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章
扬州不断走向世界，世界不断认识扬州，构成了一部扬州与世界的交往史。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我们发现扬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以来的绝大多数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都被世界关注过。基本规律是：早期来到扬州的外国人，在东方主要是日本人，在西方主要是意大利人；对扬州建城史上最早的吴王夫差、邗沟开凿等发表议论的，以西方人为多；对隋炀帝杨广、唐高僧鉴真的研究，以日本人为主；对明清之交的扬州社会接触较多的，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朝鲜人；英国人在清中叶已经关心扬州，美国人到晚清才留意扬州；在当代，西方人对扬州的女性文化更感兴趣，东方人对扬州的园林风光情有独钟。
在漫长历史的背后，会给我们什么启迪呢？
通婚 贸易 制糖
——汉唐扬州对外交往的兴盛
扬州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始于西汉江都公主远嫁乌孙。
江都公主刘细君，又称乌孙公主，汉武帝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元鼎二年（前115），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乌孙国。乌孙王愿与大汉通婚，汉武帝便命刘细君和亲乌孙。可以说，刘细君是最早进行跨国婚姻的扬州人，时在两千多年前。
关于刘细君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有两个重要的传说。
一是刘细君把琵琶传到了西域。相传刘细君精通音律，妙解乐理。晋人傅玄《琵琶赋》云：“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由此可见，刘细君沟通了中外音乐。
一是刘细君将蚕桑带到了西域。汉朝虽向西域输出丝绸，并不输出桑蚕。据说有不成文规定，泄露蚕种秘密者处以极刑。相传刘细君预料嫁到乌孙后，生活会从此寂寞，就在贴身女仆的帮助下，把蚕和桑的种子带到了西域。
关于扬州的邗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五章中说：“中国处于分裂动乱的状态共有三百三十年，三国的六十年，南北朝的二百七十年。可以预料到，再次统一中国的强大统治集团的首要工作，应当是采取措施来改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联系。隋朝的第一位皇帝作了一些成就，而他的继任者隋炀帝全面检查了长江、黄河之间从前零星断续的水道运输系统，并第一次以大运河的形式修筑了作为连接干线的重要水道。这条新的水道正好通过南北之间的传统战场，成为替后世开万代之利的宏伟工程，只是它将很多人的生命都耗费于其中。”李约瑟认为，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出现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中，有两项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其一是西门豹的引漳灌溉农田工程，其二是夫差的沟通江淮工程。
邗沟在西汉刘濞时代得到延伸，从而促使扬州达到第一个繁盛高峰。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在《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中说：“汉朝延续了四百多年。在此期间开凿了来往广陵的运河，筑起了堤防，栽上了桑树，并从大海中提取出海盐。大多数治水之举，包括江淮运河的改道，都发生在东汉期间，这让我们想到生齿日盛，拓殖扩展，还有灌溉和运输需要的与日俱增。”汉代的扬州尽管谈不上有多少对外交往，但这一时期的扬州邗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唐代的中日关系，而忽视了隋朝。日本遣隋使共有四次，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日中交流二千年》中认为，六世纪的中日关系可称“空白”，直到隋文帝时才有第一个日本遣隋使到达大兴（今西安）。当第二次日本遣隋使来华的时候，已是炀帝当政。炀帝时代日本共派遣三次使者到中国，即大业四年（608）小野妹子等赴隋；大业五年（609）小使吉士雄等赴隋；大业十年（614）犬上御田锹等赴隋。日本遣隋使应与扬州有关，这一事件给今人的启迪是，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得到邻国尊重。
扬州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以唐代为最。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极盛时期，此时扬州处于长江出海口，有适宜海运的条件，向南直达杭州，向西通向湘鄂，向北直抵洛阳和长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理想的货殖集散地。扬州城里不仅有大食国人，还有婆罗门人、昆仑人、占婆国人，以及日本人、新罗人、高丽人等。在扬州海运的鼎盛时期，设有“市舶司”机构，职能和今天的海关相似，掌管外国船舶进出、征收外国货船关税等。另有接待外国宾客的“招贤观”，以及接待过往旅客的“宜陵馆”“广陵馆”“平桥馆”等。唐代扬州的中外交往史，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全唐文》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上谕说：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唐文宗上谕的意思是说，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本是向往中国文明（所谓“慕化”），我们应当让他们感动和高兴才是，有些官吏对他们横征暴敛，致使外国商人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声誉。因此文宗下旨，今后对于“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一律不许当地官吏向他们随便征收税钱。这也证明扬州当时有大量的“蕃客”，即来自大食、波斯等国的商胡。
扬州在唐代之所以再次鼎盛，和城市的交通和开放分不开。美国学者谢弗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说，那些在一千多年前借助帆篷、桨棹来到中华的外国人，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他们心中的目的地，“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因为城池开放，所以“扬州是一座钱货畅通、人流熙攘的中产阶级城市。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具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摩羯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扬州的富庶，得益于它的包容精神。谢弗说，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像广州、扬州那样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
包容精神让唐代扬州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文学方面，日本江户时代最出名的畅销小说家曲亭马琴受到唐代扬州传奇《南柯太守传》的启发，创作过小说《三七全传南柯梦》。音乐方面，在唐代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中，藤原贞敏师从扬州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廉十郎甚至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佛教方面，扬州鉴真和尚东渡弘佛，将律法、医药、雕塑、绘画、书法、建筑等盛唐文化弘扬扶桑，成为中日两国友好的先驱。
唐代中印文化的交流，也与扬州有关。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此后在扬州进行实验，如法使用甘蔗制糖，一举获得成功。非但成功，而且扬州制造出来的糖，比印度的糖还好。据《唐会要》记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命扬州煎蔗之汁，色味逾西域所出者。”根据季羡林《糖史》的论述，扬州人对糖进行了改进和精加工，实现了制糖技术的飞跃。这启发我们，对外关系不仅要大度包容，而且要主动学习，才能促进发展。
经商 传教 海运
——宋元扬州对外交往的深入
宋元时期，扬州对外交往逐步深入。宋代扬州是中国重要的海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说，九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所记的中国四大贸易港之一的江都（Kantou），即扬州。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掌管泉州市舶和海防事务，其权力范围及于扬州。扬州在古代中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桑原骘藏说，八世纪之后阿拉伯人与中国的通商口岸第一是广州，其次是扬州，“广州之外，岭南之交州、江南之扬州、福建之泉州，亦为自唐以来阿拉伯人通商之地。”如果阿拉伯人蒲寿庚的管辖范围包括扬州，那么在元代扬州行使管理权力的外国人，就不只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了。
宋代扬州对外交往的能力，取决于交通条件。有一部中世纪阿拉伯人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谈到中国和阿拉伯的交往。书中反映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唐代东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商业往来已经开始。阿拉伯人来华人数日益增多，他们与华人和睦相处，对中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官方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他们比较集中的地区如“khanfou”，给他们自治的方便。“khanfou”的音译，或作“广府”“杭府”“江都”，其中“江都”就是扬州。扬州在汉代称江都国，隋代称江都郡，唐末杨行密在扬州建吴国，改扬州为江都府。
南宋扬州的对外交往，反映了当时扬州在宗教方面的宽容。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出身于麦加城一个没落的商人贵族家庭。他后来创造的宗教称为伊斯兰教，意为顺从、和平，即顺从宇宙最高主宰安拉。据明人何乔远所著《闽书》卷七记载，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产生过“四贤”：“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相传长眠于扬州古运河东岸的普哈丁，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十六世裔孙。他大约在宋代咸淳年间，从西域来中国扬州传教，在扬州生活了十年之久。普哈丁在扬州修建清真寺，也即今天的仙鹤寺，位于汶河路。仙鹤寺融合了阿拉伯建筑和中国建筑的风格特点，与杭州凤凰寺、广州狮子寺、泉州麒麟寺齐名，并称为南方四大清真寺。
普哈丁墓园位于古运河东岸的高岗上，大门距离运河只有数步之遥。整个墓园坐东朝西，隔河便是当年的扬州城墙。墓门呈拱形，前置石鼓一对，分明是中国风格。在普哈丁之后，又有南宋的阿拉伯人撒敢达、明代的阿拉伯人马哈谟德等西域先贤，葬在普哈丁墓园之内。
阿拉伯人在扬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商胡在扬州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现在扬州还有波斯庄和菱塘回族自治乡。一个能够接纳异质文化的城市，才是有胸襟和有抱负的，也才是有前途和有希望的。普哈丁墓园最百看不厌的地方，就是它的建筑融合了中国庭院风格与伊斯兰建筑风格，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接纳与并存。
元代的扬州曾得到西方史学家的极大关注。法国学者谢和耐《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一章开头就提到扬州，因为扬州是宋室南逃过程中打算作为临时京城的首要选择。谢和耐说，宋室的南迁曾“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最后选择了杭州。扬州作为宋高宗的战时首都，共一年四个月。等到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兵五千铁骑突袭扬州，赵构慌忙逃窜到杭州，才有了后来的临安。
元代扬州最重要的对外交往事件，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在扬州做官。扬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是纪念七百年前来到中国，并在扬州做官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写过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问世之后，就轰动了整个欧洲。探险家哥伦布是读了这部游记，才想到东方探险，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
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一说，流传广泛，影响巨大。中国作家冰心在《冰心文集》第五卷说：“威尼斯是意大利东海岸对东方贸易的三大港口之一，其余的两个是它南边的巴利和北边的特利斯提。在它的繁盛的时代，就是公元后十三世纪，那时是中国的元朝，有个商人名叫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扬州做过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写道：“我到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在忽必烈统治的时间，马可·波罗管理扬州城达三年。”冰心和斯诺都相信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官。
比起马可·波罗来，他的同乡鄂多立克的运气要差得多，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其实鄂多立克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可罗·康提一起被称为中世纪的四大旅行家，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和《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一起，被称为蒙元时代的三大东方游记。这些来自东方的秘闻，成了那个时代欧洲人猎奇的畅销书。鄂多立克是从广州登岸的，他一登岸就为广州密集的人口、繁荣的经济和众多的船舶感到惊叹。他在书里说，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舶多。杭州是更让他感到惊奇的城市，他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像威尼斯一样，城市处于运河和湖泊之间。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北上，先后访问了南京和扬州，然后从扬州沿大运河乘船向北，最终到达元大都北京。
《鄂多立克东游录》第三十五章的题目是《关于扬州城和明州城》，明州即宁波。鄂多立克提到，扬州有大量的船舶，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还说扬州人待客热情，扬州人如果请客一定要在专设的酒店里预订丰盛的筵席，并且事先对酒店说明打算花多少钱。老板的服务非常诚实热情，“一如他吩咐的那样做，客人们受到的招待比在主人自己家里还要好”。这些表明，元代扬州的餐饮业高度发达。他认为扬州是一座“雄壮的城市”，因为扬州人口众多，盐利丰厚，而且具有包容外来宗教的胸襟。这些史实的意义在于，一个强盛的城市才有可能吸引外国人士前来观光和停留。
河道 科技 风俗
——明清扬州对外交往的曲折
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乏善可陈。虽然盐业经济使得扬州达到又一次顶峰，但是整个城市的格局却因为闭关锁国而显得缺乏活力。有一个例子具有象征意义，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个学问渊博的学者，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成为经中国皇帝批准埋葬在中华的第一个外国人。当他从南京沿运河北上途中经过扬州时，看到运输的船只、河上的水闸、沿岸的城镇、船民的生活、拉船的纤夫等，却没能涉足扬州城。还有一个例子，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85年著成的《中华大帝国史》是一部名著，这本书为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使他们从神话的中国迈入现实的中国。然而，《中华大帝国史》只是在绪论里提到马可·波罗和扬州。这些告诉我们，扬州在当时缺少应有的国际魅力。
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的《入明记》，把他的运河之旅用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下来，使我们对当年扬州的运河航运、沿岸风光、中外关系以及其他种种，有了真切的了解。其中我们看到，明代扬州有广陵驿，可供外国人泊舟。也看到因扬州官府没有及时给外国船发放“廪给”，外国船因此滞留扬州。当然也看到，扬州知府来到广陵驿码头探望日本使节，说明一般扬州官民与外国人士是友好的。明代扬州更被外国学者关注的是文化，而不是经济。荷兰学者高罗佩在所著《秘戏图考》中写道：
此外还有像苏州和扬州这样的艺术爱好者的中心，这种中心在从运河漕运和食盐专卖中获得巨利的大商豪贾的赞助下，各种精美而值钱的艺术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十六世纪近末，南京，这整个地区的中枢，成为帝国无可争辩的文化之都。
就是说，当明王朝的京城被成祖朱棣迁往北京后，南方仍然存在一个以南京、苏州、扬州为标志的文化中心。
同样，清康熙年间访华的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他所著的《中国漫记》里表明了西方人对扬州的认识的另一个方面。米列斯库用赞美的口吻歌颂扬州：“这里自然景色优美，空气新鲜，土地肥沃。府城下辖十八个小城镇，离城不远挖掘了一条六十华里长的运河。运河两岸一律用白色大理石块铺砌而成，工艺精美，无与伦比。”令人奇怪的是，米列斯库特别谈到扬州瘦马：“这里的居民有一种恶劣的习俗，即把一些小姑娘买来，教她们琴棋书画、剪裁缝纫，然后高价卖给官宦做妾。”他描述的这一现象，同样见于葡萄牙尼泽城的耶稣会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大中国志》说：“扬州城（Yancheu），当地的女人被认为比其他地方的女人更美。”
在明代，唯一能够证明扬州曾与世界文明走近的，是天启七年（1627）德国传教士邓玉函与扬州推官王徵合作编译的《奇器图说》一书，此书在扬州城首次刊刻问世。这部书以图说的超前方式，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力学与机械知识，书中引用多种欧洲文献，并将阿基米德传统力学理论与机械知识合编在一起，在全世界从无先例。王徵编译的这部《奇器图说》，后来被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成为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然而，让我们感到愧疚的是，王徵的名字几乎从未被当代扬州人提起过。在清人编撰的《重修扬州府志》里，只有一行早被遗忘的小字：“王徵，泾阳人，进士。”
关于明清之交的“扬州十日”惨案，国内有大量公私记载，但是国外记述甚少。而西班牙人帕莱福的《鞑靼征服中国史》一书，所写内容正是清兵入关、明朝亡国的过程，是不多见的西方视角下的明清史著作。《鞑靼征服中国史》说到清兵“受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就是指史可法和扬州城的顽强抵抗，但因缺乏详细资料，书中只好一笔带过。另一个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在记述他所了解的明清历史时，因为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乱，所以最有现场感和震撼力。卫匡国于明崇祯年间来华，在浙江、福建、广东传教，清顺治年间死于中国，葬在杭州。清兵征服南部中国的时候，特别是进攻江浙的时候，他正在江浙。我们以史可法和扬州城的抗清为例，来说明作者对这段史实了解到何种程度：
鞑靼人进行的战役中，应特别提到，在他们进入各省之前，已挑选和任命将攻占城市、地区的官员、守令及吏员，所以像闪电般很快在攻占后驻守和防卫。那里有个叫扬州的城，鞑靼屡次进攻都遭到激烈抵抗，损失了一个王爷之子。这座城由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阁老防守，但他虽有一支强大的戍军，最后还是失败了，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鞑靼人为了不使尸体污染空气，发生瘟疫，把尸体置于屋顶，放火焚城及四郊，一切都化作灰烬，成为一片焦土。
这是正面描述史可法殉国与扬州城被屠的西方文献。
清代扬州的对外交往，值得一提的是朝鲜诗人柳得恭于乾隆年间出使中国，结交扬州人阮元和罗聘。柳得恭和阮罗二人谈到在扬州经商的朝鲜人安岐。安岐生活于康乾年间，因随高丽贡使入华而常住中国。他和他的父亲安尚义曾经是清代权相明珠的家臣，后在天津、扬州两地业盐，遂成为最富有的盐商。安岐以其精明的经商才干，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扬州盐商的作风。实际上，安岐本人就是两淮盐商的总商之一。清代中叶有安岐这样的朝鲜人来扬州经商，实在是一个例外。
乾隆年间来华的朝鲜哲学家、科学家洪大容，对扬州文化略有了解，甚至知道扬州人喜欢剃头和洗澡。同一时期的日本人，也熟知扬州人“早上皮包水，午后水包皮”的生活方式。日本的江户时代，正值明后期到清中期，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民间穿衣戴帽均悉心模仿中国，尤其是效法扬州。日本宽政十一年、清朝嘉庆四年（1799），日本人述斋林衡在为介绍中国风俗的《清俗纪闻》一书所写序言中说，现今日本的达官贵族子弟，“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过此焉”。吴舶即航海到日本的江南商船，清人即中国人。序言作者对于“清俗”在日本的传播忧心忡忡，感叹说：“吁，亦可慨矣！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他担心那些介绍中国风俗的书，会对日本社会模仿中国生活方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恰好从侧面印证中国风俗对日本产生的影响。
近代以来，东西方人士多涉足扬州，或者传教，或者访旧，或者旅游，或者考古。当代扬州自1982年以来，已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埃及、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土耳其、比利时、俄罗斯、澳大利亚、克罗地亚等国的数十个城市，结为国际友好城市。2015年，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授予扬州“国际美食之都”荣誉。2019年，中国扬州、韩国顺天和日本北九州三城同时获得2020年“东亚文化之都”称号。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扬州“世界美食之都”桂冠。
对于扬州而言，以上所述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未来的开启。2020年来临之际，扬州媒体请我展望扬州的未来，我写了几句话，叫《致未来十年》：
我希望十年后——
天空不再有雾霾，良田不会被抛荒。
出行遇不见堵车，看病用不着赶忙。
食物有安全质量，公园全拆除围墙。
学生无须要接送，老人由国家赡养。
作家能尽情写作，思想可自由翱翔。
人民都安居乐业，世界更文明富强。
环境清洁，秩序井然，交通便捷，社会文明，这就是我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