议和，现在则认为“从前和约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书牍·八》第49至50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左宗棠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要求了解西方情况，但没有明确提出引进和掌握西方长技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引发并付之于实践的。1862年，左宗棠奏称：“因杭州宁波等府失守，沿各海口宜防，谕令迅速购买洋人船炮，以资攻剿。圣虑周详，实深钦服。臣等将来转战而前，必可终资其一。”（《奏稿·一》第64页）左宗棠和所有洋务派一样在国内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开始将学习西方长技的要求较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思想并未消失殆尽，仍然对列强抱有相当大的敌意和戒心。当着曾国藩由于英法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未毁清政府的“宗庙社稷”，而主张对洋人记大德忘小怨时，左宗棠在庆幸“根本幸尚无恙”之时，却恨气难消地说：“然辱甚矣！”（《家书》第10页）他虽然不得不同意“守定和约”的外交方针，但反对无限地满足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要求：“欲存国体，必难协夷情”（《书牍·六》第10页）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当着历史条件发生新的变化后，他没有如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那样，继续顺应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趋势，日益可耻地实行对外妥协，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苦苦与这种趋势抗争，在这一阶段，由于时间较短，左宗棠的主要精力又集中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上，他的洋务思想未获得充分展开，表现出一种过渡性质，明显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第三阶段：左宗棠洋务思想完备化时期

1866年，太平天国起义基本被镇压，民族矛盾重新突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随之发生变化。

首先，左宗棠感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实力有所增强，与列强相比，差距已不像以前那样悬殊。因此，左宗棠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承认无力改变对外妥协的格局，但雪耻之心复萌，1870年明确提出“数十年之愤，无不雪之理”的要求（《书牍·十一》第32页）。其次，左宗棠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列强将以新的方式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因而提出了自己对外的主张：卧薪尝胆，反弱为强。“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之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诎诎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术求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书牍·十一》第44至46页）这一主张不要求即刻从总体上改变对外妥协的格局，但它力图将妥协由消极的屈从变为积极的策略，并最终达到自然雪耻，乃至于“岛国且将延颈跂踵以附中国，中国得以鞭棰使之”的目的（《书牍·十一》第27页）。这与那种“只顾目前，不卜将来如何结局”（《书牍·十一》第36至37页）的屈辱苟安态度相比，不能不说在较大程度上包含了维护民族利益的要求。

如何实现自己的对外主张呢？左宗棠提出的主要方法有二：

（一）反对给予外国侵略者已定和约之外的特权，“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抑，无所底极”。（《书牍·八》第50页）因而在局部上采取了坚决抵御列强侵略的态度。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当曾国藩屈从法国侵略者意图，杀人赔款，了结天津教案后，左宗棠对曾国藩不无微言：“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论所许，然当仓卒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书牍·十一》第26页）1871年，沙俄乘新疆各族人民反清起事之机，派兵侵占我国伊犁地区九城。英、俄与新疆的阿古柏反动政权相勾结，承认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公然分割我国领土，使我国西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此时，左宗棠坚决驳斥了李鸿章的妥协主张，毅然率兵西征，平定阿古柏叛乱，挫败了英、俄分裂我新疆的阴谋。1875年，英国借口翻译官马嘉理被杀，向清政府提出横蛮要求，力图打开由缅甸进入云南通道，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主张满足英国侵略的要求，1876年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左宗棠极为气愤，点名道姓地指责李鸿章：“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书牍·十五》第50页）

1879年，清专使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交收伊犁条约》，使中国丧失大量领土和主权。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谈判修改条约，并命左宗棠调兵备战。1800年，左宗棠“舆榇出关”，将一直设于肃州（酒泉）的大营，移进至接近沙俄边境的哈密，作好了抵御沙俄侵略的战争准备，有力支持了曾纪泽争取与沙俄订立新的条约，挽回部分权利的外交斗争。

1882年，法国对越寻衅，力图将越南变为扩大对华侵略的基地。李鸿章反对援越而左宗棠主张援越抗法。1883年，法破南定，形势更见危急，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立即奏告：“臣已与各将领明定赏罚，誓决死战，断无临事委去之理。”（《谢折》第43页）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具体说，主要是学造轮船。师夷长技的要求，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兴趣着重于枪炮，为军事需要服务，是一种仅带局部意义的具体策略，目的主要是对内。而在1866年奏请设立福建船政局以后，师夷长技不再限于为军事需要服务了：列强“之所以待我傲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学造轮船，不但可以夺其所恃，而且“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奏稿·十八》第10至13页）。因此，“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奏稿·四十一》第31至35页）。师夷之长技变为谋求中国自强的带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方针，这种根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御外，比较注意自立自主，较少半殖民地性。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造船厂的同时，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主张，力图抵制列强利用转让技术的机会，向中国倾销落后商品及扩大对中国主权控制的恶劣作法，并希望经过自造，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以图自强。左宗棠的自立自主要求，不仅表现在创办洋务企业时注意中国人独立地掌握西方技术，警惕洋人攘取企业的领导权，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提出支持“商办”企业的主张。这与李鸿章始终企图把私人资本纳入“官督商办”的框子，由封建官僚加以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大相径庭，客观上有利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自立自主要求具备更深刻的内容。

由上可知，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确有在当时条件下较为进步的一面，这一面可以说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坚持抵御外来侵略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反映，在某些具体内容上并且有所发展。这正是我们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大官僚，加以区别的根据所在。但是，左宗棠毕竟也是洋务派大官僚，特定的阶级地位使他无法摆脱已经在中国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制约，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清政府“守定和约”的外交格局，因而人们可以寻找到他和曾国藩，甚至李鸿章相类似的妥协言行；他没有也不可能将师夷之长技的要求提升到效法西方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的高度，因而他顽固坚持封建伦理，反对道德、政治上“异端邪说”的例子更不少见。这使他的思想处于颇为激烈的内在冲突之中。左宗棠晚年目睹洋务事业诸多失利，连他一手操办，并寄予极大希望的福建船政局也“屡易其人，坠绪难寻”，每况愈下（《奏稿·五十九》第83页），不能不发出“殊深惋惜”的叹息（《奏稿·五十九》第83页）。1885年，左宗棠在一份类似遗嘱的奏稿中，陈述了坚持学造西方坚船利炮，以求自强的意见后，不无反省地说道：“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圣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奏稿·六十四》第6至8页），道出了他对自己走过的求强之路已不那么自信，然而又苦于找不到另外途径的苦闷心境。这正是左宗棠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而又欲与中国日益深重的沦为半殖民地的趋势苦苦抗争的矛盾行为的反映。这是左宗棠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新的阶级力量及其思想、政治代表问世以前，谋求中国自强的人们所能达到的一般来说只能是这个水平。从这个意义说，如果要在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寻找一个思想发展的中间阶段，左宗棠倒是一个典型。

（原载《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