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明治初年的報界和文壇
明治政府在1869年2月間頒佈的《新聞紙印行條例》,是日本最早的新聞法,目的在壓制幕府派的言論,並對報刊的發行採取嚴格預防政策。不過以後在《官准中外新聞》、《六合新聞》、《明治新聞》等報紙上,仍有很多反對政府的論調。至此,明治政府體驗到報紙是組織統一國家所需的工具之一,乃毅然採取助長報業發展的積極政策,並且自行創辦報刊,作為御用的宣傳機關。
日本最早的日報,是1871年初由《橫濱新聞》改組的《橫濱每日新聞》,用鉛字活版及洋紙印刷,已具有近代報紙的形式。政府參議木戶孝允(1833—1877)痛感以言論指導官僚的重要,遂創辦一種叫做《新聞雜誌》的小型週刊,以宣佈政令及介紹新知為主,且標榜文明開化與勸善懲惡,表面上為民營報紙,實際上與官報無異。
1872年(明治五年)間,出現了幾種重要的日報,如:《每日新聞》前身的《東京日日新聞》,《報知新聞》前身的《郵便報知新聞》,及英人布拉克(John R. Black)所辦的《日新真事誌》等,宣示了報業時代的到來。這些報紙都率先倡導文明開化,排除舊慣和陋習,介紹歐美文物制度,又鼓吹教育普及等。就算在1874年(明治七年)以後,有些成為站在政府一邊的“官權新聞”,有些變成主張設立民選議院、宣揚自由民權以對抗藩閥政府的“民權新聞”,但有關文明開化的倡導,仍然是根本的態度,《日新真事誌》更顯著地有此傾向。明治初年,東京曾一度出現所謂“新聞茶館”,顧客只需付少許費用,便可入座一邊喝茶,一邊聽讀報紙所登的新聞消息。事實上,報紙也曾與人力車和煤氣燈並列,成為文明開化風氣的三大象徵之一。
《郵便報知新聞》
除了以政論為主的官權、民權兩派報紙外,還有以一般市民為對象,着重以新聞為本位的“小新聞”(即小報),最具代表性的如1874年創於東京的《讀賣新聞》和1879年(明治十二年)創於大阪的《朝日新聞》,還有1875年創辦的《東京繪入新聞》(東京插圖新聞)等,大體上也配合着時代的潮流。這些報紙因為不大涉及政治鬥爭,沒有受到政府當局的干預,反而獲得順利發展。相反的,當時的“政論報紙”和後來曾經一度盛行的“政黨報紙”,有的衰落停刊了,有的改變方針,有的甚至被日益壯大的“小報”所收購。
雜誌方面,從最早的《西洋雜誌》(1867)起,以至明六社的《明六雜誌》、福澤諭吉的《民間雜誌》、小野梓的《共存雜誌》等,其基本路線都是指向文明開化的。此外,又有醫學、農業、教育及其他學術性的雜誌出現,大抵也具有啟蒙的性質和作用。至於《東京新誌》、《花月新誌》等文學刊物,以及反政府的政論雜誌如《評論新聞》、《近事新聞》等,均不見否定和反對文明開化的暗流。
概括言之,明治初期報刊的發行,不論在中央或地方,都是受政府要人或地方政廳保護的。但當政論報刊中出現了反政府的言論後,政府便開始採取一連串的措施。1873年,明治政府修改了1869年初制定的《新聞紙印行條例》,增加很多嚴格限制報紙出版和發行的條款。1875年又接連發佈《新聞紙條例》和《讒謗律》,違反規定者,輕則罰款、停售,重則監禁、停刊。言論界受了極度的限制和壓迫,報人和記者遭懲處的很多。倡導真正意義的、以確立人權為目標的文明開化,至此殆不可能,所謂“文明開化”的宣傳,只能在不妨害政府權力的情形下進行。而且,自明治初頭以來即風行一時的啟蒙思潮,由於否定和無視傳統,也視民眾為愚昧,逐漸受到來自傳統和民眾的挑戰,因而次第凋落。不過,富國強兵的理論,則仍具有一貫的生命的,進一步成為日本近代人的主導思想。
至於文學界方面,在明治初年,當舉國上下都熱心於輸入歐美的近代技術、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從事建設新社會之際,文學界卻仍是德川幕府末期消遣文學的延續,流行着所謂“戲作”,意即非正式的遊戲文學。這些作品中,以假名垣魯文(1829—1894)的《西洋道中膝栗毛》(西洋徒步旅行記;1870)、《安愚樂鍋》(火鍋;1871)等最具代表性,較能沾染一點時代氣味。前者寫日本人到倫敦去參觀博覽會的所見所聞,後者則把明治初年一家牛肉舖內,人們圍着吃火鍋時高談闊論的內容記錄下來,雖然只是市井狀態的表面描繪,總算反映了當時的新風俗。
到1877年(明治十年)以後,因為福澤諭吉、西周等啟蒙思想家對外國知識學問的提倡,打破了向來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文化領域,文學風氣也漸有所改變。首先是翻譯文學的盛行,外國著名的通俗作品,都先後有了日文譯本,例如渡邊溫譯《通俗伊蘇普物語》(《伊索寓言》)、永峰秀樹譯《暴夜物語》(《天方夜譚》)、川島忠之助譯《八十日間世界一周》(《八十日環遊世界》)、井上勤譯《魯敏孫漂流記》(《魯賓遜漂流記》)等。大體來說,這時期的譯作多數缺乏藝術性的價值,但頗能使當時習染了江戶文學餘流的日本人耳目一新,又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所以出乎想像的得到知識界的歡迎,並且成為新文學來臨的先聲。
總之,明治初年的文壇實處於一個過渡的階段,傳統文學的餘流日見消減,“尊重洋風”的歐化主義使文學界出現了新的面貌,更逐漸發展成為支配的力量。這時真正的近代文學並未興起,不過此後的文學潮流,卻多少藉着這“發端”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