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的矛盾

从哲学思想本身的运动中，人们能够读出，因对哲学思想的科学控制和自身控制的不可避免的进步，哲学思想遭遇了什么。由于哲学思想变得更加真实，所以它就要放弃真理。一个人如果能自由地反思有组织科学所占用的对象，那么他通常可能会逃离“无聊科学”（taedium scientiae），但是，他因此获得的不仅仅是刺激和直觉这类不光彩的赞许，而且必须另外提供证据来证明，无聊科学对事情的认识是不足的，其直接变成假设的东西，以及在“证据在哪里？”和“新意在哪里？”的绞磨中粉碎了的东西都是过时的。但是，如果哲学为了避免那种危险而退回到自身，那么它就陷入了概念游戏当中，即便哲学将这游戏掩藏在庄严的新造词背后（德迈斯特认为，这种做法是伟大作家们孜孜以求的^[1]），它依然是空洞的，或是没有约束力的、学院式的。那种摸索着去理解新造词的思想发现所有东西都已经用过了（与此同时，对这种理解本身的思想被视为非科学的，因而是遭到禁止的）。这种思想不仅被警告提防那些作为专家之补充的业余者，而且瘫痪了，因而不能安于在所有确定物之间制造精神性纽带（浮士德哀叹这种纽带的缺失）。因为“综合”（它容忍那些的确可供支配的科学发现）外在地保持着思想同对象的自发联系，并且它本身也是那种自以为能够取消它的组织的一部分。流传下来的科学理想曾经帮助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这理想本身又已成为一种禁止思维去思考的桎梏。但是，这既不是单纯的错误发展，也不是哲学所在社会的同向的错误发展，并且这不能通过明察和决心来任意更正。这使思维的科学化服从于劳动分工。要么，思维根据具体学科的已勾画出的图式（这些图式可以节省掉不必要的努力）来运作，要么，它将自身建立为补充性的具体学科，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差异而宣布自己上市了。切断了与劳动分工之联系的那种思维落后于动力的发展，并表现为“过时的”；但是，如果它将自己作为一门科学而归入诸科学之列，那么，它恰恰是在最需要自己的推动力的地方放弃了这种推动力。即便它相信自己能够对所谓原则问题（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出科学判断，它依然是物性的，是对一种通过社会范畴并最终通过生产关系已预先形成的东西的单纯重构。科学物化了，因为它将凝结了的精神劳动、将它的社会性中介没有意识到的知识，直接解释为知识。科学的要求和禁令将这一点完全表达出来了。因此，每一个主题都会预先在科学的地图上展开；就像数学通常会将数是什么这类问题当作数学之外的问题打发掉那样，哲学应当只关心普遍有效的东西的结构及其条件。然而，因为这些主题是已经准备好了的，是由社会工厂提供的，所以科学思想并不依赖于这些主题自发获得的东西，而是使它们服从于社会所要求的或打磨过的程序。今天，方法的优先性被推广得如此深远，以至于只能进一步提出那些凭借可支配的工具而开始的研究任务。方法的优先性是组织性的。通过逻辑—范畴的秩序，认识的可支配性变成了认识自己的标准；不适合的东西，只能作为“素材”出现在边缘，它在原地等待，如果没有恰当位置，它就会被抛弃。就像严密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当中的人一样，所有连续性命题都必须与其他命题相适应：“无联系的东西”，即不可结合的东西，变成了致命的罪恶。思想彻底服从于通过社会组织所实现的控制，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每一个科学陈述都是由得到认可的专业领域的科学家来检测的，这与他的精神状态无关，并且，对于任何其他人来说，每一项精神成就都应当是可以重复的。如果明察希望被接纳，它似乎必须表明一种身份，即一种“明见性”，它不是在这个明察自己的内容及其展开中被找到的，而是在关于未来素材的指示的印记中被找到的。因此，认识没有停留于它的对象，为的是阐明这对象。实际上，认识并不意指对象，而是将它削减为图式的单纯功能，凭借这种图式，认识控制了对象。认识越是客观、越是摆脱观察者的所有错觉和补充，它在操作的总体性中就变得越是主观。内在于科学当中并吸纳了哲学的那种组织形式，阻碍了哲学念念不忘的目标。但是，如果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是敌对的，换言之，如果作为科学的哲学与其“存在理由”相对立，每当它忽视科学时，严格来说，它也就丧失了它的“理性”（raison），那么，哲学将自身断言为科学的企图必将导致矛盾。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是对这种否定性的肯定性表达，这一原则是通过思辨与科学之间的张力来理解的。黑格尔试图将这种否定性彻底改造为真理的工具。哲学从事的所有工作都被等同于哲学的本质，凭借《精神现象学》，哲学期待能够“提高为科学”，概念运动试图通过解决矛盾性来支配矛盾性。人们总是会将这位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家称为前后一贯的实证主义者，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对的。

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