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东西方水文化的异同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人类从在地球上诞生起，就决定了人们必须依赖水而生存。又因为人类在长期的进化中产生了文明智慧，故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同地域的人们曾分别产生出了大致相同而又具有很大差异的水文化。

所谓水文化既是人类创造水利的产物，也是人类认识自然与水的精神创作。水文化就是存在于一定区域内的，不同时代的涉及水的相关文明成果。或称以体现水为特征的文化，它包括人们对水的认识、感受和审美观念，水的利用和管理方式，认知水的思维方式，治理水和利用水的社会行为，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观念、规范、规则和法律等文化内容，并通过宗教、文学艺术、制度、道德准则、物质建设等方面得以表达。也有人简练而概括地表述为：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水相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和物质的文化积累总和。

可以说，水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源远流长。有人说，自有人类的存在就有了水文化的光辉。因为，水对于人类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审美价值。但是，在过去几千年的水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在不自觉和无意识当中创造着各自不同的水文化，并同时受到水文化的影响。过去在人们的概念中，并没有“水文化”这个词。将“水文化”作为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提出来，并将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领域进行研究，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就全世界而言，水文化的分类多种多样，大多起源于早期的古文明，如“两河文化”、尼罗河文化、恒河文化等，但随着历史的进程，有些文明不再辉煌。就大的方面讲，可以分为两种经典类型的水文化，即以亚洲东部的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河文化，和以欧洲西部诸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也称为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这两种不同的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分别基于各自的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以及由这种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中华民族发祥于黄河和长江流域，早期的先民虽然也下河捕鱼或狩猎、采集，但后来发展为主要以农耕为生。这种生产方式（也即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称农耕文明，这就决定了对于水的先天性依赖。

即人们必须沿河迁徙，沿河居住，离水要近，而又不能太近。早期水灾的泛滥，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去大力治水。而治水又是一项大规模的群体劳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与协作性，还需要有精明强干的领导者来号召和组织民众。因此，中国早期的水文化不仅诞生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这样的英雄人物形象，同时也促成了早期的高度统一的集权制社会和最终的大一统国家。

在欧洲，主要是西欧的海洋文化源自古希腊文化，从一开始其海岸线的蜿蜒漫长，岛屿与半岛诸多，气候的适宜等，这样的地理格局决定了人们注定要与海洋打交道。因此人们除了从海洋攫取食物，还利用海洋出行，并出海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利用海洋做贸易，由此产生了发达的商业和市场经济的雏形，并有了契约文化等。相比之下，源自中国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漫长的、荒凉的，运输困难且运输量有限的商贸易通道，这是一条“旱路”，比之欧洲沿海国家的依海出行的“水路”要逊色得多。因此，缺少水的“旱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到了衰败的地步。而依靠大海的水路则越走越宽，最后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通道。

欧洲早期的水文化是消极的。当传说的中国故事中女娲因天有漏洞大雨倾泻而补天，大禹带领民众治水时，同样是传说的西方故事中的诺亚却造出方舟，以躲避天灾。显而易见，一个是主动抗争，另一个则是被动逃生，既反映了两种价值观，也反映了两者之间文化的差异。

当中国在与水进行抗争、不断治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为多民族、大一统的集权国家时，尽管朝代更迭，但国力强盛。欧洲人却因自己的水文化不同（有海洋文化与河流文化、游牧文化并存）而分割建立起相互对立的诸多国家和政权，并有过一段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历史。

可以说，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水的依赖方式不同而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水文化，因此，从人类社会一开始，水文化就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生活在江河流域的中华先民，利用河水和泥土创造了以精美著称的陶罐文明。而生活在大海之滨的古希腊人，则创造了气势恢宏的石雕文明。但最终，大河文化的保守还是让位于海洋文化的开拓，善于航海的民族，造就了西方人的丰富想象和冒险精神，所以是他们最早发现了新大陆，并确定地球是圆的。同时也开辟和主导了世界的海洋通道。这一点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念。

对比中西方早期哲学，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上最基本的物质元素。而在西方早期的四元素学说中，则认为土、气、水、火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物质元素。两者虽有不同，但基本相似。

中西方古代元素说对比图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的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年）从观水中得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的特点，认为水的品质已接近神圣的道，故发出了“上善若水”的千古感叹！其实质是借喻水性来发出自己对人生道德准则的定义。

而与老子几乎是同时代的西方学人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年）的名言则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表现出了西方人缜密的逻辑思维方式。

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则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从水与舟的关系中感悟出了治国的道理。

同是世界级名人的莎士比亚，虽然比孔子晚出生许多年，但在他的作品中也道出了一句相似的话：“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

中国在先秦时期诞生了《山海经》这部古代地理名著，其中包括了对山川、河流、大海的记载，还有诸如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远古神话传说和故事。

与此同时代的西方著名哲人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则在自己的著作《对话录》中记载了一个传说，即在大西洋上曾经有一个叫大西国的文明古国，也称亚特兰帝斯，后来在一次大地震中，整个国家沉入大西洋底。直到今天，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仍在探索这个海底之谜。

同是西方哲学家的泰勒斯（生活在约公元前585年）的名言是：“水是最好的。”据说他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不仅仔细阅读尼罗河每年涨退的记录，还亲自查看水退去后的迹象。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他就由此得出了“万物由水构成，水是万物之源”的结论。

管仲，也称管子（公元前719—前645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水利学家，他也提出“水者，地之血气”的思想。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管仲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灾、旱灾、风雾雹霜、瘟疫、虫灾）”“五害已除，人乃可治”，他的“除五害，以水为始”的观点应当是当时已经意识到后面“四害”都与“水害”有着直接的关系。

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相传国王请他鉴定一顶纯金皇冠，他在浴缸洗澡的时候，突然悟出利用水的浮力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方法。而与他相隔万里的中国，在其后的三国时代则发生了与此如出一辙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只是前者在科学史上由此发现了浮力定律，即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永垂史册，而后者却只是成为了一个文学典故流传下来。

200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不仅建设了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并使用至今，还有郑国渠等一大批当年的水利工程，有些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几乎与此同期，在古罗马城也先后修建了11条大型输水道。从周围的河流、湖泊和泉水取水，为城区供水。有些水源距离较远，如公元前144年建成的梅西亚输水道长达62km。他们先将水储存在城市周围2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池塘中，然后通过输水道从不同的高度进入罗马城，以满足城市用水需要。当时还建成了许多人类最早的大型公共洗浴场。输水道除常规渠道外，许多地方还采用了虹吸管、隧洞和连拱支撑的石质渡槽。

位于法国南部加尔省尼姆市附近的嘉德水道，也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三层的石头拱形桥，高49m，长269m，气势宏伟。它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修建的高空引水渡槽，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将加尔河的水引至尼姆，再分至公共澡堂、喷泉和私人住宅，供市民生活所用。这是罗马人历史上所建造的最高的桥梁，为罗马建筑艺术中的一件瑰宝。

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高空引水渡槽

以后，中国的隋炀帝也大力兴修通济渠和永济渠，完成了全国水运网的贯通。当时开运河主要靠人工，需要常年征用上百万百姓做劳役，条件极为艰苦和残酷。无论官民，一旦懈怠，就有杀头之祸。我们抛开统治者的开河动机不说，当时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强力的统治，也还需要一定的工程测量和设计技术。中国大运河在此后的上千年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有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奠定了此后大唐盛世的基础。

而此时的欧洲却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处在各种宗教势力纷争的状态，宗教文化强盛，而水文化无暇顾及。

再后，西方人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生产力大大解放，在大海航行中不仅船越造越大，越造越好，还把中国古老的风水罗盘，用于航海的指南仪器。还造出了蒸汽机安装在大型船队上，横行大洋，称霸世界。

反思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贯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力，并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把目光一直聚集在水与农业的关系上。而西方由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思想的自由使目光大为拓展，不仅有牛顿关注苹果落地的故事，还有瓦特关注热水壶盖的故事，因此发明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蒸汽机。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兴起，西方人对水从化学、物理的角度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进而也开启了对水的大规模工业化使用，包括发电、纺织印染、冶金、热力、化工、造纸、勘探等。

而中国的水文化，却逐渐走向“形而上”，主要是概念、意境等。如“真水无香”“静水深流”“智者乐水”“金以刚折，水以柔成”“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江河不拒涓流”“行云流水”“淡泊如水”“高山流水”“山长水远”“海不扬波”等成为悠闲的文人墨客玩弄的文字游戏，写诗、作画、练书法等无所不尽其极，但对于水的科学属性，却几近一无所知。

这些语言虽然表面讲的都是水和水性，但实质上与真正的水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水言情、言志或喻理而已。虽然这类语言也都具有深刻的哲理，似乎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但这些只适宜个人的修身养性，却无益于强国富民。

可以说，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此前制度的优势全无，清代乾隆年间钱泳在分析浇灌用转轮式水车难以推广的原因时说：“一部水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只能维持农家的基本生计，而无力承担先进技术的成果，当时虽处所谓“盛世”，整个国家却已经失去活力，没有形成近代社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生产，水利事业的发展也是可想而知。

此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就已经开始觊觎中华大地——这块最早发祥起始水文化的宝地。

今天，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水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与水的矛盾、人类所面临的水问题困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突出，水文化也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跨越国界、跨越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地球人所共同面对的话题。水问题研究同时也跨越学科，吸引越来越多的各个学科的人加入到水文化研究的行列中来，使人们对于水问题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仅增添了新的阵容，也增添了新的视角、方法和内容。如2015年有媒体报道，西方有人在研究“下落的雨滴为什么砸不死蚊子”这样看似荒唐而又实则深刻的问题。

《意林》杂志2015年有一篇文章提到，日本的名古屋市有一家历史悠久、业绩骄人的刀具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把“水”作为自己公司的口号，很吸引人。口号只有四句：在自己运动的同时还能推动其他物体一起运动的是水；持之以恒地寻求着自己前进道路的是水；遇到障碍的阻挡而更有气势的是水；洗净了自己，同时还能洗刷其他各种污浊，并且自己仍然干净的还是水。

这四句口号别出心裁，蕴含着人生的哲理，但其实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中国古代的水文化。一方面说明日本的水文化还是属于东方水文化序列；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日本人已经把这种古老的水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了。

总的来看，一方面，水文化作为文化领域的对水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国内外虽发展历史不长，但正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东西方水文化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并正在走向趋同。2006年，联合国第十四个世界水日的主题定为“水与文化”即是证明。

水文化之所以越来越为人类所共同重视，是因为人们不仅意识到全球的水是相通的，同时为了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走出水困境，人类在使用科技手段之外，还更需借助文化的视野和力量进行相应的思考、定位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