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家国行囊背影（1）
最早走出国门的扬州人，
需要理由也需要可能。
丝绸之路不能一夜贯通，
万丈高楼从平地生成。
我们怀念勇敢的先行者，
不管他是公主还是高僧。
我们崇拜文明的播火者，
不论他说南无还是阿门。
和亲乌孙
——西汉江都公主刘细君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是汉代江都公主刘细君在西域乌孙国所作的《悲愁歌》。透过这些哀怨、悲伤的歌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为了国家安宁而只身远嫁的汉家女子的寂寞的心境。
歌中提到的乌孙，是西汉时游牧民族在西域建立的国家，国土包括今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中东一带，都城在距今伊塞克湖南岸不远的赤谷城。乌孙与匈奴、焉耆、龟兹、康居、大宛等相接，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汉朝与乌孙
中国古代的和亲故事，一直是戏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题材。汉代的王昭君，唐代的文成公主，都曾用她们单薄的身体承担起国家社稷的重任，从而成为中国百姓十分熟悉的舞台形象。但早在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昭君远嫁匈奴之前，就有一个扬州女子远嫁到西域乌孙国。她就是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史称江都公主，或乌孙公主。
汉朝建立后，北方的匈奴总是不断南侵，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汉朝对于匈奴的侵犯，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武装打击，一是联姻和亲，一文一武，交替为用。和亲之法，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运用，到元帝时以昭君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其间汉家女子出塞和亲将近十次。大多数汉女都出嫁匈奴，唯有刘细君出嫁乌孙。
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反对和亲匈奴之策，决心用武力北征。当时西陲有几十个大小王国，大多受匈奴控制，只有乌孙敢与匈奴抗衡。武帝接受出使西域的大臣张骞的建议，决定联络乌孙，结为同盟，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奉命到乌孙国后，受到隆重的礼遇。他向乌孙国的昆莫（国王）表示，汉家天子准备同乌孙结盟和亲，共御匈奴。昆莫听说后，即与大臣商议，决定先派使者带几十匹良马作为礼物，随张骞同至长安，答谢汉皇，再议结盟之事。
昆莫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探取中原的虚实。待乌孙使者到了长安，看到长安雄伟壮观、富丽繁华，早已羡慕不已，乐不思蜀。使者回国后，即向昆莫禀告在汉所见所闻，说中原的山川如何壮阔，物产如何富饶，屋宇如何华丽，人物如何俊美。昆莫一听，决定接受汉朝的建议，两国联姻结盟，世代修好。于是昆莫派出使臣携带骏马千匹作为聘礼，来至长安。武帝大喜，钦定派遣公主出塞和亲。经过一番斟酌，江都公主刘细君成为适合的人选。
刘细君生于江都（今扬州），自幼聪明伶俐，知书识礼，能歌擅文。其父江都王刘建因故自杀，细君便作为罪臣亲属囚禁于长安。论辈分，刘细君系武帝刘彻的侄孙女。虽然她的父亲是罪人，但公主没有罪，由她去联姻，武帝觉得甚为放心。
自然，无人能够理会刘细君本人在得知远嫁乌孙时那一瞬间的心情。她虽是公主，不过是失却怙恃的孤女，长安宫中的锦衣玉食怎能填实她那凄清空寂的情怀？此一去西天荒漠，不要说永远见不着江都城下的广陵大潮，连长安城内的汉人衣冠也从此诀别了！
送嫁那一天，无数的汉朝使臣、乐工、杂役与侍女，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陪嫁妆奁，簇拥着刘细君出京西去。蔽日的旌旗，喧天的鼓乐，把送行的场面装点得十分壮观。
不知走了多少路，过了多少河，翻了多少山，终于听见远方传来的胡乐。昆莫为了迎接汉家公主，在国都赤谷城内外布置了夹道欢迎的人群。胡歌、胡舞、胡乐和胡语，都在向汉家公主表示竭诚的欢迎。这一切是那么陌生，又那么充满善意；是那么奇异，又那么真诚。刘细君终于不能不接受眼前这一切，成了乌孙国王的右夫人。
刚到乌孙的日子，刘细君很不适应。乌孙作为西域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风俗与匈奴一样，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与汉人迥然不同。在江都和长安长大的刘细君，怎么能一下子适应吃羊肉、住帐篷的异域生活？生活上的不适应，还可以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消除，心理上的不适应却几乎与日俱增。梦里依稀见到的是江都绮丽的南方景色，是长安繁华的都市风光，那里生活着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埋葬着自己富贵的身世和短暂的青春。如今命运把自己从人烟稠密的中原一下子抛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边陲，满耳只闻异族言语，满眼都是异国风光。这一切怎能不教一个年轻的汉家女子顿生悲切之情？
唯一的精神安慰，是离开长安前武帝对她的叮嘱。武帝对她说，她的使命关系着大汉边疆的安宁，一定要同乌孙国人相亲相爱，才不负朝廷的厚望，保中原安宁和国家和平。既然一个弱女子能够负起如此重大的使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刘细君只能坚强起来，只能感到荣幸。
青春与大漠
好在国王昆莫对刘细君很好。昆莫已经老了，年龄差不多可以做细君的祖父。他确实是一位勤于政事、明达世理的长者。他与汉朝联姻，是为了他的国家着想，而不是贪恋异族的女色。刘细君陪伴着令人尊敬的老国王，心稍稍安定了下来。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匈奴得知汉朝与乌孙联姻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为了笼络乌孙，抗衡汉朝，匈奴也给昆莫送去一个美丽的少女做左夫人。在微妙的后宫关系中，来自大汉的刘细君凭着自己高贵的身份与深厚的教养，言行得体，进退有序，与左夫人和睦相处，赢得了昆莫的敬重与宠爱。
生活在西域的刘细君，内心是寂寞的。她的《悲愁歌》是她真实情感的表白：“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但是，既然国家把安危托付给了一个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女子，她又怎能随心所欲返回故乡呢？据说，《悲愁歌》传至长安后，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心生恻隐之情。此后武帝经常派遣使节，携带中原的锦绣帷帐、山珍海味，前往乌孙慰问细君。武帝带信勉励细君，安心边塞，不辱使命。
不久，又有新的问题来了。原来，老国王日渐年迈，按照乌孙的风俗，年轻的王后必须嫁给王室子孙为妻。这种风俗在中原被视为乱伦，但在乌孙却是合情合理的。
过了些日子，老昆莫下了决心，决定在自己生前就把刘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军须靡。军须靡在乌孙国做着名为岑陬的官职，他是昆莫前妻的儿子所生，实为乌孙国的王孙和王位继承人。老昆莫把刘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意在让乌孙同汉朝世代友好下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要亲手把大汉送给他的“礼物”——刘细君，郑重地转赠给孙子军须靡。在老昆莫的心目中，细君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珍藏的来自强大邻邦的友情信物，现在既然自己老了，恐怕保管信物或有闪失，所以要尽早托付给更可靠的年轻人去拥有她。
军须靡是年轻人，他也爱慕刘细君的容貌才华，希望刘细君将来帮助他治理乌孙。但当老昆莫将这事通知刘细君时，却在细君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波澜。不错，老国王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己好。按照惯例，要等老国王死后她才能改嫁给他的子孙。现在老昆莫在生前就要完成这个心愿，显然是怕夜长梦多，担心朝局将来发生变化，可能对细君不利。老国王的真情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让刘细君下嫁给昆莫的孙子，这种无视名分的做法令她难以接受。
刘细君万般无奈，只好给武帝写信，陈述自己在乌孙遭遇的一切。她恳求武帝，一旦昆莫归天，便将她召回故土，她要把自己的生命结束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汉武帝接到细君来信，对她的命运甚是同情，但他身为一国之君，可没有那么儿女情长。彪悍的匈奴人仍在北方虎视眈眈，为保卫中原的安宁，与乌孙的和亲结盟必须坚持下去。细君下嫁王孙，虽于汉礼不合，却合乎乌孙风俗，理应入境从俗。于是武帝毅然提起笔来，给细君复信，大意为要保卫汉朝疆土，首要之事是安边。如今匈奴为患，必须联合乌孙，望细君公主以国家为重，随从乌孙国俗，共图灭胡大计。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唯有牺牲个人以保全国家。刘细君这个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小女子，难道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刘细君收到汉武帝复信之后的复杂心情。她不愿意违心地下嫁王孙，但她不能不服从汉朝皇帝和乌孙国王的共同安排。她的婚姻本来只是个人的事情，现在却成为两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历史也许就是这样的，许多局部的不合理，构成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
刘细君终于嫁给了军须靡。军须靡的年龄与刘细君相仿，从世俗的眼光看，他们成为夫妇也许比刘细君做老昆莫的夫人更为般配。老昆莫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这是这位老国王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他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不久，老国王病故，军须靡接位成了新的昆莫。刘细君和新昆莫的感情不错，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少夫，刘细君在西域终于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江都公主刘细君是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出塞的，比王昭君出塞早七十二年。她于西汉征和三年（前90）病逝，在乌孙国生活约十六个春秋。细君死后，汉王朝以楚王刘戊的孙女续嫁军须靡，以保持两国联盟。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朝发兵十五万骑，分五路进击匈奴，乌孙以五万骑从西方配合，形成合击之势。匈奴受重创后远遁漠北，从此衰落，汉朝的北方边境获得了持久的和平与安宁。
刘细君长眠在塞外的大草原上。每当朔风掠过荒原，发出潮水似的呼啸，她的芳魂会忆起遥远的广陵涛声。只有这时候，她的“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后人又何尝忘记了刘细君？元代钱塘诗人钱惟善有《灵璧手印篇》诗，序云：“汉以江都王女细君嫁乌孙王，女过灵璧，尝扶以石。后人镌石为模，腕节分明，故述其事，而为之辞。”诗云：
汉香飞入乌孙国，踰白龙堆行绝域。
万里穷愁天一方，曾驻鸣镳倚灵璧。
灵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烂胭脂节。
神飙吹影高撩秋，提云欲补中原月。
穹庐作室墙以旃，佩环魂托胡歌传。
当时双泪洒成血，血成碧色苔花坚。
青冢相望去不归，归时定化黄鹄飞。
千年恨隔毡城梦，汉使者过空沾衣。
诗人倾注了对江都公主的景仰之情和缅怀之思。民国间扬州学者刘师培，也满怀激情写下一首《乌孙公主歌》，表达了扬州人的深切乡情。诗云：
胡筝拨怨黄金徽，尘毂凝香纰罽帏。
镜里青鸾知惜别，歌中黄鹄宁羁飞？
狼望春花雪絮积，龙堆秋草阳晖稀。
到此应输青冢骨，芳魂犹共珮环归。
琵琶与蚕桑
关于刘细君的远嫁西域，历史上有两个传说。
一说刘细君为解旅途寂寞，而发明琵琶。早在西汉时代，扬州大约已经出现琵琶这种乐器。当时江都国的细君公主，因武帝派遣而和亲乌孙，即以擅弹琵琶闻名于史。刘细君是江都王刘建之女，相传精通音律，妙解乐理。晋人傅玄《琵琶赋》云：
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曰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
历史上一直有细君公主造琵琶之说，如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写道：“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关于细君公主与琵琶的故事，在唐宋间相沿不绝。白居易在一首标题很长的诗《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中说：“乌孙公主归秦地，白马将军入潞州。”可知乌孙公主的名字，在唐朝广为人知。另一位唐朝诗人李颀在《古从军行》中说：“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刁斗是古代军中煮饭和打更用的铜锅，白天用来煮饭，晚上用来打更。行人在昏暗的风沙中听到刁斗的凄凉之声，犹如听到了乌孙公主手中琵琶的幽怨之音。宋人苏轼《宋书达家听琵琶声诗》诗中，有“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之句，似乎一写到琵琶，就会想起刘细君。还有一位宋朝诗人黄庭坚则在《忆帝京琵琶妓》词中写道：“薄妆小靥闲情素，抱著琵琶凝伫。慢捻复轻拢，切切如私语。转拨割朱弦，一段惊沙去。万里嫁，乌孙公主。对易水，明妃不渡。泪粉行行，红颜片片，指下花落狂风雨。借问本师谁，敛拨当心住。”乌孙公主俨然成了琵琶的象征。
一说刘细君将蚕桑种子，传播西域。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种桑养蚕、生产丝绸的国家。考古表明，在商周至战国时期，中国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丝织品至今依然是中国输出到全世界的重要产品。中国民间传说，蚕是天虫，是神对人间的赐予，反映了农耕时代国人对蚕桑的敬畏。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即最博学的外国人也搞不清楚丝是从哪里来的，有人以为是树上长出来的，有人以为蚕跟蜘蛛一样有八只脚。学者认为，汉王朝允许向西域运输丝绸成品，但不允许输出桑蚕，泄露蚕种秘密会被处以极刑。但是蚕桑技术还是传到了西域，据说把蚕桑种子带到西域的是江都公主。传说江都公主酷爱刺绣，所以在远嫁乌孙时携去大量丝帛。但再多的丝帛也会用尽，她担心到西域后寂寞难耐，迎嫁的乌孙大臣就对公主说，最好把蚕桑种子藏在身上，带出关去，将来在乌孙可以种桑养蚕。细君便把蚕桑种子藏在发髻里，带到西域，桑蚕技术从此在西域流传开来。在扬州高邮天山汉墓里，曾出土玉、银、铜、铁、漆、丝等各种文物，其中丝绸证明汉代扬州具有高超的蚕桑业。在扬州邗江妾莫书汉墓出土的玉佩舞人，裙裾流畅，衣带飘逸，也显系丝绸制成的服装。关于桑蚕如何传到西域，还有另外的说法：其一是西域于阗国王派人到中土求亲，中土应允公主出塞和亲，公主悄悄把蚕种与桑籽藏进凤冠带去，西域才知道丝绸的来历；还有一说是西域人将蚕种装在手杖中带回楼兰，从此西域掌握了蚕桑技术。
东西方的交流离不开丝绸之路，而江都公主永远活在丝绸的传奇里。
考察西域
——东汉西征第一人臧旻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张骞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古人解释，“凿”就是开，“空”就是通，因为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张骞开通的，所以称为“凿空西域”。梁启超称赞张骞是“坚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开幕第一人”。张骞冒着生命危险，探险了匈奴、焉耆、龟兹、大宛，深入了乌孙、安息、条支、身毒，具有开创世界史的意义。
到了东汉时，有一个广陵人臧旻，可谓是张骞的后来人。臧旻有经邦治国之才，史称良吏。东汉桓帝时，臧旻为徐州从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灵帝时为吴郡太守，熹平初拜扬州刺史，迁使匈奴中郎，将征拜议郎，转长水校尉，历任中山、太原太守。他的主要政绩是平乱与戍边，堪称功臣和良将。
臧旻是广陵射阳（今扬州宝应）人，《后汉书》称他“有干事才”，也即富有学识，胸怀大志，并且能够成事。
熹平元年（172），会稽人许昭在句章（今浙江鄞州）起兵叛乱，自称“大将军”，立其父许生为“越王”，攻破城邑，残害百姓，拥有叛军几万人。朝廷任命臧旻为扬州刺史，平定叛乱。臧旻率领丹阳太守陈夤进兵征讨，连战三年，终于打败许昭，并捕获许昭父子。臧旻因此战功，升任为匈奴中郎将。
这一段经历，在《后汉书》卷五十八臧洪传有载：
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父旻，有干事才。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拜旻扬州刺史，旻率丹阳太守陈夤击昭，破之。昭遂复更屯结，大为人患。旻等进兵，连战三年，破平之，获昭父子，斩首数千级。迁旻为使匈奴中郎将。
臧旻担任匈奴中郎将等职，长期远戍边疆。他在边关任上，一面致力于抵御外族入侵，一面深入了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资讯，可谓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
在臧旻的时代，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经常南侵汉朝，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南匈奴则举棋不定，时或依附汉朝，时或反复无常。臧旻镇守边关后，经过考察分析，审时度势，请求出使匈奴，阐明汉廷意愿，消除对抗心理。结果，臧旻带着符节和礼品，率领使团，跋山涉水，历尽辛苦，到达匈奴境内。他参见了单于，阐述了汉朝希望和睦的愿景，终于兵不血刃，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顺利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外交使命。
臧旻刚柔并济，灵活外交，特别关注西域各国的地理形势和方物特产。西北边关时或有警，羌人、胡人纷纷出兵，骚扰汉境。熹平六年（177）八月，汉廷派遣夏育出兵高柳，田晏出兵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兵雁门，各自率领上万骑兵。三路同时出塞，征程二千余里。在这次战事中，夏育等人大败而归，物资辎重尽失，将士损失大半。唯有臧旻讨贼有功，凯旋京师。臧旻还借出塞迎战的机会，对西域各国的情况详加考察，凡是西域各国的面积、方位、人口、地形、物产等，无不一一调查了解，明白于胸。
臧旻从西域归来，回到京师，见到太尉袁逢。袁逢问他西域诸国的土地、风物等情况，臧旻当即回答说，西域本有三十六国，后来分为五十五国，再分解至百余国。臧旻一边说，一边将西域各国的面积大小、道路近远、人数多少、气候燥湿，以及山川、草木、鸟兽、异物的名称、种类、数目、特征等，凡是与中国不同者，都口陈其状，手画其形，使得太尉袁逢大为惊讶。袁逢赞叹臧旻道：“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如此？”于是擢升臧旻为议郎，转拜长水（今陕西蓝田）校尉。
臧旻的作品，《全后汉文》收有《上书讼第五种书》。坊间误传《昭明文选》收有臧旻的《救第五种书》，实即此文。《上书讼第五种书》见《全后汉文》卷六十八，开头写道：
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耳。
此文实际上是为“罪臣”第五种辩护的。第五种，人名，复姓第五，《后汉书》有传。第五种少时为吏，名显州郡，桓帝时拜高密侯相，大修粮储，整顿吏治，流民归者数千家。迁兖州刺史后，收捕宦官单超兄子单匡，被单超诬陷，流放于朔方。后在途中，第五种被故吏救出，藏匿民间，逢赦乃出。
第五种本是贤官良吏，因为得罪阉宦，被构陷流放，而在中途被部属解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物议，流行的观点是，第五种被流放虽有委屈，但是途中劫狱逃走，却是枉法行为。此事本与臧旻无关，臧旻公然为第五种抗辩一事见《后汉书·第五种传》。臧旻认为，尽管流放第五种是依法行事，但因为第五种是被冤枉的，所以他抗法逃走应是正义之举。臧旻的《上书讼第五种书》仗义执言，言简意赅，得以流传。有人将第五种比于苏格拉底。当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显系冤狱，但当友人要解救苏格拉底出狱时，苏格拉底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法律判我死刑固然错了，但你们救我出狱也是违法的，除非你们说服我逃走是正义的，我才接受你们的救助。论者以为，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人做的事”是否合法，臧旻关心的是“做事的人”是否合理，这乃是东西方思维的不同。
臧旻之子臧洪，字子源，汉末群雄之一。臧洪十五岁时，因父亲的功绩被拜为童子郎，在太学已有名气。董卓之乱时，臧洪被广陵太守张超聘为功曹，臧洪预感天下大乱，劝张超起兵报国。张超把广陵的行政教化之事，都交给臧洪，认为臧洪是海内奇士。臧洪在酸枣盟军大会上，慷慨陈词，声情并茂，声讨董卓暴行，号召纠合义兵，共赴国难。后来臧洪归附袁绍，袁绍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颇有政绩，又改任东郡太守。最后臧洪因故结怨袁绍，不屈而死。臧洪在《三国志》《后汉书》均有传。清人赵翼评论说：“臧洪自是汉末义士，其与张超结交，后与袁绍交兵之处，皆无关于曹操也。则魏纪内本可不必立传，而寿列之于张邈之次，盖以其气节，不忍没之耳。”
臧洪和他的同乡陈容殉难后，扬州故乡父老爱其高风亮节，在射阳建臧陈烈士祠。至今，“臧陈旧址”的石额还镶在宝应射阳古镇的城门上。
弘法日本
——唐代渡日高僧法进
天宝十二年（753）十月，鉴真和尚六十六岁，决心最后一次东渡。同行者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滕州通善寺尼智首、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等，共计二十四人。他们终于到达了日本。
在这些东渡者中，扬州和尚法进特别值得注意。唐人顾况《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云：“塔上是何缘，香灯续细烟。松枝当麈尾，柳絮替蚕绵。浮草经行遍，空花义趣圆。我来虽为法，暂借一床眠。”此诗表明，唐代扬州白塔寺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名刹，而鉴真的弟子法进（709—778），就是白塔寺的和尚。
法进与扬州白塔寺
法进所在的白塔寺，在今扬州江都宜陵。乾隆《江都县志》载，白塔寺在宜陵镇白塔河畔，建于何时无考。据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陈扬都金陵沙门释法泰传》附《曹毗传》说，陈宣帝大建中居江都，“常于白塔等寺中开演诸论”，也即讲解经文。据此，扬州白塔寺至少在南朝的陈朝已经存在。《续高僧传》卷三十又记载僧人慧达在隋文帝仁寿年间，“于扬州白塔寺建七级木浮屠（木塔）”。可以说，白塔寺是扬州历史上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白塔寺历史既久，古人亦多有记载。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写道：“承和五年（838）十月廿九日，天晴。扬州有四十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注《文选》矣。惠云法师，亦白塔寺僧也。”明载随同鉴真赴日的僧人法进是白塔寺和尚，同时记载扬州学者李善曾在白塔寺注释《文选》，这都是很重要的史实。《文选》为南朝梁昭明太子编纂，后世形成专门研究《文选》的“文选学”，而扬州李善是“文选学”的重要人物。李善所注《文选》，引书一千七百余种，可知当时白塔寺藏书之多。《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又说白塔寺中另有僧人玄湜，曾受日本留学僧荣睿的委托，书写、校勘《肇论疏》等经书。
与李善同时的高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赞美扬州白塔寺的卫生设施说：“江淮地下瓮厕者多，不可于斯即为洗净，宜应别作洗处，水流通出为善。且如汾州抱腹、岱岳灵岩、荆府玉泉、扬州白塔，圊厕之所，颇传其法。”
诗人顾况于建中二年（781）至贞元二年（786）间，曾被润州韩滉召为幕府判官，其时游扬州白塔寺，作五律诗《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中有“塔上是何缘，香灯续细烟”之句。当年的白塔寺应有亭台楼阁，古木名花，《续高僧传》记僧人慧达“于扬州白塔寺建七级木浮图”，不会是突兀之举。
白塔寺在宋熙宁年间仍存于世。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参礼天台山与五台山，途经扬州。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他面谒的扬州僧人，有建隆寺了素、慧照寺玄实，还有白塔寺僧人，“昔法进僧都住寺也”。南宋后《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书均未见白塔寺记载，《舆地纪胜》将白塔河误为白獭河，并说：“在江都县东六十里，一名龙兴港。图经云：尝有怪物自海陵穿入此港，直至古盐河南岸，变为白獭，因名。”可知到宋代，白塔寺之名湮没不彰，连白塔河都被误传为“白獭河”。
今存唐代白塔寺石刻宝塔一座，系1985年在白塔河边土中掘出，用白矾石刻成，单面凸雕，五层楼阁，每层有塔门，上为葫芦顶，下方有公榫，当初应有塔座。此物当是石塔寺白塔的平面图。相传白塔寺旧有楹联：
白塔巍峨高出大千世界；
梵宫清净广开不二法门。
与鉴真一同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中，法进、玄湜、惠云都是扬州白塔寺和尚，可见鉴真大师与白塔寺众僧往来密切。
鉴真的高足——法进
在鉴真的弟子中，法进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
其弟子中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即有扬州崇福寺僧祥彦，润州天响寺僧道金，西京安国寺僧璿光，润州栖霞寺僧希瑜，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润州栖霞寺僧乾印，沛州相国寺僧神邕，润州三味寺僧法藏，江州大林寺僧志恩，洛州福先寺僧灵佑，扬州既济寺僧明烈，西京安国寺僧明倩，越州道树寺僧璿真，扬州兴云寺僧惠琮，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等三十五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
法进是追随鉴真东渡的扬州弟子，也是载入日本正史的扬州和尚。鉴真应邀东渡，六次渡海，五次失败，在最后到达日本的中外和尚、尼姑、居士中，唯一被写进正史《续日本记》的鉴真弟子，是荣任日本最高僧官大僧都的扬州白塔寺和尚法进。
法进在鉴真六次东渡中，至少参加了三次。第一次东渡和第五次东渡，在所见名单中没有法进的名字。但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第一次东渡表示愿去日本的有二十一人，有名字的只有十八人，连因诬告导致东渡失败的高丽僧如海也在名单中。可见第一次东渡的名单并未最后确定，故有无法进，不得而知。第五次东渡有十四位弟子愿随鉴真渡海，列入名单的只有祥彦、思托等十一人，有三人姓名被省略，所以有无法进，也不得而知。在最后一次东渡的名单中，扬州人有白塔寺僧法进、兴云寺僧义静、居士潘仙童等。
关于法进和尚的身世，据日本《唐国法进传》载：“释法进，唐国人，姓王氏。天平胜宝六年伴鉴真来，圣武帝同（鉴）真宠遇。七年筑坛于东大寺为国受戒，（鉴）真为戒师，（法）进为和尚。”《本朝高僧传》载：“法进，支那国人。王氏之子，少岁出家，渡游讲肆，后从鉴真和尚具进。串遍三藏，精于台、律，出世扬州白塔寺。”《七大寺年表》载：“法进，律宗东大寺。姓王氏，王道之后也，申州人，住扬州白塔寺，鉴真弟子也。”《律苑僧宝传》载：“律师名法进，支那国人。世姓王氏，鉴真大师之高弟也。天性聪睿，有高志。削发进具之后，通贯三藏，特精台、律二宗，旁及儒典，出世扬州白塔寺。以毗尼引导，为四众所重。”综合各种记载，可知法进生于申州义阳，即今河南信阳，为王道之后裔。法进在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因扬州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寺院兴盛，鉴真又在江淮一带声誉日隆，故法进长留扬州。法进从鉴真和尚受具足戒后，就住在扬州白塔寺。
鉴真的弟子祥彦去世后，法进成为鉴真东渡的得力干将。法进应该出身于诗书之家，具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广博的佛学造诣，故深得鉴真器重和信赖。鉴真第二次东渡时，仅粮食就有一百八十多石，经书一百多部，佛具六百九十多件，袈裟三千多件，药材六百多斤，此外还有石蜜、胡椒等五百多斤，物资庞杂，数量巨大，鉴真都交与法进办理，足见法进具有非凡的理事能力。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打算从福州再行东渡，委派法进带两名助手和金钱等先行出发至福州，筹办东渡船只和物资。这些都说明鉴真对法进的信任。
法进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高僧。他对佛教、建筑、雕塑、医药、文学等均有高深造诣。法进对佛教各宗采取包容的态度，他和鉴真都是律学大师，对天台宗经论教义也有深刻研究。他们东渡所带的经卷中，有不少天台宗经疏，如《天台止观》《法门玄义》等。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鉴真圆寂，法进作《七言伤大和上》悼念师父。日本真人开元撰《唐大和上东征传》存其诗，《全唐诗外编》据此收录：
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
度物草筹盈石室，散流佛戒绍遗踪。
化毕分身归净国，娑婆谁复为验龙？
诗中的“草筹石室”，指佛家的“说法证果”之地，每证一果，乃下一筹。法进说鉴真“度物草筹盈石室”，是极言鉴真功德无量。
法进在日本的贡献
法进是鉴真大师的得意门生，鉴真东渡的得力助手，也是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的恩师。他为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推进日本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进追随鉴真到日本不久，天皇就敕授鉴真、法进等人以“传灯大法师”之位。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太子及文武百官在东大寺受菩萨戒时，法进是授戒师之一。后来鉴真被天皇任命为大僧都，法进被任命为律师。大僧都、律师均为日本宗教界领袖，由朝廷直接任命。
鉴真在日本建立唐招提寺时，法进是直接的指挥者。唐招提寺落成后，鉴真搬进唐招提寺居住讲律，原来的唐禅院、戒坛院便由法进管理，这也表明鉴真对弟子法进佛学造诣、管理才能和高尚人格的肯定。后来，日本朝廷又将国寺东大寺交由法进主持，让他担任当家和尚。
法进在推进奈良东大寺戒坛院、下野药师寺戒坛院和筑紫观音寺戒坛院（合称“天下三戒坛”的）过程中，功劳极大。后来，他由律师升为少僧都，五年后又敕封为大僧都，终于成为日本国最高僧纲的领袖人物。在随同鉴真赴日的弟子法进、思托和如宝之中，法进是升任大僧都的唯一弟子。他在宝龟九年（778）去世之前，一直活跃在日本的佛教界，对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僧人。
据日本《本朝高僧传》记载，法进向日僧讲授天台宗，大受欢迎。法进撰写的《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是鉴真师徒在日本留下的唯一完整的著作。法进的这部著作对天台宗进行了大力宣传，对中国天台宗祖师智者和灌顶更是极力赞颂。法进以天台宗传人的身份申明，他拥有智者大师的著作如《法华经玄疏》等，“欲学者可求取本书之流通”。日本和尚最澄为天台宗所倾倒，常来法进处借阅和抄写经书，后来成为开创日本天台宗的鼻祖。最澄在《天台付法缘起》里说：“鉴真并门人法进等，为弘天台之巨匠。”此说绝不为过。
法进不仅是律宗和天台宗的大师，又是医药高手。圣武太上皇患病甚重，召请医术精湛的禅师会诊，鉴真和法进师徒都应召会诊。鉴真圆寂前制作的干漆夹纻生人肖像，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塑作品，而法进是鉴真像的制作者之一。如今，此像已被列为日本国宝。
法进在日本弘扬天台宗，担任大僧都，替天皇治病，为鉴真塑像，事迹载入日本国史《续日本纪》。重温唐人顾况《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中的两句诗“塔上是何缘，香灯续细烟”，仿佛看到扬州白塔寺的香火不绝如缕，从唐朝飘忽到今天，又从华夏远渡到东瀛。
行医高丽
——宋代赴朝名医马世安
比起汉代的江都公主和唐代的鉴真和尚，宋代扬州名医马世安的名字几乎不为人所知。其实，马世安是最早出使朝鲜半岛的扬州人。
中医源远流长，在亚洲一带影响很大。宋徽宗时，徐兢出使高丽，写过一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高丽国王文宗“遣使入贡求医”之事。据记载，宋廷两次派遣扬州医生马世安到高丽医治疾病，传授医学。第一次是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派遣扬州医生马世安等人赴高丽；第二次是元丰三年（1080），马世安等人再次受宋神宗派遣前往高丽，受到高丽国王的款待。
出使高丽的国际背景
自唐以后，扬州成为和周边国家交往的繁忙口岸，扬州曾设司舶使，管理外国船只。作为东南最繁华的工商城市，扬州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做生意。大食、波斯、天竺、日本、新罗等国人，都通过水路和陆路到扬州，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其中到扬州来得较多的，是朝鲜半岛人。同时扬州人也走向世界，宋代扬州名医马世安就被宋廷遣派到朝鲜半岛，为高丽国王看病。
据考证，在十一世纪后期，宋、日、高丽之间处于微妙的关系之中。高丽文宗因患风疾，先后致牒宋朝和日本，请求派遣名医帮助诊疗。日本方面经过多次商议，最终拒绝了高丽的请求。客观理由是路途遥远，而且无此先例，实际原因是认为高丽的公文中存在严重的违例之处，而且日本方面怀疑高丽与宋朝关系密切。
日本认为，高丽的牒状存在六处违例。经过梳理，六处违例大致是指：一、落款没有写“呈上”等字眼，而日本自以为地位高于高丽，高丽致书日本应写“呈上”字样；二、公文没有加封，显得不严肃；三、公文上的时间只注明干支，而未注明年号；四、公文的年月下面没有写上日期；五、公文自称“圣旨”，“圣旨”本是宋朝皇帝所称，不是蕃国能够自称的；六、高丽没有派遣专使送达公文，而是让旅日商人捎带到日本。其中第五条尤其值得注意，强调“圣旨”乃是宋朝皇帝所称，高丽擅用“圣旨”一词属于僭越性质。在外交上，高丽使用“圣旨”意味着向日本宣扬国威，或者是高丽的背后尚有宋朝的存在，因为这一时期宋朝和高丽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日本在回牒中，强调自己宗主国的地位，斥责高丽的行为有僭越之嫌，由于日本朝廷始终以上国身份对待高丽，故对宋高关系密切感到不快。这些反映了当时宋、日、高丽之间关系的微妙。
高丽文宗三十三年（1079），患有“风疾”也即中风的文宗以高丽礼宾省的名义，向日本大宰府发去牒状，请求派遣能治风疾的名医，于来年早春前来高丽帮助诊疗。这封公文是第二年由海上商人王则贞捎带到日本，经大宰府奏报日本朝廷，不料高丽王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这一事件被称为“高丽文宗医师招请事件”。
马世安和宋代扬州医学
实际上，在高丽文宗向日本请医的前一年，已经向宋神宗提出相同的请求。在这之前，高丽文宗派遣使团出访宋朝，带来很多贡品，宋廷也回赠高丽大批礼物，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元丰元年（1078），宋神宗派遣使节出使高丽，受到高丽的欢迎，但是高丽文宗苦于风疾之痛，在近臣的搀扶之下才拜受了宋朝的国书和赐物。当年七月，高丽文宗回表神宗，一面表示感谢，一面自陈风疾，请求赐予医药。高丽文宗的请求得到了宋神宗的善意回应。第二年（1079）七月，宋神宗派遣翰林医官邢慥等八十八人前往高丽医治，同时送去名贵中药材一百种。可以说，高丽文宗向宋神宗请求医药，宋神宗友善回应高丽文宗一事，成了中朝两国邦交的象征性友好事件。又过了一年，宋神宗派遣扬州名医马世安再次造访高丽，帮助高丽文宗看病。
但是，关于马世安其人，《宋史》未见记载。《高丽史·世家·文宗》的记载也很简略：“乙卯，宋遣医官马世安来。”这是马世安第一次到高丽。《高丽史》又载：“己未，以宋帝节日，赐宴于马世安所馆，兼致礼币。”这应该是马世安第二次到高丽。《高丽史节要》是这样记载的：“宋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来。”特别提到了马世安是扬州人。又载：“忽以宋帝节日，赐宴于马世安。醉馆，忘致礼币。”从这些记载来看，马世安在高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高丽王借“宋帝节日”宴请马世安，本是准备在宴请后赏赐礼物给马世安的，可是因为喝醉了酒，忘记了赏赐之事，此事也郑重地得到了记载。
马世安是宋代扬州人，也是宋代扬州医学的代表人物。宋代扬州医学发达，不乏名家。在扬州国医养生院的神农草园里，有四座古代扬州名医雕塑，即陈直、许叔微、滑寿、吴尚先，其中陈直、许叔微都是宋代扬州人。陈直是北宋时医学家，宋神宗元丰年间任扬州兴化县令，著有《养老奉亲书》，为现存较早的老年医学专著。此书继承《内经》《千金方》《黄帝阴符经》的养生防病思想，在历史上流传甚广，明清养生著作，多引其说。许叔微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之间，扬州仪征人，自幼博览群书，精于医术。南宋初年，扬州战乱，瘟疫大作，许叔微踏遍乡里，治病送药，不受其值，活人甚多。后中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人称许学士。晚年取平生灵验之方，著成《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书，流布于世。
医学著作在中外医药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宋高医药文化交往方面。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一千卷。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一千卷和《神医普救方》一千一百卷。
中国与高丽的医药交流
扬州医官马世安两度远赴朝鲜半岛，为高丽国王医治风疾，同时交流医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后，高丽人学习中国医术者日益增多。高丽官方仿效宋朝，设立药局，设置医官，从中国引进医书《和剂局方》《图经本草》《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等，进行刻印传布。在宋代，由于宋高医药交流的频繁，高丽所藏中国医书善本很多。高丽宣宗在宋哲宗时，派遣黄宗悫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九卷，此书在中国已经亡佚，宋朝以此为底本重新颁行。高丽又与中国交换药物，向中国出口高丽参、白附子等药材，尤其是高丽参，三国时就为中国人知晓。高丽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仅在宋人《证类本草》中就收录了十余种。高丽从中国进口的药材，则有香药、犀角、象牙等。宋代向高丽输送的药材品种多，数量大，南方热带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均经宋朝商人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学习中国医学的基础上，又编撰了和本国实际结合的医书，如《乡药救急方》。
据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说，宋朝曾八次共一百一十六人赴朝鲜半岛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廷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平五年（1068），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熙宁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1080）七月，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往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往来，促进了两国医学文化的发展。
宋朝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保持着医药交流的传统。如交趾（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安南（越南一带）一方面贡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药材；一方面选送医生来中国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宋朝与阿拉伯的药物交流，主要通过海路进行，药物多属香药，其中有乳香、象牙、琥珀、犀角、白龙脑、蔷薇水、腽内脐、五味子等。大食所产蔷薇水，在宋代也曾输入中国。
马世安，是这一时代走向海外传播中国医术并留下姓名的唯一的扬州人。
公差俄国
——清代驻俄参赞何秋辇
扬州东圈门何家在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何家在扬州的第一代是何莲舫，他是因仕途不利，转而从商的。曾国藩赠何莲舫的著名对联，据张伯驹《素月楼联语》记载是：“千顷太湖，鸥与陶朱同泛宅；二分明月，鹤随何逊共移家。”此外，《素月楼联语》还载有何莲舫自撰联语一副：“酿五百觔酒，读三十年书，于愿足矣；制千丈夫裘，营万间广厦，何日能之？”都体现了何氏由儒而商的经历。
到何莲舫之子何秋辇，似乎不甘经商，终于成为晚清外交官。
何秋辇一家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何莲舫的才华十分赞赏，在《日记》中写道：“何莲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笔，人人叹之不置。”又说：“作七律五首，和何莲舫诗。”可见他们师生间关系的密切。何家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如何家子孙何秋辇曾任清廷驻俄参赞。
何莲舫的子孙都有出息。长子何秋辇，光绪年间副贡，潜心好学，亦能文章，兼通列国语言文字，作为参赞出使俄国。归国后荐升为新疆巡抚，可惜在赴任途中病逝，扬州才子方地山有联挽之。
关于何秋辇担任驻俄参赞一事，记载不多。只知道何秋辇本是光绪十五年（1889）副贡生，后入同文馆学习外语，学成后能通数国语言。在清廷公使杨儒出使各国时，以何秋辇为翻译官。庚子事变后，俄国占领东北，何秋辇随杨儒出使俄国进行交涉。俄国多方威逼中国代表承认俄国在东北的权益，中方代表不畏强暴，始终未在条约上签字，何秋辇在这件事上应该也有贡献。
何秋辇之所以出使俄国，主要因为杨儒的赏识。杨儒（1840—1902）是清末公使，字子通，铁岭人，隶汉军正红旗。同治举人，光绪年间任江苏镇海道道员、浙江温处道台、安徽池太道台。光绪十八年（1892），以四品卿任美公使兼斯尼巴亚（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太常寺少卿。光绪二十二年（1896），转任俄、奥、荷三国公使，工部右侍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沙俄乘机占领中国东北。朝廷得知增祺私下与俄签约，大为震怒，宣布该章程无效，特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圣彼得堡与俄方进行谈判。1901年1月4日谈判开始，杨儒明确表示《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干预内政，侵我主权，断难接受，须重修约稿”。为维护领土主权，公使杨儒与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谈判前后多达十三次，而杨儒坚持不签约。1901年2月5日，拉姆斯多夫再次约见杨儒，催逼签字，杨儒以“未奉朝旨”为由，断然拒签。因为谈判艰难，心力交瘁，杨儒回使馆下车时不慎跌倒，十日后以身殉职。
何秋辇回国后，担任东海关道道台，即海关关长。因新疆建省不久，受到俄国觊觎，于是派精通俄语和外交而又有骨气的何秋辇为新疆巡抚。宣统二年（1910）夏，何秋辇在出任新疆巡抚的路上，因天气炎热，旅途劳顿，行至甘肃凉州即今武威时，中暑猝死驿中，此地距阳关尚有数百里路。
何秋辇夫人吴氏斐眉，擅长绘画，笔致清秀。子何震彝，少年得志，得中进士，工于诗文，曾官中书、道员，著有《一微尘集》《八十一寒词》。民国后为农商部佥事，参与修撰《清史》，以微疾而亡，年方三十余。留一子名孝聪，次子骈憙，亦有诗名。何莲舫的次子何月担，在光绪年间举贤，后为兵部郎中行走。数年后回归扬州，但家道已经中落。《蜷庐随笔》作者王伯恭在书中叹道：“壶园风景，不堪回首矣！”何莲舫的女儿是个贞女。晚清《点石斋画报》中绘有《贞节可风》一图，即何女新闻。何莲舫罢官定居扬州后，与江苏候补道胡芸台比屋而居，往来甚密，便将次女许配给胡家公子。不料婚期将至，胡公子一病而亡，何女痛不欲生，意欲过门守寡。亲朋频频相劝，何女执意守节，乃至以绝食自尽相逼。两家商量后，只得以鼓乐、彩轿将她迎娶到胡家，然后再让她为亡夫服丧。《点石斋画报》所绘，可以让我们领略当年壶园的胜景，及何女出嫁的盛况。
何氏壶园在民国年间已经破败，近人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城花园，寥寥可数，如……东圈门之壶园，多半年久失修。”但是何氏的藏书，在近代扬州也曾被视为翘楚。《扬州风土记略》说：“藏书之家，旧为马氏玲珑山馆与陈穆堂瓠室，收弆最富……兵燹后，独山莫氏、江阴何氏寓扬，所藏多精本。”此处江阴何氏，就是指何秋辇家。现代藏书家郑振铎在《清代文集目录序》中说：“扬州何氏、无锡丁氏诸家藏书散出，予皆有所得。”这里的扬州何氏，也即东圈门壶园何氏。
何秋辇之父何莲舫，先做吉安知府，后为扬州盐商，与太平军、曾国藩及两淮盐运之间关系复杂。而何家几代人在仕途、经商与外交方面的独特经历，蕴藏着一段近代秘史，在扬州近代史上极为罕见。
敦煌文物事件
何秋辇生平行状的一大污点，是与敦煌文物的流失有关。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那时中国的西北是政治敏感地区，邻近的印度和阿富汗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沙俄的实力已经扩展到里海，英俄都在为争夺新疆做准备。中亚探险热潮，就在此背景下展开。斯坦因在《考古与探险》中说，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都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国。以收集文物为名的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也在绘制地图。
关于敦煌文物的流失，流行的说法是最早由英国人斯坦因从王道士手中获得文物，继而美国人华尔纳带领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在石窟剥离壁画。俄国人奥登堡来得虽早却只得到敦煌洞窟内的残留文物，法国人伯希和来得虽晚但精通汉学拿走的都是精品。有人总结敦煌文物流失的相关人物，认为首先是王圆箓，俗称王道士，敦煌文物是从他手中开始流失的。其次是蒋孝琬，也即蒋师爷，因为他的主意，斯坦因才得以攫取文物运出敦煌。接下来就是华尔纳、奥登堡、伯希和了。其他几个中国人，则是画家张大千、新疆巡抚何秋辇和内阁侍读学士李盛铎。
据说，身为新疆巡抚的何秋辇因负责运送敦煌文物到北京事宜，利用职权，先将文物运到自家截留，把卷子中较长者截割数段以充数。有资料说，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八万元出售给了日本东方学专家羽田亨。同时，内阁侍读学士李盛铎也伙同何秋辇一道窃取了敦煌文物。
敦煌的文物，中国现存两万件，流散到国外的约五万件，主要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美国、丹麦、德国等国。1910年，清廷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然而在运往北京的路上，这些卷子命运叵测。据说，这批卷子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些。有材料披露，受学部委托的新疆巡抚何秋辇从甘肃押解经卷车队抵达北京时，何秋辇之子何震彝先将大车接至其私宅，约同其岳父——曾任国史馆协修、内阁侍读学士的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将残卷中上品悉行窃取，然后把剩余卷子中较长者，截割为数段，以充八千卷之数。由于李盛铎精通版本目录学，所得多为佛经之外的四部典籍、景教文献以及公私文书，其数目质量都堪称私藏者之魁首。据他自编《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他收藏的敦煌写本共有四百三十多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批卷子被其子女以日金八万元出售给日本人羽田亨。现在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多为何氏旧藏，目录即为“何彦升秋辇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
何秋辇之死
关于何秋辇，盛传一件逸事。据清末民初佚名《梼杌近志》说，留学生某识字无多，写信给大官何秋辇，把“辇”字写成“辈”字，“究”字写成“宄”字。何秋辇于是作了一副对联嘲讽道：
辇辈并车，夫夫竟作非非想；
究宄同盖，九九难将八八除。
巧妙地将对方的错误指出来。又相传有留学生某，因留学而成为翰林，写信给何秋辇时，称何秋辇为“秋辈”老伯，又把“草菅人命”写成“草管人命”，何秋辇又作对联讽刺道：
辇辈并车，夫夫竟作非非想；
菅管为官，个个多存草草心。
借对方的错别字，讥讽了想入非非、草草了事的作风。当时京师文人将联语略改数字，成为：
辇辈同车，人知其非矣；
究宄并盖，君其忘八乎？
何秋辇死时，境况颇惨。清人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未刻，润田遣仆张禄促余至恒裕，则何秋辇中丞初七日暴病殁于凉州三十里铺馆驿。旁无眷属，囊无余资。余因发电，托长少白制军料理身后一切，运柩返西安。”
民国时期的“联圣”方地山，与何秋辇在扬州的住处很近。方地山住东关街，何秋辇住东圈门，自小相识，后来又同在北京谋生。何秋辇去世时，方地山正在天津任长芦盐场盐务官，听到噩耗十分悲痛，立拟挽联二副。一曰：
身行万里路，能通六国书，无怪群公欲使班超定西域；
凄凉玉门关，呜咽陇头水，早知今日不如何逊在扬州。
二曰：
旧雨十年疏，明月依然，无复梅花笑东阁；
停云双泪断，阳关未出，惨闻羯鼓打凉州。
两副挽联都运用的“东阁梅花”典故，在历史上十分有名，出自南朝梁文学家何逊。何逊曾任水部郎中，世称何水部。据说他担任扬州法曹时，衙中梅花盛开，何逊流连忘返。后何逊调任洛阳，时常思念扬州梅花，请求回到扬州，得到批准。当他回到旧日官衙时，正逢梅花盛开，于是打开东阁，宴请旧友，成为文坛佳话。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之句。其实梁朝时的扬州，在今日之南京，与今日之扬州并不相干。然而在文学上，人们总认为“东阁梅花”是指今天的扬州，所以方地山在挽联中一再说“不如何逊在扬州”“无复梅花笑东阁”，也是运用乡关旧典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