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进步
——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主旨变焦及其投影

彭春凌

一、引论：中英日跨语际传译中科学与宗教关系之调适

19世纪中后期，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进化”哲学运动的知识领袖，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¹⁾关于政治、宗教、科学乃至生活伦理的种种言论似巨浪激荡着全球思想界，他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位全球公共知识人”。⁽²⁾在东亚，“日本人自言，斯宾塞为其学界之母”，⁽³⁾斯氏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与学术涂上了墨彩；而通过颜永京、严复、章太炎、马君武的翻译，经由格致书院、《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机构、杂志的推荐，以及引介日译斯氏作品等多重渠道，斯宾塞也影响了清末中国的思想和学术。⁽⁴⁾从《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 1851）、十卷本“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 1859—1896），到《个人与国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1884），斯宾塞著述卷帙浩繁，论题纷呈。语言文化有亲疏，采撷移译的篇章有差异，不同民族、国家以及同一社会不同成员自身的知识语境、核心关切、利益诉求有殊别。这使斯宾塞著述的跨语际翻译、传播、意义歧变及交叉影响，成为工业革命后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思想史事件。1898年，《昌言报》连载的《斯宾塞尔文集》，包括《论进境之理》与《论礼仪》两文，分别对应斯氏《论文集：科学的，政治的和推断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的《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和《礼仪与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斯宾塞尔文集》虽由曾广铨、章太炎合译，但是，作为“笔述”者兼具有“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家，太炎在译作中展现了自身的话语方式和观念逻辑，并将译作的内容整合进自身的思想表达中。本文首次全面依据译作所对应的原作底本，⁽⁵⁾集中探究太炎翻译《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简称为《论进步》）所发生的主旨变焦，以及这一变焦映射的中、英、日各自内部充满紧张、彼此又互相联动的思想史图景，从而将斯氏辨析“进步”问题的前提亦即现代性过程的重要标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调适，置诸更广袤复杂的背景中予以审视。

“变焦”是一个光学名词，指通过改变焦距来实现影像覆盖面放大或缩小的效果。学界此前讨论斯宾塞与近代中国包括与章太炎的关系，多集中在早期社会学的萌芽、社会进化学说的影响，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理论等方面，较少关注斯氏哲学本体层面影响的有无与深浅。⁽⁶⁾此种格局的形成，固然取决于论者对斯氏学说重要关切的把握，但不容回避的是，它也和译介者“变焦”斯氏作品的主旨亦即刻意放大或缩小其中某一部分的内容有关。《论进步》观照从天体、地质、生物的演化发展，到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诸表象的演变进步，归纳和提挈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和原因，后来融入斯宾塞“综合哲学”提纲挈领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2），浓缩呈现了斯氏进步哲学的整体设想。⁽⁷⁾斯宾塞哲学的根基，“发端于不可知、可知之分”。⁽⁸⁾《论进步》的主旨，首先就是通过区分“可知”与“不可知”，来处理理解进步问题的前提，即科学所揭示的进步的法则和原因，这些都是针对“可知者”而言的，与宗教相联系的、本体意义上的“不可知者”仍然保持着神秘性。通过强调两者共生而非对峙，斯宾塞试图调解最困惑维多利亚人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而太炎译作以增删改写的方式，“变焦”了原作的主旨，使原作“不可知”范畴所投射的宗教视域整体淡出；相对而言就“放大”了原作基于“可知”领域的科学所塑造的物质宇宙图景。译作肯定人的认知能力，呼应了太炎此一时期对神秘主义思想的抵制。

“投影”在光学上指光线照射物体，其影子投射到平面上的迹象。曾广铨、章太炎译介斯宾塞的变焦、偏误，刺痛了斯氏学说的“护法”——严复。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翻译了《论进步》的首段。无论是斯宾塞批判以人的幸福和利益为尺度的目的论（teleological）的进步观，还是其“不可知”范畴，严复都有较准确的把握和认同。这提示出另一条接受斯宾塞进步哲学的路径，凸显了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内部分歧。而章太炎庚子后对斯宾塞的基本认知维持在其“看得宗教都是漠然”⁽⁹⁾、“崇重科学，以为最上”⁽¹⁰⁾；但相比于戊戌翻译《论进步》时对斯氏的赞赏，其态度却逆转为批判。个中原因，主要是投身革命的章太炎自身对宗教的态度发生积极的转变。而从学术资源角度看，除太炎早年翻译《论进步》所秉持的错误印象外，东学——这里主要指日本学术，成了太炎观察斯宾塞的新滤镜。明治日本的最后十年，斯宾塞热逐渐衰退，宗教思潮则日益高涨。留德留美的学人姉崎正治、岸本能武太绍介、翻译了或质疑或有别于斯宾塞的西方宗教与社会学说。日本学界译介英语作品，本就有断以己意、添油加醋的现象，例如角田柳作翻译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社会之进化》（Social Evolution）时对斯宾塞的评价。总之，日本学界有选择地推荐西学以及其中隐含的变形，影响了太炎对斯宾塞的观感。而彼时日语并不灵光的中国学者在用中文翻译介绍日译英语作品时，又或断章取义、扣槃扪烛，例如太炎之转述藤井宇平所译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原理》（即《第一原理》）。斯氏著作及评价在英、日、中数种文字间的曲折传译，产生了一系列枝杈丛生、负负相加的跨文化错判和误读。本文首次辨别了关于斯宾塞的知识经由日本流播、变形而到达章太炎的复杂环节，分析其原因，从而在交叠错落的不同国别文化背景的幕布上，映射出一幅立体的知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