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典故引证
对《文心雕龙》原文意义的惬恰理解，既离不开精确的文字校勘，又离不开可靠的典故征引。众所周知，范注正是以征引典故为主，对《文心雕龙》原文作了全面、详细的用典考证，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语源材料，为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含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文心雕龙》早在宋代就有辛处信的注本，可惜早已亡佚。现存最早的注本是明代梅庆生的《音注》和王惟俭的《训故》，清代黄叔琳就是以梅、王二人的注本为基础，重新增补而成《文心雕龙辑注》。黄注在名物训诂、故实征引方面虽有总结前人之功，但是仍有诸多不足。首先，其征引典故不够详细，许多重要的典故未加引证；其次，其所引材料有失精确，材料出处亦不完善；再次，其征举典故过于简略，多数只有寥寥数语，不足以说明原文的来龙去脉。黄注的这些不足，虽经李详补正而稍见精审，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直到有了范注，才以详细的引证、严格的考证，弥补了其缺陷。在《文心雕龙》注释史上，范注的典故引证既超越了前人，也沾溉了来者。牟世金说：“范注集前人之大成，直到现在，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基础。”(30)
（一）范注征引典故的方法
范老受业于自称只信奉“毛爷爷”（指毛亨）的音韵学大师黄侃，由于师承关系，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极为严谨。他在《文心雕龙》典故引证、词语讨求上所表现的重源流、尚考据、详材料、善辨别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方法，正是对乾嘉的崇古精神和考据方法的直接继承。这里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范注征引典故的方法。
1．溯源讨流法
范注在《文心雕龙》词语出处上，每每运用溯源讨流法，即一方面引经据典，说明《文心》之言的出处，注明何者为彦和所本；另一方面又细心考察，指出何者为后人本彦和以为说，阐述《文心》在历史上的影响。这里先就“溯源”方面试举数例：
（1）《明诗》：“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黄注只引典证明前一句，而范注则先引《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为前句所本，再引曹丕《典论·论文》：“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驱。”指明“彦和望路而争驱语本此”。
（2）《史传》：“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范注：“班彪论《史记》，谓其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范晔谓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狱中与诸甥侄书》）。彦和之说本此。然《史》《汉》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皆正史不祧之祖。后之撰史者，无能逾其轨范，所谓莫有准的，特以比《春秋》经传为不足耳。”范老是史学权威，此注不仅征引精确，评说也能切中肯綮。
（3）《诸子》赞辞言“辨雕万物”，范注：“《庄子·天道篇》‘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此彦和所本。《情采篇》亦引此文。”(31)
（4）《议对》开篇曰“周爰谘谋”，范注：“《诗·大雅·绵》‘爰始爰谋’。《笺》云：‘于是始与豳人之从已者谋。’又‘周爰执事’，《笺》云：‘于是从西方而往东之人。皆于周执事，竞出力也。’周爰谘谋语本此。”(32)
下面再就“讨流”方面亦举例加以说明：
（1）据现存史料，《文心雕龙》到唐代始产生较大影响。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在注中常引《文心雕龙》以为说。对此范注特予指明。《正纬》有言：“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范引《尚书序·正义》曰：“纬文鄙近，不出圣人，前贤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伪起哀平。”并注曰：“《正义》之文，盖本彦和。唐写本作‘谓伪起哀平’，语意最明。”(33)此外，《檄移》注[九]、《书记》注[三三]以及下篇诸篇注中也分别指出了孔颖达借《文心》之言以为说。兹不详举。
（2）唐代受《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要算刘知幾的《史通》。早在明代，胡应麟就曾说：“《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讦殆过。”(34)清代孙梅持同样的看法：“《史通》一书，心摹手追者，《文心雕龙》也。观其纵横辨博，固足并雄；而丽藻遒文，犹或未逮。”(35)近人李详亦谓：“刘知幾的《史通》，体拟《文心雕龙》。虽摛辞稍远涉齐梁，（《文心雕龙》作于齐代，告成梁朝。）其博辨纵横，间以骈偶，隶事淹雅，不减彦和。”(36)但是，比较详细地说明《史通》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文心》，刘知幾是如何本《文心》以为说的，则是范注。范老在《史传》题注中，反驳纪评所谓“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的观点，特为指明：
案《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至如《浮词篇》，“夫人枢机之发”至“章句获全”，并《文心》之辞句亦拟之矣。(37)
接着，范老又在本篇注[一二][四一][四二][四三][四六][四九]中，逐一指出《史通》对《文心》的继承、发展之处，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史通》与《文心》的关系，指明了路津。
（3）宋代以后，《文心雕龙》的影响愈来愈大，援引采撷者不断增多，范注不可能一一指出，然于其中重要者，仍有说明。例如，在《章表》和《书记》注中，范老就指出了王应麟、章太炎对《文心》之说的继承。《章表》曰：“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范注：“王应麟《考证》曰：‘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案王氏说本《文心》此篇。”《书记》注[三二]又说：“彦和之意，书记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则已如上文所论。自广义言之，则凡书之于简牍，记之以表志意者，片言只句，皆得称为书记。章太炎本此而更扩充之作《文学总略》篇，可参阅。”(38)
2．罗列比较法
黄注征引典故，多仅举孤证，且不加辨析。而范注则善于罗列诸说，并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明刘勰之语采自何说。《乐府》“故能情感七始”，范先引《汉书·律历志上》：“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内五言’，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言。”又引《礼乐志·安世房中歌》：“七始华始，肃倡和声。”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华始，万物英华之始也。”再引《尚书·益稷》及孔传、《史记·夏本纪》及《集解》《索隐》，最后引《尚书大传》：“七始，天统也。”郑注：“七始：黄钟、林钟、大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并案：“彦和此文用《今文尚书》说。”
再看《征圣》“四象精义以曲隐”一句的用典，黄注、范注同引《周易·系辞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而，“四象”为何，易学史上众说纷纭，刘勰所采用的究竟是哪一家的说法呢？黄注引朱熹《周易本义》对“四象”的解释：“四象谓阴阳老少。”对此，纪评反驳道：“彦和之时，尚不以阴阳老少为四象，此真郢书而燕说矣。”纪评所说甚是，范注另引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所引庄氏之说为用典的出处：“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意，为四象也。”并且以《原道》“乾坤两位，独制文言”，彦和同庄氏说为证，指出：“本篇所云四象精义以曲隐，当即指此。”
此外，《明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范注征引《诗谱序·正义》曰：
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彦和训诗为持，用《含神雾》说。
《哀吊》“必施夭昏”，范引《左传·昭公十九年》：“子产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预注曰：“大疫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周语下》：“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曰，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韦昭注曰：“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并指明：“韦解昏曰狂惑，是别一义，彦和取杜预说也。”(39)
3．辨明所指法
《文心雕龙》是一部用骈文写成的概括性很强的文学理论著作，由于理论的需要和文体的限制，刘勰在书中对一些具体的人物、作品或事件，只能时而简单提及，时而隐约暗示，时而象征借代。为了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原文，范注在名物训诂、征引典故时，又常常运用辨明所指法，说明《文心》之言的出处。
《辨骚》曰：“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范注先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楚辞类·楚辞释文》跋和洪兴祖《楚辞章句补注》，然后说：“据此，彦和所云《九怀》（王襃作）以下，当指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严忌《哀时命》、贾谊《惜誓》、王逸《九思》诸篇。”《哀吊》曰：“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范注：“骄贵殒身，谓如二世；狷忿乖道，谓如屈原；有志无时，谓如张衡；美才兼累，谓如魏武。”——此为辨明彦和之言所指何人。
《史传》曰：“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范注：“位杂中贤，谓后世帝王不皆贤圣；文非元圣，谓迁不敢比《春秋经》，《自序》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君谓壶遂）比之于《春秋》，谬矣！’是也。”(40)另，《奏启》“献典仪”，范引《汉书·贾谊传》：“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并谓此“即彦和所云献典仪”。——此为辨明彦和之言所指何事。
《章表》曰：“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范注：“取诸此，此，指‘赤白曰章，揆景曰表’二物。”(41)——此为辨明彦和之言所指何物。
（二）范注征引典故的特点
范注征引典故与前人注本相比，较详细，具有准确性和通俗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范注既在补充前人征引之略，纠正前人征引之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在跳出前人以本文注本文的窠臼，使《文心雕龙》征引典故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1．详细性
斯波六郎在《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例言》中说：“范氏之典故引证，皆甚详细，并及读者习见之语句，故意略其典故之出处者甚少。”(42)《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取材浩博，范注于有关正文，逐条列举，甚为详细。如果说明清两代的《文心》注本，还只能算是简注的话，那么范注则是《文心》注释史第一部名符其实的详注。从《原道》来看，黄叔琳《辑注》典故引证只有二十七条，像“文之为德”“垂天之象”“理地之形”“吐曜”“含章”等基本的、重要的词语典故均未引证，而范注则对这些词语依次一一出典，甚至连篇题也不放过。这种出典的详细性，只要将范注与以前的其他注本一比较，就自然可见，这里无须多言。
2．准确性
范注《例言》曾谓黄注“颇有纰缪，未厌人心”。为了求得征引典故的准确性，范注严格考证了有关文献，细心纠正了前人错误，并详细注明了引文出处。
范注征引典故的准确性，首先表现在对文献的考证上。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考证，范注为读者提供了精确的语源材料。例如，对《宗经》“诗列四始”一句的典故出处，范注引《毛诗序》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谓王道兴衰之所由也。”
又加案曰：“四始之义，当以此为准。其《史记·孔子世家》之‘《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大序·正义》所引《汜历枢》：‘《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皆今文家说，不足据。”按范注此说甚确，《颂赞》有“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之说，即是以《颂》为四始之一，可见彦和“诗列四始”，语本《毛诗序》。后来《文心》注家多采范说，以《毛诗序》注“诗列四始”，而黄注此句征引两说，均为今文家说，故后人不从。
再如，《辨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旧注为此二语征引典故，一般只引《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傳》，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然而《神思》又说“淮南崇朝而赋骚”。《汉纪·武帝纪》也说：“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日食时毕。”一处说傳，一处说赋，虽然前后矛盾，却又各有所据，究竟是怎么回事？范注对此予以考证，他先引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离骚傳》条：“傳当作傅，傅与赋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又引杨树达《读汉书札记》卷四：“颜、王说并非也。古人所谓傳者有二体：解释文字名字若毛公之于诗，此一体也；其他一体，则但记述作意，而不必解释文字名物……”综合二说，范氏曰：“彦和不应先后矛盾。疑淮南实为《离骚》作傳，略举其训诂，而《国风》好色而不淫云云，是安所作傳之叙文。班固谓淮南王安叙《离骚傳》，是其证。东京以来，《汉书》传本有作傳者，有作傅者，彦和两采而用之耳。”(43)到目前为止，恐怕也只能说范注是一种最恰当的解说，所以后人一直沿用。王利器《校证》在《神思》注[七]中说：“盖此事自来两传，故彦和兼用之也。”(44)牟世金《译注》在《辨骚》注[八]中也说：“刘勰对它们似乎同样采用。”(45)这里说的“此事”“它们”均指“傳”和“赋”。
其次，范注征引典故的准确性还表现在对前人征引错误的纠正上。《乐府》：“张华新篇，亦充庭万。”范注：“张华作《四厢乐歌》十六首，《晋凯歌》二首。黄注但举《舞歌》非也。”(46)《议对》“司马芝之议货钱”，范曰：“黄注引《司马芝传》，今传无其文，盖妄引也。”接着引《晋书·食货志》云：“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榖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榖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榖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并案曰：“芝议可见者仅此数言而已。”(47)
复次，范注出典重视引文出处，这也是其准确性的一种表现。范注《例言·四》曰：“凡有征引，必详记著书人姓氏及书名卷数。”引文出处是否详细、准确，直接关系到征引的精确性，但前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如《征圣》“五例微辞以婉晦”，黄注：“《春秋序》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纪评：“此杜预《春秋传序》，不可谓之《春秋序》。”范注引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为证，较黄注纪评更为详细精确。再如，《诠赋》范注[六]引纪评曰：“拓字不误，开拓之义也。颜延年《宋郊祀歌》：‘奄受敷锡，宅中拓宇。’李善注引《汉书》虞诩曰：‘先帝开拓土宇。’”范案：“李注引范晔《后汉书·虞诩传》，纪评误脱‘后’字。”还有，《檄移》注[二一]范引黄注：“按《成都王颖传》‘颖表请诛羊玄之、皇甫商等，檄长沙王乂使就第，乃与王颙（颙即河间王司马颙）将张方伐京都。以陆机为前锋都督。陆机至洛，与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祸难荐有。羊玄之乘宠凶竖，专记朝政；、皇甫商同恶相求，共为乱阶’云云。或机此时有移百官文，后代失传耳。”然后加案语：“陆机至洛与成都王笺，《晋书》成都王颖、陆机二传皆不载，引见《艺文类聚》五十九。黄注微误。”(48)
3．通俗性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时，传统的文言文已经被白话文所代替，为了适应社会文化的变化，照顾广大的读者，范注就不能再局限于前人以经注经、引典证典的注释方法，而必须有所突破，尽可能地使注释通俗化。为了做到这一点，范注征引典故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在引经据典时，尽量再引一些传、注、笺、疏之类的训诂性文字，以助人们看懂引文。如《议对》曰：“动先拟议，明用稽疑。”对前一句，范注先引《周易·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再引注曰：“拟议以动，则尽变化之道。”对于后一句，范注又先引《尚书·洪范》：“次七日明用稽疑。”再引《传》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再如，《情采》赞曰：“吴锦好谕，舜英徒艳。”范注：“《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行，颜如舜英。’《毛传》：‘舜，木槿也。英，犹华也。’陆玑《草木疏》曰：‘舜，一名木槿，今朝生暮落者是也。’”
另一个办法是在一些训诂性文字之后，附以自己的通俗解说，使引文更加明白易懂。请看下面的例子，《封禅》注[十二]：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诏曰：‘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袒肃然。’”服虔曰：“肃然，山名也，在梁父。”《后汉书·光武纪》：“中元元年春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父。”凡封泰山，必禅梁父，此云孝武禅号，光武巡封，互文耳。（封泰山祭天，禅梁父祭地。）
《奏启》注[四]：
《汉书·苏武传》：“数疏光过失。”注：“谓条录之。”《杜周传》：“疏为令。”注：“谓分条也。”《杨雄传》：“独可抗疏。”注：“疏条其事而言之。”陈情叙事，必有条理，故奏亦称上疏。(49)
这里，范注均以自己的话对引文作了简洁、明了的揭示，并与《文心》本文紧密联系，这是范注为其征引典故通俗化所做的一种努力，也是范注在今天仍然能成为一个普及本的重要原因。
在对范注征引典故的方法和特点作了如上分析之后，还想强调一下，范注以征引典故为主体，以自己独特的方法和鲜明的特点，在《文心雕龙》典故讨求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为后来的《文心》注家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出版的《文心》注本，大都是在范注的基础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