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先觉者、先行者

许寿裳可谓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觉者、先行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蔡元培推行新教育的得力助手和真诚的实践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他即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召唤，任教育部部员，并推荐鲁迅来部共事；5月南北议和告成，同迁北京办公。他作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主任，受总长委托草拟《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

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总长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令》和《中学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许寿裳以蔡元培所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思想为指导，制定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附有八点实施方针，旨在强国，力求使民国人的发展符合民族共和精神。这正确地体现了蔡元培的社会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恪守尽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所以教育部不仅设立社会教育司，10月又设“读音统一会”。

1913年，许寿裳参与“读音统一会”的工作，与朱希祖、马幼渔、鲁迅等六人联名提议并通过以章太炎先生所制定的元、辅音字体为蓝本，创制国语注音字母的议案，为推广国语，发展白话文，普及文化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许寿裳对蔡元培思想的认同，乃建立在他们对民族振兴问题的共同认识上。这也是他与鲁迅友谊的基础。许寿裳曾回忆说，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他和鲁迅结识后，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以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后来许寿裳和鲁迅兄弟俩在河南留学生办的《河南》月刊上联手发表以“立人”为主题的文章。他们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18世纪以来的“物质文明”和“立宪国会”派生的偏颇，即吸取欧美之强，根底在“人”的经验，分别从各个角度阐明这一兴国的战略方针。鲁迅在该刊第7期署名迅行的论文《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许寿裳则在第4、7期发表的未完文章《兴国精神之史曜》中，开宗明义：“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系焉。”该文署名旒其，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八一）》中说，这是经鲁迅提议而取的笔名，是俄文Люди的音译，是“人”的意思。他们心目中的“人”，乃富有自觉精神的国民。而诚和爱，恰是人的自觉精神的根底，所以他们后来在文化教育和为人处世上力求唤醒人心的诚和爱。

但是在清王朝乃至民国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他们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当年他们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因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遭到尊王尊经的新任监督夏震武的训斥，便团结一致掀起驱逐“夏木瓜”的斗争；最后胜利了，但清廷又委派了另一个思想顽固的监督。作为教务长的许寿裳及鲁迅等有新思想的教师只得相继辞职。民国后，许寿裳亲自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尽管其中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多以议案的形式在国会表决通过，但在实行时受到种种阻碍，蔡元培也因不少阁员无所作为而愤慨，力辞教育总长之职。许寿裳在教育部曾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快被提拔为参事，4年后却被外放江西，也是出于守旧派的排斥。许寿裳和鲁迅对教育部的腐败现象多有不满，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无力改变全局，只得在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开拓社会教育，提倡美育；同时在学校兼课，以新的思想传授学术。如许寿裳在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和江苏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大力开发社会教育，设立地方博物馆、通俗图书馆，培养义务教育的师资，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