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希望人生-2

中篇

他在决定被迫离开家，搬到县上去时，他和儿子去村西头的祖上墓地上了坟。他叫儿子把祭品放在坟边，然后亲手拿起铁掀新添了些坟土，抬头看了看从坟头上直直长起的杨树有多茂盛了，树干很粗、很直也很高，树叶铺天盖地。

村里老人经常说：“你有福啊，你家坟上从坟头长出的树给你们家带来了好运气。”

仔细一想，这些年确实不错。当孩子们缠着妻子问怎么回事时，妻子便很自信地讲给两个孩子听：原来你爷爷出殡时正值春天，插的花圈是邻居们帮着从树上砍下的鲜树枝弄的，当出了丧，埋了坟，到了第二天，便下了一场雨，那花圈上中间较粗的树枝被雨一淋就发芽了，长成了树。古人都说：这树是祖上显灵啊，给后辈们带福来了。于是两个孩子不管迷信不迷信，一听便信了，总想着他们会有福的，只是时间的早晚。

当他添好了土，把锨放在一边，又俯身拿起酒在坟边倒了个圈，然后把祭品一样一样摆好，放在地上，便吩咐儿子给爷爷、奶奶磕头。于是他们爷俩连磕了三次，心里默念着：祖上保佑后辈身体健康、兴旺发达、一年比一年强。

在所有这一切都弄完了时，便起身往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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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小时在村里很聪明，一般考试都得5分，所以很小在村里就很受大人们的宠爱。到了19岁，毅然考上了西北农校，在那种年代，真正考上学的人寥寥无几，可是那时侯不仅不能穿上好衣，连饭都难以吃饱，至于和村里同龄人去邻村偷土豆的事已成为笑话。但是虽然考上学了，生活仍没有富裕，凑凑合合只能添饱肚子。

在学校里，他简直如鱼得水，脑子本来就好，学习不费事，校联欢会、校体育队、文娱活动及宣传均是主力，并且是校篮球队队长，不出一年，成了校裁判，每天下午，篮球场上都闪烁着他的影子，每年联欢会都看到他活蹦乱跳的样子，他也渴望这样的生活，希望这样的生活。

再等半年就毕业分配了，多么美好的日子，好象加了蜜，甜甜的，甜在心里，眼角、眉梢都是笑。虽然家里穷点，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是很充足的。每天晚上晚自习，坚持练毛笔字，两年下来，练了一手好字。直至现在，他的字都好像他的人品，谁见了谁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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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全国大、中专学校下放学生，工厂下放工人。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了他的梦想，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他的心在颤抖，他的眼泪没有流出眼眶，没有流到脸颊上，它不自主的充满眼眶，眼眶瞬间冲击的生疼，流入口腔，咸咸的、苦苦的、满满的，吐不出，只好咽下去。生活犹如和他开了个玩笑，他接受了命运的按排，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以及生活的不公平，捆起铺盖回了家，又回到了那本应该属于他的家。

有一天，他刚刚起床，镇上的校长便推门而入，请他到镇中学教书。当教师这个差事他也能干的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教书就教书吧！

于是在当年的8月26日，他走上了讲台，拿起了课本，教学生朗读：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他教书的这些年是他人生的基础，奠定了以后的社会地位，对他自己以及孩子的前途都起了很大作用，对他的一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舞台。就在这些年中，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孩。他对生活感到很满足，因为他首先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这位妻子嫁给了他，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才华、聪明和为人。现在细想起来，他妻子是很有眼力的，是他当了十几年教师后，回村当书记，让妻子当了民办教师，才有了今天转正的机会；是他给了她两个聪明、听话的好孩子；她和他是夫妻，当然不能说感谢丈夫，但是她认为她的选择是对的。

他在1976年那个特殊年代，回村当了书记，不论年纪大的，不论年纪小的，他都把他们当成他的朋友，再加上他的豁达，经常让妻子、孩子拿着自己家粮食去送给穷的邻居；就是县上、乡里来村视察工作，他从来不要队里一分钱，全部领到自己家里，拿出全家省吃俭用的招待客人。

在1980年，带领全村人搞配玉米种，全村群众增加了不少收入，村里乡亲的腰包里多多少少有了几个钱，自然很容易满足。大队里增值了不少资产：一辆拖拉机、几十头牛和马、几辆马车、氨水池等等。

就在1982年，党中央指示实行农村责任制。

几乎每个农民都接受不了这份现实，实际上最难过的还是他。他是这村的一家之主，实行农村责任制等于瓜分集体的财产：村里喂养的那26头牛将被各户领养；大队的房子、桌子、椅子、树木是否全都估价分给一户一户呢？就在每天的这样忧虑和难舍难分的集体生活以及村民心中无底的眼神中，事情在悄悄地进行。队里只要能分的全部扛价弄走了，房子也折价分了，地也隔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分田到户。

于是全村只剩下个空壳。

乡里的几位要好的干部推荐他到乡经委工作。按理说，他在经委工作，妻子当教师，生活也满可以了，但是无风不起浪，在平静的水面偶投一石头，便掀起了万朵浪花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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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到个消息就是1966年下放的大中专学生可以办理文凭、按排工作。

只这一个消息便把他的命挑起了头，无须问为什么。所以他认为这一天迟早要来了，现在既来了，就一定把握住。

1986年春，他们便几番来回，到市里办了文凭，这个好办，因为有文件，按政策办理，一路绿灯。

问：能否按排工作？

市里有关人士告知：目前本市无此能力按排这么多人。

那些本来是非农业户口的领国家工资的人，有了文凭后，可以办理家属农转非了，只有他这样的仍旧务农吗？

不，不，世界太不公平了。

于是他们拿上家里的积蓄到省府去了。

到了省府，门卫不让进，他们就在门口坐着，吃着干馒头，连口水都喝不上，几天没信息，钱也花了，体力也消耗了，便精疲力竭、弹尽粮绝地回家了。

他回家了，孩子和妻子在家里等他，盼他，自然听他说了省府的有关事情。妻子劝他不要去了，有没有那回事，省府肯定有按排，在家等着吧。但是他仍旧不放心，又启程上了省府。这几次，自然都是他组织的，到了省府，他说静坐就静坐，他说撤就撤，于是引起了省府有关领导的注意，终于靠不住了，急忙召开“八大局”研究，研究结果是：一个不按排。原因是人员太多，素质不均，那个单位接受个四、五十的老头、老太。于是他们生气了，不能撤，继续静坐，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怎么舍得了呢！但是这一下又惹脑了公安厅，责令他们回去。原因：不但影响省府的正常工作，还时常引来许多围观的人群，阻碍了交通。最后，这些有文凭无条件安排工作想三想四的人群终于被公安厅强行阻止，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府，让县府去领人，县领导亲自带车到省府，接“驾”回府。

他不服，倔强着不回。

县领导说：你的两个孩子马上准备中考了，你看着办吧。

这下可好了，妻子在家很是着急，只等着丈夫安全回来，终在1986年6月19号回来了。

他现在仍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处境，心里不甘。是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离开自己的现实就像乱飞的苍蝇。他感叹他的人生，如此的不可思议，艰辛得和美丽得都使自己战栗。他在自己的心理渐渐趋于平衡之后，等着两个孩子考学的消息。

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两个孩子均接到入学通知。不过，他没怎么激动，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再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在农村不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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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他实实在在想通了的时候，生活又给他开了个玩笑，偏偏把安静生活打破了：妻子可以转正了，并可以调到县城。

事实上他是很要面子的。

可是有心裁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他只能跟着妻子上县城。

实际上，妻子并没有让他做“家属”的意思：你不比别人差，再说县里还有几位老关系，让他们给找个工作，我们在县城一起生活，多么美好。但是妻子虽然这样想，可他始终拗不过这个劲。他坚决不能离开这个家。男子有泪不轻掸，可是他想起自己的命运以及心理的不平衡，他的脑袋就象一个待爆的原子弹，倾刻即出即发，他承受不了，和妻子吵了嘴：

“你变了心，忘了本，一心想出去。”

“你说我变心也好，忘本也好，我以前没日没夜地干活，侍候你，按排两个孩子上学，我究竟为了啥，还不是咱的日子过的好点。”

妻子的心思丈夫竟然不理解，委屈地一边抹眼泪一边不停地说，简直不让他插嘴：

“地里的活我一点不让你插手，就是让你体体面面地在社会上混出个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好条件，我当然死心塌地地守住这房子了，可是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可以解脱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岁月，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妻子一边说着一边拿毛巾擦泪。

他蹲在门框上，吸着烟，烟圈一个个缭绕在他的头顶。

“你这心理和处境我了解，我是想，这始终是农村，你如果到县城，你有能力，再加上县上的几位老朋友，你会更好地发挥你的智慧。”

“我们夫妻两个亲身操持的家已经很不错了，乡亲们对咱又很好，深情厚啊，我怎么就舍得离开呢？”

“实际上，房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再说我走了，你一个人在家生活多么不方便啊，我们也处20多年的夫妻了，谁也不能离开谁呀。昨天县长托人捎信来，告诉你，让你后天到县上一个集体单位上班，临时负责厂基建工作，这样的机会也是不容易啊，县长这次对我们可真是费心了，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才是啊！”

妻子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在不紧不慢地劝着丈夫。

“我真舍不得走啊，我再考虑一下！”

说着，站起来推起车子出了门。田野里，沿河两岸，他贪婪的观望者，这村上的人，这村上的树，这四、五十年来的故乡情、故乡人多么让人留连忘返啊！

不管他舍得走还是不舍得走，妻子在整理着该搬走的、不该搬走的。

这不，东西装了满满的一车，准备启程出发，只等男主人上车。

仔细一看，老爷子扶着院中间那颗梧桐树，跪了下去，手抓两把土，深深地把头俯下去：

这就要离开我的家么，怎舍得！

我会回来的。

我忘不了，

忘不了我白手起家建造的家园，

忘不了乡亲对我的嘱付，

忘不了给我关心、温暖的人，

忘不了和妻子一起渡过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