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欧美，还是学习苏联
（一）中美关系逐渐趋冷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局和共产党的胜局既定，中共“政权”即将诞生，中美都不得不考虑未来的两国关系，当时，双方都有寻求建交的考虑。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条件，也必须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否则，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睦的境地。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来看，双方经过一段僵持观望，中美关系没有走向友好，却走向全面对抗。
1.美国对新政权的外交政策主张
从1948年开始，美国已接受了国民党失败的结局，对其采取“脱身”政策。当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时，美国大使馆并没迁走，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并试图与中共接触。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美国政府承认新政权的三个条件：一是这个政权必须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二是新政权必须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三是这个政权已经得到本国人民的普遍认可。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制定的，但它完全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共“政权”，其核心是让新生政权承接此前民国政府的各项国际义务。 在1949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驻南京外事办副主任黄华有过5次会晤。在会晤中，黄华希望美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尽早承认新生共产党政权，并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司徒雷登对此很感兴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对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赞同，但总统杜鲁门不赞同，司徒雷登最后得到的指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司徒雷登北平之旅未能成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向全世界发出了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在与国会磋商之前，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中国关于谋求外交承认的要求没有附加新政权的承诺。在美国看来，共产党政权对前任政府国际义务和债务的态度，是衡量新政府是接替政府还是革命政府的关键。10月6日至10月8日，美国国务院还召集专家、官员、商界代表等重要人物召开东亚问题圆桌会议，讨论对中共“政权”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国民党已经垮台，共产党已经掌控中国内地的事实，美国不仅应承认，而且应相应早地承认新政权。因为承认中共新政权对美国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承认也没有什么可得到的。但占主流的观点是美国不应急于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紧迫，共产党人还没有控制整个国家，他们更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愿意承担一个政府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共“政权”采取“观望的立场”。
在美国看来，它所提出三条承认新政权的条件符合国际惯例。特别是承担国际义务是一个负责的政府应当做的，承接前任政府的国际义务理所当然。在中国，这一点对美国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美国在二战及其后完全取代了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利益存在，当然不愿意因政权更迭而丧失长期经营才获得的权益。同时，作为强国大国，美国居高临下，始终认为弱势的中国会有求于它。如司徒雷登认为中共以其弱者的地位有求于美国，美国可以向中共施压迫其屈服，软化对美国的态度。杜鲁门也认为中国经济上是个烂摊子，中共无法收拾，迟早会向美国求援，指示国务院不得对中国共产党表示任何软弱。这样的强势外交理念决定它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共“政权”。
2.中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张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是否要争取美国和西方对新政权承认问题时指出：“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因为“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①虽然我们不对西方承认抱希望，但当得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有意与中共接触时，中央专门调黄华任中共驻南京外事办副主任，负责与司徒雷登接触。 然而，司徒雷登拟议中的北平之行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同意，却被美国“最高层”领导所否决，意味着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不会出现戏剧性变化。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提出了即将产生的新生政权的三大外交政策：打扫完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其意为：一是凡属国民党承认的各国外交使团，在中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一律不予承认，只将他们看作外国侨民；二是中国将与外国在新的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三是帝国主义过去在华特权必须彻底取消。 中共新政权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同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发展平等友好之关系。三是中国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外长就宣布中国愿与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家开展正常的外交。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和核心是平等。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新政权应当是独立、民主、统一的政权，尤其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对外平等的政权，这是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对于近代以来中国饱受侵略而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革命目的上，让中共“政权”去承担所规定的国际义务是难以接受的。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真正的独立就是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的耻辱，平等地开展对外交往，要新政权承诺愿意履行国际义务是充满敌意，难以接受的。 美国提出的条件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以上双方外交政策主张看，双方的立场相差太大，要求也相差太远。透过双方政策主张的对立，反映的是两国外交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与严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要对方承担以往的国际义务，另一方则坚决不愿意承担这些可耻的“国际义务”，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双方陷入僵持之中，增加相互敌意，无法建立正常关系，由此导致双方在行动上越走越远。
战后，由于美国政府奉行扶蒋反共、助蒋内战政策，造成了与中国共产党间极大的积怨，使得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极为反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又对新政权采取敌视态度，特别是政治上挤压，加重了中美间的积怨。 中国视美国为帝国主义，坚决反美；美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极力压制。
如果说以上这些因素都只是使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的话，那么，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则彻底使中美从僵持走向了全面对抗。 这看似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却在特定情况下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必然走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48小时内做出反应，认为朝鲜的进攻是受命于苏联，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它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于是，决定以武力介入冲突，同时，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尽管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对这个岛屿没有领土野心，也不为我们在台湾要求任何特殊地位和特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必要留在台湾海峡，目前第七舰队在那里，是为了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侧翼的安全。”这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奄奄一息的国民党，不使台湾落入中共之手。
对这样的说辞，中国政府当然不会相信。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武装侵略中国领土，是阻止中国的统一。 周恩来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行为，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美国的侵略，使其舰队撤出中国领土。当时，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解放台湾事宜，解放台湾指日可待。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迫使我们武装解放台湾延缓，台湾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中共领导人当然为此愤怒。
随着朝鲜战争态势的发展，美国无视中国的一再警告，让中国感到了安全的威胁。10月份，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中美变成了战场上的敌人，中美两国走向了直接对抗。 华盛顿再也无法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而且美国公众也以81∶5的比例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是受命于苏联，对红色中国的仇视和愤怒在美国社会爆炸开来。 为了赢得国内公众对美国出兵朝鲜的支持，杜鲁门政府对红色中国的攻击迅速升级，贸易禁运，冻结中国在美的全部资产，随着朝鲜战场发生了极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对中国实行“绝对禁运”。 不仅如此，美国还极力促成联合国实施对华禁运。美国及以联合国名义对当时中国实行的禁运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禁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禁运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由于经济禁运，进口货物价格上涨，一些物资如黑铁皮、钢铁、马口铁等上涨一倍，有的甚至上涨到四倍以上。进口原料价格上涨及国民党对沿海实行的封锁，使沿海航运，尤其是津沪航运受到严重阻碍，一些工厂因缺乏原料而开工不足，延缓了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此外，一些传统的土特产品的出口也大受影响。同时，美国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尽一切可能遏制和孤立中国。新闻舆论界也配合政府，全面地建立了遏制中国的防御体系，使东亚成了中美对抗、较劲的战场。可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美关系僵局彻底打破，走向了全面对抗。
（二）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被剥削，文化上被奴役，先进的中国人艰辛探索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最初，他们不间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 无论是康梁的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使急于探索民族出路而又深感茫然的中国人看到新的希望，中国人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分子上了共产主义一课”①。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主要限于欧洲”“那时我们中国除了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②，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快传递到了中国。“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苏联的帮助之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自成立之日，党就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中国共产党决定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经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党的首个纲领就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苏共通过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帮助和指导中国革命。中共也通过这种方式加深了对苏共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了解。此时由于缺乏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主要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分析、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必要性。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共的革命经验在中国发动革命。这主要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一方面，按照苏共的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工农运动、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发动大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到1928年间发动了上百次以攻打城市为目的的武装起义，试图走直接夺取政权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屡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革命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毛泽东在实践中开辟了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从模仿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道路到找到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对苏联经验的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照搬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经验，而是通过把国外理论和成功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于1939年到1940年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待条件成熟时再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形成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苏联模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视为值得学习的楷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将来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尽管这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还不甚了解，只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将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使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有其主客观条件。从客观原因而言，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模式的形成，是苏联共产党在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逐步探索出来的，这正是苏联经验的不可替代之处。 苏共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作为先行者，苏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苏联取得的成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榜样作用。苏联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体制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及其解决之道，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必然受到作为后来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愿意把苏联模式作为学习的榜样。但苏联模式毕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其他国家。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一直处于领导地位，斯大林并没认识到这一点。 他把苏联模式视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主义模式，他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的经验。 这样就造成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苏联学习、愿意向苏联学习、不得不向苏联学习的态势。客观形势决定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向苏联学习。
从主观原因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的确立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信仰是相同的。 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向作为先行者的苏共学习。“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基本上排除了中国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学习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能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的理想。因此，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非常重视苏共领导层尤其是斯大林的建议。此外，中共还派代表团赴苏考察研究苏联社会主义。 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