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文学史：重建明代诗史的图像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诗文评、文苑传、诗歌选本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担了部分文学史的功能。(13)从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文学批评并不是独立于文学历史之外的自足体系，而是与文学史演进并生共存，这一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学思潮的变迁，往往通过文学批评与创作来共同表现。文学史上某些看法的形成，即与文学批评密切相关。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建构中，文学批评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诸如作家作品地位的确立，文学现象的解析，文学思潮的更替，等等，多经由文学批评而得以完成。明清诗歌批评虽与近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有明显差别，却能为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毕竟又与文学史著述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即是“历史”意识。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本批评，并无建构历史的直接要求，因而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常可以只关注文本分析本身。然而文学史书写却不同，它所关注的是作家和作品的完整链条，文本的批评和分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此情形下，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上形成的某些文学史认识，就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前节对“国初”诗分五派看法所作的解析，其出发点即基于此。
对元明易代之际诗人的时代归属问题，前人已有所关注。胡应麟曾经指出，类似张以宁、张昱、张简、杨维桢、危素这样的诗人，虽然在生活年代上均已入明，但在诗史上则应当归入元代，理由有二：其一，“率与元人唱酬”，诗歌唱和交往的对象多为元代作家；其二，“俱鼎盛前朝，无闻当代”，创作的高峰和诗坛影响都集中于元代。(14)基于这两点，决定了他们仍只能算是元代诗人。而被他视为明代诗歌开启者的，是在元末和明初俱“有闻”的高启、杨基等人。事实上，他仅仅将高启、杨基等人定位于明初，而忽视其在元末诗史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文学活动的实态，于诗史演进的历史实际仍不免有悖，也不利于理解个体诗人文学活动的意义和真实场景。
对于如何处理易代之际文人的时代归属，四库提要将杨翮列为元代作家时提出的一条依据，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文评、选本、总集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的主流做法：“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15)依照这一标准，陈基、赵汸在被征修《元史》后都未接受官职，因而提要将其视为元人。而张以宁虽然为元泰定四年进士，但因为入明以后接受了翰林侍讲学士的职位，因而提要将其列为明人。诸家评论、选本如《诗谈》《明诗评》《皇明诗选》《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也大多将张以宁视作明初诗人。四库提要称其所作《倦绣篇》《洗衣曲》等作品“稍未脱元季绮缛之习”(16)。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原本就写于元末，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杨维桢、李孝光等人提倡写作新乐府的影响。事实上，张以宁在洪武三年就因病去世，在明初活动甚少。胡应麟以其“率与元人唱酬”而将他归入元代，更符合张以宁诗歌创作的历史实际。
或许是认识到将易代之际诗人归入某一时代会给诗歌的理解造成困难，钱谦益在编选《列朝诗集》时，将刘基的诗分别编在了以收录易代诗人为主的“甲集前编”和收录明初诗人的“甲集”，并提示说：“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17)多少反映出在处理易代之际诗人创作时的审慎态度。他在编录杨维桢的作品时，也说：“铁崖之诗，多作于有元之季，而其人则入本朝矣。辞召应制之作，略见前篇，而他作则以此编尽之。若其文章，则两属焉。刘文成、宋文宪亦同此例。”(18)如此区别对待，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元明易代诗人的创作应从时代上进行区分。不过这只是他在面对个别诗人时所持的态度，尚未具备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念，也未运用此一原则处理所有易代之际诗人，像被胡应麟认为应当归入元代的危素、张以宁，都被编在了“甲集”之中。陈田《明诗纪事》对刘基的处理，也显示了明清时期批评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时代意识：“文成为开国文臣，故录其入明应制之作，以为压卷。”(19)在陈田看来，刘基作于元末的诗虽然远胜入明以后所写之诗，但那些作品毕竟写于“前朝”，自然不能进入纪明诗之事的《明诗纪事》之中，而作为“明初”诗人的刘基，也只能收录他的“入明应制之作”。当然，陈田并非在对待所有“明初”诗人时都具有这样强烈的时代感，在刘基同卷中就收录了卒于元末的诗人孙炎。而事实上，孙炎在明建国前就已去世。
对于那些元明易代之际的诗人，在时代归属上应当如何划分，才能更贴近其时诗歌写作的真实情况？赵翼曾从文集编排和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批评景泰年间《高太史大全集》的编定情况说：
青丘诗有《吹台集》《缶鸣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编，洪武中未敢梓行。景泰时有徐庸字用理者，汇而刻之，共一千七百七十余首，名之曰《大全集》。青丘诗之在世者，惟此本最为完备。然编次尚多错互。既分体为卷，自不专在编年，然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后，阅者始了然。今则中年之作，或杂于少时；元季之作，又入于明初，使人闷闷。如《送张进士会试》有云：“迩来国运属中圮，争慕死节羞生全。浔阳老守须汗赤，山东大帅魂沉渊。”盖指李黼、董抟霄等殉难之事，则元季诗也，而皆编在《始归江上夜闻吴生歌》之后。中有云：“解绂今年别紫宸，归舟江上又逢君。”则青丘已应召修史，擢户部侍郎辞归矣。其后又有《送张员外从军越中》之作，有云：“明朝若上越王台，应有中原陆沉叹。”又有《送王稹赴大都路》等诗，则又是元季所作。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前后倒置，不胜披寻。(20)
赵翼提出“分体中亦须随其年之先后”的编纂方法，其意主要集中在对作家不同阶段创作情况和作品风格的理解上。事实上，这一思路对文学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研究须在准确把握作家生活时代、作品创作年代、作家间相互交往唱和的基础上展开，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和分析，须立于具体历史情境。进一步说，作家在文学史发展中并非孤立的个体，一方面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创造和改变着时代风气。《高太史大全集》对高启创作的随意编排，显然不利于对高启元末和明初创作变化和风格转变的理解，以及对元明之际诗坛历史面貌和风尚变迁的重建。
以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为依据划分文学史演进的历程，在两个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一，在处理易代之际的作家、作品等方面显得简便而清晰，具体操作时易于把握；其二，便于在政治、社会变迁与文学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然而其缺失与不足同样也显而易见：政治史上的改朝换代与文学发展的兴衰并非完全对等，在处理易代之际作家、作品时，简单以政治立场的不同判定时代归属，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这种缺失，在元明之际诗人的理解中同样存在。如何良俊论袁凯的《咏蚊》诗，认为末两句“东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闭门不敢行”中包含微言大义，意谓：“至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融，蚊蚋尚未尽去，故闭门而不敢行，似有讥切圣祖之意”。(21)然而袁诗选在赖良编、杨维桢评的《大雅集》，该书成于至正二十一、二年间，距明朝建立尚远，又何来讥讽明太祖之意。又如朱彝尊论刘基之诗说：“明初，既定婺州，犹佐石抹宜孙拒守。即其酬和诗句，如‘中夜登高楼，遥瞻太微座’，‘众星各参差，威弧何时正’，‘鸿雁西北来，安能从之飞’，‘周嫠不恤纬，楚放常怀阙’，‘却秦慕鲁连，存齐想田单’，盖未尝终食忘大都也。”(22)刘基佐石抹宜孙守处州在至正十六年（1356）至十八年（1358）间，二人往还唱和之作，曾编为《少微唱和集》。(23)朱彝尊所说关于刘基的“明初”之事，实发生于元末，其时刘基仕元为官，尚有志于元朝之“国事”，心存国家危亡，遂有感而发，而将其理解为“未尝终食忘大都”，显然有悖其本义。如此等等，都是因为将其人看作“明初”诗人而犯了年代错置的错误。明清以来对元末诗人孙炎在时代归属上的处理和认识，在此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孙炎在元顺帝至正中期与丁复、夏煜等人以诗著名，后来辅佐朱元璋，元未亡即卒。但因为曾在朱元璋幕下供职，而被视作明初诗人。王世贞《明诗评》将其作为明初诗人加以评论，《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评选》《明诗纪事》等均选录其诗，近代的各种选本也都将孙炎视作明初诗人。从中不难看出，以政治史立场判定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与诗歌创作的历史实态和诗史演进的历史轨迹之间存在的错位与不谐。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断代诗选、诗文总集等在处理元明易代之际诗人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以朝代为断的文学史写作在作家归属上的处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认识。根据德国学者瑙曼的说法，“文学史”一词在德语中至少包含两种含义：其一，“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文学的历史”，是客观历史的一部分；其二，“指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也就是通常所说“文学史”的含义，即叙述的文学的历史。(24)若我们承认文学史也是历史之一种的话，重建文学历史的过程就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尤其在已经有了如此之多以现代观念建构的文学史之后，对客观文学历史的描述，或许不失为重写文学史的另一条路径。本章对元明易代之际作家的时代归属重做思考，只是其中之一。
文学史叙述应当以何面目得到呈现？刘师培曾提示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而他据以参照的古代文本，是晋代挚虞的《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志》，前者以人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由此出发，他进而提出编写“文学史”的思路：“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25)过去百余年的文学史书写尽管姿态各异，竟大体不出刘氏所概括的这两种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出传统诗文批评对文学史建构的影响。
史家眼中的文学史又当如何呢？陈寅恪曾设想过一种类似史料长编的文学史：“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26)其说尽管自有其立论的出发点，而对文学史研究来说仍能启人思考。对文学研究来说，陈氏编著文学史的设想虽难以实现，但就对文学历史演进的描述来说，有关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显然不宜被定格在某一时间点上，其人、其文、其思想观念都有一个发生、演变的过程。被作为“明初”的诗人，并不只是凝固于明初的文学史时间和空间当中，在元末诗坛同样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篇章。然而由于在历代文苑传、诗话、诗选中被作为明人看待，这些诗人只进入到明代文学史书写单元，而在讨论元末诗史时不会被提及。如此一来，处于同一文学史时间中诗人，因为时代归属不同而被置于不同阶段的文学史叙述当中，从而部分改变了元末和明初诗歌历史图景的建构。
(1)本章所用各书据以下版本：《列朝诗集》为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本，《明诗综》为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本，《明诗别裁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整理本。
(2)陈田辑《明诗纪事》甲签卷六《胡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佩玉斋类稿》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59页。
(4)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
(5)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第341页。
(6)王国维《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观堂集林》卷一，《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7)参见王忠阁《元末吴中派论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光、史洪权《北郭结社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等。
(8)参见陈恩维《南园五先生结社考论》（《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唐朝晖《南园诗社新探》（《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左东岭《南园诗社与南园五先生之构成及其诗学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李艳《明代岭南文人结社研究》（2014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
(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刘司业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9页。
(10)周亮工《闽小纪》卷三《林子羽遗句》，《续修四库全书》第7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1)林鸿《鸣盛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参见陈广宏《明初闽诗派与台阁文学》，《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王忠阁《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3)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自序中曾说：“文学史，古所未有也。所有者，为文苑传、图书目录，以及诗话、文谈之类；体例皆近乎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也。”（梁溪图书馆1926年3版）民国前期的诸多文学史在讲到文学史的材料时，也都将诗话、文论、文苑传等作为重要的知识来源。也有学者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视作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著述，然而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二者与今世的文学史都有巨大差异。“文学史”的名称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一著述方式只能是现代的产物。
(14)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第343页。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佩玉斋类稿》提要，第1459页。
(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翠屏集》提要，第1466页。
(17)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7页。
(18)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七之下，第423页。
(19)陈田辑《明诗纪事》甲签卷三，第89页。
(20)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128页。
(21)何良俊《元朗诗话》卷三，周维德编《全明诗话》第2册，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439页。
(2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刘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23)参见郝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111页。
(24)（德）瑙曼《作品与文学史》，瑙曼等著、范大灿编《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25)刘师培《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左盦外集》卷十三，《刘申叔遗书》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5页。
(2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