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以他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最科学、最完备的爱国主义思想，它成为指导中华民族摆脱被压迫民族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旗帜。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一般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控制之下，被瓜分甚至灭亡的危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中国人民的头顶。反对列强侵略，构成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

（二）近代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背离民族利益，逐步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中华民族要独立和进步，必须变更这种统治。改革或推翻这种统治，构成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又一基本特点。

（三）近代中国历史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这时在欧美国家，早已发生了以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农业的中国，被强行卷进以近代大工业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像一个龙钟老人陷入年轻力壮的强盗之中。中华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构成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另一基本特点。

这些基本特点，随着决定它的那些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发展而深化，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其最后阶段，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

鸦片战争前夕，被腐朽的封建统治拖入贫困、内乱之境的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由鸦片贸易开始的侵略。由于鸦片输入，中国外贸由出超变为入超，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人民遭殃。从封建统治阶级中看，则形成一个嗜食鸦片和因保护鸦片走私而得益的集团，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本已不见天日的中国，更加黑暗。鸦片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的抵制。为保护这种罪恶的商品输出，英国悍然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为了挽救封建统治的厄运，一部分开明士大夫主张外御强敌、内修政治，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要求改革的派别。这个派别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国内高涨的民族意识推动下，由这个派别奏响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先声。

列强的侵略揭开近代中国历史的序幕，近代中国爱国主义当然首先包括了反对列强侵略的内容。早在1823年，龚自珍即指出：英国侵略者“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之后，又主张以断然措施禁烟；“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林则徐同样警惕地注视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当烟毒滋蔓，泛滥为害日甚一日时，他忧虑万分地向清廷进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力主禁烟。1839年，林则徐受命南下禁烟，严正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表明了坚决维护民族利益，与侵略者誓不两立的态度。鸦片战争期间，他任两广总督时，英国侵略者始终未能进入广东。魏源也亲身参加了鸦片战争，他尖锐抨击穆彰阿、琦善者流的卖国投降言行，斥责他们“全凭宝气销兵气”，正确指出，对侵略者只能“以甲兵止甲兵”。

一个腐朽的政府是无力维护本民族独立的。对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切。必然导致改革政治的要求。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即尖锐揭露了封建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大声疾呼更法、改制。1838年，黄爵滋疏请严禁鸦片，以塞漏巵，林则徐为此奏称“鸦片流毒已甚，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永绝浇风，此法乃不为赘设”，指出：欲禁烟，必先整顿吏治。魏源更明确地阐述了反对侵略与改革政治的关系。他说：“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国家的命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如能做到“官无不材”“境无废令”，则“国桢富”“国柄强”，那么“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提出了革新要求，而且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自然经济、宗法制度所造成的狭隘眼光的限制，率先主张“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林则徐亲自主持翻译、编写了一批近代最早的涉外书报，如《四洲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日报》《华事夷言》等。1840年年初，他曾派人购到西式大炮四门，仿照研制；又从美国商人手中购到英制商船甘米力治号，改装为军舰。当时外人评价林则徐的这种做法是企图“变自由贸易有利于己”，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情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他期望经过这条道路，使落后闭塞的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仔细分析近代中国第一批爱国者所提出的救国方案，可以看到已具有抵御列强侵略、改革国内政治、向西方学习先进事物等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

继之而起的太平天国，进一步具体化了这种初期阶段的近代爱国主义。

太平天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显示出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外国侵略者企图要挟太平天国承认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严正表示：英人“不应再卖鸦片”。对不平等条约采取否定的态度。美使麦克莲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天王及其臣下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指望他们承认与英、美、法三国所定条约，“是极不可能的”。1861年年底，外国侵略者又以平分中国为诱饵，表示愿意帮助打倒清政府。洪秀全毫不为动，严词拒绝。如果说，地主阶级改革派由于其阶级地位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正面阻止和反对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太平天国则公开表示并执行了这种正义的民族要求。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以武力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广泛地宣扬了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系统地反映了农民要求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它在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的腐败黑暗方面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无法比拟的。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太平天国通过与内外敌人的残酷斗争，直觉地认识到资本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狼狈为奸的关系，洪仁玕就义前痛切留言：清政府“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

太平天国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仍是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但由于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包含了新的内容。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相比，表现出更加广阔的胸襟，凡是他们认识到的，并认为应该加以采用的西方先进的东西，都未曾拒绝。洪秀全冲破儒教限制，接受了早期基督教教义，从事革命宣传时，往往既引中国之经，又据“番国”之典，在军事上则大规模采用西方先进武器。对西方资本主义实际情况接触较多的洪仁玕，更提出了《资政新篇》，阐述了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洪秀全详细审阅，批改并公布了这个纲领性文件。

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太平天国在阶级利益上尖锐对立，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民族利益，却使两者在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上表现出同一。当然，由于阶级地位的差别，同一之中又包含着不同一，后者显然高于前者。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地主阶级改革派与太平天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没有构成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太平天国坚定地表示了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对腐朽的封建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但小生产者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根本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定都南京后，其领导集团逐步向封建主义的蜕变说明了这一点。《资政新篇》有明确的资本主义倾向，但它基本是洪仁玕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依据外国的情况，为中国设计的蓝图，中国还没有将其付之实践的阶级力量，所以并未实行。因此，尽管太平天国深化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爱国主义要求，但仍然表现为一种初期形态。中华民族的救国方案，在近代工业发生以前，只能达到如此水平。

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一个洋务派集团，由他们主持创办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其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发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那么经过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这种社会形态已见端倪。可以说，这个时期孕育了近代中国的全部社会矛盾，其后不过是矛盾各个侧面的发展及斗争的深化而已。

由于许多矛盾在这一时期尚处于初起阶段，客观事物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性质，因而给人们认识这一段历史增加了困难。一个棘手问题，便是如何看待洋务派？实际上，所谓“洋务派”只是一个惯用名称，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未能反映其所包含社会势力的内在差别，而根据这种内在差别，至少可以将洋务派分成两大部分，即洋务大官僚和早期改良派。洋务大官僚主要指奕、曾国藩、李鸿章及以后的张之洞等人。早期改良派是以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物，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又大多出过洋、经过商、办过实业，与资本主义有更加直接的联系，这批人在洋务运动初起时，依附过洋务大官僚，以后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其分道扬镳，有的还对洋务大官僚做过尖锐批判，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先驱。由他们开始，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的爱国者主要还是从鸦片输入和军事上感受到列强的侵略，那么早期改良派则开始意识到这种侵略构成了对民族资本发展的威胁。马建忠说：“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曷不罄，民曷不贫哉！”郑观应在他早期著作《救时揭要》中，即针对列强的商品输入提出“寓兵于商”的思想，以后又明确指出；“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相克，敝国无形。”主张对列强进行与“兵战”相并列的“商战”，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内河及路矿权利，制订商律，裁撤把持中国行政大权的洋人，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加强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这时，抵制外侮已不仅包括了维护民族自尊等内容，而且被视为争取国家富强的条件，列宁指出：只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时代的前进，使早期改良派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这一点。

早期改良派革新国内政治的要求，开始脱离封建窠臼，包含了新的内容。以郑观应为例，他最初曾对经过“官督商办”方式发展近代企业寄予很大幻想，但实践使他破灭了这种幻想，他叹道：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以官督商办之故，不能与泰西竞争于世界舞台，此中国所以日居退败也”。转而力主商办，要求“一切行商自主，有保护而绝无侵扰”，并大胆抨击：“外国动辄挟天子令诸侯，制百姓。”这一切反映了民族资本摆脱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政治上，形成了对君主立宪的追求。还在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即把变法与议院联系起来，以后，多次上书清政府，要求立宪。

向西方学习，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由引进先进技术，发展为兴办近代工业。早期改良派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马建忠认为，必须“仿造外洋之货，以聚我未散之财”。主张设厂、开矿、造铁路。郑观应则由买办、洋务企业经理人而转化为早期的民族资本家，他不仅提出“以商立国”的口号，而且成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实干家。

虽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此时尚在萌发、形成阶段，力量极其软弱，早期改良派的许多主张还停留在议论或局限于少数人的行动上，但是，与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爱国者相比，他们的方案毕竟反映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其主要标志在于把爱国和发展资本主义挂上了钩，至戊戌维新，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洋务大官僚“自强”“求富”的口号破产，民族资本得到了反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机会；而清政府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放松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控制。这样，在19世纪末，就有更多的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据统计，此时商办企业的投资总额约相当于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3倍，民族资本取得初步发展。这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从商品输入转为资本输入，开始直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继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又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

民族危机与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将民族资产阶级卷上了政治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动了戊戌维新，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办报纸、开大会、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公开号召救亡。他们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主张依靠群众救亡：“果能合四万万之人，人人激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如果说早期改良派将反对列强侵略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挂上了钩，那么，改良派则将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群众性运动，使其具有新的广度和深度。

在改革国内政治的问题上，改良派表现出更加明确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封建统治已是“千疮百孔，代甚一代”，靠洋务大官僚那种只变事不变法的手段，是不可能保存中国，并使之走上富强道路的，只有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新政”“新法”“新器”进行改革，中国才有希望。他们更加详尽而热情地介绍和歌颂了西方的议院政治，梁启超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来，每合于公理。”并发动变法，以图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为了支持这种政治主张，他们半生不熟地高唱从西方学得的自由、平等、民权等学说，引进进化论，大肆鼓吹“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起了耳目一新的作用。

然而，由于改良派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积聚起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力量，最后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继之而起，“男的拿起刀，女的拿起枪，为的咱们国，为的咱们活”，与帝国主义强盗进行了一场泣天地、动鬼神的生死搏斗，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要求和雄伟力量。虽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展，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其代表人物没有也不愿到农民中进行启蒙主义的宣传，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愚弄，使这次运动夹杂着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的倾向，就其认识水平来说，没有达到改良派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程度，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镇压下，义和团失败了，但由于这一运动的广泛，斗争的坚决，结局的悲壮，在号召与发动群众奋起反帝，特别是揭露清政府的奴才嘴脸方面，发生了深刻作用。孙中山即说：辛丑和约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无疑，义和团运动形成了近代爱国主义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契机。

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公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头彻尾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则在极力维持这一卖国政府的同时，进一步向它索取巨额赔款和矿山、铁路、航运、财政、金融等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

正在发展着的民族资产阶级，更加深切地感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城市工商业者的罢市等斗争时有发生，农民群众则举行了此伏彼起的抗捐反教暴动，就是中小地主也在寻找改变困境的办法。不满情绪、革命要求迅速增长。这种形势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自己的战斗旗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谋求世界民族平等的角度，阐述其反侵略立场，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尖锐批判了帝国主义为阻挡中华民族崛起而制造的“黄祸论”，指出：中国成了“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黄祸论”就是适应这种野心而制造出来的，其实质“就是尽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到更为美丽的前景”。资产阶级革命派直觉地意识到世界民族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形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孙中山即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与以前的爱国者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作一般的异族侵略，而仅从一国出发考虑反对这种侵略的思想相比，无疑有了很大进步，而更接近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关系，在认识上也更加深入。陈天华说：“财政权、铁路权、用人权一概拱手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清政府遂立刻实行。”孙中山指出：“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这就使近代爱国主义包含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机地联系起来，将“爱国”与“爱清政府”彻底划清了界限。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近代爱国主义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向西方学到了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孙中山指出：“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君主专制，君主立宪都“反夫进化公理”，中国“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完整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派纲领。列宁高度评价了这种思想，指出它是“丝毫没有”“允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是“完整的民主主义”。在这一点上，革命派以前的爱国者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推翻了清朝统治，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取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巨大胜利。

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革命。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即使其革命派提出的救国方案，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反帝不尖锐，在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同时，对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平均地权”的方法“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等等。帝国主义不允许出现一个独立的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它联合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向革命反扑，因此，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但最终并未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失败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科学化和完备化，唯有新兴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方能完成。

四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标志着日益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曲折的斗争中，学会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世界观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这一阶段，近代爱国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取得了最科学最完备的形态。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灾难的主要根源。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但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它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帝国主义对中国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例如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抢占“租界”，逼取赔款；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把中国划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控制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把中国变成其工业品市场，并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压迫中国民族工业，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等等。因此，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做了这样一个概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这就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由外部进入本质，由直觉地感到应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入到在理论上搞清了为什么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对这一飞跃，毛泽东总结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飞跃。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特点，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贫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地主阶级的新变化，指出帝国主义于买办阶级之外，“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既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毛泽东主张中国的民主革命应造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以打倒封建势力。他批判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自身的软弱，没有也不敢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错误，指出：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制定、实行了关于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吸引到了民主革命的旗帜下，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就使近代爱国主义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及对封建主义表示妥协的各种思想的影响，闪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灿烂光辉。

毛泽东总结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效法西方之所以未获成功，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正是从这种科学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尖锐批判了那种离开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斗争，谋求中国富强的空谈，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这就使近代爱国主义所包含的实现近代工业化的理想，由一种不断失败的追求，变成具有科学基础的蓝图。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正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以后，才初步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实践上证明了毛泽东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正确性。正是在他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夙愿，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如喷薄而出的朝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摘录过黑格尔这样一段话：“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由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将这一论述从唯心主义的歪曲下颠倒过来，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正遵循了这一辩证法。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提出的近代爱国主义的初期要求，包含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经过复杂的前进运动，在其结果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得到最终的丰富和充实，在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史上取得了最科学最完备的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近代中国一切爱国者长期奋斗的结果，它继承和发展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全部精华，因而在中国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凡真心实意地期望祖国走上独立富强道路的人们，都会站到这一旗帜下，自觉地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并用自己新的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新的发展，为我们祖国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载上海市社联《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文集》1984年6月1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