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和草原地区的变化与持续

从一个贸易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逐渐转变，其变化有许多形式。像奥约和刚果这样的大帝国崩溃了——尽管必须说只是部分地，这是明显的贸易变化的结果；新的国家和社会在沿海森林和草原地区凸显出来。尼日尔三角洲一些小的贸易国家中出现了富有权势的商人，他们是世袭的“王”；而在刚果河的蒂欧（Tio）贸易者中，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已是象征性的，因为真正的权力已经转到当地的商人—首领手中。^[36]像达荷美和阿善提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在19世纪中存活下来，甚至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不过，原来的民族身份、强力的军事文化和统治的国王体系，面对来自本地和外国的威胁，都要努力去适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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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约鲁巴人集结在奥约帝国内进入了19世纪，但奥约却是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由于内部分裂和“阿拉芬”（alafin，王）之权威的削弱，它在政治上已经弱化，而在经济方面它也处于废除奴隶贸易后的不稳定之中。沿岸的欧洲买主已经枯竭，奥约贸易商们能够用来向北边商人换购马匹的物品也没有了。与此同时，1804年在更北边的豪萨和富拉尼人中爆发的伊斯兰“圣战”（jihad）——我们将在后面谈论它，也对这个帝国构成了重大威胁。无论奥约是否已近寿终正寝，“圣战”只是加快了这个过程；或者说如果没有这场穆斯林革命的话，这个帝国可能恢复，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场“圣战”是一个政体毁灭的重要因素，这个政体支配贝宁湾和南部草原部分地区已经有两个世纪了。1817年，在伊洛林，在这个帝国的北部，爆发了一场地方反叛，它得到了一些富拉尼圣战者的协助，它不仅加速了奥约的崩溃，而且也使约鲁巴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卷入一系列战争。穆斯林力量持续朝南推进，深入奥约疆域。^[38]

随着奥约中心地带与伊洛林之间冲突的加剧，战争一方面在奥乌（Owu）爆发，另一方面则在伊费（Ife）与伊杰布（Ijebu）之间爆发，主要目的是争夺对贸易的控制。这些战争合在一起，导致了大量难民，而这些人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他们以抢劫为生，在广大地区造成破坏。奥约—伊洛林战争于19世纪30年代初达到高潮，奥约的旧都被占领，很大程度上被毁灭；这个帝国的可怜后继者“新奥约”，在南边的森林中建立基地，在约鲁巴政治中不再发挥积极作用了。这个帝国的死亡留下了一片真空，一系列约鲁巴城邦在其中相互暴力竞争，同时也试图抵挡来自北边的穆斯林蚕食，保住约鲁巴疆域。这样的城邦主要有四个：西边是常常与达荷美发生冲突的伊杰耶（Ijaye），达荷美正侵入约鲁巴土地，试图利用前霸主奥约帝国崩溃的这个机会；在伊杰耶的南边是伊巴丹（Ibadan），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力量，与富拉尼人发生冲突；首都阿贝奥库塔以及艾格巴（Egba），也在与达荷美作战，并由于这个原因要打到海边去，以获取必要的武器；靠近拉各斯以北海岸的伊杰布，是运往北方的武器的经手人，这样一个被贸易支配的民族也严重地卷入了“非法”奴隶贸易，输出暴力冲突中的不幸牺牲品。正是由于这个，导致英国在1861年合并了拉各斯。

所以，约鲁巴人既相互之间打斗，也与外来侵入者作战，这种相互残杀的冲突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末到1878年，伊巴丹作为一个最强大的约鲁巴城邦出现，它与艾格巴和伊杰耶进行了漫长的战争，后者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大部分被摧毁。伊巴丹也因英国支持而获益，这是因为英国人认为它为政治和贸易稳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1878年至1893年，几个约鲁巴城邦合并，为的是防止伊巴丹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不过，在双方都没有明显优势时，谈判就开始了，时间是1886年，目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外交与暴力冲突的爆发交织进行，只有到了1892—1893年，仍然以拉各斯为基地的英国对交战各方进行了调解，冲突才算结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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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鲁巴疆域内的暴力带来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用来说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战争影响。^[40]首先是人口变化，当富拉尼人从伊洛林南进时，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从较为开阔的草原朝南进入森林地区。为了寻求保护和抵御骑马者，人们过去常常这样做，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种永久性的迁移，导致了城镇的扩展。这既有现存城镇的发展，也有新城镇的建立，它们常常是要塞化的定居地。与此同时，在现在尼日利亚西南部海岸一带，奴隶贸易大幅增长，标志着这一地区奴隶出口旧有模式的重大改变。18世纪时，约鲁巴的奴隶一直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约从更远的北方获取它的绝大部分俘虏，奴隶出口来自与约鲁巴地区相邻的那些区域，尤其是东边的尼日尔三角洲和西边的达荷美与阿善提。然而，穆斯林“圣战”和由此而来的索科托哈里发国从北边切断了奴隶的供应，而奥约的崩溃则导致约鲁巴人自己更为系统的奴隶搜集，战争成为一种赚钱行当。不过，战争也有别的副作用。随着索科托扩张进入伊洛林，伊斯兰教传入这一地区。不断爆发的冲突造成了所谓军事变革，基于差不多的同样原因，这种军事变革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也明显可见：武器的使用变得普遍，职业军人出现了，有了更为系统的训练和复杂的战略战术的发展。随着19世纪临近结束，暴力尤其为英国的干预提供了理由，约鲁巴在某些方面也的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事例——一个处于混乱之中、被战争蹂躏的民族在呼喊拯救与保护，而这只有大不列颠能够提供。传教士们已经在沿海社会中引入了一定程度的英国文化，在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难民中有了信徒，他们帮助形成英国官方对待这一地区各个群体的态度，游说英国进行干预。^[41]19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政府回应了他们的呼吁，那些当地竞争将结束于殖民实验的大背景之中。

传教士的宣传将达荷美作为靶子，认为它是这一地区众多邪恶的来源。^[42]在19世纪开始时，达荷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扩张国家，最终能够摆脱自己长期以来对奥约的从属——这种从属关系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能够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发动对约鲁巴疆域的入侵。这些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经济利益。至少是从17世纪结束时起，达荷美就是一个成功的奴隶拥有国和奴隶出口国，奴隶被广泛用于国内经济，剩下的奴隶则被出口，还有一些被用作贡奉国王及其祖先的仪式祭品。所以，奴隶制是达荷美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中心支柱，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扎根很深的军事文化，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使用以奴隶出口所换得武器的军队，几乎总是处在行动之中。^[43]这个王国的传统性袭击搜捕是在北边和西边进行，而奥约的崩溃使得它在东边也到约鲁巴境内去捕人。由于达荷美在北部和西部的人口减少，这种战略对它来说就成为必要。在19世纪的大西洋非洲海岸，这个王国是最重要的奴隶“非法”出口国之一。从19世纪最初十年到50年代，在盖佐国王的统治之下，达荷美靠着它与沿岸奴隶买主——他们之中有巴西人——的交易在经济上支撑扩张战争，与英国要求它从事“合法”贸易的压力相对抗——合法贸易此时已在海岸其他地方兴旺起来了。盖佐还利用法国方面相对较弱的压力，法国那些拥有反奴隶贸易巡查船队的人士，他们的努力常常因为官方的摇摆态度，或因就出现在这片海岸的本国奴隶贩子而受损。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奴隶贸易终于进入急剧衰退，达荷美发现自己必须考虑别的选择了，其结果就是棕榈油生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需要使用奴隶劳动力，奴隶劳动力在19世纪后半期已是急剧增长。贸易竞争在这一地区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各个国家争相获取海岸以得到枪炮和弹药，这对于政治和经济支配是至关重要的。达荷美与艾格巴之间的战争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为争夺对关键贸易线路的控制而战，结果是达荷美军队在1851年和1864年都未能夺取艾格巴的都城阿贝奥库塔，而基地位于阿贝奥库塔的传教士们的确有效地游说到了英国对艾格巴的道义支持，也包括一些物质支持。不过，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入侵前夕，达荷美一直保持着它的强大与活跃。^[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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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强大的领土国家阿善提，它的高度中央集权管理利用了18世纪的贸易机会。尽管它对奥约的扩张战争为它带来了可供出口的俘虏，但它从来没有那样依赖奴隶贸易，它的潜在财富靠农业和黄金生产。它的政治精英中有两个对立的团体，19世纪一直在竞争，一个是“帝国主义者”，要通过军事侵略来获取财富；一个是“和平”派，主张通过贸易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奴隶贸易在海岸一带的衰退——这到19世纪20年代时已很明显，使得“和平”派获得支配地位，到19世纪中期，从事“合法”贸易的富有商人，已经受到国家的礼遇和尊重。阿善提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成功的贸易国，它横跨一个将草原和北部沙漠与大西洋体系连接起来的贸易网络，如同达荷美一样，它也利用此便利获取武器。尽管奴隶贸易死亡了，但枪炮仍然用于领土扩张，用于镇压地方反叛——在一个到19世纪时仅能从中心进行松散统治的帝国中，这样的地方反叛已是到处流行。^[45]在南边，沿着海岸，是那些芳蒂人（Fante）国家，它们是阿善提的一个麻烦来源，经常在帝国内部发起反叛，也常常封锁阿善提，使其不能接近“黄金海岸”一带的欧洲贸易站。芳蒂人也是英国的盟友，英国人自己对阿善提采取的态度就是其对达荷美采取的态度，认为阿善提是一个野蛮残暴的奴隶贸易帝国，芳蒂人反对阿善提，所以必须得到保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对获得沿岸殖民地并无兴趣，它之所以卷入地方政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46]

所以，后来成为英国黄金海岸殖民地的这一地区，就提供了一个“爬行的帝国主义”的典型例子，这个术语被用来形容一种渐进性进入，欧洲政府有时发现自己无法不被卷入地方政治之中。英国在19世纪与阿善提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冲突通常因阿善提对海岸地区的入侵而引发。^[47]不过，英国政府并不情愿承担海岸贸易站以外的责任，比如19世纪20年代，在进行了一段短暂的殖民地管理之后，它就撤走了，觉得这样的责任很麻烦，代价很高。在随后的岁月中，英国对阿善提采取越来越敌对的态度，1873—1874年它成功侵入阿善提之后，^[48]为了建立稳定的贸易，就正式合并了那些芳蒂人国家，从而建立了黄金海岸殖民地。不过，英国人从阿善提本土撤了出来，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们才返回，这一次的占领就会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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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荷美和阿善提是典型例证，表明那种高度军事化和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采取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极大程度上被贸易利益驱动。不过，在尼日尔三角洲或所谓“老河”地区，有一些小得多的国家，它们比起西边那些大政体来可能更依赖海外贸易。博尼（Bonny）、凯拉巴（Calabar）和19世纪后期的奥波布（Opobo），这类国家是一些族群的集合，分散在尼日尔三角洲的众多河口地区，它们围绕着贸易“屋”（house）来组织，贸易屋就是它们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基本单位。每个贸易屋都有自己非正式的贸易和政治影响区域，这片区域的出产被用来与欧洲商人交易。19世纪早期奴隶出口很重要，但不久棕榈油就取而代之，对于在这里做生意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贸易公司来说，这片三角洲变成了棕榈油的同义词。由贸易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比如原先的奴隶可以努力进入到商人行列，并要求着与自己所获财富相称的社会政治地位。财富也在资助着反叛，从19世纪中期起这在尼日尔三角洲就很普遍，其中最剧烈的一次就是博尼的一部分人口迁出去，建立了奥波布这个新国家，时间是1869年。^[49]尼日利亚棕榈油润滑了欧洲的机械，促进了欧洲工业化。然而，当这些三角洲国家成功地从奴隶贸易转变为“合法”贸易后，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各种外部变化，它们越来越脆弱。从19世纪50年代起，防治疟疾的奎宁和蒸汽机驱动的炮艇推动欧洲人深入尼日尔河流域腹地，他们在行进时逐渐能够绕过三角洲那些贸易国，损害着它们的商业力量；而且，在60年代早期，棕榈油的国际价格开始逐渐下跌，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较便宜的棕榈油替代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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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三角洲国家的经历展示着大西洋非洲历史的一个关键主题，也是这个大陆其他地方的一个主题，这就是面对全球贸易的日趋无力。很明显，面对海外贸易提供的机会，非洲人动态地、创造性地，甚至常常是暴力性地做出了回应；同样，非洲的出口，无论是奴隶的出口还是后来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都对欧洲和美洲的经济增长，对那里文化的丰富，作出了难以表达的贡献。然而，面对19世纪他们越来越投入其中的那个体系，他们大陆之外的那种改变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绝大部分真正利益，他们却是越来越不能控制。世界不同区域的这种联系，其特征就是既缺乏平衡也缺乏公平，而最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北方与南方的失谐错配，这在19世纪后期变得更为明显。由经济不平衡导出了政治和文化误解，在许多方面，殖民入侵意味着所有这一切的具体化。殖民统治在某些方面可能代表着欧洲与非洲关系的一种急剧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关系的核心成分已经在19世纪早期表现出来，并且深入到20世纪乃至其后。

注释：

[1]　拉尔夫·奥斯汀《非洲经济史》（伦敦，1987），第5章。

[2]　参看吉莱纳·莱顿和巴兹·雷高克在“非洲史学刊论坛：横跨撒哈拉沙漠的历史”中的论文，《非洲史学刊》56:1（2015）。

[3]　麦洛·卡尼《世界史中的印度洋》（纽约，2004）；《非洲史学刊》55:2（2014）。

[4]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很有用的一个概括是保罗·拉夫乔伊《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文献综述》，《非洲史学刊》30（1989）。约翰·桑顿《大西洋世界形成中的非洲和非洲人：1400—1800》（剑桥，1998）也是进入这个宽广论题的很好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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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R.C.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剑桥，1995）。

[6]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财富的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和体系》，《经济学季刊》118（2002）。

[7]　戴维·诺思拉普《没有统治者的贸易：殖民地时期之前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经济发展》（牛津，1978）。

[8]　贾科莫·马库拉《中非的枪：技术与政治史》（俄亥俄州雅典，2016）。

[9]　戴维·伯明翰《安哥拉的贸易与冲突：葡萄牙影响之下的姆邦杜人及其邻居们：1483—1790》（牛津，1966）；约翰·桑顿《大西洋非洲的战争，1500—1800》（伦敦，1999）。

[10]　约瑟夫·C.米勒《死亡之路：商业资本主义和安哥拉奴隶贸易，1730—1830》（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8）。

[11]　A.F.C.瑞得《贝宁与欧洲人：1485—1897》（哈洛，1969）。

[12]　比如可参看罗宾·劳《1600年前后至1836年的奥约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的西非帝国主义》（牛津，1977）和《1550—1750年的西非奴隶海岸：大西洋奴隶贸易对一个非洲社会的影响》（牛津，1991）。

[13]　比如参看帕特里克·曼宁的著作，包括《奴隶制与非洲生活：西方的、东方的和非洲的奴隶贸易》（剑桥，1990）和《1650—2000年的非洲人口：新估算的比较与启示》，收入伊曼纽尔·阿克姆邦等人所编《历史视野中的非洲发展》（剑桥，2014）。

[14]　详细叙述可看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哈洛，1973），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以及沃尔特·罗德尼《几内亚海岸》，收入理查德·格雷所编《剑桥非洲史》第4卷《约1600—约1790年》（剑桥，1975）。

[15]　P.D.科廷《非洲殖民地时期之前的经济变化：奴隶贸易时代的塞内冈比亚》，2卷本（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75）；伊利夫《非洲：一个大陆的历史》，第150页。

[16]　V.奎尼《法国大革命早期就奴隶制、奴隶贸易和公民权利做出的决定》，《黑人史学刊》55:2（1970）；也可参看《法国革命与废除奴隶制》12卷（巴黎，1968）中收集的文献。

[17]　“威廉·威尔伯福斯在下议院，描述奴隶贸易的种种惨状［1789年5月12日］”，收入哈洛和卡特所编《帝国档案》，II，第93—100页；J.R.奥德菲尔德《公众政治与英国反奴隶制运动：动员民意反对奴隶贸易，1783—1807》（曼彻斯特，1995）。

[18]　欧罗达·爱克伊诺《有意思的叙述和其他一些文字》（V.卡雷塔编辑）（伦敦，1995）。

[19]　比如托马斯·弗威尔·鲍克斯顿《非洲奴隶制及其纠正》（伦敦，1840）。

[20]　在关于这位著名人物的众多传记和解说中，可以参看C.L.R.詹姆斯《黑人雅各宾党人：杜桑—卢维图尔和圣多明戈革命》（纽约，1938）；以及菲力普·R.吉拉德《杜桑—卢维图尔：革命的一生》（纽约，2016）。

[21]　J.R.沃德《废奴年代中的英属西印度群岛：1748—1815》，收入P.J.马歇尔所编《牛津大英帝国史》第2卷《18世纪》（牛津，1998），第425页。

[22]　作为一个有用的简述，可参看鲍里斯·福斯托《巴西简明史》（剑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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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德鲁·波特《托管、反奴隶制和人道主义》，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24]　马丁·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剑桥，1997）。

[25]　赫伯特·S.克莱因《大西洋奴隶贸易》（剑桥，2010），第8章。

[26]　转引自C.纽伯里《西奴隶海岸及其统治者》（牛津，1961），第51页。

[27]　罗宾·劳《简介》，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第5页；但也可参看同一本书中埃利泽·索曼尼《达荷美奴隶和棕榈油贸易的兼容性：1818—1858》。

[28]　布罗迪·克鲁克桑克《关于他对达荷美国王之使命的报告［1848年］》，收入《对阿善提国王和达荷美国王之使命：来自黄金海岸副总督的派遣》，《国会文件：殖民地（非洲）》第50卷（爱尔兰大学出版社，1971）。

[29]　克莉丝汀·曼《奴隶制与一个非洲城市的出生：拉各斯，1760—1900》（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2007），第89页以后。

[30]　同样参看劳所编的论文集《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还有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第4章，以及奥斯汀《非洲经济史》第5章。更为晚近的有罗宾·劳、苏珊娜·施瓦兹和西尔克·斯蒂克罗德所编《商品性农业、奴隶贸易和大西洋非洲的奴隶制》（纽约州罗彻斯特，2013），此书范围广泛，全面综合。

[31]　保罗·拉夫乔伊和戴维·理查森《最早的“适应危机”：英国废奴对西非奴隶贸易的影响，1808—1820》，马丁·林恩《19世纪的西非棕榈油贸易和“适应危机”》，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

[32]　比如参看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诺思拉普《没有统治者的贸易：殖民地时期之前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经济发展》；K.O.迪凯《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伦敦，1956）；P.马丁《卢安果海岸的对外贸易，1576—1870》（牛津，1972）。

[33]　比如参看苏珊·马丁《19世纪的奴隶、伊博女性和棕榈油》，收入劳所编《从奴隶贸易到“合法”商业：西非19世纪的商业转变》。范围更广的则见苏珊娜·迈尔斯和伊戈尔·克皮托夫所编《非洲的奴隶制：历史视角和人类学视角》（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77），还有苏珊娜·迈尔斯和理查德·罗伯茨所编《非洲奴隶制的终结》（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988），保罗·拉夫乔伊《奴隶制的转变：非洲奴隶制史》（剑桥，1983），尤其是第8章。

[34]　一个有用的综述是R.A.斯塔福德《科学探索与帝国》，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35]　经典论述见沃尔特·罗德尼《欧洲怎样让非洲欠发达》（伦敦，1973）。

[36]　贾恩·万思那《中刚果的蒂欧王国，1880—1892》（牛津，1973）；A.J.H.莱瑟姆《古老卡拉巴，1600—1891：国际经济压在一个传统社会上的影响》（牛津，1973）。

[37]　比如艾弗·威尔克斯《19世纪的阿善提》（剑桥，1975）。

[38]　见劳《1600年前后至1836年的奥约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时代的西非帝国主义》，尤其是第3部分。

[39]　一个仍然很有用的研究，是J.F.阿德·阿贾伊和罗伯特·史密斯《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伊巴丹和剑桥，1964），它里面也有1861年一位琼斯上尉有趣的原初讲述；还可参看S.A.阿金托耶《约鲁巴疆域上的变革和强权政治，1840—1893》（伦敦，1971）。非洲历史书写早期经典文本中，有一本也叙述了这些事件：塞缪尔·约翰逊《约鲁巴历史，从最早时代到开始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拉各斯，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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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此段内容，除了看阿贾伊和史密斯《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外，还可参看罗伯特·史密斯《殖民地时期之前西非的战争与外交》（伦敦，1989）。

[41]　J.D.Y.皮尔《宗教碰撞与约鲁巴的制造》（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2000）对此进行了探讨，见第1章和第2章。

[42]　尤其是探险家兼贝宁湾英国领事理查德·F.伯顿的讲述，见《在西非漫游：从利物浦到费尔南多波》，2卷本，（伦敦，1863）；以及《对达荷美国王盖莱勒（Gelele）的使命》，2卷本（伦敦，1864）。

[43]　J.C.约德《蝇派与象派：达荷美的政治两极化，1840—1870》，《非洲史学刊》15:3（1974）。

[44]　I.阿金杰格宾《达荷美和它的邻居们，1708—1818》（剑桥，1967）；W.J.阿盖尔《达荷美的丰人（Fon）：一个古老王国的历史和人种学》（牛津，1966），尤其是第3章；史密斯《殖民地时期之前西非的战争与外交》，散见各处。就商业背景而言，参看罗宾·劳《维达：一个西非奴隶“港”的社会史，1727—1892》（俄亥俄州雅典，2004）。

[45]　威尔克斯《19世纪的阿善提》；T.C.麦克卡斯基《殖民地时期之前阿善提的国家与社会》（剑桥，1995）。

[46]　也可参看T.C.麦克卡斯基《文化冲突：19世纪的英国与非洲》，收入波特所编《牛津英帝国史第3卷：19世纪》。

[47]　这些冲突当然得到了威尔克斯和麦克卡斯基等人的探讨，但在写19世纪英国军事冒险的“大众”历史中也有出现（是简单化的基调），比如见拜伦·法韦尔《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些小战争》（伦敦，1973），伊恩·赫南《英国被遗忘的战争：19世纪的那些殖民地战役》（斯特劳德，2003）。

[48]　H.M.斯坦利《库马西和迈格达拉：英国在非洲两场战役的故事》（纽约，1874）是有用的那个时代的讲述。

[49]　莱瑟姆《古老卡拉巴，1600—1891：国际经济压在一个传统社会上的影响》；G.I.琼斯《老河一带的贸易国家：东尼日利亚政治发展研究》（牛津，1963）；迪凯《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从更为宽广的视角考查了这些发展。

[50]　林恩《西非的商业和经济变化：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