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坚持“不断超越自己”

徐梵澄与鲁迅结识于1928年。当年这位名为诗荃的湖南青年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发表文章《谈谈复旦大学》，揭其腐败，因此受特务监视。这促使他去德国留学，鲁迅即托他代购德文书刊及木刻作品等，以新文艺“救荒”于中国文坛。1932年回国后，徐梵澄写了不少揭露时弊的杂文，并出于对野蛮和奴才相的警惕，他翻译了肯定“生之意志”的德国近代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尼采的一些作品。鲁迅颇看重这位既有旧学根底，又精通德文的译者，积极向出版社推荐；并指导这位年轻人从留学德国开始的佛学研究，使曾经思想好走极端、激烈的徐梵澄，感受到鲁迅高深的佛学造诣，尤服膺于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的思想境界。1945年，徐梵澄被国民党教育部派往印度泰戈尔大学任教，后又辗转进入以印度圣哲阿罗频多命名的修道院（又称法属国际教育中心），潜心钻研精神哲学。他不仅注重探讨法相宗解释宇宙的唯识之学，更重在索求诸教派的源流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他与章太炎一样对印度上古时期文献《吠陀》的最后一部分《奥义书》产生浓厚兴趣，执着地研读这一宣扬“梵我同一”（即宇宙灵魂就是梵，梵就是来自宇宙的个体灵魂我）观点的印度古代哲学典籍。他凭借院内藏书，遍识百家《奥义书》的各种版本，择自古推重者，不乏精义者50种，陆续从印度古雅语梵文中译出，采用的是接近这种雅语的汉语古文体，浅近而又质朴，终于成全了太炎先生发自20世纪初的心愿。

继《奥义书》后，徐梵澄又研究、翻译圣哲阿罗频多（系印度“三圣”之一，与圣诗泰戈尔、圣雄甘地齐名）的超心思哲学。据徐梵澄说，这一“超心思”名词的确立，亦远托尼采之“超人”——精神成就者，像我们古时的圣人。阿罗频多幻想通过这种“精神进化”，达到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徐梵澄翻译、疏释他撰写的《赫那克莱妥斯》（译书名《玄理参同》）的目的，就是将世界五大文明系统尚存的希腊、印度、中国三派中的精神哲学作一比较，参会其相同处。正如他在该译本《序》末所言：“现代人盛言世界大同，理想实为高远。然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不妨其为异，不碍其为同，万类攸归，‘多’通于‘一’。”

为了这一理想，他又努力以英语译介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出版了《孔学古微》《小学菁华》《周子通书》等，要让印度乃至世界了解中国。晚年又撰写《老子臆解》《陆王学述》，一则因为老庄思想及陆象山、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跟《奥义书》的精神哲学颇多相通之处；二则以此克服国人、民俗、信仰及其思想界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在学术上却无所自立；三则以此否定西洋至今仍持的愚昧偏见——认为“中国是一无宗教之国”，即无高尚的宗教追求。徐梵澄认为“自古及今，宗教对人类的福赐是大的，但其遗的祸患亦复不小。读西洋史及南亚史及现代各地宗教战争的情况是可明了的”。而“五千年中国文教精华原自有在，不得不推孔孟所代表的儒宗”。所以国人应“继续一贯发扬我们的孔、孟之学，以近人新眼光有所拣择而作为精神追求”。徐梵澄以自身对世界史、宗教史、哲学史的全面考察体验，不再像章太炎、鲁迅早期那样出于对一味尊孔崇儒的复古守旧派的批判而“贬孔”，而是接受章太炎晚年的看法，更客观地有所选择地引导读者重温专务虚静、完养精神的“致良知”学说。

徐梵澄跟他的两位前辈大师迥然不同的是，鉴于对本国各党派的“派异性”有所警惕，所以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他独来独往，凡著述诸事，只委托于他绝对信任的鲁迅；抗战时期，他也拒绝执政权威相邀，更无结党之举；去到异国，虽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排斥，唯以勤奋博学而受人尊敬。他对精神哲学的研究，绝不是要求人去独尊某教某派，他自己也不以某教派自居，多次告诫说，无论治何学，当作“永远的超上”，一是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二是对研究的学问，到了某一限度，也要超越。也就是说“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他推重的尼采、阿罗频多、老子、陆王等，都是先有所得于心，见道真切，含有独立自主，不依傍他人门户的意识。“超越自己”是继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之后，对太炎先生提出的“依自不依他”哲学思想、人生态度的最好继承和发展。

“依自不依他”思想，100年来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国几代学人，但它又不断受到相似的专一思想的挑战和束缚。我们的文化先辈，包括我的师友和我自己，几乎都经历过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摆脱桎梏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教训又岂能忘却？这也是我自1980年代开始不断走近我的先辈和师友生平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作于1986年，修改于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