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明六社與《明六雜誌》

明治初年的日本，在政治上，經過1869年（明治二年）的“版籍奉還”（諸藩主把土地和人民歸還政府）及1871年（明治四年）的“廢藩置縣”（廢除諸藩而改置府縣），正是集權的藩閥官僚政府成立並逐步實現其具體措施的時期。而在文化方面達成此一任務的，是集結在明六社旗下的啟蒙思想家。

明六社成立於1873年（明治六年），其宗旨是組織一班志同道合之士，為促進日本的教育而努力；所謂“教育”，可以理解為廣義的文化啟蒙之意。發起人是曾經留學英、美並成為虔誠基督徒的森有禮（1847—1889），他認為日本學者平素孤立，沒有集體的活動，難於達成文化運動的效果，實有結成西方式“學社”的必要。結果在西村茂樹（1828—1902）的奔走下，得到加藤弘之、杉亨二、津田真道、西周、箕作秋坪、箕作麟祥、中村正直、福澤諭吉等人支持。翌年3月起，發行《明六雜誌》，並展開一連串的活動，如每月召開兩次例會、舉行公開演講等。

明六社創始時的十個成員，絕大多數曾替幕府辦事，其中六人與蕃書調所有關，七人在維新前已有出洋遊歷的經驗，都是知名的“洋學者”。他們在幕末時沒有充分的活動環境，要到明治初年，洋學專家身邊的危險性不復存在，新知識的追求成為時代的趨勢，才活躍起來。各人分別從哲學、政治、經濟、歷史、科學等不同角度，介紹有關近代社會的理論，藉此打破傳統的倫理和想法。換句話說，就是從事西洋思想的攝取和移植。他們所採用的方法不外兩種，其一是直接迻譯外國的作品，另一是在西洋思想的啟發下，寫成適合日本國情的論著。從引進知識和言論思想的途徑來倡導文明開化，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明六社的成立，不應視為啟蒙思想的肇始，而是啟蒙思想踏入成熟階段的一個里程碑。

早期的啟蒙思想家，首先覺察到國家體制的確立和個人在政治中的權利等問題，是極具關鍵性的。曾師事幕末思想家佐久間象山並學習德語的加藤弘之，在1861年（文久元年）便寫了日本最早一篇介紹及主張立憲的小冊子，題為《鄰艸》，假借鄰邦中國的改革論議之名，提出了“上下分權的政體”（即君主立憲制度）。1868年出版的《立憲政體略》，可說是明治國家思想的先驅。其後《真政大意》（1870）、《國體新論》（1875）等書，在天賦人權論的大前提下，更強調政治的原理應以安民為着眼點，政府的職務是保護國民的生命、權利、財產，以及教導國民。

曾赴英國並頗受基督教影響的中村正直（1832—1891），則翻譯了森姆耳∙史麥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論》（Self Help），改題《西國立志篇》，於1871年出版。該書描述西方自古以來三百餘名立志成功的人物事跡，以動人的譯筆鼓吹自助精神，備受讀者歡迎，重版多次，對青年階層的鼓舞極大，甚至給譽為“明治之聖經”。中村的另一本譯作《自由之理》（1872）—即米勒（J. S.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也成為文明開化自由思想的經典。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功利主義中加入理想主義的要素，強調人格尊嚴及個性自由的重要，這是他在新時代中特別受到注視的原因之一。

幕末時留學荷蘭的西周（1829—1897），在幕府命令下翻譯了荷蘭萊登大學教授菲賽林（Simon Vissering）的《萬國公法》，於1868年出版，成為系統地移植法學的先驅。1874年（明治七年）又刊行《百一新論》和《致知啟蒙》，奠下近代哲學的基礎。《百一新論》的主題，是論述怎樣用哲學在方法論上把各門科學統一起來。書中第一次使用了“哲學”這一術語，但嚴格來說，這只是一種科學概論，還沒有明確地提出哲學的本來問題。

《西國立志編》

《自由之理》

中村正直

當時《明六雜誌》上的言論是很獨特的，例如：一、西周的《人世三寶說》從功利主義的立場，認為達致人世最大福祉的三大綱領是健康、知識和富有，對強調謙恭、寡慾的儒家道德立場予以批判。二、與西周一同留學荷蘭，很早便顯露了唯物論傾向的津田真道（1829—1902），在《情慾論》中對情慾作出大膽的肯定，指為吾人天賦及所賴以生存者。三、森有禮則以《妻妾論》指摘封建的女性觀和蓄妾制度，論述夫婦間對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提出保障這種關係的婚姻法。他還率先舉行契約結婚，在證書上寫明夫婦相敬相愛，互守貞操，財產共有等等。

順帶一提，森有禮與妻子阿常的婚姻實際上並不美滿，後來終於離婚。不過，他所提倡的新的婚姻觀念，在當時的社會上產生很大的衝擊，也助長了此後的女性解放言論。森有禮企圖直接輸入西方文化，例如主張廢止日語而以英語為國語，又認為日人應大量與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種等等，都是十分急進和極端的。他用英文發表的《日本的宗教自由》（1874），甚至主張精神的完全自由，抨擊政府在這方面的干預。但他並沒有深入探究自由的根據，在現實生活中安於官僚學者的身份，且於1885年（明治十八年）出任文部大臣（教育部長），頒佈“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等，成為奠立天皇制國家主義教育的功臣。

《明六雜誌》由於執筆者的聲望和內容的新穎多姿，在當時引起極大的反響，平均每期銷售達到3，200餘部。可是1875年（明治八年）6月，政府公佈了《讒謗律》與《新聞紙條例》，加強對政治言論的取締，《明六雜誌》當然也有抵觸條例的危險，社員之間意見不一，結果在福澤諭吉的提議下，於11月停辦，明六社至此也自動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