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辫与绝”
——章太炎思想突变之外因
马 勇
1900年“东南互保”协约的达成，是庚子年间的重大事件，它不仅让南部中国避免了半个世纪前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类似的战火摧残，而且打开了政界、知识界想象的空间。在北部中国政治情势不太明朗、清帝国前途未卜之际，各种各样的救济方案应运而生。
敏感的章太炎此时依然热衷于“与尊清者游”，(1)时局突变使他意识到是清帝国改革的良机，先前很难推行的“分镇”主张似乎有了一丝可能，(2)于是他致信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建议利用目前特殊环境，“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3)
章太炎建议“分镇”，扩大地方权重的同时，孙中山也在利用这场政治危机进行活动，他希望两广总督李鸿章登高一呼，在华南独立，“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4)成立一个纯粹汉人的政府。
李鸿章或许也有这样的选项，因为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形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稳定后，李鸿章依然奉清廷正朔，接受朝廷委派前往北方主持与列强的议和。孙中山的设想因此落空，而章太炎利用地方督抚实行“分镇”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当孙中山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章太炎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实行分镇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一方面与东南督抚一起签署东南互保的协议，一方面密切观察北方的战局，寻找机会，制定一个两全其美的应对方略。
按理说，张之洞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臣，他对慈禧太后也确实长时期忠贞不贰，在甲午、戊戌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一边。
然而，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满洲贵族在庚子初不顾中外反对执意立大阿哥之后，引发了空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后，更是连连失误，出台一系列愚蠢政策，弄得天怨人怒，危机四伏，只要端郡王载漪还在台上，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错误政策会将大清王朝引向何方。于是，张之洞对清廷不能不感到失望，他的责任心、道德感，在在迫使他在忠君和忠于国家之间作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相同的政治立场，竭尽全力维护长江流域稳定，并时刻准备着北上“勤王”，担负更重要的角色。
张之洞选择与刘坤一同样的政治立场维护长江流域的稳定，与列强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同时，他较刘坤一等人还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勤王”。
勤王这个概念当然是由清廷“己亥建储”所引发的，真正付诸实践并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号召天下的，还是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谓保皇党。
此时积极追随康有为昌言并推动保皇的弟子有唐才常。唐才常为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岳麓书院，肄业于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所以又算是张之洞的门生弟子。张之洞素有爱护门生弟子的美誉，所以唐才常又与张之洞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
维新运动开始后，唐才常与谭嗣同在浏阳创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参与创办时务学堂，负责编辑《湘学报》，创办《湘报》、南学会、群萌学会等，是湖南维新运动中一位非常重要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谭嗣同因出任军机章京北上后，湖南维新运动因新旧派别无端冲突日趋萎缩，心灰意冷之余，唐才常也于戊戌夏准备前往北京参与新政，而康、梁、谭在策划以武力解决新旧冲突时，也曾经毕永年提醒准备召唤唐才常前来北京予以协助，因为唐才常不仅敢于任事，而且也与绿林人物有很多关系。
唐才常收到谭嗣同电招后立即动身，不料行至武汉，戊戌维新变为戊戌政变，政治逆转，“六君子”血染街头，唐才常被迫流亡海外，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
在东京，唐才常与正在那里流亡的康、梁等共谋救国之策，大致接受康、梁所宣扬的保皇主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唐才常返回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抨击政治守旧分子，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5)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章太炎从日本返回上海，也很快参与了《亚东时报》编辑事务，与唐才常成为朋友。
光绪二十五年秋，唐才常专程赴日本拜会孙中山，共商在湘鄂及长江流域起义计划以及孙中山与康、梁系合作问题。唐才常在会党中拥有重要地位，这是他敢于在湘鄂及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资本和底气，通过与孙中山、康有为两派主要人物梁启超、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人沟通，唐才常决定以会党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夺取武汉为基地；委派林圭回国负责联络会党，组织起义军，康、梁在海外筹款接济，唐才常负总责。
是年冬，唐才常潜回上海，广泛联络各方人士，设立东文译社作为秘密机关。不久又发起成立“正气会”，以忠君爱国、反清灭洋为宗旨，并筹划武装勤王。庚子初，正气会更名为“自立会”，其武装定名为“自立军”，仿照会党建立山堂。数月间，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党、农民，乃至清军官兵加入自立会的，就有十万余人。
在这十万余人的基础上，林圭选择大约两万人组建自立军七军，奉唐才常为总统兼总粮台，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指挥机关，“惨淡经营，成效渐著。复仿照会党颁票布据办法，散发富有票，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往来寄宿之所。其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条规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6)
唐才常是江湖领袖，也是文人雅士。当北方义和拳风起云涌越闹越大的时候，唐才常和一切关怀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一样，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在上海邀集各方名流和志士，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1900年7月26日）在英租界张园即愚园之南新厅集会，召开“中国议会”成立大会。寓居上海的各界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叶瀚、狄楚青、张通典、沈荩、龙泽厚、马相伯、毕永年、林圭、唐才质等八十多人出席了大会，可谓名流荟萃，群贤毕至。
叶瀚主持了此次会议，大家依次排列，北向而坐。叶瀚以主席身份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立；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7)叶瀚动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国议会”，令大众议，同意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
接着，投票选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条自己写上心中所欲选举的正副姓名，交给书记。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容闳最多，得四十二票；举副会长以严复最多，得十五票。于是，容闳、严复二位入座。容闳旋即向大会发表即席演讲，声如洪钟，意气风发，台下掌声雷动，兴奋不已。
会后，容闳与严复联名致信英国驻沪署理总领事霍必澜，要求霍必澜向英国政府报告：“1.英王陛下之政府领衔坚决支持中国政府之维新运动，使维新党可以公开其主张而不必害怕遭到迫害；2.英王陛下之政府邀请维新党简述其主张，而其主张应与现政权高官之主张一并纳入同等考虑之地位。”容闳还通过朋友面告霍必澜，“中国国会堪称维新党之上海部，自1898年政变以来一直暗中活动，(8)终日担心遭到迫害。而该部领袖为容闳和严复”；“容闳声称国家一天由慈禧太后当政，便无地方官敢公然投身维新运动。但容闳断言，只要中央政府之态度有任何重大转变，则会有许多要员站出来，公开支持维新运动。”随函附有容闳起草并经会议通过的《中国国会宣言》。
通过这份宣言，已经清晰看出中国国会就是以新政府自居，宣言称“鉴于大清朝势必覆亡，亦鉴于大清癫狂始终愚不可及，致令中华民族陷于深重苦难，我等亦即以下签署人，今聚议考虑后，谨代表中国人民及维新党员向全世界布告：中华民族依托政治权力源于人民、民声乃天声之通则，谨此不再承认满洲政府为合宜主宰中国之政权。他们不特辜负人民之拥护，无一法可保护人民及其财产之安全，更机关算尽，掠夺人民财产，致令举国贫困，怨声载道，愁眉不展。他们亦无一法可保全中国之疆土，致令其累遭外洋进犯、欺侮、入侵。而其政策，不论华洋，一概禁锢自由，逆潮流而动。纵与外国列强累累冲突，却依旧夜郎自大，愚昧无知，不思教训。与外界往还交际，则心机用尽，只图真理及启蒙之光与黑暗之中国隔绝。故而，其勉力奉行之自由放任政策，始终落后于时代，无缘捕捉生气勃勃势不可挡之当代思潮及进步精神。观其治理本质，则章法全无，摇摆不定，腐败至极。政府之一府一衙，无论京畿内外，尽皆千疮百孔，腐败不堪。一言以蔽之，其政治根基，现于世者，乃硕大无比却空无一物之皮囊，不当任何开明强国拥护以谋商业或政治便利。无一法可成就其建政目标之政府，其存活不外容忍屈从，其治理不外给民族带来百般屈辱，环宇当诛，瞬间当亡。”
容闳、严复，都是对西方有真切理解、认识的饱学之士，他们拟定的《中国国会宣言》并不是简单地推翻以慈禧太后，或以端王为首的清政府，而是要按照英国《大宪章》的原则，重建现代国家，他们列出十二条紧要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就有宪政改革、新教育、律法改良、全面放开对外贸易，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改革事项，不必等到几年后，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件，其意义远高于前后诸多政治宣言。这十二条如下：
1．鉴于全能之神耶和华创造地极之主将此崇伟国度献给中国人民，以为其特殊之传承，我等自当永世不辜负神之奉献，自当责无旁贷，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谋中华民族之福祉，更谋世界人民之福祉。
2．我等坚信，解决目下复杂问题之最简易之道，乃八国列强废黜篡贼及其一干老朽顽固之逆贼，重立赞成维新之代表光绪为帝。光绪一旦重新掌位，必能立即收复民心，消除怨气，化解头绪万端之万国疑难。
3．光绪一旦驾崩，当筹办临时政府，推举临时主席，当物色妥当人选后，公推其为恒常之中国君主。
4．无论何事，中国之新政府当为立宪帝制，以英国政府不成文之宪法及《大宪章》为纲。而立宪帝制之筹办及其行政，将延聘西方智者，征得各别政府之特许，为我等献计献策。
5．拟立之立宪帝制，不论形式或本质，不论立法或行政，不论理论或实践，当为公民政府之典范，集智慧之大成及二十世纪之开明建造。它将代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公民自由及宪政自由，以谋世代升平，永世和谐。
6．仰赖过去十九世之实验、智慧及真理之光，我等首责当为教育人民接受新秩序，擢升其智慧，分析其需要；保护其人身及财产安全；翦除一切社会及政治罪恶；改良律法；缔造稳固之财政政策，规范金融，厘定国家银行系统；建造划一之小学系统；改良并促进农业生产，鼓励及便利贸易；在列国平等之基础上，举国敞开对洋通商大门。
7．为维系公众和平，充分保护国内外商务及在华洋人之安全，以最现代化手段重建陆海军，乃刻不容缓之要务。故当成立军事及海军学校，以训练军事及海军军官，此乃头等大事。
8．帝国子民均享有人身保护令之权利，享有所有法庭及讼堂之陪审团审判权利，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9．新政府当宽容宗教信仰。政府子民均享有良心自由、信仰自由、个人判断自由及言论自由。外界之训令或教会之威权，均不得干预或介入公民政府与人民行使权利之间之事务。
10．当竭尽全力使新政府之府衙及行政清正廉明，以成就民有民治民享之伟大宗旨。
11．新政府确立及其独立主权获承认后，当履行与条约国立约之一切义务及责任，且当承担及偿清旧政权之所有国债。
12．我等决不同情义和拳运动，并请立此存照，我等十分憎恶其残暴行径。一干篡贼对待外交使团及禁闭于京城内传教士之野蛮行径，我等视之为悍然违反国际法，人皆恶之，理应受罚。至于日趋严重之态势，教无数无辜性命丧于北京，我等谨此悃诚向八国列强致以深切同情。(9)
从这项声明看，中国国会其实就是现代国家的再造，是向世界看齐，纠正本国本族狭隘的民族主义，建构现代政治。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国会的问题，可能就是章太炎的不满。章太炎是中国国会的积极参加者，但对第一次会议的三项决议持坚决反对立场，对于宣言中选择光绪帝作为收拾人心、重振中国的皇帝极为不满。“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10)章太炎坚决反对中国议会以扶持光绪帝重新执政为中国议会的政治目标，更反对以勤王作为中国议会的宗旨。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国议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兴汉族，不为振兴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偾”，(11)更不应该以保全一个皇帝为目的。
按计划，七月四日（7月29日），中国国会在张园召开第二次会议，到者六十余人，在签到簿上签名的有五十多人。会长容闳命孙宝瑄及张元济当会计。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两人均不愿意干，遂改命孙多森、唐才常权理其事。又选定叶瀚、邱震、汪有龄担任书记。郑观应、唐才常、沈小沂、汪康年、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巽、孙仲玙等十人为干事。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的重点仍然是讨论议会的宗旨，会议的主导意见似乎是：
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
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
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
四、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此不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12)
与会者多数抱持这样三点看法：
一、尊光绪帝；
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
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虽主张排斥端王、刚毅等满洲贵族中的顽固派、守旧派和坚定的排外主义者，但并不主张排满，更不会主张孙中山式的革命。所以他们主张在联军还没有打到北京的时候，设法将光绪帝救出来，以保障中国法统的完整性。至于怎样才能将皇上救出来，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主张借重张之洞的力量，如汪康年；有的主张联络英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如文廷士；有的主张倚重翁同龢或陈宝箴，如唐才常；有的主张密召康有为，利用康党进行，如狄葆贤。
对于这些主张，“会中极少数人如章炳麟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从而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却与孙文的意见接近”。(13)
很显然，章太炎、孙中山的主张已不是一般的改革，而是革命，是造反，是利用义和拳运动，利用列强出兵中国的政治危机，将对外战争转化为对内战争，一举解决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的满洲人无法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问题。与会诸位谁也不敢追随附和，皆不以为然，救皇上反端王属于认识问题，依然可以解释为保大清；将对外战争转为对内战争，实现民族革命，排除满洲人，这从当时的正统立场看，就是反体制，就是造反，因而人们不便随声附和。
与会者的沉默激怒了章太炎，道不同不相为谋，章太炎愤而退会，不再与各位一起玩了，大家各走各的路。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七月九日（8月3日），章太炎“割辫与绝”，愤然剪掉了两百多年来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大辫子，脱去了清帝国标志的长布衫，改穿西装。为了表达自己“排满”革命的坚定意志，章太炎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公开宣布与清帝国挥别，坚定不移走上了“排满”革命的路。
章太炎在庚子年政治动荡时期走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具有相当偶然性。第一，这是因为端王为首的新政府刻意与世界为敌，激怒了章太炎。我们知道，所谓中国议会就是因为北方的政局，就是清廷这个时候用端王替换了原来比较有柔性的政府，这个新政府盲目排外，煽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顾民众利益和死活，悍然与世界为敌，以一国敌十一国。这实际上是国家的不负责任，是将一己之私利凌驾于国家、百姓利益之上。这是章太炎愤怒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中国议会诸公大约是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深刻影响，或者是中国议会诸公各自直接的感性认识，不认为端王的新政府代表了光绪帝的意思，皇上现在即便没有被完全废黜，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权力，所以他们坚定地要求保皇，要求勤王，要求清君侧。而这一点，在章太炎看来，好像有点不着调。所有这些因素，终于促使章太炎在思想上发生一次剧烈变动，终于从一个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排满”反清的革命者。
根据章太炎的看法，中国议会诸公的政治诉求是矛盾的，光绪帝、端王还有那个大阿哥，与朝廷是一体两面，并不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各位受到唐才常的蛊惑太重了，而唐才常又受到康有为的蛊惑太久了，总认为光绪帝代表着朝廷中的进步力量健康实力，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章太炎认为，这个判断可能是很有问题的，满洲人之对于中国，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压迫着另一个阶级，满洲人从来没有把汉人当作自己人，戕虐贤骏，使汉人成为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现在满洲政府更过分，为了一己私利，横挑强邻，戮使掠贾，四维交攻，不把国家当国家，为了皇族阶层特殊利益，竟然拿国家作赌注，以一国挑战世界，违背《春秋》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违背现代国际交往准则，公然杀害外国公使，终于引来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进攻北京。章太炎强调，这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世界给中国的一个机会。中国议会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推翻清廷。
事后想想，章太炎的判断是对的。端王也好，皇上也罢，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不是唐才常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不共戴天视若水火的仇恨，端王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彻底的排外主义者，皇上也并不是一个什么英明领袖，更不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对待义和拳，对待外国，对待汉人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立场一致步调一致，只是节奏不同，表现有异而已。稍后，唐才常策动的勤王运动竟然受到朝廷的迫害，年轻轻的唐才常因此而丧命。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章太炎预言的天才性。
章太炎转向革命是有足够思想准备的，这或许与他不久前与孙中山有过直接接触相关联。所以他在减掉辫子发誓反清之后第五天，就给孙中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详细介绍了自去年在横滨见面之后国内政治的变化，以为现在国内的政治形势因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倒行逆施而岌岌可危，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狂妄自大，肆意妄为，与世界为敌，违背了基本的国家关系准则；八国联军发动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已清晰呈现，不待问卜，就知道中国形势到了怎样的危机状态。南方各省督抚为了自保，与列强签订了互保协议，“鄙人曾上书刘、李二帅，劝其明绝诏书，自建帅府，皆不见听。东南大局，亦复岌岌”。(14)
至于上海各界名流组织的中国议会，章太炎也向孙中山作了介绍。他认为容闳当然是一个天资聪明的第一流人物，但与会诸公由于各怀鬼胎，贤者以保皇为目的，不肖者以保爵位升官发财为依归，他们继续尊奉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为正统，不再计较九世之仇，不再顾忌满洲还是汉人。在整个中国议会中，只有我章炳麟坚决反对满洲人，昌言严拒满蒙人加入中国议会，诸公不以为然，我章炳麟也就只好移书退会，割辫与绝，以明我章炳麟不臣满洲之志。现在我和孙先生终于成为一条战壕中的战友了，我们虽然在整个中国是少数，但是我章炳麟坚定相信，爱国家并不必然爱朝廷，推翻清廷，重建汉民族的国家，是这一代人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章太炎的主动投效当然出乎孙中山的意外，因为孙中山在过去几年间，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真正的文化人即便在思想上认同孙中山的追求和主张，但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少能够投身于这项看不见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正义事业。现在章太炎来了，而且是主动来的，这当然使孙中山喜出望外。章太炎的文名，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孙中山指示《中国旬报》将章太炎的这份来信全文发表，并在编者按语中称颂章太炎这篇文字是有清两百年来第一雄文：士气之壮，文字之痛，无与伦比。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联军开始向北京进攻；二十一日（15日），两宫离开北京；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清廷下诏求直言。张之洞眼见大局底定，“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等二十余人。唐等被捕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才常“供词谓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漏，有死而已。余人群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共十一人”。(15)
(1) 《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2) 《分镇第三十一》，《章太炎全集》（三），第72页。
(3) 《与李鸿章书》，《章太炎书信集》，第22页。
(4) 《离横滨前的谈话》（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9页。
(5) 《前四品京堂湖南学政江君传》，《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7页。
(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7)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节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卷，第540页。
(8) 这个说法显然夸大了，据井上雅二7月26日日记，“汪康年、唐才常等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所谓国会，今天终于在豫园召开了”。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页。
(9) 《英国外交文献之外交部密件》，转引自唐越《容闳中国国会宣言足本全译并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0) 《来书》，《乘桴新获》，第116页。
(11) 《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乘桴新获》，第116页。
(12) 《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55页。
(13) 《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55页。
(14) 《来书》，《乘桴新获》，第116页。这封寄给《中国旬报》的来书，其实就是写给孙中山的。
(1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4页。结案后，据官方说法，总共拿获唐才常等“三十余名”。见《张之洞于荫霖奏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