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文物保护专家朱偰

在我略识先辈学者朱希祖伟业后，不意与其孙女朱元春相识。那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举行的纪念徐梵澄聚会上，我们才知道她的父亲朱偰是徐梵澄、冯至在德国留学时的好友。在国庆60周年前夕，朱偰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的30位人物之一。对前辈共同的敬崇，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朱元春和她弟、妹元曙、元智承继家风学风，辛勤编辑出版了他们祖父和父亲的珍贵书籍和资料，并撰写了不少回忆文章，我也因此对朱希祖、朱偰父子俩的丰功伟绩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朱偰，除了他在1957年为保护南京古城墙而付出的巨大牺牲，还得数他一生的追求、奋斗和重大的贡献。

青年才俊，学贯中西，敏思笃行

朱偰，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是朱希祖长子。他自幼随父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通文史，爱古典诗词；其母张维早在1908年就在海盐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家庭平等、自由，好学氛围浓厚。他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学，始学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读政治，以史学为辅科。课余致力文艺，不到20岁就发表二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出版译作《漪溟湖》《燕语》，及小说《泡影》《怅望》等。1929年毕业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经济，兼修历史、哲学。在国外，让他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跟几位搞文艺的朋友相聚文艺沙龙，其中有他在北京四中的校友冯至——早就出版了诗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因而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有已在鲁迅主编的《语丝》等杂志上发文，并为了替鲁迅选购木刻版画亦学画自娱的徐梵澄；有已是“五四”时期重要作家的朱自清；有擅昆曲的蒋复璁，好粤剧的梁宗岱；还有学美术、文史的滕固、陈康、姚从吾等至交。诚如后来徐梵澄在为他的《行云流水》作的“序”中说，他们不时聚在一起，抒发对祖国的怀念和期待，“同看一份国内寄来的报纸，或谁带来的一本中文书。也啜着绿茶，故意用毛笔写写字”，大家都好像很有些努力于创作，“写东西最有成绩的，要算伯商兄。他的确努力！论文之外有诗歌，诗歌之外有小说，小说之外有散文和翻译……”，在他回国这一年就将这些作品集印为《行云流水》出版。“此中几篇记述都是很忠实且真切的写欧洲风土的文章。……文笔很和谐而且清丽，所写小说也很动人，至如一些旧诗，虽然功力还不太深，然在这书里看来，正如疏干上添的几朵胭脂似的红梅，也显得更妩媚了。”（载于海盐县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孤云汗漫——朱偰纪念文集》，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作品，既是他的兴趣所致，又是他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导致西伯利亚邮路阻断而收不到家中汇款，只能卖文为生。他早在1925年就曾激于义愤，举旗参加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取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示威游行；1930年还出版了《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专著；现在更以急迫忧国之情，组织“旅德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积极演讲宣传，争取国际支持。

1932年他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即归心似箭。回到祖国的他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讲授财政学、世界经济、经济名著选读等，深受学生欢迎。次年26岁便升任系主任，在国内高校极为难得。他竭力整顿课程，聘请有名学者担任教授，还成立经济资料室，提倡自由深入调查研究风气。在教学方面采取引导式之研讨，以学识渊博、联系实际、口才绝佳而大受学生欢迎。授课之余，他又针对当时我国的经济现实做专题讲座，发表论文，出版《中国财政问题》《中国租税问题》《生活最低限度与累进税问题》等专著，使本人和中央大学经济系声誉大增。

在专业之外，他又不忘自小对文艺的爱好，有志于学他所敬仰的北魏和明朝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散文家郦道元和徐霞客，开始随父调查金陵六朝古墓遗迹、石刻。在调查中他更加深了责任感，认为在最著名的中国古都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然“独少考察古迹之著作”，近又面临着国民政府建新都拆旧物的政策，“其间变化之繁，新旧递嬗之剧，实其他都城所罕有。新都之气象，固日新月异；然古迹之沦亡，文物之丧失者，乃不可胜计”。他“深惧南都遗迹，湮没无闻，后世之考古者，无从研求”（《金陵古迹图考·自序》，载于《孤云汗漫》），便在百忙之中，背着照相机，考察、测量、拍摄南京及周边的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林宅第，积三四年之功，最后在2000余幅图片中精选317幅，印成《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又编写《金陵古迹图考》20万字，对金陵的山川、河流、城池详加考证，记述了从秦汉以前直至近代的各类遗址，一图一考，两书相辅而行。另外又有专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记录六朝陵墓28处，并摄影100余幅。以上构成金陵考古3种，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推出，即广为传播，至今尤为珍贵，后人尚可借此真实的图景和生动翔实的考证文字，得识古之文化瑰宝。当年血气方刚的朱偰眼看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北平危急，深恐古都文献不保，自感“还我河山，固我边圉，保我文献，宏我民族，则我国人之公责”（见《北京宫阙图说·自序》，载于《孤云汗漫》）。他利用暑期，专程北上，以2月之力，在古都内外摄影500余幅，原想汇成古都纪念集5种出版，但在战乱中只陆续出版了《北京宫阙图说》《元大都宫殿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等3种。

学者从政，严于守己，出国受降

1937年国势日益危急，群起抗战，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朱偰决定以个人的专业特长为国效力。他冒着日机对南京的狂轰滥炸，应财政当局之请，草拟战时财政计划：以租税支持公债，公债保证通货，避免通货膨胀过速；以筹措战费，保证战时财政供应。直至9月23日仓促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

随着战局的恶化，物价飞涨，他身为大学教授，也难以维持一家8口生计。他教学之余埋头写作，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仅1938年就有23篇，1939年18篇。恰好其安定金融的主张被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认同，要聘他为财政部“简任秘书”。此正中其所学本在用世的目的，但又恐投身四大家族之门，且财政部声名狼藉，有惭于清议，乃商之于父亲。果然老父写信劝他：“汝学政治及财政，自当所学所用，然汝之声誉，正以身为教授，言论文章，较可自由发表，起社会之崇敬；一入财政部，则不能自由发表言论矣。秘书与部长共进退，较近于私人方面，现任部长贪污为全国之冠……不可以家用支出大而欲急进也。”（见《从政杂忆·一、从政之始》，载于《天风海涛楼札记》）然经再三考虑，终被一展抱负，为国效力，严于守己，不同流合污的思想所折服。

他于1939年10月从政，又曾任专卖事业司司长、关务署副署长。其间有《中国战时税制》《中国货币问题》《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所得税发达史》《关税讲义》等专著出版。同时他还到处演讲，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以唤起民众，奋起抗日，内容有《如何与敌人争取游击战区的经济资源》《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中日经济战争决胜之关键》等。可惜当局对他再三申述的增加税收稳定货币、提高所得税率、举办战时利得税、试办遗产税、奖励反走私等措施均未采纳，由此也使他了解到黑暗重重的官场内幕和官僚资本的垄断。

从政时期唯一让他有所安慰和骄傲的是代表国人出国受降。1945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家无条件投降，我国政府派遣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六十军、六十二军及九十三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同时由国民政府6个部各派1名代表组成行政院越南顾问团，随军进驻河内。朱偰是顾问团的财政部代表，负责处理受降期间有关金融及占领军军费等问题。他1945年9月21日飞抵河内，在越前后有6个月零7天。当时越南的原法国殖民者企图仍掌握操纵越南金融的东方汇理银行，在各国矛盾错综复杂的严峻形势下，朱偰作为战胜国唯一的财政金融代表，与法方进行多次反复谈判，以极大的胆识和魄力，实现了东方汇理银行的交接和对横滨正金银行的查封，维持了金融的稳定，保证了军费之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华侨和越南人民的利益。在繁杂公务的间隙，他夜晚坚持日记每天的工作、所见所闻，又搜求史籍，考证越史、越风俗宗教，并探访民情和名胜古迹，乃至发为优美的诗文。回国后他即整理出版《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又列入《民国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17年版），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后来的关于中国近代首次以胜利者身份跨出国门到越南受降的回忆文章，亦多引用这本书的内容。此书以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垂留人间。

保护文物，不遗余力

1949年春，目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朱偰拒绝去台湾。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小学只停课一两天，解放军进城以后立即复课；全市供水供电一切正常；城里没听见枪声，秩序井然。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据朱偰《回忆录的补充章节》手稿写道：8月底，“南京大学经济系的两位学生代表来找我，他们表示全系同学的意思，要我回到南大担任教授。由于我解放前在这所大学里教过书，学生对我还有比较好的印象，所以他们想到了请我去讲学。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表示愿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9月初，“南京大学的军事代表徐平羽，教务长潘菽，也来同我接洽，要我担任经济系教授。于是，我接受了南大的聘书，重新讲起财政学和赋税论。不久，我担任了经济系主任”。这时政务院任命他为南京市财经委员会委员。（以上均引自朱元春《曾经的南大经济系主任——朱偰》，载于《南大校友通讯》第75期，2017年夏季号）

然而，次年国庆节后，南京大学领导宣布，所有文、法、经三院，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以及教员，都要参加土改工作3个月。朱偰去了皖北的涡阳县，然后又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下半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法学院取消，经济系归并到上海的复旦大学。那时已把原先的政治、法律、经济等视为资产阶级学科，朱偰等12位教授暂留校听命，直到1953年初，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不由在1953年2月23日日记中自叹：“余又放弃教学重入幕府矣。”（见《朱偰先生日记摘抄》，载于《孤云汗漫》）

直到1955年他才被任命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图书馆，兼负省国画院筹建任务。他毫无怨言地积极工作，乃出于对南京这座古都的热爱；也想在新社会中，尽自己的力量，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也许还有点不负新政权的知遇之恩吧。因为1951年9月22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兼统战部长的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曾特意派车接他去畅谈，刘伯承还欣喜地回忆在延安边区读他的名著《金陵古迹图考》时，就想一见作者，“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二人又约请他同“赴清凉山绝顶望莫愁湖，观石头城，继又赴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带。不久刘、陈二将军又同他一起参观了南唐二陵”。（见凌也徽《金陵图考寄深情》，载于《孤云汗漫》）所以一心想为国效力的他又一次努力从政。和以前一样，他不改学者本色，经他的坚持和督办，维修了名闻中外的苏州虎丘塔；修复保存了珍贵的六朝古墓石刻，包括已埋在土中的石麒麟、辟邪等石兽；进行了全省文物普查，有陈文帝陵等新发现；把濒临灭绝的文物古迹一个个立碑，不少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他勤奋地书写出版了《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的名胜古迹》《江浙海塘建筑史》《大运河的变迁》《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抗侵略斗争史略》《郑和》《玄奘西游记》，及有关郑和、郑成功的传记和剧本等。

朱偰也一如既往直言不讳，批评工作中的问题。据朱元春在写其父《曾经的南大经济系主任——朱偰》一文中记述：“1956年4月底，南京市政府为某单位基建用砖批准在太平门已拆200米缺口处，再拆100米，当时父亲就提出不同意见。南京市约集各界人士勘查拆太平门西一段城墙，他大声疾呼：为要城砖而拆城是‘败家子思想’。六七月间，父亲接到中华门内瓮城（即俗称中华门城堡）即将被拆毁的紧急报告，立即赶到毁城现场一看，发现城墙已经拆到中华门内瓮城附近，中华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瓦砾废墟。另外草场门以南、芦柴厂以北的石头城遗址，也已拆得面目全非，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破坏。他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对此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鬼脸城和中华门总算保住了。但是到了8月下旬，南京市某副市长召开会议决定：‘在市委城建部领导下成立拆城小组，要求有多少力量拆多少砖，由拆城小组统一领导，分工拆除。’为了筹集救灾赈济款，在‘古为今用’的旗号下，他们把古城墙当成摇钱树，一块城砖卖一毛钱。父亲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以阻止这种无知的行为。1956年9月23日，父亲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对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严厉批评。该文先后被《光明日报》《文化新闻》等报刊转载，省市电台广播，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南京的拆城风潮因此被暂时阻止……父亲还电告中央文化部，请求制止拆城。”如此，终于保全了具有千年城市标志的石头城中最有代表性的“鬼脸城”，及有“天下第一瓮城”之称的中华门瓮城。

生性耿介、敢言天下事的朱偰，在1957年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对南京大学对待知识分子采用的分化师生的斗争策略，致著名教授欧阳翥自尽；江苏省文化工作的领导者的宗派主义作风，导致江苏省戏剧事业倒退等提出批评。于是乎，到了该年反右斗争时他就成为江苏省文化局的头号“右派”，上述发言连同他的反对拆毁城墙，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加以批斗，工资降了两级，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他省政协委员的名称。后调他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1961年9月摘“右派”帽，次年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

鞠躬尽瘁，坚持真理

在他被贬黜，强制自我批判时，他也坦陈自己所受的家庭士大夫教育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及留学时接触的多为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物，故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然而这些究竟何罪之有？他沉思着，前几年创作的章回小说《玄奘西游记》就寄托着他的思索。在1956年的日记中他写道，描写玄奘的“追求真理，尽瘁学术研究的精神，和他冒险牺牲、百折不回的顽强斗争和刚毅的性格”，使“余家”“艰苦奋斗之传统精神”复活在心中。（见《玄奘西游记·出版说明》，载于《玄奘西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正是这一精神激励他在贬屈中坚持学术研究。

从他现存的日记看，1962年9月10日，他正式赴南京图书馆办公，主要从事研究古籍工作，第一步是与钱海岳合作，整理“南明史料丛书”，准备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这年岁首，他在日记上写道：“余在南京，时任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中国史学会南京分会理事，南京图书馆馆员，担任主编南明史料丛书。余年近六十，饱经沧桑，但愿有一安定环境，可以从事研究工作。”年末总结自己的工作，写道：“本年工作方面成绩巨大。校注明季史料二十五种，并各作序言。”1964年2月20日日记：“下午补充修改《行朝录序言》，此为余精心之作，虽为一篇序言，然综合介绍南明史料，具有特别重要意义。”22日“上午校阅《行朝录校注》全书至终，并装订成册，至是全书整理告一段落，计自1月27日开始校注以来，历时将近一月，至是完成”。整理校勘“南明史料丛书”的工作1962年9月起至1964年9月整满2年，因出版社一时不能出版，暂告一段落。后来其女朱元春苦涩地写道：“这些倾注了父亲与钱海岳先生共同工作了两年的文稿，却不知落于何处。”（以上均摘自朱元春未刊稿《朱偰先生在南京图书馆的岁月》）

其后他的工作是编制《江苏地方文献目录》《江苏水利专题目录》《南京地方文献目录》。从1965年日记片断来看，为此他与人共同研究南京沿革地理，还亲自去遗址考察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仔细研究南京下水道工程计划、秦淮河勘查小组工作报告及座谈会记录，并慷慨地把自己的资料和所藏古书供年轻人研究。又编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专题汇编目录》《帝国主义对江苏经济侵略史料汇编》，以及《有关史可法的史料汇编》等。据他的妻子凌也徽在《金陵图考寄深情》中说：“1965年初冬，他利用工作余暇，跋涉于南京城郊，奔走于各古迹遗址。深夜灯下，绘制成《金陵古迹图》《南京近郊名胜古迹图》《明代宫城复原图》，写出论文《从一篇新发现的明人故宫记中研究明故宫的制度和建筑》。可惜，后来随着十年动乱的开始，他费尽心血绘制成的这三张古迹图及论文，都荡然无存。”想来有良知的国人都会为此扼腕长叹。

此外，他又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字，补充到写于1947年、1948年的《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可惜原拟的第9卷《人海沧桑》要写64人，现存的只有17人的片段，其他是未及写，还是像他精心研究、绘制的《南京古迹图》及各类颇具价值的文字一样，毁于前所未有的“文革”中？

他在《天风海涛楼札记·代序》中写自己曾梦想在先父所爱的家乡永安湖的环山最高顶云岫峰上建天风海涛楼，“倾听天风海涛，坐对云帆沙鸟，并聚集南北藏书七十万卷，辟为图书馆，以竟先人未成之遗志”。他以“天风海涛楼”为自己的书斋名，然梦想早已被人间的风浪所吹醒；但他从未想到在“文革”中，家里所藏书籍、字画、古钱币、信札、手稿、日记，乃至瓷器、家具几乎全被抢走、烧毁、砸掉；连早已确定捐给南京图书馆而未及全部运走的大量藏书，竟被红卫兵烧了3小时，在通报“南图”后，才以可悲的“抄家”名义用大卡车运走三车半；家被掘地三尺查抄，妻儿被赶出家门；他本人也多次惨遭毒打、批斗、游街，还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隔离审查却又没收了他所有以回忆录形式写的“交代”。

1968年7月15日凌晨，人们发现朱偰仰面躺在文化殿堂——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留下了他的遗书：“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是年61岁。

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生前好友刘海粟送来一副挽联：“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文章经济耀千秋。”（见凌也徽《金陵图考寄深情》）

1994年3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的文章《帽子与城墙》，说：“只有朱偰直接拿‘帽子’换来的这座中华门城堡，到底没有被拆被毁，今天依然巍巍耸立。覆舟山以北直到神策门，那条玄武湖水边的堞影美景，依旧令人心旷神怡。这座门、这道墙，竟没有被毁，也许是人们慑于朱偰的正气、傲骨和勇气，也许是出于对朱偰悲惨命运的怜悯或同情。若在古代，人们会把朱偰视为护城之神而去敬重他。”“因此有人提议，南京人是否可以用社会集资的方式，在中华门城堡上，为朱偰立一座塑像？”（载于《孤云汗漫》）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立碑“南京城墙”，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朱偰领导修复、保存的六朝陵墓石刻之代表——镇墓神兽“辟邪”造型，被南京市政府选做市徽主图案。

2006年，南京和西安、荆州、兴城等4座古城明清城墙同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其中南京城墙原始长度和现存长度为最长，且是唯一的京师城池。

2007年，南京举办朱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学者和文保志愿者呼吁，为朱偰先生立纪念塑像。

2009年，朱偰名列“3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南京人物”。

2014年，南京启动自古代至1949年南京传世名著评选活动，经大众点赞和专家推荐，最终从上万部作品中层层筛选出24部，朱偰的《金陵古迹图考》名列其中。

2015年，报刊和网上数万人“加砖”呼吁为朱偰先生塑像。

在民意不断呼吁下，据2018年1月25日南京《现代快报》报道，得悉南京城墙改扩建工程方案，计划在城墙博物馆前的绿地广场上立朱偰先生的雕像。历时24年的提议似乎有所落实，此乃民心所向矣！

（写于201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