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呼吁“尊个性而张精神”
在太炎先生提出“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后不久，鲁迅撰写和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一系列论文，批判洋务派和改良派重“物质”“众数”而抑“个人”的思维方式，明确提出国家振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并系统地介绍了19世纪以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等为代表的重“主观意力”的新哲学思潮。诚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这可以视为当时鲁迅对其师“依自不依他”思想的更进一步的“现代化”超越。
对宗教，鲁迅早年就曾追随章太炎的《四惑论》而发表《破恶声论》，表达了与其师相同的意见，认为当时越来越高的“破迷信”呼声，并没有分清“正信”和“迷信”“荒诞”之别，强调倘若人不安于物质的生活，产生精神上的需求，“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肯定了人的精神世界对信仰、宗教的需求。
在辛亥革命后政体、国事、社会一切趋于专制复旧的寂寞环境下，鲁迅也曾一度潜心研究佛经，虽有太炎先生的影响，但其归结却不同。章太炎主张从法相、禅宗大乘佛法中探出救中国之良方；而鲁迅则洞察到“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是大乘，总是发达起来”的细微征兆，反倒使他择取“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勇气，更坚定了他早年所选择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文学。这也导致了他和其师走向不同的革命道路。
如上节所言，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的观念旨在激发革命志士的“勇猛无畏之气”，希望所有的革命者都是有道德的革命者；他也加入了不少曾寄予厚望的政党。如他加入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等组建的光复会，因该会的宗旨是无私的“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联合成立同盟会，不到两年，章太炎、陶成章等就与孙中山、黄兴交恶并退出同盟会，起因即质疑所筹募的经费被私人挥霍了。在辛亥革命后更反感于革命派内部充满会党色彩的争权夺利等派性行为，他又提出了解决之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主张革命党人要转变为执政的建设者，以此达到解散原有的涣散的革命党，各人可按自己的政治主张另建参与国事的政党之目的。他自己与立宪派人联合组建了统一党、共和党，宗旨是“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的统治；在1913年5月又组成进步党，成为国会仅次于他所不满的国民党的第二大党。然而不久，袁世凯残酷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8月章太炎进京要和袁世凯说理，遭拒见，乃如鲁迅所赞“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遂遭长期囚禁。而后这位曾作《中华民国解》的太炎先生，自认为是“民国元勋”，却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他退居于宁静的书斋，在手定的《章氏丛书》内，不收录昔日的攻战文章。因为他面对世风时局种种乱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的。所以晚年研究国学，力倡“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性。当日本侵华时，他依然奋起，不顾年迈体衰，为宣传团结抗日而四处奔走。
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的思想和文章，激励了晚清以来的几代学人。尽管后来因为历来痛恨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他不仅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也就不把有“左翼”思想的鲁迅列为他的得意弟子。鲁迅也无意列名“太炎学派”，但世人认为他俩在精神气质上有更多一脉相承之处，只是内涵和表现形式很不相同。
青年时代就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几乎和章太炎同时加入了由陶成章组织的“浙学会”及其后来发展成的“光复会”。他也曾代陶成章收藏秘密文件，但不愿接受当刺客的任务。他始终对暗杀之类的行为持保留态度，也没有投身反清武装斗争第一线，更无意亲自去创建或领导某个政党，着意的是通过论述和翻译，宣传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乃至科学、文学。他回到故乡后，也参加了与“南社”会员有密切联系的“越社”，在辛亥革命时组织武装演说队，带领学生欢迎光复绍兴的王金发革命军。但是很快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言：“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像章师一样陷入四顾彷徨之境，也尝试“回到古代去”，探寻中国民族国民性的病根。最终，他在学友钱玄同的鼓励下，为唤醒铁屋中的沉睡者，写下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吃人”的历史：人人冷漠地“吃”和“被吃”，“我”也曾“吃”过，由此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救救孩子！”自此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救国之路——用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而且不仅解剖国人，也解剖自己。
所以尽管他也曾彷徨、苦闷、绝望，但他凭着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的不断解剖，就如他在《写在〈坟〉后面》所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不论《呐喊》还是《彷徨》中的作品，都贯穿了反省这一主旋律，形成一系列灵魂的质问，导致他在1927年从坚信进化论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而1934年以后他又因不断受到“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心情极为复杂，难以摆脱“阴暗和颓唐”的心绪；幸而他从不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批判立场，促使他不断思考“革命阵营内的工头”问题，最终形成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对“工头”，也是对自个情绪的猛烈反抗。由此可见，鲁迅从不以各种主义、标准来规范自己，而是通过无情的解剖，洗涤了自己的心。“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意志，使他始终没有陷入他的老师章太炎哲学思想后来所持有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而是坚持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这一思虑也影响了崇敬他的后辈徐梵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