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和爱的身体力行者

许寿裳和蔡元培、鲁迅一样，认为教育者本人首先应有诚和爱，才能培养出富有诚爱之心的国民。许寿裳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任教，以深博的学术根底讲授佛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传记研究、中国小说史等多种课程。当他有机会执掌学校时，便力求革新。如1922—1924年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他不仅在生活中关怀学生，不惜借债为学生宿舍安装热水汀，而且多方延聘学者专家来校讲课，云集了众多的北大教授，包括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由此大大提高了女高师的教育质量，不久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最高学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女性人才。许寿裳却因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所发表的《不合作宣言》，抵制复古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对立方即鼓动某些职员和学生散布谣言，许寿裳与蔡元培一样，守真抱朴，以辞职洁身引退。继任的新校长杨荫榆竟全盘推翻新的措施，甚至阴谋阻止学生参加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已萌发觉悟和勇气的女师大学生因此爆发了愈来愈激烈的“驱杨风潮”。起初，许寿裳为避嫌而未表态，后见杨荫榆联络教育部官员、“正人君子”乃至各式打手对学生大施压迫，不由得愤起发表宣言，反对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非法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他虽因此也被免职，却更加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组织临时学校，义务身兼校长、教务长、教员数职，直至胜利复校。由于许寿裳坚决站在反对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成为被通缉的50名“暴徒”之首领，不得不离开北京。

在许寿裳的执教生涯中，始终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与执掌教育权的守旧派的较量，二是面对各式学生风潮。前者只需把握自己的立场和斗志，后者则存在不尽相同的复杂情况，需慎重行事。如1937年许寿裳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长时，也曾遇到学生罢考的风潮。当他在会上提议开除一个学习成绩甚好的学生时，眼泪直流下来，口中连连说：“我实在不愿意开除她，可是不能不开除她。”学生们知道内情后大受感动，情愿考试，而那个学生也未被开除。对学生中的不良现象，诚需严格管理，包括必要的处分，但不能使阴手段，因为根本的目的是在教育人。他挺身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原因之一，也在于章、杨等人身为教育者，竟“秘密行事，如纵横家”，与他所追求的诚爱原则背道而驰。

1927—1934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秘书长，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常驻南京，为住在上海的蔡元培院长和杨诠总干事处理日常院务，主要是支持我国学术文化的开发工作。如蔡先生倡议大学院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鲁迅也在受聘之列，每月300元的补贴，是当年鲁迅能定居上海从事写作的重要经济基础，而受益者又岂止鲁迅一人。

许寿裳的诚和爱，已化为对教育事业终身不移的信念。“七七”事变发生后，许寿裳离别家人，与学生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赴西安，入汉中，后又奔波于川滇之间，对教学工作，始终孜孜不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在那外侮与内争并烈的年代，“许师是一座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泊没于风涛”。（引自袁珂《悼忆许寿裳师》，载于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