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与现代、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主席在这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3)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摇摆不定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希望站在去粗取精的角度，从传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汲取最有益的营养，培育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为契合的新的文化和价值观。中国领导人已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古代史和现代史，也深入研究了包括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验，并汲取了很多国家的失败教训，以逐步形成一种不仅是关于发展而且关于国家治理的哲学，其历史、人口和地理特征使得该哲学拒绝建立一个在西方人看来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框架。
儒家思想在海外经常受到批评，这些批评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传承奴役文化的思想，它追求永恒不变的社会秩序，为专制政体的合法化提供了依据。同时，这些批评还认为儒学思想的革故鼎新是反西方的，甚至存在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4)为此，亨廷顿借助新加坡1991年发布的“白皮书”对儒家思想作出了较为常见的批评：社会等级和家庭价值观将使权力在行使中带来裙带关系的风险(5)。他认为，受到儒家哲学很大影响的新加坡模式通过强调对个人功绩的重视将可能缓解这一风险。
该“白皮书”关于“我们的共同价值” (6)做了如下定义：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特，同舟共济；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外国对于任人唯亲风险的批评似乎是想说服人们，在自由民主社会，这一风险是微乎其微，甚至不见踪影的。然而如果和美国比较一下，就会非常有趣地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形成了肯尼迪、布什、克林顿以及其他不那么显赫的真正的政治王朝。在中国回归国际社会的第三阶段，继毛泽东革命和邓小平改革之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逐步恢复以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回归传统儒家思想在国内引起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争论，在国外则被看成一种甚至比中国政治体制具有马克思主义特点还要严重的威胁。西方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被看作是一种难以改造世界的、过气的政治哲学。苏联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败已经令人信服地证实马克思主义未来将确凿无疑地消亡。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导向，因为该理论可以为党的统治带来建设性的、积极的影响。显然，马克思思想被苏联体制引上歧途，但是如果该思想可以同中国以及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其依然可能重拾荣光。仍然可以做到的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去除这一哲学中已经不符合当今世界实际情况的部分，扬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部分，也就是说，结合170年以来社会的演变情况，对这一19世纪的思想进行整理发掘。
马克思著书立说以来，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开始分成三个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提出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数量上来说，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在欧洲和美国，他们已是选民和各参与执政的党派的中流砥柱。无产阶级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数量上大大减少，其实力因此被削弱，因为前面所述的银行的角色，无产阶级群众的生活水平被部分虚拟化，今天的无产阶级已经陷入极端主义、极左派和特别是极右民族主义和仇外运动的漩涡。在野蛮资本主义强加的经济条件的压力下，无产阶级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化以及不可避免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7)的消失的主题。
《共产党宣言》宣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8)
20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前20年已经显示，人民选择的方向和马克思曾经论述的有所不同，人们沉沦在仇视外国人和最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围绕所谓的民族社区，但往往建立在宗教种族特征而非“民族”特征上。工人运动经常碎片化而难以组织动员，在自由主义之风蔓延的背景下，工人运动无法提出替代团结，除了通过民族主义宗教或身份类同的方式团结。在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以及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讲话似乎正在展示一个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指出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这些主张和儒家思想中“天下”的概念不谋而合。我们随后将阐明“天下”这个概念。中国21世纪战略在维持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同时，也清晰地树立了国际层面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消灭私有制，但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考虑社会和经济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批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私有制（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存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宣布：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然而，这一理念已经和这样的现实相冲突：随着经济增长和中产阶级崛起成长为核心阶层，私有制和企业都得到助长，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时未曾经历的情况。历史已经表明，人民对于私有制是很重视的，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基本权利。但除了个人私有财产之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握在私人企业，尤其是跨国股份制企业手中，他们才是真正可以决定自由民主国家领导人所做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全球性势力。中国的逻辑和自由体制不同，国有企业的管理仍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这使得国企经营不能偏离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轨道。不过，这种经济管理体系的挑战在于，需要在国企内维持严格的纪律，尤其是要防止腐败以及在根据儒家选贤任能的原则而选拔干部时保持公正。正如在任何组织中一样，当精英政治消失时，裙带关系往往会危及从宏观经济层面采取的策略。
中国正在逐步践行的政治哲学的力量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一种终极的理论模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罗莎·卢森堡孜孜不倦地努力宣扬却未能让德国人接受的主张。因此，重新审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以寻找适应具体情况的新机会和新的政治路线。马克思主义教条一方面适应儒家传统思想，另一方面适应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反映了这种与现实相结合的愿望，以避免那些在其他阶段犯下的错误。在政治方面，民主议会制完全建立在——至少理论上如此——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儒家认为可用于国家治理的伦理道德的必要性，导致欧洲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势力发展壮大，甚至使得一些缺乏道德感和严谨作风的人最终登上执政舞台。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削弱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民主理论的吸引力。一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锒铛入狱，包括部长在内的各级别当选者都出现中饱私囊、为了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的现象。事实上，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和媒体之间的联系腐蚀了政治理念本身。在欧洲和美国，三种权力明显存在相互勾结的情况，三个不同行业的人定期互换岗位。这种趋势由于工业社会中工作的技术性增强而进一步加剧，出身普通的选民往往难以理解这一现象，因为他们身处其中，在处理复杂事务时他们往往无能为力，最终沦为那些掌握着社会内幕的集团的操纵对象。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得代表民意的公共机构的运营陷入瘫痪。公民选出的代表本身也不再能够了解事态的发展，而且往往没有意愿投入必要的努力，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立法者的作用，以了解这些越来越复杂而且大多时候被充满偏见的媒体报道所影响的问题。
儒家思想重新融入国家治理将有助于缓解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中的矫枉过正之处，以及个人主义和追求名利之风蔓延带来的物欲横流的情况。国外批评中国权力等级的划分更加明显以及集权制加强，认为这些现象加剧了权威主义的风险，对此，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更有能力要求党的干部和官员更加廉洁奉公，重视公共资产，赋予“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新的生命力。习近平主席2012年12月4日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9)
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这和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相同。民主集中制是由列宁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和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这一制度同意在党内开展民主讨论，但同时也要求党员服从上级领导做出的集体决策。这种版本的决策程序分级制符合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是需要在征询基层意见和完成政策规划后，通过集中的方式来做出政治决策的。自然，外国观察家们会举例说，印度这样一个人口规模较为接近中国的国家就建立了议会制和多党制民主。然而，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的发展始终饱受覆盖所有领土和全体民众的权力分散的制度之苦。这种制度带来一系列后果：经济增长放缓有时甚至停滞，政坛腐败猖獗，社会歧视自印度独立以来一直根深蒂固。由于这些原因，印度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投入公共卫生的国家财政开支尚不足财政预算的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印度婴幼儿的营养不良率甚至比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要高，一半以上的印度妇女和四分之三的三岁以下的印度儿童患有贫血(10)。从中央到联邦再到地方，尤其是在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当选者在自己当权时期利用权力中饱私囊(11)。政治的确为贫困提供了出路。但在如此背景下，如果选举的条件是基于候选人的经济考量，同时由于选票是靠买来的，因此也取决于选民的财务状况，那么所谓的形式自由选择权的意义是什么？
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都要求廉洁守纪和为他人服务，依靠这样的价值观可以弥补人性中追求权力和金钱的本性的缺陷。权力等级制并不是专制的同义词，习近平主席2015年1月12日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时就指出，县委书记要“不把‘班长’当成‘家长’”，“不搞个人专权”。(12)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向各级以及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重申这些价值观，只有这些价值观能够重建秩序、公平，并保证未来数十年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