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北民族关系与丝路贸易

唐朝前期，在安史之乱以前的100多年中，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声威远播四方，对于丝路贸易的发展与促进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国家强盛是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代（公元527—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因而被誉为“贞观之治”，号称封建治世的模范。“贞观之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是，对人民的剥削有所节制。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没有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也没有征伐太重的徭役，使人民得到了喘息之机，休养生息，致力于农业生产。二是，坚持“任人唯贤”。不因亲旧关系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甚至曾是政敌而舍贤才，因而从各阶层各方面搜罗了许多文武奇才，同时精选官吏，官得其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君臣比较能够纳谏和进谏，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而形成了封建社会少见的良好社会风气。四是，实行“均田制”，使因战争而大量流亡的人口回到了土地上，迅速恢复了农业生产，保证了赋税收入。后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又颁布了“租庸调法”，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于农业生产。由于以上原因，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秩序良好，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升平景象。此外，唐太宗对于隋制有因有革，发展了科举制，修订了唐律，建立起许多新的制度，这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继“贞观之治”之后，唐朝前期又相继出现了“开元之治”。较长期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使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人口和耕地面积增加，政府的粮仓充盈。据记载，天宝八年（749年），政府粮仓的储粮有9600万石。此外，农业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纺织业、制瓷业、冶铸业、造船业、造纸业等，都出现了产品丰富、琳琅满目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在军事上实行了“府兵制”，使唐初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足以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唐朝的声威远播四方，成为周边，特别是西域各少数民族景仰和向往的地方。

二、羁縻政策促进民族大融合

唐朝前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较之以往大为密切。由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唐朝廷积极经营边疆、开拓领土，加强了同边疆各民族的政治联系，在边疆各地区建立了很多都护府和都督府，有效地行使着管辖权，唐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疆土。

灭东突厥，称“天可汗” 早在隋朝之前，西北的突厥民族强盛起来。公元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众大败柔然，即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到木杆可汗时（553—572年），突厥更加强盛，北灭柔然，东破契丹，辖境十分辽阔。东自今辽河以西，西至今里海一带，万有余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今贝加尔湖一带，五六千里。隋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占有漠北及漠南一带，西突厥占有西域地区。隋末唐初，东突厥大为强盛起来，屡次兴兵进犯中原。当时北方的几个割据者，如刘武周、梁师都等，无不向东突厥称臣。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积极练兵备战，主张讨伐东突厥。贞观四年（630年），唐将李靖大破突厥兵，突厥突利可汗投降，东突厥灭亡。唐太宗将投降的10余万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吴忠）一带，设立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四个都督府管理，都督皆以突厥贵族充当，使之统其部众。突厥人得五品以上官员者达500多人，待遇和汉官完全一样。在唐太宗的优待政策下，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者近万家。东突厥即亡，西北各部君长都来长安朝见唐朝皇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灭薛延陀，统一漠北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铁勒部的一支薛延陀又强大起来，雄踞漠北，建立起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发生内乱，唐太宗趁机发兵，大败薛延陀兵，薛延陀亡。翌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均以铁勒诸部酋长为之。又设立燕然都护府，派汉官为都护，总管六府七州。并接受铁勒诸部要求，专门开辟了一条通大漠南北的大道，名“参天可汗道”。沿途设驿站68处，备有马匹及酒食，以供应往来使者。从此，唐的管辖权遂扩大到漠北地区。

回纥归顺，往来友好 薛延陀灭亡后，在漠北继起者是回纥，回纥酋长吐迷度曾帮助唐军灭掉了薛延陀，并设立了回纥汗国。但他接受唐朝的册封，并保持友好往来。公元647年唐太宗在漠北设立六府七州时，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其领地东至今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后来到唐开成五年（840年），回纥被黠戛斯（铁勒的一支）所推翻，大部分人向西迁移，其中迁居今新疆者，发展成为今天的维吾尔人。

和好吐谷浑，消灭西突厥 隋末唐初，西突厥势力强盛起来，控制了西域广大地区，唐通西域的丝绸之路被阻绝。另外，吐谷浑占据青海，也成为唐通西域的一个障碍。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攻击吐谷浑，吐谷浑举国投降，使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于是，唐通过河西走廊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取高昌（今吐鲁番），以其地为西州。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年）灭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西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灭龟兹（今新疆库车），即将安西都护府移驻于此，下设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是为著名的安西四镇。唐显庆二年（657年），唐军一举灭亡西突厥，在其故地设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武则天时，又在天山以北设北庭都护府，辖昆陵都护府和濛池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是唐朝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分别管辖天山南北之地。

设羁糜州，优待少数民族 周边少数民族归附后，纷纷向内地迁移。据鲁人勇《宁夏唐代的少数民族移民》①研究，从贞观六年（632年）到开元初年，唐朝在灵（灵州，今宁夏吴忠地区）、原（原州，今宁夏固原地区）、盐（盐州，今宁夏盐池、陕西定边地区）三州，设有若干个羁縻州。其中，有确切地望及人口数字的有6个羁縻州，移入的少数民族共2315户，9714人，平均每户4.2人。另外，贞观年间安置在今宁夏境内但无确切人口数字的，还有12个羁縻州。初步推算，唐前期迁入今宁夏境内的少数民族有41473户，174562人。根据原苏步井乡窨子梁的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并经诸多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考察研究证实，盐池县的兴武营古城，是唐代“六胡州”之一鲁州的治城，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①

唐朝恢复在西域的统治以及设立羁縻州，吸引了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这对于巩固西部边防，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对于促进西域的社会发展和西域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在唐朝，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流更为加强，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除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外，内地人民迁徙到西域的也很多，如高昌（今吐鲁番）就有大批汉人居住。唐政府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不断传入西域。西域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从内地输入西域的商品种类很多，主要有各种丝织品和金、铁器物。古代西域的蚕丝，也是从内地传入的。西域商人到内地来的也不少，主要集中在武威、张掖、长安等地。受内地影响，西域的一些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制度，都和内地相同。唐朝的府兵制、均田制等，都在西域一带推行。内地的文化知识也大量传入西域。如《史记》《汉书》《论语》《神农本草》等书籍，都在西域流传。考古发现，在吐鲁番有十二岁的小学生于景云元年（710年）手抄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和《千字文》语句，而《千字文》正是唐朝学童的识字课本。在新疆若羌县还发现了坎尔曼在元和十年（815年）手抄的白居易的《卖炭翁》。这些都说明了内地文化对西域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文化对唐朝的文化也有很大影响。西域音乐大量输入内地。如在唐太宗所定的10部音乐中，就有龟兹（今新疆库车）乐、疏勒（今新疆喀什）乐、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乐等。唐朝有不少音乐家也是西域人，如龟兹人白明达、疏勒人裴神符等。20世纪90年代，在宁夏盐池县唐代古墓中出土的刻有胡旋舞花纹的石门，其胡旋舞就是从西域传入的。在绘画方面，于阗（今和田）画家尉迟父子曾来到内地传布凹凸画风，这对唐朝大画家吴道子、李思训的绘画都有一定影响。此外，高昌、龟兹的葡萄酒制法及高昌的棉布白氈布，也都传入内地。所有这些，都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四、丝路畅通，贸易往来进一步加强

随着大一统国家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唐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唐朝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务实、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唐代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达到了鼓励少数民族商人来内地从事贸易往来的社会效果，也为吸收外来资金和商品、提高内地商品的影响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商人的接踵而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品经济上活跃起来。

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商路。因古代中国以盛产丝绸闻名于世，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说法，遂被世人广泛接受。最先的丝绸之路主要指陆上之路，即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沿塔里木盆地绿洲南北通往西域之路。史学研究证明，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经济交往已经初具规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总结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可见，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是历史上人们的共识。

内地通向河西走廊段的道路可称之为线路内地段，主要有三条走向：第一条是由长安出发，经泾川过陇山（今六盘山）、平凉、固原、兰州（古金城）等地进入河西走廊，可称之为丝路内地段南线。第二条是由长安出发，经庆阳、环县、盐池萌城、盐池惠安堡、灵武石沟驿、吴忠（古灵州）等地，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可称之为丝路内地段北线。第三条是由长安出发，经泾川过陇山（今六盘山）、平凉、固原等地，出萧关，过豫旺、下马关、韦州、惠安堡、石沟驿、灵州等地，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可称之为丝路内地段中线。由此看出，丝路内地段北线和中线，都必须经过惠安堡一地而抵达北方重镇灵州，方能过黄河入河西走廊，灵州即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结点，惠安堡自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惠安堡之所以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应是由“盐道”演变而成的。惠安堡有千年盐湖，所产食盐一是运往甘肃环县、庆阳及陕西彬县、泾阳、西安等地，于是盐商们踩出环州盐道，即惠安堡经环州（环县）往西安一线的道路。二是运往固原、平凉等地，于是盐商们踩出了平凉盐道。三是运往宁夏平原灵州等地，于是盐商们也踩出了灵州盐道。盐道的开辟自然形成了商道、驿路。因灵州自古是北方重镇，又可过黄河接通河西走廊，所以丝路商人们连通环州道与灵州道或平凉道与灵州道，这就形成了丝路内地段北线和中线。

丝路内地段北线和中线的形成虽并不晚于南线（因最早的丝路应是草原丝绸之路，而北线正是接通草原丝路的线路），但由于南线较为捷径，故早期一直是内地丝路的主线。唐代中晚期以后，由于吐蕃民族占据了平凉、固原一带，使得南线中断，中线亦时通时断，故北线即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线，因此，惠安堡一地作为丝路驿站的地位更加突出。明代庆王朱栴有《石沟城》一诗写道：“山围城郭里烟中，亭馆萧然对晚风。山下红尘是非路，星轺日夜自西东。”诗中所写是经石沟驿的驿路上商旅使节车马行人往来繁忙的情景，而这条大道正是丝路北线所在之路，即今211国道所在之线，是迄今仍在沿用且繁盛不衰的古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管理机构，唐朝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管理互市贸易。而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唐太宗更以“天可汗”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隋唐时期是贡赐贸易与互市同时并存的重要时期。贡赐贸易作为民族贸易史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唐代西北民族贸易中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据记载，安史之乱前，西域前来唐朝的朝贡多达170余次。

古代钱币

唐代互市的基本内容是丝绢贸易和茶马贸易。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的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唐代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

茶马互市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是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专家研究证明，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主要发展于我国西北地区。我国古代的西北地区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这里亦农亦牧，农牧相间，民族经济的交往是当地民族须臾不可或离之事。正如史书所言，西北地区是“华戎所交”之地，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地区又往往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或者说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而不同类型的经济互补是这里自始至终存在的一个特色。可以说，茶马互市曾经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5年6月于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