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家国行囊背影（2）

创办华校

——清代驻日领事卞綍昌

晚清出任日本长崎正领事官的卞綍昌（1873—1946），是扬州仪征人。今扬州广陵路仍有其故居，虽然已经破败，但是规模之宏大依稀可见。

卞綍昌原名纶昌，字经甫，号薇阁，晚号獧盦，出生官宦之家，为卞宝第次子。善饮，工书，中优行廪贡生，就学于南菁书院，先后娶广东廉州知府张丙炎四女、清廷重臣张之洞长女为妻。捐纳同知后，先在广东试用，承办新式企业，后任驻日本长崎正领事官、农工商部商务司行走、铁路南段总稽查、湖北候补道员等职。卞綍昌，可以说是从扬州走出去的外交官。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调卞綍昌充任随员，并派其充任日本横滨领事、长崎正领事官。三年后任满，清廷出使大臣杨枢奏保卞綍昌为道员，工作则仍留原差。光绪三十三年（1907）卞綍昌再次差满，杨枢以其“保护华侨异常出力”再行保奏。次年二月农工商部调其在商务司行走，四月督办铁路大臣调其担任铁路南段总稽查。

卞綍昌先后在日本任外交官七年，即1901年至1907年。在此期间，卞綍昌最突出的贡献，是以清廷驻长崎领事的身份于1905年倡议创办长崎华侨学校。在侨胞赞助下，该校成为当时日本九州唯一的华侨学校，校址最初设在长崎大浦町的孔庙。

日本的华侨教育始于何时，迄今未有确凿稽考。在日本明治时代，华人郑敏齐担任日本德川幕府末年的唐通事，他通晓满语、英语，倡导教育，传授译事。其后又创办译家学校（唐通事学校），教授汉语和英语，可谓日本华人办学之嚆矢。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也在日本创办华侨学校，教授中文，传播汉学，造福华侨。与横滨、神户的华侨学校由革命党人或保皇党人主办不同，长崎华侨学校由并无政治色彩的长崎领事卞綍昌倡导创办，并得到了清廷认可。校名起初叫作“私立时中两等小学堂”。校名“时中”，来自中国古代经典《中庸》，《中庸》有“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古训。这是希望华侨子弟能够明白自己的处境，随时守住中道，无过与不及。所谓“两等”即初等与高等，初等学制五年，高等学制四年。后来更名为“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

“私立时中两等小学堂”所在的长崎孔庙，是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驻长崎总领事张桐华呼吁建立。这也是日本现存十四座孔庙中唯一完全由华人兴建的孔庙。十二年后的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在长崎第七任总领事卞綍昌的奔走呼吁下，清廷再次出资，卞綍昌也带头捐款，加上华侨的踊跃捐助，在孔庙内修建起日本九州地区唯一的华人学校。从此，华侨子弟在这里接受祖国的母语教育。

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开学时，有男生近五十人，女生十余人。到1919年，学生达到二百人左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悍然侵华，华侨大批回国，学生骤减到六十人左右。1945年日本战败，学生人数逐渐增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华侨逐渐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子女也纷纷进入日本学校，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的学生再次减少。1988年，这所学校送出了最后两名毕业生。这所学校从建校至此，一共送出两千多名毕业生。1989年，长崎华侨时中小学校顺应时代变化，改为“长崎时中语学院”。每逢周末，这里有二十多名华侨子女来补习中文，还有日本人在这里参加中文的入门、中级、高级班学习。长崎的中国留学人员，则在这里担任教师。

卞綍昌除了在长崎办学，还在日本遇到一场意外的纠纷。1908年冬，革命党人黄兴接到旅日华人刘师培的举报信，揭发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背叛本党”，主要内容是说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因为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章太炎对此并不隐瞒，他对刘师培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这时清廷驻长崎的领事是卞綍昌，又因为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故章太炎请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款三万元，二万元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元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是何震赶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请她与卞綍昌和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生怕何震一人办事不可靠，又让刘师培回国办理。刘师培、何震都认为此事不会成功，后索性向革命党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因为黄兴的冷静处理，此事并未发酵。事件之始末，虽然牵涉到卞綍昌，实与卞綍昌关系不大。

卞氏一家都领时代风气之先。

卞綍昌的祖父卞士云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巡抚。卞綍昌的父亲卞宝第官至福建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扬州诗人陈含光诗云：“两世棨戟遥相望，同时七印何辉煌。”这是对扬州卞家显赫地位的真实写照。

卞綍昌之兄卞绪昌，官至安徽按察使，后在安徽巡警总局设交通股时，为首任巡警道员，为了提倡新风，曾亲自在城内繁华处站岗执勤。卞绪昌年轻时随父亲卞宝第在湖南、福建任所生活，眼界日宽。四川总督奎俊认为他是“新式人才”，特写奏章，向朝廷推荐，奏章中说：“该员优居里閈，志切匡时，外而交往之宜，内而吏治之要，思虑深远，识见明通。自少随父之任，遇事留心，于各省吏事、民情、利弊、得失，洞若观火，才华越发，议论和平。”换言之，卞宝第在福建办洋务时，卞绪昌也跟随其学习，吸收新知，并研究政情民意，只待有机会实践，便可以为朝廷出力。

卞綍昌的侄子卞白眉自幼攻读经书，时值慈禧专政，朝政腐败，国势衰退，康梁变法，卞家乃于扬州成立洋书房，聘请日本教师小林健吉及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锡庚等人，教授子女英文、日文及其他科学知识。卞白眉学习新学二年后，捐补为太常寺博士，移居北京。卞白眉目睹晚清朝野昏庸无知，毅然弃官，赴美留学，于1906年至美国考入白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取得学士学位。辛亥革命成功后，卞白眉于1912年回国，筹建中国银行。1913年中国银行正式成立，卞白眉任发行局佐理，后升任总稽核。1916年因反对北洋政府，辞职移居天津，筹办中孚银行。1918年重回中国银行，任天津分行副经理，不久晋升为经理，直至抗战爆发，离津去港。其子辈中，有科学家、医学家、银行家等，大多移居海外。

卞綍昌工书，他的汉隶与谭大经的篆书、王景琦的真楷、卞斌孙的大草称为近代扬州书坛“四绝”。据说卞綍昌晚年在扬州，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户限为穿。卞綍昌的隶书，用笔沉健，结体工稳，元气淋漓，格调高雅。论者认为，这与卞綍昌的学识修养分不开。卞綍昌从汉碑吸取精髓，加上家学渊源，个人心得，方能独树一帜。他又擅于交往，与日本画家江上琼山、海上名家戈湘岚等均有交往。江上琼山《洞天一品图》有吴昌硕、卞綍昌等人题咏，戈湘岚《八骏图》有卞綍昌题识。卞綍昌常与扬州名家王景琦、陈含光、包契常等联手创作。卞綍昌的书法润格很高，但不要现钱，只要拿名人作品交换。扬州民间多有卞綍昌墨宝。他赠陈重庆一联云：“垂杨荫涂，成安平域；美稼乐利，书大有年。”镌刻在瘦西湖碑廊中。他本人也是一位收藏家。

辛亥革命后，卞綍昌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寄情丹青。1946年去世，葬于扬州仪征刘家集塘坝。

留学东瀛

——留日学子刘师培

在扬州东圈门青溪旧屋，第四代传人刘师培的出现是个异数。

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少年时代就读遍四书五经，克绍箕裘，使刘氏家学在他手中集大成，他自己也成为晚清民国最著名之学人。如果时局不发生变化，这个“三代传经”的家族得有传人，刘师培也将在先人安排好的位置上皓首穷经，终老于斯。可是刘师培没有在传统学问的道路上一路驰骋，他出生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充满变数的年代。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刘贵曾之子、刘毓崧之孙、刘文淇之曾孙，1884年农历闰五月初二出生于扬州。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八岁开始学《周易》，十二岁博览诸经，十九岁中举。刘师培在扬州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代。除了读书，他和一些好朋友，如方尔谦、方尔咸兄弟等，常常泛舟瘦西湖上，啸傲湖山，吟诵诗文。《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中说：“友朋来访者甚多，尤以江阴何鬯威震彝、江都方地山尔谦、泽山尔咸兄弟为最勤。”

1903年端午节，刘师培和方氏弟兄畅游瘦西湖后，写了一首《端阳日偕地山、泽山、谷人泛湖，言念旧游，怆然有感》长诗，其中有“人生自古有离合，譬如蓬梗随江湖”“方今世或堕尘雾，大厦将倾谁则扶”等句，胸襟非凡可知。

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扬州后，创办师范学会，协助乡人出洋，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这年秋天，受王无生的影响，刘师培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活动，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攘书》《匪风集》《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并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都参加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1905年，他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因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1906年春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鼓吹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同时编辑出版《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先后发表《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因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同时成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农民疾苦，又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泡特金的《总同盟罢工》等，意图在同盟会之外另树一帜。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刘师培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遂由何震出面联络，竟然被清臣端方收买。1908年11月，刘师培自日本回国。

1909年，刘师培公开入幕，为清朝大臣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时，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又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程，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3年6月，刘师培夫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1915年8月，刘师培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刘师培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有名的“国粹派”。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称为《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师培的学问堪称阔大，大率分为古今学术思想评论、文字训诂、经学研究、群书校释几个方面。作为经学大师，他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尤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等著作，具有开创意义。他是中国晚近学术思想史上较早又较有系统的总结者，所著《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等构成了一个阐幽发微的学术体系，而且治学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与王国维一样，既以西学诠释中学，又能比较南北学风，同时区别汉宋学派。

扬州刘氏家学是《左传》研究。刘师培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也可谓发扬了家声。刘家世代专治《左传》，连小学大师黄侃也拜在刘师培门下。有意思的是，他们有过一段对话：

黄侃：你身体又不是很好，现在到北大教书，赶快挑个聪颖的学生把《左氏传》的经法传下去。

刘师培：唉，这些学生哪里配，功底太差……没想到三代传经，到我这代就要终结。

黄侃：也是，唉……要不，你把经传给我？

刘师培：不好吧。你也是教授，太委屈你了。

黄侃：我们之间就不用搞这些客套了，明天我就提牛酒来拜师。就这样说定了。

刘师培：……

黄侃后来说起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师傅，慨叹道：“真是天才，有清一代有三个天才，都是三十六岁就去世。前清有孔广森，中间有戴望，晚清有刘申叔。可惜！可惜！”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称：“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时所编《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评论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鲁迅又说：“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评价很高。

刘师培作为近代国学大师，国学基础来自家学，思想体系和治学方法则受日本影响很深。例如刘师培借鉴日本的国粹思想，是近代中国最早使用“国粹”概念的学者之一。“国粹”是日本学者把英语Nationality一词译成日文的外来词，东渡日本的刘师培深受日本影响，借鉴日本的“国粹”之说而力图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今人所谓的“国学”，最初是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为了区别于“西学”而从日本引入的概念，这个概念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在思想领域，刘师培汲取了近代日本的反专制思想，特别是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刘师培在日本结识了思想激进的日本社会党幸德秋水、北辉次郞、和田三郎等人，又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新说，觉得耳目一新，认为只有这些学说才能救中国。所以他在日本不但创办《天义报》，又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竭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日本的宣传活动，对旅日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在他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刘师培的思想，本质上是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产物。刘师培东渡日本时，正逢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向无政府主义思潮转向。在各种激进思想的冲击下，刘师培从个人知识背景出发，只能以中国传统思想诠释西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刘师培从旧时的书斋，投入时代的洪流，又不惜卖身昔日的政敌，转而又沉潜于治学的堂奥，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在日本时，他与章太炎（字枚叔）齐名，当时有“二叔”的说法。

刘师培与何震夫妇只有一女，不幸夭折。他既无子女，家学便无人继承。刘师培著作等身，学人唯恐其散去，钱玄同就说过：“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绕梦寐之一事。”1936年，由刘师培旧友南桂馨出资，邀钱玄同等编辑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2008年，仪征万仕国又辑校出版了《刘申叔遗书补遗》。

走向世界

——赴美学者黎东方

黎东方（1907—1998），原名智廉，笔名黎洁、时偕。其父黎淦，字衡平，光绪举人，曾为两淮盐运司衙门候补。黎东方少年时代住在扬州砂锅井、二郎庙、仁丰里等处，曾在戴氏学塾、乐群小学、第二高等小学、省立第八中学读书。

后来，黎东方就读于清华大学、巴黎大学，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并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国立编译馆大学图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应美国作家赛珍珠之邀，赴美讲学。此后基本寓居美国，并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等地大学讲学。

扬州的少年时代

黎东方祖籍河南，因父亲是两淮盐运司衙门候补，故移家扬州。黎东方生于东台何垛场，幼年住扬州砂锅井，因砂锅井地势低洼，经常淹水，遂搬到二郎庙巷。二郎庙位于东关街，后来他回忆说：“我家的大门与后门，均是坐东朝西。与其称这两个门为大门与后门，不如称之为大门与耳门。大门距东关街较近，门口贴有红纸一张，上写‘中州黎寓’四个大字。”

民国元年（1912），黎东方在扬州东关街大草巷戴氏学塾读书，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师只管教，并不讲解。后来转到运司街乐群小学读二年级，校长戴子秋。有一件事给黎东方印象很深。一次，同学们在操场传递帽子玩，被戴校长看见，把十几个学生喊去，每人打了三下手心。黎东方仅在旁边观看，也被打了三下手心。黎东方因此离开乐群小学，考入第二高等小学。此后，他家又由二郎庙搬到扬州旧城头巷。黎东方在《平凡的我》书中回忆道：

旧城头巷是一条很长的南北行的街，而不是巷。二巷、三巷，以至十巷，均与头巷交叉。另有一条小头巷与二巷等巷平行。头巷之南端，接于小东门大街；北端，接于大东门大街。小东门与大东门是明朝扬州的两个城门。史可法被俘就义之处，在小东门附近。我常常爬到小东门城墙的上面，欣赏史可法所留下的铁炮。

头巷十号的房子比二郎庙巷的小，大门坐西朝东，门右便是一块荒地。进门以后，有一个园子，然后是二门。二门以内，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狭的天井。右边是小厨房与客座，左边是三间朝东的房子。前边是花园式的小门，小门以内有一个后园，右边是大厨房与女仆房、堆房，左边是自成院落的三间正房，两间厢房。

黎东方家住的旧城头巷旧宅，今在仁丰里，小有园林之胜。陈从周《扬州园林》记道：“仁丰里刘宅，宅不大，门东向，入内沿门屋筑西向屋一排，前有高墙，天井作狭长形，可避夏季炎阳与冬季烈风；而夏季因墙高地狭，门牖爽通，反觉受风较多。墙内南向厅三进，而末进除置套房外，更增密室（套房内的套房）。厅旁有花墙，过月门，内有花厅，置山石花木。整个建筑设计是灵活运用东向基的一个例子。”

从旧城头巷到第二高等小学很近。二高设在府学，从仁丰里出来，穿过文津桥即到。黎东方回忆说：“第二高等小学，设在旧城文昌阁西北的‘府学’内（今扬州市政协大院）。府学是扬州全府八县共有的孔子庙，其规模之大，不仅非一般的县学可比，亦非我所见的中国若干府的府学可比。平心而论，只有曲阜的孔子庙，比这扬州府的学府大。”“府学的中心是大成殿，与北平故宫太和殿形式相似，三层台子，每层铺满白石，围上雕花的大理石栏杆。大成殿之南，有很大的一块地，也铺了白石。地的两旁是两个长廊，叫作东庑、西庑。正对着大成殿的是气魄雄伟、竖立在高台子上的大成门两扇，左右另有‘金声’‘玉振’两门，门各二扇。这六扇门，均用朱红漆漆成。而大成门最令人联想到故宫的太和殿。”“大成门之南有泮池，池上有三道拱桥，凡是中了状元的本府人氏，便有权由正门（叫作棂星门）进庙，走过中间的一道拱桥，再经由大成门，笔直地登上大成殿，向孔子的牌位行礼。”少年时代的黎东方，也有过革命的意识。五四运动时，他正在扬州读高小二年级，曾在街头队伍里高唱救亡歌曲。随后他与朋友成立“醒华会”，去梅花岭向史可法行礼。这个只有四个小学生形成的组织，写印传单，抵制日货，甚至把家里的日本棉线和日本牙粉扔到阴沟里。

二高毕业后，黎东方到上海报考南洋大学附中未取，后来考取省立第八中学。八中原是光绪年间扬州两淮盐运使程仪洛创设的仪董学堂，一称两淮中学堂，地址在扬州东关街。民国后，扬州两淮中学堂与扬州府中学堂合并，改称淮扬合一中学，不久改为省立第八中学。黎东方说：“八中人才济济，有一位国文老师，姓朱，名佩弦，他便是其后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当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不够资格上朱先生的课，但是等到朱先生当了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我也当了清华大学的讲师，他很喜欢我，和我称兄道弟。我详细地告诉他在八中读书，当他的学生尚不配，怎敢当得起‘老兄’二字呢？他似乎因此更喜欢我，一直到我们在昆明最后一次见面，我总是尊称他为先生，他一生为人谦恭有礼，常常回我一句：‘不敢当。’”黎东方在八中读了一年，1922年夏终于考取上海南洋大学附中。

离开扬州的黎东方，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他在上海看到孙中山先生，目睹五卅运动惨案，然后考取清华大学，又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在北大、清华、中山、东北、中央、复旦等校任教，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

扬州一直在黎东方的心里。1988年，黎东方回到阔别的故国，在中秋那天来到故乡扬州，看望外甥女一家。1992年，黎东方再次回国，参观母校清华大学，并与扬州老乡江泽民会晤。离京后，黎东方又回到扬州，在外甥女家住了三天。他说，扬州是我的故乡，扬州太美了，我死后要葬在扬州，哪怕是衣冠冢也好。这次回家，他受聘为扬州师院历史系教授。

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去世。扬州大学教授祁龙威有《悼念黎东方教授》七绝云：

忽听文星落远荒，遗编在手泪沱滂。

金瓯待补毋留恨，化鹤归来邗水旁。

赛珍珠邀请赴美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黎东方应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之邀赴美，协助她编辑《亚洲杂志》。从此，黎东方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漫长生涯。

赛珍珠邀请黎东方的具体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46年春，黎东方托一个去美国的亲戚寄信给赛珍珠，随信附去一套赛珍珠著作的中文本。赛珍珠收到后，立刻给黎东方回信表示感谢，并请黎东方向中文本译者致谢。赛珍珠在信中说，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她热爱中国，并邀请黎东方赴美讲学。黎东方将赴美国，朋友为他饯行，并在纪念册上纷纷题字寄望。其中顾颉刚题曰：“乘长风破万里浪。”柳诒徵题曰：“立一家之言。”吴稚晖题曰：“东方西方，其理皆同。”胡适题曰：“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又题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可说十分话。”黎东方原以为胡适批评他治学不严，后来听说许多人都有胡适同样的题字，才冰释前嫌。1946年9月，黎东方由上海乘远洋客轮赴美，同行者有地质学家李四光、物理学家李政道、舞蹈家戴爱莲、漫画家叶浅予、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华罗庚等。在船上，冯友兰为他题字：“彼美人兮，东方之美人兮。”华罗庚为他题写了一道数学题。

经过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黎东方终于到达美国，时为1946年10月。踏上美国土地，黎东方首先去拜访赛珍珠。但是他没有按照赛珍珠的邀请就任，却被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请去创办远东学系。据说这是全美最早研究远东的机构。此后，黎东方于1947年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堪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波奥里阿城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1955年3月赴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黎东方又赴美国，在迈地森城威斯康辛州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历史教学，蜚声士林。

赛珍珠侨居中国近四十年，自称说中国话像讲英语一样自如。有人认为，赛珍珠所说的汉语口音，应是下江官话，也即明清以来南京、扬州、镇江一带的官话。赛珍珠的保姆王妈是扬州大桥人，王妈既是赛珍珠起居的保姆，也是她语言的蒙师。王妈给赛珍珠讲过不少民间故事，加上赛珍珠爱听扬州评话，所以她对下江官话较为熟悉。据听过赛珍珠讲话的人说，赛珍珠说话有南京口音或扬镇口音，发音类似淮安人周恩来（政治家）、扬州人黎东方（史学家）、镇江人陈光甫（金融家）。黎东方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赛珍珠能说“扬镇一带的方言”。方言的接近和相通，可能也是赛珍珠与黎东方交谊的原因之一。

黎东方旅居美国后，因为历史学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汤因比”。但因他与中国大陆学界交往很少，所以尽管他的史学成就在国际上声誉卓著，在中国大陆却知音甚少。

黎东方旅居美国数十年，但直至逝世，没有加入美国籍。

一世功名在说史

黎东方一生的最大建树，在于细说中国历史，并创造了“细说体”。

黎东方的讲演才能，在抗战时已崭露头角。1944年秋，黎东方在教育部担任公务员，同时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课，但收入不多。为改变生活窘境，黎东方自拟广告，招徕听众，听他演讲历史，每张票法币四十元，相当于两美元。重庆报纸刊登启事云：“黎东方先生，专精史事，如数家珍；解析枯朽，顿成神奇。有循循善诱之心，擅深入浅出之技。”似应出自黎东方自己的手笔。在当年的重庆，黎东方的说史居然使得一个容纳五百人的剧场，连续十天爆满。黎东方讲的是什么呢？是历史，并非演义，正是这种真正的讲史，吸引了听众。据说十天的讲座除去各种开销，净得美金四五千元，这让黎东方演讲兴致大增。后来他相继到成都、泸州、昆明等地讲演，可惜所有收入都因妻子投资高利贷而被骗得精光。后来演讲成了黎东方筹款的主要方式，据说他在演讲之前会开门见山地说：

我为什么要讲史，为什么要卖票？我不是为了讲史而卖票，而是为了卖票而讲史。为什么？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抗战前，我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一个月薪水只能买一双皮鞋，买了皮鞋就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黎东方的演讲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含有以古讽今的锋芒，每每引起全场的笑声和掌声。如他讲诸葛亮，说诸葛亮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欢，第一因为他不仅忠勇，而且有计谋。历史上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可是既忠勇又有计谋的就没有几个了。第二因为他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足以确定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第三因为他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传说他的太太长得极丑，倘若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黎东方对一般人难以辨别的古代官制与地名，也往往说得非常透彻。如黎东方说，三国时的扬州，治所不在今天的扬州，而在九江郡的寿春，即安徽寿县。它的辖境包括现在的安徽、江西、浙江以及苏南，就是没有今天的扬州，所以把小乔说成“扬州美女”是错误的。今日的扬州，在三国时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说，京戏里的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七岁。建安十三年（208），周瑜已三十四岁，诸葛亮才二十七岁，可见不能把演戏当成历史。经他这么一说，历史迷雾顿时廓清。

黎东方可谓中国现代讲史第一人。有人形容他的讲史，说孙仲谋首鼠两端，唐明皇专宠杨氏，杨国忠大权在握，慈禧以悔过太迟而断送了清朝江山，总而言之是谈古论今，信手拈来，深入浅出，一时传为佳话。

黎东方真正动笔撰写历史是在1962年。他的文章先在台北《新生报》连载，后由文星书局出版。开始写了《细说清朝》，后来《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民国》《细说三国》等陆续问世。有人遗憾地说，黎东方本人其实并不把讲史看得太重要，倘若他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用讲史的方法告诉中国大众，对于国人也许有更好的借鉴作用。黎东方著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独创的“细说体”系列，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他的讲史其实是借用古代“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来讲历史故事。他说的历史，不虚构一个人物，也不编造一个故事，而是从各种史料中搜集素材，巧妙贯串，熔铸成篇，然后以引人入胜的语言铺展开去。他的讲史不同于艺人说书，但与他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扬州古城必有关系。扬州评话素来以讲史著名，王氏《水浒》、康氏《三国》都是蜚声大江南北的。黎东方对于说史的兴趣，虽然不能肯定源于扬州评话，但是无论如何总与他少年时代在扬州的生活有关。

《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等书在台湾出版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顾毓琇、邓广铭、唐振常等名家都热情为其书作序。黎东方本拟以将近九秩之年，续写秦汉、两晋、隋唐、宋朝诸史，怎料天不假年，溘然仙逝，享年九十二岁。后来出版社受黎夫人之托，约请陈文豪、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等学者完成了秦汉、两晋、隋唐、宋朝诸史的整理和写作，完成了黎东方的遗愿。

钱穆认为，黎东方的讲史貌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他的评价是对的。

游历欧洲

——访欧作家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绍兴，生于东海，移家扬州，自称扬州人，现代作家、诗人。主要文学作品有《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欧游杂记》包括《威尼斯》《佛罗伦司》《罗马》《滂卑故城》《瑞士》《荷兰》《柏林》《德瑞司登》《莱茵河》《巴黎》等篇，《伦敦杂记》包括《三家书店》《文人宅》《博物院》《公园》《加尔东尼市场》《吃的》《乞丐》《圣诞节》《房东太太》等篇。

这些游记虽然努力客观地记录所见所闻，但不时流露出作者的独特眼光。

欧洲和英国之旅

从1931年8月至1932年7月，朱自清前往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和英国游历和考察。根据清华大学的规定，在本校工作五年后可以休假一年，所以朱自清得以远赴欧洲，有一大半时间在英国度过。关于这次出国游历的情况，朱自清在《伦敦杂记》自序中说：“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承国立清华大学给予休假的机会，得在欧洲住了十一个月，其中在英国住了七个月。回国后写过一本《欧游杂记》，专记大陆上的游踪。在英国的见闻，原打算另写一本，比《欧游杂记》要多些。但只写成九篇就打住了。”在欧洲和英国度过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是朱自清一生中的重要经历。

朱自清回国后，以游记形式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本书。他一改既往精雕细琢的散文风格，用口语化的风格描写了异域风光。在《欧游杂记》的序里，朱自清申明，书中的各篇游记以记述景物为主，尽量避免说到自己。他的理由是：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有人认为，“藏我”是朱自清《欧游杂记》的主观追求，但是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如果仔细阅读《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我们可以发现朱自清在对异域风情的观察中，常常不经意地出现“我”的影子。

前人对于朱自清的两本游记，多从文学角度去评价，认为《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保持了作家认真观察、工笔勾勒的作风，文字更为洗练和成熟，而且具有现代口语的韵味。朱自清本人在《欧游杂记·自序》中也说：“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在《伦敦杂记·序》中又说：“写这些杂记时，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但是实际上，朱自清的欧英之旅不仅拓宽了他的人生视野，也为他的故国情怀提供了绝好的参照标杆。换言之，朱自清在观察和认识世界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看法甚至反思。

欧洲的中国影子

《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最初在叶圣陶编辑的《中学生》杂志连载，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朱自清在《威尼斯》中写到了海中之城威尼斯，然而他眼中的绿波荡漾、水天相接，让他想到的却是：“中国人到此，仿佛在江南的水乡；夏初从欧洲北部来的，在这儿还可以看见清清楚楚的春天的背影。海水那么绿，那么酽，会带你到梦中去。”在此，身处意大利的朱自清想到的是中国的江南。

在《佛罗伦司》中，朱自清写到诗人但丁邂逅美人的民间传说，认为并不可信，他觉得这些无稽的传说“也许是‘齐东野人’之语”。所谓“齐东野人”原出《孟子》，后人把“齐东”理解为齐国以东，把“野人”理解为无知之人。“齐东野人”之语通常被认为是荒诞之说。

在《罗马》中，朱自清谈到罗马的浴场，说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是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六英亩，可容一千六百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朱自清写道：“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讼事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过去扬州人商量买卖、和解讼事，也常在茶店、饭店进行，故朱自清从罗马的浴场想到了中国的茶馆。下面写到圣保罗堂有一座廊子，“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他总是以中国尺度来衡量西方。

《滂卑故城》里的酒店，让朱自清联想到浙江的风情：“从来酒色连文，滂卑人在酒上也是极放纵的。只看到处是酒店，人家里多有藏酒的地窖便知道了。滂卑的酒店有些像杭州绍兴一带的，酒垆与柜台都在门口，里面没有多少地方，来者大约都是喝‘柜台酒’的。”“柜台酒”就是鲁迅在《孔乙己》里描述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朱自清和鲁迅都是绍兴人，对“柜台酒”都很熟悉。朱自清还写道：“饭厅里画着些各行手艺，仿佛宋人《懋迁图》的味儿。”《懋迁图》就是《贸迁图》，指宋人画的各种买卖图，市井气味浓郁。更有趣的是朱自清还写道：“有一处浴场对门便是饭馆，洗完澡，就上这儿吃点儿喝点儿，真‘美’啊。滂卑城并不算大，却有三个戏园子。”这些情景很像旧时的扬州城。

在《荷兰》一文中，朱自清谈到海牙是荷兰的京城，地方不大，可是清静。走在街上，在淡淡的太阳光里，觉得什么都可以忘记了的样子。城北尤其如此，新的和平宫就在这儿，装饰品都是世界各国捐赠的。其中，“中国送的两对景泰蓝的大壶（古礼器的壶）也安放在这间厅里”。朱自清甚至从荷兰的木鞋想到中国的毛窝：“纪念品里有些玩意儿不坏：如小木鞋，像我们的毛窝的样子。”毛窝是中国民间用蒲草编成，深帮圆头，内含毡毛、芦花或鸡毛的保暖鞋。

《柏林》文中写到一处风光名叫“新西区”，这里的风景使朱自清想到中国古代画家倪瓒的作品：“曾走过市外‘新西区’的一座林子。稀疏的树，高而瘦的干子，树下随意弯曲的路，简直教人想到倪云林的画本。”这是用中国式审美眼光领略柏林的风光，或者可以说，朱自清看到了中德审美的某种相似之处。在另一处地方，朱自清看到了中德文化的差异。他看到近东古迹院里的东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东方学会在巴比伦遗址和亚述遗址发掘出来的，其中“墙上浮雕着一对对的龙（与中国所谓龙不同）和牛，黄的白的相间着”。龙在中国是无所不能的神物，在巴比伦只是城隍的标志。

在《德瑞司登》中，朱自清写到当地的瓷器，赞美“德瑞司登瓷器最著名”。尤其有一种舞女瓷器，裙子都是白色雕空的，像薄纱一样，各色各样的折纹都有。朱自清感叹道：“中国瓷器没有如此精巧的。”体现了理性客观的精神。

《巴黎》是朱自清联想到中国事物最多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整个巴黎就是一座艺术城，“从前人说‘六朝’卖菜佣都有烟水气，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吧。你瞧公园里，大街上，有的是喷水，有的是雕像，博物院处处是，展览会常常开；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他觉得法国式花园将花草分成一畦畦的，各各排成精巧的花纹，“教人看着赏心悦目；可是没有野情，也没有蓬勃之气，像北平的叭儿狗”。他还说，法国的街头咖啡座，“有点儿像北平中山公园里的茶座儿”；法国人喝咖啡，“就像我国南方人爱上茶”；甚至塞纳河边的那些旧书摊，也“有点像北平东安市场里旧书摊儿”。朱自清眼中的欧洲，处处有中国的影子。

伦敦的故国情思

如果说朱自清在欧洲的游历，常常触景生情，想起中国的类似事物，那么他在伦敦一直在用中国式思维理解英国的事象。

在《三家书店》中，朱自清是用中国逛庙会、逛市场的传统心理，看待伦敦旧书店的。他说：“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他用中国古人吟诵诗歌的传统看待英国人的读诗，感到格格不入：“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处，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

《文人宅》是一篇典型的用中国思维看英国的文章。朱自清一开始就说：“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经注》，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看来只是一堆烂石头，杜甫不过说得嘴响罢了。但代远年湮，渺茫也是当然。往近里说，《孽海花》上的‘李纯客’就是李慈铭，书里记着他自撰的楹联，上句云，‘保安寺街藏书一万卷’；但现在走过北平保安寺街的人，谁知道哪一所屋子是他住过的？更不用提屋子里怎么个情形，他住着时怎么个情形了。要凭吊，要留连，只好在街上站一会儿出出神而已。”这是朱自清对中国名人故居的质疑。而在另一方面，“西方人崇拜英雄可真当回事儿，名人故宅往往保存得好。譬如莎士比亚吧，老宅子，新宅子，太太老太太宅子，都好好的，连家具什物都存着。莎士比亚也许特别些，就是别人，若有故宅可认的话，至少也在墙上用木牌标明，让访古者有低徊之处；无论宅里住着人或已经改了铺子。”对于中国人的马虎和英国人的认真，朱自清的态度泾渭分明。

英国是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朱自清此行的目的虽然不是调查文物，但他内心时刻关注中国文物。在《博物院》一文中，朱自清说伦敦的博物院带画院，只拣大的说，足足有十个之多，其中维多利亚亚伯特院最为堂皇富丽。这是家美术博物院，所收藏的都是美术史材料，而装饰用的工艺品尤多，东方的西方的都有。朱自清发现：“这里颇有中国东西。漆器、瓷器、玉器不用说，壁画佛像，罗汉木像，还有乾隆宝座也都见于该院的《东方百珍图录》里。图录里还有明朝李麟画的《波罗球戏图》；波罗球骑着马打，是唐朝从西域传来的。中国现在似乎没存着这种画。”显然，朱自清在潜意识中关注着流传海外的中国文物。在不列颠博物院，朱自清说这里“考古学的收藏，名人文件，抄本和印本书籍，都数一数二；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子和敦煌卷子便在此院中。瓷器也不少，中国的，土耳其的，欧洲各国的都有；中国的不用说，土耳其的青花，浑厚朴拙，比欧洲金的蓝的或刻镂的好”。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子和敦煌卷子，都是国人熟知的国宝。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系唐人摹本，绢本设色，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女史箴图》原为清内府所藏，1900年庚子之役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英军所掠，现藏英国。《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的“开卷之图”。

朱自清在伦敦的怀旧意识，在《加尔东尼市场》一文中也有表现。加尔东尼市场是伦敦的旧货市场，伦敦人都喜欢逛逛这里。朱自清是抱着在北京逛庙会的心情去逛伦敦加尔东尼市场的。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在北平住下来的人，总知道逛庙会逛小市的趣味。你来回踱着，这儿看看，那儿站站；有中意的东西，磋磨磋磨价钱，买点儿回去让人一看，说真好；再提价钱，说哪有这么巧的。你这一乐，可没白辛苦一趟！要什么都没买成，那也不碍；就凭看中的一两件三四件东西，也够你讲讲说说的。再说在市上留连一会子，到底过了‘蘑菇’的瘾，还有什么抱怨的？”接着写道：“市场只在星期二星期五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开放，有些像庙会；市场外另有几家旧书旧货铺子，却似乎常做买卖，又有些像小市。”朱自清为加尔东尼市场只有日本瓷器而没有中国瓷器感到遗憾：“摆摊儿的，男女老少，色色俱全；还有缠着头的印度人。卖的是日用什物，布匹，小摆设；花样也不怎样多，多一半古旧过了头。有几件日本瓷器，中国货色却不见。”看得出来，朱自清想看到来自中国的古旧瓷器。

朱自清在琐细的观察中，发现中西文化的异同与联系几乎无处不在。在《吃的》一文中，朱自清看到欧洲人吃饭快，中国人吃饭慢：“欧洲人不能像咱们那样慢条斯理儿的，大家知道。”但是：“他们烧鸭块用木炭火，所以颇有中国风味。”至于伦敦的中国菜究竟如何，朱自清说：“伦敦中国饭店也有七八家，贵贱差得很大，看地方而定。菜虽也有些高低，可都是变相的广东味儿，远不如上海新雅好。”他认为伦敦的“甜烧饼仿佛我们的火烧”，“街上偶然会碰着提着筐子卖落花生的（巴黎也有），推着四轮车卖炒栗子的，教人有故国之思”。

朱自清在《乞丐》中由伦敦的乞丐想到上海的乞丐，在《圣诞节》中由伦敦的圣诞节想到中国的旧历年，在《房东太太》中看出“歇卜士太太（Mrs.Hibbs）没有来过中国，也并不怎样喜欢中国，可是我们看，她有中国那老味儿”。

这些都表明，一个中国文人无论怎样客观地观察世界，却总是摆脱不了自己主观的中国眼光。

治学希腊

——留德哲学家陈康

晚清民国以来，扬州出现了很多文化世家。即以扬州府所属的仪征而言，父子、兄弟、叔侄、舅甥等以文化艺术相传的家族，就形成了令人炫目的一道文化风景。其中，有五代读书有成的陈嘉树、陈彝、陈重庆、陈含光、陈康书香世家。

在陈氏一家中，陈嘉树、陈彝先后在科举中金榜题名，世称“父子传胪”；陈重庆、陈含光均以诗书名世；陈康留学德国，专攻希腊哲学，均学有所成。

陈氏一家人

旧时仪征有一道风景，叫“泮池新柳”，是真州八景之一。泮池附近有几座牌楼，有一座“父子传胪”，即进士二甲第一，指陈嘉树、陈彝父子。

陈嘉树（1782—？），字亭玉，号仲云。道光传胪，授编修，迁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充提调官，署按察使、盐运使，多有政绩。巡抚钟祥说过：“山东兵、农、河、漕，皆赖陈君。”他在广东任盐运使署时，严查盐枭行贿、官员包庇的案情，重惩罪犯，一改盐政疲软局面。钦差大臣林则徐看到英国人报道广东公务的新闻纸上，有“此运使不受银钱礼物”等语，对陈嘉树极为推重。后升任山西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到任后不久卒。

陈氏世家，在清代已经传为佳话。《郎潜纪闻》是清末陈康祺写的一部笔记，卷六《世家科第之盛》提到陈氏：

本朝科第世家，如祖孙会状，父子鼎甲，王渔洋、戴菔塘载之綦详。余谓莫奇于镇洋汪廷玙，乾隆戊辰探花，子学金，辛丑探花；仪征陈嘉树，道光壬午传胪，子彝，同治壬戌传胪，可谓无独有偶。陈氏父子，会试皆中第一百二十五名，尤奇。

陈嘉树和陈彝父子都是“传胪”，已经够巧了。他们会试的名次竟然“皆中第一百二十五名”，确实匪夷所思。

在陈嘉树的儿子中，陈彝最为出名。陈彝，字六舟，同治进士，授修撰，转科道。他耿直敢言，弹劾无所避。曾经上书弹劾侍讲王庆祺诱导同治皇帝冶游沾染恶疾而亡，时人称他为“敢言御史”。陈彝在宦途上，累迁至安徽巡抚、礼部侍郎。他学问纯粹，深入宋明诸儒，著有《家书》《奏议》《谈异》《抱瓮庐诗文存》。

陈重庆（1845—1928），字赐卿，陈彝之子。光绪举人，官湖北盐法武昌道。后因守丧家居，从此不仕。他的诗、书、画，人称“三绝”。书法家翁同龢说：“吾逝世后，海内善书者当以君为巨擘矣！”著有《默斋诗稿》。现在扬州很多地方有他的书法，如瘦西湖里的“长堤春柳”亭额，汪氏小苑里的“春晖堂”楹联，均出其手下。陈重庆擅长联语，如题瞻云亭云：

小筑虚亭添野景；

闲将遗事说先朝。

题春柳亭云：

飞絮一溪烟，凤艒南巡他日梦；

新亭千古意，蝉嫣西蜀子云居。

题莲性寺云：

一枝孤塔，似白鹤飞来，试添金碧楼台，便成北海；

几度游人，被黄鸡催老，那得乾嘉耆旧，与话南巡。

陈重庆之子陈含光（1879—1957），名延韡，字含光，号移孙。五岁学诗，十三岁作诗《梅花未动意先香》，轰动扬州城。十六岁以第一名入选秀才，旋授拔贡。京师大吏荐他为内阁中书，他无意仕途，未入京师。1919年，北京清史馆聘他为纂修，协纂《清史稿》，二年完成，返回扬州。毕生以诗书画自遣，为扬州冶春后社中坚人物，并与康有为、谭嗣同、于右任等相识，与王国维、李审言、辜鸿铭等为知音，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系至交，更与同乡朱自清论诗，是为忘年之交。五四时期，新旧文坛常常冰炭不容。1927年夏天，青年朱自清从北京回扬州探亲，得以造访前辈陈含光。席间论诗，从《诗经》《楚辞》谈到唐诗宋词，莫不畅所欲言。

1948年，陈含光随子陈康迁居台北，然而时刻眷念大陆，心怀故土。其孙出生后，他欣喜赋诗云：“孙生早已雪盈头，暂解离人一段愁。不羡此间饴味美，明年抱汝醉扬州。”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刘介春《扬州艺坛点将录》咏道：

君家累世擅文翰，三绝于今欲继难。

侧帽尚饶湖海气，未妨骨相带酸寒。

一生治希腊

陈含光生子陈康。陈康（1902—1992），字忠寰，号弃疾，扬州人，哲学家。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该校哲学系，师从汤用彤、方东美等名师。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专门研究希腊哲学史，师从耶格（Werner Jaeger）、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登泽尔（Julius Stenzel）等，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与哲学，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注释》发表在《古典学季刊》，从此在国际学界一举成名。

1940年陈康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曾被推举为中国哲学会代表，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哲学会议，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哲学研究。此后相继到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陈康专攻亚里士多德，著述颇丰，被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称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南亚拉巴马州大学校长卫顿博士曾受业于陈康，对陈康钦佩备至，称赞说：“陈师对亚里士多德了解之深，超过亚氏本人，言之令人难以置信！”1992年，陈康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他的座右铭是：“生则日勤，死则永息。”

陈康的治学，崇尚踏实，每有新见，必穷根溯源，以求圆满。他对治学方法尤为重视，《陈康哲学论文集》写道：

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陈康的弟子汪子嵩这样回忆陈康：“陈先生认为在哲学和科学研究的结论和方法之间，方法是主要的，因为个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根据时便会修改结论，而方法是比较固定的。陈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便是主张所有一切分析、论证都要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根据，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陈先生为此还说：那些纵横不羁人士看到这个论断，将会大笑说‘陈康笨拙得可怜，智力卑劣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在构思和写作时，处处甘受束缚，以致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说的话来’。陈先生回答说：‘这个判语不但符合实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在哲学史研究中，陈先生提倡的是这样一种严格的方法。”

陈康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最深。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四十年代，陈康在西南联大开设《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陈康的主要著作有《论希腊哲学》《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等。1985年台湾出版《陈康哲学论文集》。

陈康论翻译，认为对前人的翻译理论“信达雅”，首先应满足“信”，“达”只是相对的。要“达”，除译者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读者预先作好对所读内容的相应准备，否则无异于对牛弹琴。陈康举了两个例子：若无哲学方面的严格训练，无论文笔如何，黑格尔《逻辑学》总是不“达”的；相反，纽约街头撞车的新闻，无论文笔如何拙劣，对一般人总是“达”的。因此，陈康说哲学译文的“达”，不可以一般读者为标准，而应以翻译的理想读者为标准。“雅”的地位最低，可视为哲学翻译中的脂粉。“雅”与“信”往往不可兼得，此时需舍“雅”取“信”。陈康有一段著名的话：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有学者认为，陈康的成就还不够大，但他是第一个在西方取得希腊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以德文出版著作，在留德十年中不仅研究柏拉图，更研究亚里士多德。陈康不仅是柏拉图专家，更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他的大部分研究精力都是献给亚里士多德的。1976年，陈康以英文出版了集半生心血的学术巨著《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最奇特的是，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原文不足五千字，陈康的译注长达二十万字，他是以注释形式阐发对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心得。在陈康之前，没有任何中国人像注释孔孟经典一般注释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用中文发表的希腊哲学研究论文，至今没有国人超越。

近代留洋的中国学者，许多人标榜学贯中西，但陈康恪守他在德国训练成的严谨古典学风。他为《陈康哲学论文集》所作的《自序》中，把前一种方法比喻为喜欢将姜糖酒油盐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而将自己的治学方法总结为每一结论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陈康把那种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比作写抒情诗，而不是做实事求是的探讨。可以说，陈康的最大贡献，在于促进了中西哲学的交流和理解。

师恩终不忘

陈康是著名哲学家方东美的三大弟子之一，其余两位是唐君毅及程石泉。陈康对于师恩，一直不忘。

方东美原名方珣，字东美，桐城人。早年就学于桐城中学，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编该会发行的《少年世界》月刊。赴美国留学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在台大退休后，为辅仁大学聘为讲座教授。他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始终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并力图贯穿古今，统摄诸家之学。他自我评价说，从家庭传统来说他是儒家，从个人气质来说他是道家，从宗教信仰来说他是佛家，而从教养来说他是西方的。他把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新儒学看成中国哲学的四大传统。他认为现代世界因高度物质化而丧失了宗教精神和哲学智慧，主张落实儒家的人生价值，以不断提升生命的意义，达到拯救现代人类的目的。

陈康一直到老，都对先师方东美充满敬重和感佩。他在《纪念东美先生》中深情地说：

（方东美）先生学问渊博，体系精深。雨化诸生，五十余年，弟子或倘未达二千，窥其堂奥者亦几乎七二，各有建树。或扬名国内，或驰誉异邦，或二者兼之。康也昏愚，不在其列。柏拉图学一科，为先生早年学说中之次要一端。康受其业，略解端倪，得以启蒙。胸茅不刈，以后所学，无论何科，皆无由得纳，足以知先生之赐多矣。兹值先生回返道山之十年，康拜识先生于东南大学之六十年，追怀往事，勉为芜文，以纪念先生之教泽，并志景仰之忱于万一。

陈康是由东方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方家和陈家，两代本为通家世好，陈含光曾以古稀之年书写“龙舒山水”馈赠方东美，方东美则亲书长诗酬谢陈含光。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家在西方饮誉最隆者，应推方东美、陈康师生了。

沟通中美

——美国作家赛珍珠保姆王妈

镇江的赛珍珠故居开放了。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1892—1973）的故居，位于僻静的润州山路。故居是砖木结构两层楼，里面陈列着赛珍珠的相关著作和物品。一楼是客厅和王妈的卧室，二楼是赛珍珠的书房和卧室。

在一个美国人的故居里，为什么要保留着中国保姆王妈的房间呢？王妈到底是什么人？她对赛珍珠有什么意义？最近才得知，王妈原来是扬州江都大桥人，因为她对赛珍珠的一生影响至深，所以赛珍珠称呼她为“中国妈妈”。

王妈是怎么到赛珍珠家的

扬州的王妈是怎么来到美国传教士家的？一直是个谜。前几天得到镇江裴伟所赠新著《寻绎赛珍珠的中国故乡》，得知迄今为止没有材料证明赛珍珠到过扬州，然而有材料证明赛珍珠的保姆王妈是扬州人，具体在江都大桥。

王妈来到赛珍珠家纯属偶然。1886年的一天——那时赛珍珠还没出世，她的父母因为传教之事来到山东烟台。这对美国传教士无意中从一条马路经过，路旁正好是王妈的临时住所。那时王妈正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住在一起。这天早晨王妈刚生下一个女婴，不知什么缘故，那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居然用石头砸死了女婴，凄厉的哭声从屋里传出来。传教士的妻子卡罗琳听到哭声凄惨，循声入内，却看到王妈的膝盖上躺着一个死婴，头上正在流血。那个男人正在大声咆哮，忽见一个外国女人出现在面前，慌忙逃窜。卡罗琳同情王妈的遭遇，问她愿不愿意和她一起走，王妈当即表示同意。从此以后，王妈便和美国传教士赛兆祥、卡罗琳夫妇一道生活。

王妈在卡罗琳家负责家务，但是外国人的家务和中国人的家务不完全一样。好在卡罗琳是个有耐心的人，她不但教王妈做家务，还教她识字念书。王妈俨然成了这个传教士家庭的成员，帮助女主人照应所有的孩子。卡罗琳和王妈可谓患难之交。据说卡罗琳后来经历的所有困难，都不是和丈夫而是和王妈一起经受的。王妈还救过卡罗琳的性命。卡罗琳生下赛珍珠的妹妹格蕾丝时，产后的身体极为虚弱，不但没有奶水，而且老发高烧。在医生也束手无策时，王妈偷偷用中国偏方给卡罗琳做了一种汤，叫作“五草红藤汤”，主要成分是专治产褥病的中草药和一种特别的鱼。卡罗琳喝下汤后，果然得到康复。卡罗琳曾经这样说王妈：“如果天堂里没有她的位置，我宁愿让出自己的一半给她。”

美国传教士赛兆祥夫妇在中国生了四个孩子，却有三个病死，于是卡罗琳只得回美国休养。1892年6月26日，赛珍珠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赫尔斯堡，取名珀尔·康福特·赛登斯特里克。在赛珍珠大约四个月大时，她的父母带着她返回中国传教。海轮停靠在上海码头时，迎接他们的就是女仆王妈。据后人描述，当婴儿赛珍珠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就立刻适应了它。王妈从赛珍珠的母亲手里接过她，赛珍珠看了看王妈，就顺从地躺在王妈的怀里。卡罗琳想把孩子抱过来，然后乘人力车去旅馆，但王妈不肯放手。奇怪的是赛珍珠第一次看到王妈那张黄种人的面容时，就欣然接受了她。在镇江的日子里，赛珍珠先跟王妈学会了中文，然后才跟她母亲学会了英文。她名字中的“珍珠”两个字，是王妈最先教她念的。赛珍珠后来回忆说：“在我迈出人生第一步时，我紧紧攥住的，正是这位中国妈妈的食指。”

赛珍珠在回忆录《我的中国世界》里这样叙述她和王妈的感情：

我们的仆人在我们家里干了好多年，彼此毫不见外，我的童年是同她一起度过的。那是多么愉快的时光啊！当夜晚家家关门闭户时，我就到仆人的院子里去，和她的孩子一同玩耍，静听用村笛和二胡奏出来的音乐。如果不是这样，我当时该是多么寂寞孤独啊！

赛珍珠在镇江生活了十八年，经历了她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有人说，伴随赛珍珠成长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扬州保姆王妈，一个是她的镇江老师孔先生。王妈给她讲各种民间故事，孔先生教她四书和五经。王妈讲故事的才能和孔先生写文章的功底，使得赛珍珠获得了摘取诺贝尔桂冠的基本素质。

王妈是江都大桥人

王妈这个名字，严格来说不能算名字，只能叫称呼。王妈对赛珍珠一生的影响极其重要，可是王妈的家世很少有人知道，也无从查考。研究赛珍珠的人都知道王妈是江北人，但是“江北”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的人都可以叫作江北人。王妈的老家到底在哪儿呢？根据1960年4月24日《中国时报》所刊文章《赛珍珠憧憬中国生活》，王妈应是“江北大桥人”，也即扬州江都大桥人。

王妈和赛珍珠谈到自己的家族和身世。据说她原来是扬州一家香烛店老板的女儿，店里零售蜡烛、纸钱等物，是供办丧事用的。照此说来，王家本是江都大桥人，后来移居扬州城里，开了一家香烛店，生意不错，家境小康。王妈作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长发齐腰，齿如瓠犀，脸不傅粉而白，唇不点朱而红，是个美人胚子。当时天下动乱，兵祸不断，王老板担心不知哪天会闯来一伙兵匪，把他的姑娘抢去，所以他想把女儿早早出嫁。结果王妈很快嫁人，或者充当了人家的童养媳。

王妈的丈夫不知何人，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扬州人。她婚后的日子开始过得很平常，但不久太平军攻打扬州城，王妈的父母、公婆和丈夫都在兵燹中死于非命。王妈说，太平军打来的时候，有人用绳子把她系起来放进一个干涸的井里，她才躲过一劫。兵匪散后，她爬出枯井，逃到附近庙里避难，不料兵匪又将佛塔焚烧，塔里的僧人全被烧死。王妈无处藏身，无奈之下，只得到妓院谋生。后来有人将她带到山东烟台，这才有烟台的杀婴、被救之事。

王妈到赛珍珠家时，大约五十岁，青春年华已经过去，可是脸庞依然可见当年的俊俏。赛珍珠在《我的中国世界》里回忆王妈说：

天下美女出扬州，我的中国保姆就是其中一个。虽然我记忆中的她，已是掉了几颗牙齿的老太婆。

另据彼德·康的《赛珍珠传》说，王妈“年轻时是美人，有缠过的三寸金莲。被家人卖做童养媳。婚后没几年，丈夫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丧生。后来三十年间，她主要靠风月生意挣扎谋生”。

赛珍珠的童年世界，是由保姆王妈和其他仆人构成的。赛珍珠两岁时，卡罗琳生病卧床，不能照顾孩子，赛珍珠就被托付给了王妈。整个夏天赛珍珠没见过母亲，每天和王妈生活在一起。王妈教她说话，当然是中国话，而且带着扬州大桥一带的口音。大桥话的名词后面，常常缀一个“儿”字，如“瓜子儿”“花生米儿”等。“珍珠”这两个汉字最早也是王妈教她念的，想当年王妈也可能念成“珍珠儿”。王妈给赛珍珠喂饭、洗澡、穿衣，晚上用扬州乡下的催眠曲哄赛珍珠睡觉，赛珍珠的头脑里自幼就刻录着中国的旋律。赛珍珠从王妈那里获得了任何书上都不可能有的中国细节。如王妈告诉赛珍珠，中国人和外国人身上的气味不同，因为外国人经常洗澡，中国人不常洗澡。王妈以她的方式讲究卫生，如吃饭时爱将筷子在围裙上擦一下，殊不知围裙比筷子更脏。

赛珍珠说的是什么中国方言？研究者有不同猜测。有人认为赛珍珠可能受王妈口音影响，讲的是江北话，很可能是带有大桥口音的扬州话。赛珍珠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写道：“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有这样的父母，他们并不是让我生活在狭窄的、乏味的亚洲白人圈子中，而是让我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我是先学会讲他们的语言，然后才学会讲英语的，而他们的孩子是我最早的童年伙伴。”

赛珍珠对王妈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生母的记忆。她说，她最初的记忆都是中国老百姓，“其中第一个记忆，是一张和蔼可亲的中国女性的脸，那张脸并不年轻，可她于我却象征着爱和尊严”。这就是说她的“中国妈妈”——王妈。有一回，赛珍珠问她的母亲：“在中国妈妈照顾我之前，你在哪里？”卡罗琳听了感到心里很受伤，她甚至有点嫉妒那位“中国妈妈”。

王妈和赛珍珠的文学创作

赛珍珠的文学事业需要两种才能：一是会编故事，二是会写文章。

王妈可以说是赛珍珠编故事的第一任教师。王妈给她的美国学生讲过无数的神话和童话，就像扬州老奶奶给孙女讲故事一样。王妈常给赛珍珠讲自己童年的往事，讲自己家族的遭遇，还有锄强除暴、劫富济贫的武侠故事。据不完全统计，王妈给赛珍珠讲的中国故事，有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水漫金山、观音救难、三国英雄、水浒好汉等。通常王妈到什么地方，就讲那里的故事。她在甘露寺讲刘备招亲，在金山寺讲许仙和白娘子，在长江边讲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王妈的故事中有住在天上的神仙，藏在洞里的鬼怪，压在塔下的蛟龙。她讲过一个匕首的神话，说这把匕首可大可小，小时能够放入耳朵，大时能够变成武器——这可能并不是匕首，而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赛珍珠对这些中国故事兴趣浓厚，她认为这些故事是她最先接受的文学熏陶。

王妈还把扬州的儿歌或童谣念给赛珍珠听，如：“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喊妈妈，妈不睬，咕咚咕咚滚下来。”“虫虫飞，虫虫飞，一飞一大堆。飞到高山巅，喝呀喝露水。”故事和童谣滋润了赛珍珠的心，也加深了她对中国的认识。这些像润物无声的细雨一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未来的创作。

王妈曾给赛珍珠谈过幼时裹小脚的经历。王妈三岁缠足，疼痛非常。为了不让她的啼哭搅得家人不安，她的父亲将她独自关在厨房里。美国小女孩赛珍珠完全不知道裹小脚是怎么回事，央求王妈把小脚给她看。王妈拗不过赛珍珠，只好解下她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把中国男人念念不忘的三寸金莲呈现在赛珍珠面前。在赛珍珠眼中，所谓“三寸金莲”不过是些畸形的骨头和发青的皮肉而已，除了大脚拇趾之外的其他四趾，全都被弯向脚底，丑陋而狰狞。赛珍珠在极度惊讶之后，没有再说一句话。多年后，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中，借阿兰强迫女儿缠足以讨得男人欢心的情节，揭露了中国男权社会通过对于女人肉体的摧残来加强自己支配地位的险恶用心。王妈向赛珍珠揭示了一般外国人看不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实况。赛珍珠说，像她这样在中国长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感情实际上决定于他们幼时的保姆如何——保姆善良，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就好；保姆尖刻，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就坏。《我的中国世界》写道：“王妈如水般的爱滋润着我，激发了我去用爱回报她的同胞。”

王妈也是有宗教信仰的，但她信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王妈常带赛珍珠到金山寺烧香。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居然慢慢接受了如来和罗汉，而把上帝和耶稣丢到了脑后。赛珍珠面对观音像，认为送子观音是世上最庄严、最美丽、最温柔、最仁慈的人，她甚至愿意相信观音就是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的姐姐。赛珍珠的家庭从不强迫王妈信基督教，王妈也从不说服赛珍珠信佛教。赛珍珠看到，当她母亲得了重病时，王妈会悄悄到佛寺去祷告。在求了菩萨之后，王妈依旧用草药和鱼汤救治母亲的病。王妈的房间里供奉着一尊小小佛像，她常在佛像前祷告许愿。这尊佛像永远留在了赛珍珠的心头。后来她在《大地》《母亲》等作品中，都写到中国农民每逢结婚生子或农事丰歉必去求神的情景。在赛珍珠的美国故居里，精心收藏着来自中国的观音。

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里有许多中国底层社会的风土风情，这和王妈经常把少年赛珍珠带到镇江的大街小巷是分不开的。赛珍珠稍大的时候，每天上午由母亲卡罗琳教她功课，饭后就由王妈带她上街闲逛，一逛就是几个钟头。街上有理发的匠人、卖草药的郎中、摆吃食摊的小贩，有变戏法的江湖艺人、用铁链拴住的猴子、四人大轿抬着的新娘……这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成了《大地》的不尽素材。尽管书中的主人公王龙，可能是由赛珍珠遇见的许多中国农民而来，然而他居然和王妈同姓，并非偶然。在赛珍珠早期发表的小说《老奶妈》和自传《我的中国世界》中，王妈都是重要的原型。

1973年3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赛珍珠葬礼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如果赛珍珠是人桥，王妈则是这座人桥的一块基石，她自己也来自一个叫大桥的地方。

出使东京

——东京大审判中国顾问鄂森

鄂森，参加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中国法律专家。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十一个国家组成，参加法庭审判的中国专家有十七人。他们是：中国法官梅汝璈，中国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罗集谊，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中国检察官顾问吴学义、鄂森、桂裕，中国检察官秘书裘劭恒、刘子健、高文彬、朱庆儒，国际检察处派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的翻译周锡卿、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

其中有一个扬州人，他是鄂森。

本是头桥人

鄂森（1902—1970）又名鄂浚，别号占弓，老家在扬州广陵头桥。光绪二十八年（1902），鄂森出生于江都县九帖洲圣恩洲十三圩，今广陵区头桥镇新胜村。头桥旧有鄂氏宗祠怀德堂，前后两进带包厢的青砖瓦屋。鄂森的父亲是头桥乡贤鄂锦波，曾建立鄂家码头，在民国二十年（1931）江洲大水灾中，运送救灾物资，赈济本乡灾民。鄂锦波、鄂森父子均积极参与救灾，鄂锦波呼吁劝募，鄂森在上海以律师声望向金融界筹募，造福乡亲甚多。

鄂森少时在十三圩私塾启蒙，1913年随家迁往江都大桥，先后就读于江都大桥镇第六小学、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南京高师附中。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皈依基督教。读完预科又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专业，担任《法学季刊》编委。1928年毕业，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律研究院，后转林肯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为《中国法理之沿革及今后之发展》，详述中国古代法理思想，指斥领事裁判权对于中国的危害。

1929年，鄂森学成回国，在许多案件中担当诉讼律师，其中“胡蝶和林雪怀解约案”“美丽牌香烟侵犯肖像权案”“英国伊索古马戏班团员强奸中国幼女案”，都是著名的案件。他还参与“救国会七君子案”的营救活动。1936年11月，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七人被捕，时称“七君子”。事发后，鄂森担任李公朴的辩护人。经过一番努力，“七君子”无罪获释。1944年，鄂森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45年8月，鄂森任上海社会局第一处处长，不久辞职。抗战胜利后，上海审判汉奸，日伪时期担任交通银行经理的唐明寿与鄂森相熟，被作为经济汉奸受审。其子以重金恳求鄂森为其父辩护，甚至跪地恳请，鄂森出于大义，断然拒绝。1948年2月，鄂森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不久辞职返沪任教。1949年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院务委员，兼任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秘书。1956年后，先后任上海市工商联史料科科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今扬州头桥、大桥均有鄂森旧居。

东京大审判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次年，随着同盟国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条英机等战犯，鄂森同倪征燠等增补为中国检察组顾问，承担调查取证起诉战犯的重任。一经任命，鄂森便前往北京，与倪征燠等一起搜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华罪证。

在鄂森等人的不懈努力和据理力争之下，原本可能逃脱极刑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松井石根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37年12月率部侵占南京后，纵容部下施行南京大屠杀。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石根竟大喊冤枉，极力否认南京惨案。但因中方检察官顾问鄂森找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和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梅奇等人出庭作证，松井石根终于罪有应得。因为鄂森等中国人在庭审中据理力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井石根等七名犯有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终于被送上绞刑架。

谈到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经历时，鄂森说，他对辩护人的职业精神固然由衷地敬佩，但更为自己能够亲自参与起诉当年恶贯满盈的战犯感到大快人心。因为鄂森本人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本宪兵的逮捕与审讯。

在东京审判期间，国内的内战正如火如荼。因事回国的鄂森见到国内的情形，深感忧心忡忡。他比较中日两国民众在战后的不同态度，感慨道：“此次战败以后，日本人民对种种战后痛苦，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而无怨言。换言之，亦即尚无觉悟之意，其坚忍耐苦之处，固殊惊佩，然亦足见其婢颜奴膝，曲意承旨，阿谀之外，犹复包藏祸心。笔者敢谓，东亚和平威胁，犹未尽解除。国人倘不赶快消弭己见，走上建设之路，应付未来可能之危机，恐唯有俯首就擒而已。”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工作是鄂森一生的重要经历，这段经历后来鄂森撰文刊登于《东吴法声》。《东吴法声》是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学生所办的刊物，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一度停办，后东吴法学院与沪江大学商学院在重庆联合复校，《东吴法声》复刊。《东吴法声》发表鄂森的《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观感》，文中写道：“笔者于去年十一月间，由外交部聘任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在赴日前，曾偕司法行政部倪参事哲存赴华北，对日本战犯罪证作一度之调查。在东京勾留未三阅月，审判尚未结束，竟因东吴法学院教务而被召回国。国人因报章对于东京战犯审判之情形尠少记载，至有虽感觉兴趣而不能得其详之叹，故颇多垂询。爰就现时能发表之个人观感，概述于后，以供国人参证。俟他日再赴东京，将各种结束后，当有更为翔实之介绍。”

鄂森在文中介绍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形势、社会秩序、政治及教育状况之后，特别介绍了日本的司法：“日本之司法制度，程序方面为四级三审判，其余大体与中国相仿。惟公诉案件，检察官在法庭之座位，已不与推事并列，而与辩护人相对，并已适用辩护人对证人直诘反诘制度，（英美制）庶可有助法院发见证据之真实。”

鄂森又谈到联合国军事法庭的相关情况：“联合国军事法庭，乃由中、美、苏、法、荷兰、印度、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十一国合组之。庭长为澳人伟勃氏。其组织法，由联军总部核准而施行，所用实体法，乃依国际公法华盛顿会议、巴黎会议、巴茨坦宣言及各种条约为准绳。审判程序则泰半以英美法系为依归。”“联合国对日作战，以我国抗战时期为最长，陷区亦最广，而损失亦最巨。敌日之侵华行为，自一九二八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刺时起，以迄于一九四五年敌日屈膝时止，前后达十七年之久。故审判侵略有关战犯，以时间分别，划为下列部分：（一）满洲部分（略）；（二）中国本土部分（略）；（三）苏联部分（略）；（四）太平洋部分（略）。其次始为各被告人部分。按检察方面，对于提证口，定有总纲，循序办理，尽力搜集人证物证，以证明自皇姑屯事件以来，敌日首相更替虽有十五次之多，而各被告之侵略行为，则皆基于一贯之预定计划。”

鄂森谈到东京审判之艰难和最终结果之圆满：

搜集证据——法庭检察方面，苟对于被告之犯罪行为，提证未臻充分，则被告方面，可无须提出反证，而径对所诉请求，加以驳斥。故缘于提证之匪易，旁搜博采，需时费事，而致审判进行，稽延时日。又军事法庭，所适用之语言有两种，一为英文，一为被告之语言（即日文），故凡提供一证，无论书证人证，必有英日两种译本，侦讯问答，一字一语，皆经重译。而目前被告战犯，有二十五人之多，于是审结时间，固不能如德国纽伦堡方面之迅速矣。法庭速记人员，每三十分钟更迭一人，并用机器速记，然后再加整理付印。故大抵每日上午开庭，即日下午便可读到全案记录，其迅捷如此，而工作之繁重又如此。于笔者抵日之初，记录全卷，已达一万六千余页，证据已达两千余件。况法庭程序，检察方面所提各证，俱经被告指定辩护人之反诘，故证人所为之证词，常经热烈之辩论后，始由法庭决定此项证词或证物之应否采用，此亦审判稽滞之又一原因也。法庭对被告法律上应有之权益及保障，处处顾及，而其周详缜密之处，笔者深感钦服。盖法庭办理此项有关国运世道之巨案，乃有史以来罕有之工作，亦为创造国际公法之机关，何可草率了事？故宁延长时间，不厌其详，以期摘奸发伏，暴露侵略者之狰狞面貌于无遗，庶几克尽厥职耳。迨检察方面证据提完后，始由被告方面提供反证，而前后顺序，亦按总纲所订分别部分为之。而被告所提反证，亦当依照证据法原则受检察方面之反诘。

中国检察处——在以往审讯进行中，利用新发现之证据而反诘，至将被告所提反证完全推翻其证据力，中国检察处所发现之新证据尤多，工作异常艰巨，成绩亦称圆满。且在整个法庭检察工作中，对于满洲及中国本土部分，已取得领导地位。

鄂森感叹说：“敌日各政党所具之侵略野心，与彼此间之倾轧腐败及黑暗情形，平时不易睹其内容。今于对簿之际，奸形毕露，纤屑无遗，实平生难逢之机缘。回忆笔者本人，于沦陷期间，亦曾身受敌宪兵之逮捕及审讯，曩日之敌忾，历历如昨，近日的面鞠其酋，又安得不引以为快哉！”体现了一个中国检察官顾问的真实心态。

东吴的回忆

鄂森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后获林肯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兼任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上海沦陷后，又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代理教务长。东京审判结束后，鄂森在《东吴法声》复刊上发表特稿《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观感》，并组织东吴大学法学教研室编译《远东国际法庭组织法》。可以说，鄂森的一生离不开东吴大学。而东吴大学也没有忘记鄂森，后来者在《走近逝去的法学家——清末民初法学家后裔访谈录》中，详尽记录了鄂森的事迹。

鄂森在法庭上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却为人师表，宽厚对人。东吴法学院的很多学生对鄂森印象深刻。据回忆，鄂森充分信任学生，也严格要求学生，他教授刑法课时全用英语，布置预习从不检查，考卷因没时间一一批阅，每人都会给八十分。他随身携带支票簿，学生凡有经济困难找他的，他常常当即解囊相助。他曾作为东吴法学院篮球队领队，率领学生参加比赛。篮球队成立时，鄂森在海宁路口凯福饭店请大家吃西餐，让穷学生们受宠若惊。抗战时期，留在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师生处境艰难，鄂森总是极力庇护，维护周全。他常教诲学生“气莫盛，才莫露”，说才华横溢往往招祸。因为他对学生好，后来他不幸被捕入狱，家属生活无着，校友们主动凑钱送去，不忘他当年的慷慨和宽厚。

鄂森为重建东吴法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1942年，因为战争的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不得不内迁重庆，和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组成联合法商工学院，另一部分约两百多名学生则滞留上海。作为校友的鄂森等人不忍看到学生流离失学，决定重新组织开课，以南阳路爱国女子中学为校园，采用原英文名称“中国比较法学院”作为学校中文名。为躲避骚扰，推举社会名流、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出任院长。当时鄂森兼任上海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家银行的法律顾问，故与吴蕴斋相熟。不久，学院设立院务委员会，费青任教务长，吴芷芳任副教务长，鄂森任秘书长兼任院务会议委员和教授，担负起重建东吴法学院的重任。有人回忆这段历史，感叹道：“幸鄂吕弓博士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热心教育者无不踊跃输将，经济之基础因固，种种困难迎刃而解。”在鄂森等人的艰苦努力下，东吴法律学院的法律、会计两系学生达三百余人，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东吴大学迁回上海，与中国比较法学院合并，鄂森担任东吴大学的教务长，教比较刑法、证据法、国际私法，直到1952年停办。

在学术方面，鄂森曾编著《国际私法讲义》一书。他说，编辑此书旨在：“阐明国际私法之基本原理，及我国现行国际私法梗概。故内容编制，悉以现行法律适用条例为依归，并旁征国籍法、民法、民诉法，及民元以还有关判例。”全书分绪论、总论、各论三编，编下分章、款、节，书后附录1918年颁布的《法律适用条例》。鄂森的《国际私法讲义》自有特色，学者认为该书融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际私法理论于一体，系统完整地介绍了西方私法的学说和实践，各章各节都有国际私法沿革的介绍，等于是一部国际私法小史。1918年，民国颁布《法律适用条例》，在运用时遇到许多问题，因此引入先进的国际私法理念，对于完善中国法律是非常及时的。鄂森提出编纂英美法词典的动议，后因战争而作罢。他还翻译《美国远东贸易》《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史》等文献，并将《公司法》译成英文本。

1954年1月16日，鄂森被上海公安局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受管制三年，其罪状是：一、拜杜月笙等为师，加入帮会组织；二、抗战时期在上海曾以经济接济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三、曾任东吴法学院三青团指导员；四、在东吴法学院任教务长时，伙同院长开除进步学生；五、曾在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工商管理处任职，并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六、反对取缔一贯道。其实这些都是污蔑不实之词。在兵荒马乱之中，投拜帮会，以求庇护，是人之常情。虽然做过东吴法学院三青团指导员，其实他是无党派人士。1956年12月，鄂森被撤销管制，安排在上海市工商联史料科当科员，196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其间，他参与编写《上海市粮食加工工业史》，辅导编写《上海市火柴工业》，整理《民族资本家刘鸿生史料》和《上海工商界接受改造十年资料》等。他还翻译了《美国远东的贸易》《墨西哥的土地制度》《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史》等书，校译了《美国人在东亚》，摘译了《英美烟草公司史》。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鄂森受到冲击。1970年1月，鄂森因肺癌在上海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扬州广陵头桥为纪念先贤而建立名人园。名人有中国航空专家吴大观、物理学家束星北、农业专家余友泰、法学专家鄂森等。园成之日，请我作记，叙其始末，于是有《头桥名人园记》之作：

广陵头桥，东临扬子江，西望扬州城，感天地之灵气，受人文之熏陶。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其佼佼者有：

吴大观先生献身航空事业，专攻机械发明，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束星北先生致力物理科学，襄助爱因斯坦，为中国雷达之父；余友泰先生博通经济作物，精研农业机械，为著名农业专家；鄂森先生深谙中西法学，参与远东审判，为著名法学专家；王鉴人先生倡导乡邦文教，毕生乐善好施，为著名头桥乡贤。

头桥原有石桥，系连接夹江两岸之第一桥，故名。以上先贤俱为一代俊杰，百世楷模，论科学则引领同辈，论文化则昭示后昆，诚为承先启后之桥梁。头桥镇政府为纪念先贤，激励乡人，特建此园。并请雕塑家常君再盛精心塑像，以垂永远。扬州韦明铧谨记于2017年4月孟春。

鄂森的铜像，今天就竖立在名人园中供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