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古代封建社會

本章講到封建社會。西方的封建是一種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制度。

講到周代的封建，可參看《國史大綱》，現在來講封建時代的宗法社會。可能周公發明了制禮作樂。宗法社會與封建政治是相互配合的。

宗即，即祭也。宗法有兩種說法，嚴復譯的《社會通詮》比馬克思的說法妥當。

祖宗二宗來自宗法社會。

一說：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程瑤田為清代乾隆時人，著有《九穀考》與《宗法小紀》，二書極為精要，寫得極好。我即根據其說而加以發揮之。

一、西周封建政治下的宗法社會

祖即開始之意，如果一父（稱為始祖）生下四子，都是二世，但只是嫡長子可繼別為宗，才可以傳承，其他二、三、四子都是庶子，不可為宗，不能繼別。父子可以同居，但兄弟不能同居。兒子接上父的，名叫繼別，並且要祭祖宗。規定有數子時，父有大房可祭，管宗廟的只有一家，長子才可主祭，因此每有一房兒子，長大時讓其獨立，使其經濟獨立，故有了井田制度，這就名叫“異居同財”。故大房長子主祭管廟。

所謂“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儀禮》）直至今天，宗法幾乎破壞，但異居同財之法則仍有保存之處，今日仍未破壞，即仍保有祠堂。祠堂每年有祭，由有錢的人出，如有窮寡疾病的，則由祠堂出。有祭田，有學田，此即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意。此所謂敬宗收族。

程瑤田說：宗法制度是兄弟制度，不僅是孝，且亦有悌，因父子是無問題的。

中國到士才有祭，庶沒有祭了。

清代人有創農宗，即所謂農村宗法的。今日中國的宗法破壞了，故須另有新制度。

程瑤田的《宗法小紀》為清人所推尊。不過他的說法跟我們有一不同之點，我們在政治是分成數階級的，即是：

（1）天子諸侯公卿

（2）大夫士（戰國前的等級觀念為大夫排於士之前，故稱大夫士）

（3）庶人

但程氏以為大夫士有宗法，而天子諸侯沒有。

人類的最原始是天，但天造人之說是不必也是不可能的。以全人類言，人祖於天，按宗教說是天創造人；而科學家說即西方人士說，人是由生物進化而成。但中國人講人的原始，只是講祖，如周的祖宗即是后稷。

《詩經》〈大雅•生民〉說：后稷之母姜嫄，一日外出，見路上一大足印，踏之肚動，懷孕而生后稷，起初擲之於林間，又拾回將之擲於草地，曠野有牛羊餵他；擲於冰中，但有鳥暖他，因此姜嫄又將之拾回，取名為棄。長大後教民稼穡。后稷必有其父，也必有家庭。

樹林中有樵，草地上有牧人，可見已有農牧，他後來教民稼穡，不過他對農耕種田特別有研究，但並非他創造農牧，其實，在他以前已是農牧稼穡的世界。

后稷以前已有人，所以稱他始祖是有道理的。由於太早的事講不明白，即北京人已有五十萬年歷史；但歷史可講的只有數千年。故推出后稷為稼穡的始祖，不過只是舉出一位代表。

“百家姓”中，每一姓均有一祖宗。此一祖為歷史上之大人物，他以前的即不提了。這是周公的巧妙發明，以文化有關的大人物為主。故我人稱黃帝子孫。

從“氏族學”可知每一姓均有“祖”，宗法最重要的是“祭”。死人是天，生人是人，死生即天人關係。中國人稱皇帝為天子，商代人認為天子為天所派下。周武王滅商稱天子，但周公主張百世不遷之大宗是周文王而非武王，文王只是西伯，只是一諸侯而已，周公要以文王為始祖，並給已死的王以謚法，如文、武、成、康，代表象徵其一生事業品德。

文王活着時並非王，這叫做追王；周公即主張不應以武夫打天下，只有文德才可統一天下，說明武力不足恃。故舉出文王為周代開國第一代。文、武、成、康都是長子相傳，稱為嫡，是為宗子的規矩。

商換為周是大問題，周公說：上帝（天）並不叫一個人管天下，因商前有夏，壞人有撤換，讓好人出來頂替，將來周管治得有了問題的話，上帝也可命他人來管法天下。

周公仍封商之後裔於宋，夏的後裔於杞，凡有一祖，均封以地，但全國均應祭文王，社會上每一人均應祭后稷（神），因此使周之地位凌駕各部族之上，他以稷與文王來服天下，他規定每一國均有一廟，但魯國的廟只能祭周，不能祭文王。又由魯分出的齊，只能祭姜太公，（按：姜太公與周文王同時。）以前的不管。

只以始遷祖為祖，每一國有一祖，後來魯國分為三家，即一：孟孫，二：叔孫，三：季孫。全國最大祭周文王的廟只有一所。

中國庶人無宗法，但自天子推算下去，為程瑤田所未及見。

周用宗法制度來實行封建制度，以長子傳諸侯，其餘的兒均封出在外地，各賜地一幅。此為周代首創，與商代之兄終弟及不同。

二、西周的井田制度

西周是封建、宗法和井田制度三者相配合的。

古代人民有很多氏族，如姓姜、姓姬的，姜是戚，除封姜、姬外，還有封別的，即謂之“興別國，繼絕世。”故又封商、夏、舜、堯、黃帝、神農、伏羲……等氏族，故周朝的封建是遍及於各部落的，不僅土地，而且仍任由各族保留其原風俗習慣，不過設立宗法得依照周代制度，例如：

《左傳》〈哀公〉云：

“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制邑立宗，……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此處所說“蠻子”，即是指住於洛陽之南晉楚之間之人，“制邑”即封劃出一幅土地。“立宗”即立一廟。

西方人是每一城事奉一神，沿續是後來成為統一之宗教信仰。中國則每一城有一祖，如曲阜之祖為周公；臨淄之祖為太公；一切均源自周文王，故中國是人本主義者。西方人則由多神而統一成一神之基督教，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則為近代歐洲之由靈返肉之主張，而重視商業藝術以致演變成今日之“唯物史觀”。

中國是政治代替了宗教，文王之本家姓姬，其外戚即為姜太公。

周代之封建可說是一種武裝墾殖。中國北方在三千年前是無人居住，只有畜牧民族流動散居。周代的封建是有動靜的，有姿態的。例如《詩經》〈大雅•蕩之什〉中說：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此節《詩經》是說：當地有謝人住，但無城，於是王命申氏去圍築一城，召伯是在申伯附近，同為本家，徹為開闢，即請助造一城，開闢土地，王又命申伯一家人搬去住。

漢晁錯勸漢文帝移民殖邊，《漢書》〈爰盎晁錯傳〉曰：

“臣聞古之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

此處所說“相其陰陽之和”，是指察看陽光、風雨以決定朝向。此段文是講述古代之封建情況。即是談及封建制度之形成。古人的產業及權利義務，在井田制度下，人人平等，故稱平民。井田制度破壞以後，人民就不平等了。這種封建，可說是武裝的墾殖。

所謂封疆者，即封起一塊地，用寬的平的高的為城圍住，內有廓，可住人，有屋有街道。

三、井田制度破壞後的履畝而稅

《左傳》魯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初稅畝”。

井田制度破壞後，改為賦稅制度，此與經濟政策有關。但二者非一，賦稅為國家之財政問題；經濟政策為國家政治上之理論政策，此又關連到土地制度。

《春秋穀梁傳》〈宣公〉云：

“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將一整塊土地劃成九百畝，中間的一百畝為公田，其餘八百畝為私田，如果私田的收成不佳，則責備吏；如公田收成不好，則責備民，因公田是由八百畝的八家私田佃戶所種，公田收成不好，故要由種私田者負責。“初稅畝者”，即將井田制破壞，取消了公田，全部向私田取十分之一的稅收。

《禮記》〈王制〉云：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漢代初年，距魯宣公十五年不遠，可見改為履畝而稅的事，雖無確切證明，但是人人都知道。《左傳》〈宣公〉中說：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一塊井田的九百畝地，由八家共配一井，公田居一，九百畝地分成八家，由政府配給人民，名叫“受田”和“授田”。二十歲時賜給他，六十歲時由政府收回，如十八歲能種田的話，政府另給一塊，叫“餘夫”。後來有人說，井田制是後來的人託古改制而偽造的。但這個說法有問題，因井田制並非單是記載在一本書內，而是很多古籍中均有記載。《詩經》〈小雅•大田〉中亦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見《詩經》中即有公田與私田之稱。

“初稅畝”者，意即開始要抽取田的賦稅。藉者，助也，借也，可說由八家共同種公地，可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因此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

“吏”是教八家種田之人，教的是曆法，正如管宗廟的人要懂天文、節氣，用來告知種田之人，至今仍稱為時令，令者，即政府派人告訴農民何時該下種，何時該作甚麼等等，以及如何種田，民眾不得不接受貴族之令，因貴族懂天文曆法。私田收成不好，責備官員；公田不好，則責備人民。因幫助種公田，故不收賦稅了。所以後來要改變為“初稅畝”者，可能人民只是種私田，而忘記了公田。因為人是先私後公的，除非是聖人。因此後來去公田而履畝，抽十分之一之田賦，公田便沒有了。

由於井田制度破壞而改成履畝而稅後，以後就大變了。封建時代的土地所有權是貴族的，有所謂井田制的私田公田，後來多請一家來種，去掉公田，收十取一之稅。由於政府懶於調查，因此取消授田之方法，只顧抽稅，並且人心貪多，擴大田界，多種了二十畝，只要多抽稅便可，因此阡陌沒有了，種到原來的田界以外去了，這叫做“認田不認人”。因此政府只看重賦稅制度而不重視經濟政策，甚至於人民可多種，可兼併別人的，也可買賣田，因此造成貧富不均，但中國向來無農奴。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君相秦……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因而廢除了開田。又據朱子〈開阡陌辯〉一文所說，所謂阡陌，是田間之道。即朱子說，開阡陌是破壞剗削之意，並非創置建立。

從前是井田，授田一百畝而受田，且要還田，並替公家種一百畝，但現在不需要了，只需要繳租。

從前的阡陌是很寬的，但後來侵入了阡陌，而破壞阡陌後，即是所謂賦稅平。這樣一來，變成種田人是自己的田了，只抽賦稅，是按照畝數多少而收稅，變成耕者有其田，這與“莫非王土，莫非王田”不同，即是土地所有權轉移了，由公田而變私田，由屬於政府的而變為耕者所有，這變更轉移非政府的成文法，而是不成文法的習慣，這些田在民間亦可買賣，政府不管，因此自戰國時起有了兼併，但戰國前的土地是國家所有，不能兼併。

戰國時蔡澤在其著作中講及商鞅為秦孝公：“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決裂即撕破，朱夫子見了蔡澤之言，而說破壞，這是說阡陌打通了，朱子根據蔡澤之言而說破壞剗削，遂成定論。

總之，是有寬的高的阡陌，阡陌內必是井田無疑。

《周禮》說：商鞅幫秦國人開阡陌是說錯了，商鞅只是用東方人的辦法搬去西方使用，其實，東方早用此法，太史公並非說商鞅為首創開阡陌者，故“商君為孝公……決裂阡陌”並非首創，但幫助秦人開阡陌而已。

但是，阡陌至漢時仍有存在，匡衡得政府所封之地，叫“陌”，原有規定的界線，但多劃了屬平陸君的四百畝地給他，可見阡陌是很闊的大路，且到漢代尚有存留的阡陌。即是說，到漢代時尚有阡陌的遺跡。

但朱子疏忽了一點，只講太史公的開阡陌，卻並不講及“開阡陌封疆”之封疆。錢穆老師對“封疆”兩字有專論：

《周禮》〈地官司徒〉云：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此周禮所說之都是指城內，鄙是指鄉下，封溝之“封”字是名詞，而此處將“封溝”二字全作動詞用，即挖掘之意。又“封樹”二字亦是名詞作動詞用。

《周禮》〈地官司徒〉又提及鄰、里、、鄙、縣、遂等地方單位，“皆有地域，溝樹之。”“溝樹”即將挖起之土變成封，再種以樹。

《周禮》〈地官司徒〉又云：“以疆予任甿。”此句意即將疆送給流氓。甿，即農夫而成之流氓也。

井田是一種王者之政，與西方之有農奴有所不同。

封疆太高的即成長城，秦始皇時將長城拆掉，只留下北方的一部分，故將以前四國（四國即魏、秦、趙、燕）相連而成一長城。此時井田制已成為耕者有某地，再而造成兼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