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首提“依自不依他”

“依自不依他”一语出自1908年章太炎《答铁铮》，因铁铮认为他提出的“佛教救中国”论不可行，“何异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鱼”。太炎先生回答说：“仆非敢以大将临河讲诵《孝经》之术退黄巾也。顾以为光复诸华，彼我势不相若，而优胜劣败之见，既深中于人心，非不顾利害、蹈死如饴者，则必不能以奋起，就起亦不能持久。故治气定心之术，当素养也。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而普教国人，则不过斩截数语，此即禅宗之长技也。仆于佛学岂无简择，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如何利用佛学来增进国民道德？佛教唯识宗以“本识”破“我”“法”二执，章太炎也认为：一切“人我”“法我”，都是幻化出来的假象，人只有破此二执，才能抛弃物欲，有助于人们“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因此，他企图从佛教的种子说中演化出一种新的无神的却有“依自不依他”主观精神的宗教，而这又与本国王阳明“心学”的自尊无畏相契合，以此增进、净化国民道德，鼓舞斗志，服务于民心、民生、民族革命的需要。这正是他对当时革命党人的希望和要求。

因此，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所说的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可见“依自不依他”的观念旨在激发革命志士的“勇猛无畏之气”；虽则在辛亥革命之后先生“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但鲁迅仍尊称早年的太炎先生是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诚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八三）》中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太炎先生为增进国民的道德，在寻根究源的同时，又不囿于国度、传统和宗派，这一博采众长的气度，乃出自他的革命思想。周作人所回忆的太炎先生欲译《奥义书》的梦想乃其一例。

1908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章太炎目睹国事愈坏，党人又无远略，因而更潜心于佛法，购得对佛教和印度、西方文化曾有重大影响的古印度精神哲学典籍《奥义书》10种，大都是英、德、日译本，欲请其弟子周作人译出一二；后来考虑此为转译，恐有讹误，便想组织弟子们学习梵文。因为他已感到：“亚洲语言文字，汉文而外，梵文及亚拉伯文最为成就，而梵文尤微妙，若得输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于亚洲和亲之局，亦多关系。”（致苏曼殊函）为此，他积极访求在日本的印度梵文老师。

当时，鲁迅和周作人正受业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尔雅》等。至今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还藏有1909年春夏之间章太炎致周氏兄弟信，内云：

梵师密史罗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

从中可见先生求学的急切之心和对学生的殷殷之情。可惜，原已约定听讲的弟子如鲁迅等，都已准备回国，所以梵文班在东京“智度寺”开学之时，前往听讲的只有先生和周作人二位。听了两次后，周作人也畏难而退了。

但章太炎犹不甘心，转而求助于国内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一是请他接纳印度婆罗门师前往中国传布古印度吠檀多哲学，二是请其设法资遣小沙门东渡共学梵文。在杨仁山遗著《等不等实录》卷八中尚存章太炎给他的信，可见其孜孜以求传布吠檀多哲学的原因，是出于“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

杨仁山是深受章太炎敬重的佛学家，但是他对婆罗门教颇不以为然。他拒绝了章太炎的建议，认为“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又以经费不足为由不办梵学班。

由于我国懂梵文者寥若晨星，所以《奥义书》始终未能系统地译成汉文。直到1978年末，侨居印度三十三载的徐梵澄先生回国，将其《五十奥义书》旧译稿，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而徐梵澄执着地研究、译述《奥义书》等异国精神哲学及故国的“儒、释、道”经典著作，又与传承章太炎“依自不依他”思想最优秀的弟子鲁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