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諷刺箴規說

學者亦有以為呂不韋集門下賓客著書，實為諷刺規諫秦始皇和當朝政治。宋代高似孫《子略》云：

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梧，南撫多，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按見《呂氏春秋·任數》）。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32)

明代方孝孺亦主此說，其〈讀《呂氏春秋》〉曰：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為罪。(33)

逮至清代，仍有學者主張此說，例如周中孚、盧文弨。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云：「余謂希直（按方孝孺字希直）所論，能抉作者之旨。」(34)盧氏於《抱經堂文集》卷十〈書呂氏春秋後〉亦云：「以秦皇之嚴，秦丞相之勢焰，而其為書時寓規諷之旨，求其一言近於揣合無所有，此則風俗人心之古，可以明示天下後世而不怍者也。」(35)

近人王范之亦言：「秦始皇獨甚惡書，呂不韋偏好聚士。他招徠四方英茂，所謂『簪履充庭』、『攻筆墨』、『采精錄異』，銳意地著書〔……〕其與秦始皇的意氣不相投的情況由這也就可以想見得到了。所以在書中有許多譏刺始皇及秦先王的話語，這當不是偶然的事。」(36)他認為《呂氏春秋》篇章「大半都是從批判秦國當時的政治作為出發，好多地方都似乎針對着秦始皇在指責。從這裏看出呂不韋和秦始皇之間的矛盾。」(37)王范之又列舉了大量諷刺始皇的篇章，例如〈至忠〉「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乃是「似隱言始皇日致暴劫之政。」(38)又例如〈明理〉「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以為「也是暗暗隱指始皇而且大概以天降災禍來警告他。」(39)可見王范之認同《呂》書之編撰，實為諷刺規諫始皇而作。

然而，現代學者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對諷刺箴規之說多所質疑，田氏云：

呂氏書中，諷政之說誠有，然要亦針對當時各國政治風氣使然。戰國擾攘，兵戈不息，時君世主，皆欲致富圖強，鮮顧民生疾苦，非獨秦政為然也。若謂諷箴始皇，不韋秉政，始皇尚幼，國事大政，秉於一身，政治良窳，相國是責，若謂譏秦政事之苛，不韋自莊襄王以來，即已掌國柄，此何異自諷耳？及始皇年壯，雖漸不滿其行，而其書已成，未必初著書之時，即著意諷箴始皇也。(40)

田氏所論有理，戰國末年，列國相爭，謀詐、侵伐之事時有發生，不獨秦政為然。而且，暴劫之政亦非始皇專有，如《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宋王偃之暴政：「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41)加之始皇亦非高似孫所言「不好士」、「甚惡書」。細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秦王悅之。」(42)可以為證。由此而觀，則所謂諷刺箴規之說，實可再商，未敢遽信。至於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提出《呂》書編次其實亦有諷諫始皇之義，則待本書後文再作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