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字句校勘

《文心雕龙》原文字句的校勘是“龙学”研究中的基础工程，也是正确解释文义的必要前提。古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⁴⁾《文心雕龙》在长期的流传钞刻过程中，出现许多脱误衍入之病，“别风淮雨”，时或有之，这给后人的阅读研究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明代曹学佺在为梅庆生写的《文心雕龙序》中，就不无感慨地说：“《雕龙》苦无善本，漶漫不可读。”⁽⁵⁾虽然明清两代学者于《文心雕龙》字句校勘用力甚勤，但还不免疏漏，未厌人心。拿颇为流行的黄叔琳校本来说，尽管黄序谓“兼用众本比对”，以“正其句字”，可是只要将黄校本与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以下简称唐写本）一对照，就会发现黄本的字句错误仍然相当严重，它亦急需加以订正。而第一个对黄本进行全面订正的正是范注。通常，人们只强调范注在典故训释方面的贡献，忽略它在文字校勘上的成绩。其实，范注对《文心雕龙》字句的校勘十分重视，全书除正文夹校外，尚有二百九十七条注涉及校字。范注通过如此大量的字句校勘，对《文心雕龙》原文进行了有效的勘误订正、疏通清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使今本《文心雕龙》通畅可读。

（一）范注校字的方法

校勘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四种。陈垣说：“昔人所用校书之法不一，今校《元典章》所用者四端：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缪》，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⁶⁾范注在校雠《文心雕龙》字句时，运用这四种方法来匡正错误、疏通本文，其所校字句不乏“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⁷⁾者。

1．对校法

对校法是指用同书的其他版本来互相对校的校勘方法。范注用来对校的主要文本是今人赵万里、孙蜀丞所校的唐写本。我们知道，唐写本是现存最早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个本子，是《文心雕龙》字句校勘的最重要的资料。范注充分利用唐写本这一当时刚发现不久的珍贵的校勘资料，订正了底本（即黄本）中的许多错误。

首先，范注用唐写本来校对底本的误字。以《宗经》为例，列表如下⁽⁸⁾：

其次，范注用唐写本来删补底本的衍文和脱文。《诠赋》“刘向云明不歌而颂”，范注：“唐写本‘刘向’上有‘故’字，是；‘云’字衍，应删。”此注依唐写本对原句进行了删补，王利器《校证》据唐写本将这句话校改为“故刘向明不歌而颂”。《征圣》：“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范注：“唐写本作‘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赵君万里曰：案唐本是也，黄本依杨校，‘政’上补‘子’字，‘必宗于经’句上，补‘稚圭劝学’四字，臆说非是。”范老主张据唐写本删去杨慎所补五字，后人如刘永济、王利器均从范说。还有，《颂赞》：“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范注据唐写本补入两“故”字：“此文宜从唐写本作‘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⁹⁾

复次，范注用唐写本来纠正底本的倒置错简之病。例如《征圣》“变通会适”，“会适”唐写本作“适会”。范注：“作‘适会’是。《易·下系辞》‘唯变所适’，韩康伯注曰：‘变动贵于适时，趣舍存乎其会也。’”又如《铭箴》：“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范注：“唐写本作‘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¹⁰⁾底本盖缘《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将原文“必名焉”误作“必也正名”，又在“名”下加逗，遂成如此错简之病。刘永济、杨明照等人都认为当依唐写本，以“正名审用”为句。

2．他校法

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他书的范围很广，有内容相近的同类书，有数书同记一事的，有本书引用他书或他书引用本书的。范注对《史传》和《指瑕》两段话的校勘就是典型的他校法。《史传》曰：

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范注：“《史记》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书八，表十，共一百三十篇。本篇不言世家，恐有脱误。疑当据班彪《史记论》作‘本纪以述帝王，（《史记》首列《五帝本纪》，《三皇本纪》，司马贞补撰。）世家以总公侯，（《自序》谓三十辐，共一毂，此总字所取义。）列传以录卿士’，文始完具。”⁽¹¹⁾《史记》中列传所记内容与伯侯无涉，原文“列传以总侯伯”，语不可通，显然有脱误。范注据史书所载校补原文，于义甚合，后来注家一般都引范说解释这段话。又，《指瑕》：

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胡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

范注：“《金楼子·立言篇》下引彦和此文，自‘管仲有言’至‘不其嗤乎’，兹依《金楼子》校之。”⁽¹²⁾《金楼子》为梁代萧绎所撰，它是现存文献中与《文心雕龙》有直接关系的最早典籍。为便览计，将范校几条列表如下：

范注用以他校的文献，除了一般史籍外，主要是孙蜀丞所校的《太平御览》。《御览》共引《文心雕龙》四十余条，九千八百余字，且多与唐写本相符，这就弥补了唐写本残卷的不足，为范注校字提供了又一重要的资料。如《史传》：“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御览》引文无后两“者”字，范注据此曰：“‘记事者’‘记言者’二‘者’字疑衍。”⁽¹³⁾查王利器《校证》本已从《御览》删两“者”字，杨明照《拾遗》亦谓：“两‘者’字当据《御览》删。”⁽¹⁴⁾又如《诏策》：“暨明帝崇学，雅诏间出。安和政弛，礼阁鲜才。”《御览》引文“明帝”作“明章”，“安和”作“和安”，范注分别据《御览》对底本误字和倒置进行乙正：“《御览》‘帝’作‘章’，是也。‘安和’当作‘和安’。”

3．本校法

本校法是用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即根据本书上下文义、相同相近的句式和相同的词语等，校勘本书的字句错误。兹举几例如下：

《诏策》“《周礼》曰师氏诏王为轻命”，范注引卢文弨、孙诒让诸说，并加案曰：“此句与上‘《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对文，当依梅本作‘《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轻’字下‘命’字衍文，当删。”⁽¹⁵⁾

《体性》“仲宣躁锐”，范注：“案《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此‘锐’疑是‘竞’字之误。《魏志·杜袭传》：‘（王）粲性躁竞。’此彦和所本。”同篇“文辞繁诡”，范云：“‘文辞’当作‘文体’，与上句‘才性’相对成文”。

《定势》“力止囊陵”，“囊”，王惟俭本作“寿”，范谓：“作‘寿陵’是。本书《杂文篇》：‘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正作寿陵不误。”⁽¹⁶⁾

以上所校，均为后来《文心雕龙》研究者所首肯。看来本校法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4．理校法

理校法又叫推理校勘法。校勘者可以以字义音韵、语法结构、历史制度等为理由来订正字句错误。范注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校字。

《祝盟》“既总硕儒之仪，亦参方士之术”，范注：“‘仪’唐写本作‘义’，案当作‘议’为是。‘既总硕儒之议，亦参方士之术’，谓如武帝命诸儒及方士议封禅，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之类。”这里用历史事实订正今本及唐写本之误，甚有见地。故《拾遗》引范注并案曰：“范说是。”

《诔碑》赞辞中有一句“颓影岂忒”，“忒”唐写本作“戢”，范注以用韵为理由，证明唐写本是。范曰：“本赞纯用缉韵，若作‘忒’则失韵。《礼记·缁衣》‘其仪不忒’，《释文》‘忒一作贰’。而‘贰’俗文又作‘貮’，与‘戢’形近，故‘戢’初误为‘貮’，继又误为‘忒’也。”《拾遗》对此句的校勘与范说完全相同。

《谐隐》“虽抃推席”，“推”黄校本曰“疑误”。“推席”不词，为误无疑。范注从词义角度校正曰：“‘推’，当是‘帷’字之误，‘抃帷席’，即所谓众坐喜笑也。”⁽¹⁷⁾后人虽然对此句的校勘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仍以范校为优，所以杨明照《拾遗》、刘永济《校释》、陆侃如与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以下简称《译注》）均从范说。

（二）范注校字的特点

范注对《文心雕龙》字句的校勘，一方面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典补证前说，从而使范校更有可靠性；另一方面是提出充分的理由，判断前人校勘的是与非，从而使范校更具准确性。这两方面合起来正好构成了范注校字的特点。

1．择善从优，补证前说

黄侃与陈伯弢都是范文澜的老师，范老对两位师长十分尊重，在注中特以“先生”称之。然而对两位老师的观点，范老则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择善而从。如《乐府》：“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朱马”，谭献校云：“沈校‘朱’改‘枚’。”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曰：

案“朱马”为字之误。《汉书·礼乐志》云：“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歌赋。”《佞幸传》亦云：“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据此，“朱马”乃“司马”之误。⁽¹⁸⁾

范注引陈先生曰：

“朱马”或疑为“司马”之误，非是。案“朱”或是朱买臣。《汉书》本传言买臣疾歌讴道中，后召见，言《楚辞》，帝甚说之。又《艺文志》有买臣赋三篇，盖亦有歌诗，志不详耳。

两位师长所说，范注认为以陈先生说为优，故从之，补充曰：“谨案师说极精。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¹⁹⁾

当然，范注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获益更多的无疑是黄侃及其《札记》，仅就校字来看，范注多引《札记》以为说，姑举一例以明之。《声律》：“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范引《札记》曰：“‘文章’下当脱二字。‘者’下一豆，‘神明枢机’四字一豆，‘吐纳律吕’四字一豆。”为了使师说更加完善，范又补充曰：

案“文章”下疑脱“关键”二字，“言语”，谓声音，此言声音为文章之关键，又为神明之枢机，声音通畅，则文采鲜而精神爽矣。至于律吕之吐纳，须验之唇吻，以求谐适，下赞所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即其义也。《神思篇》用“关键枢机”字。⁽²⁰⁾

关于“文章”下是否有脱字，目前还有一些不同意见，然而，范注从文句的意义方面进行疏通，言之有理，并且又以《神思》并用“关键”“枢机”为证，自然更有说服力。所以，王利器《校证》曰：“案范氏说可从，今据以补正。”⁽²¹⁾牟世金《译注》亦曰：“译文以范说为主。”⁽²²⁾

另外，范注还常引用《文心雕龙》纪昀评语（以下简称“纪评”）校字，但当纪氏校字不足为凭时，则弃而从优。《诸子》“而战伐所记者也”，纪校：“‘战伐’当作‘战国’。”“伐”系误字，范校：“黄云：案冯本‘代’系校增。铃木云：嘉靖本、梅本作‘代’。”按纪校作“国”，于义虽通，但他既未提出版本依据，又未列出《文心雕龙》本证，故范氏弃而不从，而另引孙诒让《札迻》校曰：“‘战伐’元本作‘战代’。（冯本、活字本并用。）案，元本是也。《铭箴》《养气》《才略》三篇，并有‘战代’之文。”⁽²³⁾显然，与纪校相比，孙校为优，故范氏从之。

纪评校字多系主观臆说，其所校之字非是，自然要加以订正；即使其所校之字是正确的，亦需进一步提出证据，方能令人信服。范注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首先对纪氏校字作了补正。如《封禅》“錄图曰”，范注：“纪评曰：‘錄当作綠。’案本书《正纬篇》：‘尧造綠图，昌制丹书。’‘綠图’与‘丹书’对文，嘉靖本作綠，是。”这里把对校法和本校法结合起来，补充纪说，对后人校字影响很大，杨明照在补充纪评时，引典取证同范注如出一辙。又如，《议对》有言：“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谀”，范注正文夹校：“孙云：《御览》作‘腴’。”注中又引纪评曰：“‘谀’当作‘腴’。”并补充说：“士衡撰文，每失繁富，下云颇累文骨，其作‘腴’者是也。”⁽²⁴⁾显然，范注从《御览》引文和陆机为文特点以及《文心雕龙》上下文联系三方面，为纪氏校字提供了全面的论据，遂使纪校成为定谳。

2．判是定非，确立正字

王利器说：“我们搞校勘工作的任务，不仅在求异同，而是要定是非。”⁽²⁵⁾范注十分注意判是定非，对各本的字句是非，详加评定，以确立正字，从而大大地方便了读者。

唐写本是重要的校勘资料，然而唐写本也有字句错误，张舜徽曾考证过唐写本《说文解字》残卷，指明其中有衍字、脱字、讹体、倒文等⁽²⁶⁾。范注在校勘中，对唐写本中的正确字句，便判曰“是”，而对其中的错误字句，则判为“误”。如《哀吊》“美才兼累”，范注：“唐写本‘美才’作‘行美’，非是。”⁽²⁷⁾我们再以《辨骚》为例，列表如下：

《文心雕龙》版本既多，校者亦众，对前人他校，范注也尽可能地判定是非。例如《诸子》：“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范注：“‘体势漫弱’，谭献校本改‘漫’作‘浸’，案谭改是也。”《颂赞》：“赞者，明也，助也。”范注：“谭献校云：‘案《御览》有助也二字，黄本从之，似不必有。’案谭说非。唐写本亦有‘助也’二字。下文‘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即承此言为说，正当补‘助也’二字。”《诏策》“及制诰严助”，黄云：“诰当作诏。”范注曰：“黄校‘诰’作‘诏’，是也。”⁽²⁸⁾《隐秀》“非研虑之所求也”，“求”，黄校：“元作果，谢改。”范注：“案‘果’疑‘课’字坏文，本书《才略篇》‘多役才而不课学’，即与此同义。陆机《文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则课亦有责求义，谢氏臆改非是。”⁽²⁹⁾

以上从范注校字的方法和特点两方面，分析了范老对《文心雕龙》字句校勘的大致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范注以严谨细致的校字作风，对《文心雕龙》全书进行了全面的校雠疏证，其所校字句，大多理由充分，论证有力，深为后人赞同。从《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看，范注校字，上补清人黄叔琳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等人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