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初的章太炎思想演变过程与其在日本和幸德秋水等人交流的体验

1903年，日俄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日本掀起主战论的宣传。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幸德秋水与堺利彦成立“平民社”，同时出版社会主义报纸《平民新闻》周刊。“社会主义协会”本部也随之迁到“平民社”。日俄战争爆发后，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日本政府就要镇压他们，1905年1月,《平民新闻》被迫停刊，2月，幸德被捕入狱。幸德在狱中读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出狱后思想发生变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平民社”被解散，他于11月离开日本去美国。1906年堺利彦等组成日本社会党，取得合法存在权利。幸德6月从美国回国，在社会党举行的欢迎会上作演讲，表示反对议会主义，提出了直接行动策略。这导致了在1907年2月的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上，直接行动论与议会政策论的对立。在此之前，幸德公开表明思想变化，放弃普选及议会政策，而指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依靠团结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动。他所谓直接行动就是组织工人总罢工。

同时期，1903年，章太炎跟邹容因“苏报案”一同在上海被捕入狱。在长达三年的囚禁生活中，章太炎研读《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成为他和佛教特别是唯识学结下不解之缘的契机。1906年出狱后，他旋即前往日本，在日本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1906—1908年），同时在《民报》上发表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革命论，以至于被评论为“佛声”。

章太炎以佛教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为根本的“世界缘起”⁽¹⁴⁾，实际上把阿赖耶识的“种子”解释为包含十二范畴的“原型观念”⁽¹⁵⁾（《建立宗教论》等），显然是受到了康德的启发。但是和康德哲学比起来，章太炎屡屡对承认“盲目的生存意志”存在于“作为表象的世界”根源处的叔本华的主意说给予高度评价。从这点可以看出，章太炎基于阿赖耶识的缘起说还是位于基于“依自不依他”之根本即“妄想”（《菌说》1899年）的自生自化论之延长线上。可以说“妄想”作为非肉体性的、潜藏于心的阿赖耶识被重新把握。

章太炎的生死观、进化观明确地体现了上述观点。他运用阿赖耶识缘起说称“所谓进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¹⁶⁾他认为人类的生死、进化均源自阿赖耶识这一心的迷妄。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即以为“善恶、苦乐二端，必有并进兼行之事”。⁽¹⁷⁾“俱分进化论”，在政治上具有对被他命名为“进化教”的康有为等立宪派的欧化、文明开化指向型的进化论进行根本性批判的意义，而“俱分进化论”的根柢也可求诸其基于阿赖耶识的进化观。

此外，章太炎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为趋向至善的神即“绝对精神”的一种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乐观式发展史观，他也因此把黑格尔视为社会进化论的始祖反复加以批判，斯宾塞等所提倡的社会进化论倚仗文明开化、弱肉强食说而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正当化借口。另一方面，章太炎对于强烈反对黑格尔的叔本华则给予很高评价，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梳理西方近代哲学，与其基于阿赖耶识的进化观是分不开的。

同时，章太炎与被流放的印度活动家进行交流，受到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启发而构思了“国粹”思想。⁽¹⁸⁾他还进而认为：“他日吾二国（中国与印度——笔者注）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¹⁹⁾中印双方独立后“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²⁰⁾。

章太炎的国家论依据佛教理论称“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实有者”，⁽²¹⁾看破了国家的幻想性、想象性。人心“念念生灭，相续流注”，能够忆念过去、渴望未来，其所爱之对象“大半非实有”而在于“幻像之假有”“虚空无有之境”，正因为此，爱国者爱的是本国之历史。在此主张的基础上，章太炎作了如下阐述：

处盛强之地，而言爱国者，惟有侵略他人，饰此良誉，为枭为鸱，则反对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剪灭蹂躏我，而思还其所故有者，过此以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²²⁾

如此，爱国明确被限定在少数群体，强国之民的爱国则被否定。而且，对从根本上令帝国主义侵略正当化的“文明／野蛮”这一图式、等级划分的批判（《驳神我宪政说》），在运用佛教理论重新阐释《庄子·齐物论》的得意之作《齐物论释》（1910年）中也被陈述过。

1907年章太炎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与刘师培、何震夫妻一同拜访了幸德秋水。此后他们结交为友，章太炎和刘师培、张继等人以民族主义研究为契机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邀请幸德秋水作讲演。并且他们都参与了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整个亚洲之独立的亚洲和亲会，该会的约章是由章太炎起草的。亚洲和亲会中，除了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日本社会主义相关人士之外，还有来自印度的参加者——印度正在进行抵制英货运动，而他们则因日俄战争而开始关注日本，另外还有来自越南、菲律宾的参加者。第一次集会在位于东京青山的旅日印度活动家的总部、印度会馆“India House”的出租房召开。India House本来是1905—1910年，作为在英国的印度留学生的宿舍及有关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的本部而设立的，⁽²³⁾位于伦敦北部。后成为带有反殖民地主义革命性质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的据点，1907年于东京开设日本支部。这些事实，都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有密切关联。当时其在欧洲的组织也跟反殖民主义或社会主义有关，这些事实，都与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