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政治哲学。这一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来自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吸收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汲取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失败教训，注重不要禁锢于单一意识形态，既认识到自由经历的积极之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不同意识形态潮流和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之间找到共同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上的体系，所以这一理论并未终结。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科学意义上不具有系统性，因为对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及其联系的分析赋予了它这种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精准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13)，“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4)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名言“实事求是”，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汉代，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根基。这一取向同样符合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在其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稿本）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这一思想是和德国传统哲学决裂的。此前，青年黑格尔学派(16)已提出这样的目标：超越对各种抽象哲学之间关系的分析，深入对真实世界的具体理解。邓小平在其引用的中国谚语“摸着石头过河”中也正是倡导这一方法，他呼吁开展以实践为基础的改革，摆脱过于僵化麻木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这一策略被证明卓有成效，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17)等，以及“和谐社会”和最新的“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念。

因此，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发展起来，通过定期调整改革进程以保持对现实的长久把控，从消极经验中汲取教训。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国家复兴、让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道路的独立大国重新回归国际秩序的决定意义，所以把经济发展当作改革的核心任务。在这种自然遵循社会进步、发展科学技术和军事现代化的经济选择下，所有方面都依赖于国家可以产生的经济资源。但中国领导人自改革之初就明确了改革取得成功的必需条件：对外开放。随着近数十年来全球化的提速，世界已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变得互相依赖。贸易的全球化使任何孤立和自给自足的企图变成过去时，保护主义也成为过时的工具。不过各国仍会保护部分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就已证明这一点），也会拒绝盲目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金融机构的建议。这些秉持自由主义的金融机构已经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给最脆弱的国家带来的发展无力的影响也暴露无遗。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超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更加自信，尤其在抵制霸权主义方面的信心不断提升。邓小平1989年3月23日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表示：“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18)

这里就不赘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新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的细节了，仅介绍一些特色鲜明之处，以解释改革开放头四十年非同凡响和令人惊奇的成功。在我们更详细地描述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比如经济道路、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等之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社会主义形式灵感来源的多样性。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可以突出中国思想富有融合性的历史特殊性。中国有史以来，就懂得吸纳外来营养，包括新的宗教、新的意识形态，通过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化过程将这些吸收为培育中华民族的养分。首个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随后数百年间流入中国，最终成为一个中国宗教并流传至今，它在印度反倒几乎完全销声匿迹。(19)伊斯兰教自公元七世纪起随着中东商人的到来而流入中国，这一时间节点紧随着伊斯兰历元年于公元622年建立(20)。从此，原本面向阿拉伯人和位于中亚的突厥人的伊斯兰教开始在汉人中吸收信徒，并逐步在宗教实践和建筑方面汉化。唐朝时期，犹太教随着犹太商人流入中国，并融入了中国的土壤。(21)今天，中国还有一些犹太人的后裔声称自己属于犹太人，然而他们已经不知犹太教的宗教实践是如何进行的。基督教晚于其他宗教传入中国。直到17世纪，基督教才随着最早一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 这些耶稣会士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为了能够在中国福音传教，耶稣会士需要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巧妙的方式使用“上帝”这一词语和回归中国古典以说服中国人接受上帝的观念，尽管在文化层面不免有些混淆不清之处。在中国皇帝以及19世纪后期领导中国共和革命的领军者孙中山——其本身就是一个基督徒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土壤中生存。历届中国政权都没有明确拒绝这些宗教影响，尽管各教派或多或少经历了一些艰难时期，甚至是迫害时期，但它们还是给中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但满族的案例或许才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来自中国北部地区的民族的文化原本是一种草原游牧民族的战斗文化，和中国内陆地区的政治社会习俗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然而，这个建立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的民族最终同样被汉化了，到了18世纪中期，对于大部分满族的八旗子弟来说，民族的文化特色——善于打仗、饮食简朴、能说满语——都已变得仅具象征意义。(22)

历史悠久、文化同性质、应对侵略或外来压力具有韧性，这些特点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既能够心胸开放地对待其他文化又能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传统的民族。随着20世纪多种新的政治哲学引入中国，中华民族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新政治哲学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卡尔·马克思哲学来看，中国领导人摒弃了一些符合传统儒家观念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是反对不平等和主张有必要重新分配劳动创造的财富。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反对是他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属性的人会得到解放。然而在马克思思想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会带来阶级剥削，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只有在集体协作的劳动者们掌控了生产而非被生产所掌控时，自由才可能成为现实。马克思将实现这一目标的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应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建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一阶段建立在废除大型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实行多年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仍需要让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某种方式继续开展。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自身经济中注入不容忽视的市场经济成分，以满足当下和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取向。不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使得个人主义之风蔓延，正如马克思已指出的一样，这种情况在这一阶段是无法避免的。同时，贪污腐败之风也迅速兴起。习近平主席掀起的反腐运动以及正在进行的重在加强国企实力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对这些偏差进行矫正。然而，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依然是国企体制不顺和治理不善的问题，一些国企负责人孜孜追求个人私利，却对企业和集体利益漠不关心。如果民众和公务员没有足够的集体意识，那么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是很难克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教训清晰展现了他们体制的局限性：在国企或公共服务机构，公家的工作被草草对待，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个人事务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问题上，理论上还必须按照中国传统，认识现实，依靠实践来解决遇到的难题。

在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个问题上，繁荣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儒家哲学结合在一起。习近平主席2016年1月18日曾在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3)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在这方面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种无可争议的模式。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近数十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严格的宏观经济层面出现了中等水平甚至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增长常常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家族式或帮派式的权力垄断而无法让财富在重新分配时流向人民大众。阿拉伯世界革命说明了这种捕获财富和权力的情况。习近平主席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4)

习近平主席的警示告诫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是相通的。儒家思想认为，国家有义务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比满足政治需要还重要。孟子认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孔子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引申开来，社会制度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孔子的推论是相通的，它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为宗旨，社会主义社会引申开来就是把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强调的，在数以百年计的光阴中，儒家的价值观不断演变，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被解读。如果当代作家们对于儒家思想中有关私有制的观点解读有异议甚至持反对意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孔子和他的门生对财富分配和共同繁荣方面的看法。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东亚国家才是最平等的。(25)从“四小龙”的腾飞到中国的发展，都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中国虽然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财富的再分配依然不平等，但在历史上却以一种无法精确统计的节奏大大降低了贫困。

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问题上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根本性的补充。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历史的唯一动力工人阶级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因为无产阶级在推翻现有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真正解放——而非一种仅仅被资产阶级所接受的法律上的伪解放——这个问题上具有绝对的革命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农民不代表一个有组织的阶级，也不是一个社群，没有任何组织，所以也没有能力代表自己，只能为唯一真正的革命性的阶级——工人阶级提供辅助支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农民和无产阶级具有潜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认为，农民整体上是保守的和反动的。在中国，1921—1927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总书记的陈独秀持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同的观点，认为农民大部分在阶级斗争中有一定的反动性。共产国际在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下一再呼唤亚洲的革命者，尤其是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更加强调，要更加重视土地问题，应就这一问题做出特别的规划，否则，革命运动就难以取得胜利。1926年共产国际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扩大全会反复重申了这一呼吁。(26)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严重低估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农民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提出和陈独秀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回归中国社会造反运动的传统。李大钊深信农民阶级的强大潜力，这股力量仍处于潜伏状态，只是需要被激发出来而已。李大钊呼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中去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做法算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先行者——以摆脱城市的不良影响，建立人民大众和知识阶层的团结。李大钊这种对于农民阶级浪漫主义色彩的信仰，在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革命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独树一帜。

毛泽东曾于1918—1919年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李大钊的助手，也是后者最早的听众之一。毛泽东随后把注重土地革命的传统发展成一种斗争的战略：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1927年曾指出，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他们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27)他把中国共产党带到贫苦农民中，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无产阶级的论断的扬弃。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思考角度和列宁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者同样认为农民阶级是一股为了良好地开展民主革命而不容忽视的力量。列宁意识到当时农民占俄国人的大部分，并认为中国的农民阶级也会同样庞大。1913年4月，他写下关于中国的判断：“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坚决而又自觉地将民主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先进阶级。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28)

通过这些警告他重新引入了孔子思想，即国家有义务为人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条件应当优先于满足政治需要。 在孟子看来，农民在向所有人，包括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提供所需食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孔子来说，家庭财产所有权应当取代私有财产权，因为家庭可以满足所有人特别是年迈父母的需求。通过扩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集体所有权与这种儒家理论类似，因为它的目的是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大家庭。

从列宁对卡尔·马克思思想的贡献来看，中国共产党采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在1902年完成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作为革命先锋的共产党应该将讨论自由和统一行动相结合以提高管制的效率。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取决于下级组织的每个级别的选举，另一方面则是各级成员严格遵守上级领导的决定，并在行动中一致落实。民主集中制或许正是使得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能够迅猛腾飞的治理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当前中国崛起的阶段，要想让中国最终能够进入小康社会并确定中国的国际地位，那么权力的集中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在制定针对大众利益的不受欢迎的决定时，决策权的分散和民主政权的拖延是进一步改革的主要障碍。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党号召、倾听、理解各领域专家建议的能力，能够从基层群众实践经历中得到反馈，以及有能力抵御外界意识形态太过干扰的因素。这一制度的力量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专家建议结合起来。

在无产阶级问题上，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主要贡献。毛泽东深化了李大钊的思想，尤其是1927年4月上海的革命工人遭到残酷镇压、革命运动遭遇代价昂贵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最终将革命带向农民大众中。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都只是“行动的指南”，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29)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也强调了“以许多珍贵的东西为特征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30)，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31)作为邓小平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逝世后， 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依然继续前行，直到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毛泽东1938年所写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2)

随着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中国开始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建立一个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强大经济体，但中国依然奉行将外来理论中国化的政策。中国凭借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策略，掀开了国家发展新的一页，2010年，中国在历经32年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观察家和媒体最常提到这种经济崛起是中国共产党加入资本主义的过程，这种混乱使得外界对中国制度更加不能理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列塔在其名著《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一书中指出，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明白无疑的联系，完全不能混淆两者。资本主义其实只是“资本的积累”，其内在逻辑和市场经济是不同的，因为资本主义只追求“以钱生钱”，而不顾及社会福祉，不平等是它的本质。(33)中国通过改革积累金融资源的目的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米歇尔·阿格列塔所强调的，中国已经通过金融来保护自己的经济，但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却不是归功于某种市场经济的“奇迹”，而要归功于建立在改革实践进程和相应的机构演变基础上的政策，这种政策不过是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战略框架下将市场经济变成了工具，这种战略框架的意识形态支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吸收了不同意识形态的营养而形成的，完全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