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盐池县境内“隋长城”的质疑

近年来，有人在头道边的外侧“发现”了一道“长城”，说那是“隋长城”的遗迹。一时间，在盐池县掀起了一股“隋长城”热，“隋长城”成了盐池县的重要旅游资源。作为盐池县的一位文史工作者，本人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我认为盐池县的“隋长城”是子虚乌有的。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专门谈一谈对“隋长城”的看法，以期得到专家学者们的肯定。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举全国之力，在北部边境大修长城（称“边墙”）。盐池县境内的二道边，是宁夏“外边”河东墙的一部分，是盐池县境内修筑最早的长城。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宁夏河东墙“自黄沙嘴（有的写作黄河嘴，在宁夏黄河东岸，作者注）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年……巡抚都御史徐廷璋、总兵官范谨力举而成之者”。

嘉靖九年（1530年）至嘉靖十年（1531年）修筑的“深沟高垒”，今称“头道边”，位于二道边之南二三十里不等。西段（自横城河岸至兴武营之间的地段），是继续利用了成化年间的边墙旧基。这道长城的现状，倾圮后的墙身高度，一般在5～8米，基宽8米，夯层10～13厘米。长城外侧的壕堑，今已淤为平地。坐落在长城墙上、高出长城墙顶的跨墙墩台（敌台），每间隔150米左右就设立一座，今残高尚在10米以上，突出墙外10米，底宽10米。这些墩台倾圮后呈浑圆形，整齐地排列在长城墙上，异常壮观。由于这里的土质呈紫色，所以筑成的这段长城又称之为“紫塞”或“紫垣”。这是宁夏境内目前保存的较为完整，而且距离最长的一道长城。

为什么要修这道长城呢？因为成化十年（1474年）所修之“河东墙”，原本质量并不高，经过50多年的战争破坏与风沙侵蚀之后，已经倾圮不堪。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琼任三边总督。翌年九月，他在巡视花马池一带的长城后，认为“今城去军营远，贼至不即知”“姑试之于花马池、定边间，使鹾道四达，则资之竞厥工，以救三秦生齿之糜烂乎！”于是王琼上疏，放弃徐廷璋所建“河东墙”，采取“沿营划堑”的方案另筑新长城，谓之“河东新墙”。①

此时，已为朝廷首辅的杨一清力赞其议。明朝廷乃派遣兵部右侍郎王廷相提督延绥、宁夏军务，主持修筑河东新墙。河东新墙自宁夏河东横城起，至花马池止，总长360里。对于这道长城的修筑，第一期首先筑的是花马池城北的一段，撇开原来的旧边墙，延亘于宁夏花马池营与延绥定边营盐场堡之间，长约54里。由齐之鸾、张大用主其事。庚寅（嘉靖九年，1530年）秋，修筑告竣，外挑壕堑，内筑城墙。宽大的壕堑与其外侧土筑高垒，对防御蒙古族的骑兵效果很好，并在城墙上设墩铺50座，供守御的士兵栖止。“及冬虏入，果不能越大、小池，增盐利千缗”②，也保护了食盐运输线。因这段长城在花马池城北60步处开设关门一道，其上建有关楼，雄伟壮丽，遐迩闻名，故被称作“边防东关门”，此段长城开始时便被命名为“边防东关门墙”，简称“东关门墙”。

当年十月，王琼将东关门墙的效果上报朝廷，并“请自红山堡之黑水营至定边之南山口，皆大为深沟高垒”。王琼的奏表得到朝廷允准，于是“发内帑佐之”，并提拔齐之鸾与张大用为按察副使，按“深沟高垒”之法，调集长城沿线的守边军队督筑第二期工程。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河东新墙沿着头年修筑的东关门墙向东西两侧延伸，开始修筑西北自红山堡至黑水沟、东南至延绥定边营之南山口（今定边县城附近）之长城。因工程跨连两镇，故由河西督储道副使齐之鸾督理宁夏境内工程、靖边督储道副使张大用督建延绥境内工程。宁夏地段工役又采取分段包干的办法，共分为五小段：“自红山堡黑水沟东五十里，参将史经以所部兵二千作之；又自毛卜刺堡东二十四里，都指挥吴吉、郑时以防秋兵三千作之；又自兴武营东四十八里，征西将军周公尚文并诸将他工之先讫者万二千有奇作之；又自安定堡东十七里，参将王讥以所部兵千二百作之；又自红石崖东至盐场堡四十七里，游击将军彭椷、指挥穆周以陕游兵三千、延绥防秋兵二千作之”。①其中，红山堡至兴武营段仍帮筑旧河东墙。而由兴武营向东南则抛弃旧墙另筑新墙，也是“外挖壕堑，内筑城墙”。经安定、高平诸堡连接上年筑成的东关门墙，再经盐场堡而达定边营南山口。其壕堑的形制是：“堑，深、广皆二丈；堤垒（壕堑外沿的土堤，笔者注），高一丈，广三丈。沙土易圮处，则为墙，高者二丈余有差，而堑制视以深浅焉”。兴武营至定边营另筑的新墙竣工之后，时人称之为“深沟高垒”或“河东沟垒”。“深沟”是指墙外的壕堑，“高垒”应是壕堑外侧的堤垒。而后人习惯上把这一段长城甚至是整个河东新墙，统称之为“深沟高垒”。一道高垒（堤垒），一条深沟（壕堑），加上一道高高的长城，构成了长城防御工事的“三重保险”。

河东新墙自嘉靖十年三月举役，是年秋九月告竣，历时7个月（一说为4年）。“凡其边堡，悉复故制，……颓垣垫恤，于崇于浚”。使昔日“声息之区，渐成乐土”。①

河东新墙在兴武营以东之长城，盐池人俗称其为“头道边”。这是相对于成化年间修筑的宁夏河东墙“二道边”而言的。至今，“深沟高垒”建成已有480多年，其“深沟”已经被风沙填埋成为平地，而“高垒”（堤垒）的遗迹尚有残存，与长城平行，时隐时现。于是，近年来有些人则把当年的“高垒”误认为是“没有夯土层”的“隋长城”遗迹，这是一个很值得辩论的问题。

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县博物馆对盐池县境内古长城地点进行了钻探试掘，同时形成了《宁夏盐池县古长城调查报告》。报告称，考古调查人员在明内长城（即“头道边”）发掘地点以北250米左右的地方，新发现了一条与明内长城基本平行的堤状人工堆积。这条堆积从盐池县王乐井乡牛毛井自然村东1.5公里处与明内长城分开，东南至城郊乡八堡村以北700米处与其重合，又在东南至县城（花马池古城）东1公里处再次分开，再向东南出宁夏境于陕西定边县盐场堡乡二楼村以东约1公里处再度与明长城重合。对于这条“长城”遗迹，宁夏考古试掘的调查人员认为这是隋代崔仲方于开皇五年在朔方（灵武）所筑的隋长城遗迹。并说，他们所发现的这条“长城”，其构筑方法采用“堆筑法”，即“长城表面呈弧状形土层堆筑，其土层表面是用大平面重物拍打，没有夯实，虽层次清楚，但不见夯迹”。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很不内行的。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肯定没有亲自夯筑过土墙，甚至没有见过“墙”是怎么“筑”的。一段“堤状人工堆积”，怎么能算作长城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我们知道，筑高墙必须用夯筑，采用“堆筑法”“拍打”，是不可能筑起10多米的高墙的。夯是筑墙石质工具，也指筑墙的动作。筑墙的时候，用2～4个人操作一个夯（小型的夯民间叫“杵子”，只用一个人操作），抬高砸下，循环往复，将虚土夯实，一层又一层，层层加高，逐渐成为墙。这样的筑墙方法，我们的先人使用了几千年，现在农村里的老年人都是亲手干过的。古人筑长城，舍此不会有别的方法。用“堆筑法”使用“平面重物拍打”表面的筑墙方法，也是有的。农民在给菜园、果园修筑临时性的小型围墙的时候，往往采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筑的土墙，没有夯土层，表面比较光堂，但内部并不结实，而且不能筑得很高，最高一两米。要说用这种方法筑长城，那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其实，有人所说的“隋长城”，并非是什么新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成书的《盐池县志》和随后出版的《定边县志》，也是如此说的。很显然，以上将明长城“深沟高垒”的“堤垒”认为是隋长城的说法，不但存在历史性错误，还有常识性的错误。所谓“其土层表面是用大平面重物拍打，没有夯实，虽层次清楚，但不见夯迹”的墙体，毋庸置疑是明长城壕堑外侧的“堤垒”。因为“高一丈广三丈”的“堤垒”，正是用这种方法拍打的。因此，说盐池县境内有隋长城，只是一些人的主观臆断。隋长城在盐池县是子虚乌有的。即便有，也不会与明长城并在一起的。

其理由是：第一，《隋书·崔仲芳传》说：“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司农少卿崔仲芳发丁男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起黄河，西至绥州，绵延七百余里”。历史上有学者认为《隋书》中所说的“绵延七百余里”的里程有误，而并非是把“东”“西”的方向说错了。而今天有的人为了说明盐池县境内有隋长城，硬说是《隋书》中把方向说错了，把“西起黄河，东至隋州”说成了“东起黄河，西至隋州”。既然是“西起黄河，东至隋州”，那么，从隋州（今绥德）到盐池，中间要经过陕北的绥德、子洲、横山、靖边、定边等各县，为什么那些县都没有隋长城的遗迹呢？隋长城是不可能腾空飞跃到盐池来的。而且，过了盐池兴武营直到黄河边，再也不会有所谓隋长城的遗迹了。这就说明，隋长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盐池县。

第二，据闻，陕西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找到了隋长城的遗迹，其地址就在绥德以东与黄河之间。有人为了证明隋长城在盐池县，就说绥德以东到黄河之间“只有10千米”的距离。①这样说来，绥德城几乎在黄河边上，当然不可能筑起“绵延七百余里”的长城的。但一来笔者是亲自从绥德到以东的黄河边上走过两三次的，二来只要我们上网一查就可以知道，绥德城到黄河壶口瀑布的公路距离省道最近243公里，高速公路是364公里。而修建长城要根据地形决定城墙的走向，自然比今天的公路要弯曲的多得多，“绵延七百余里”的说法，是完全合乎实际的。然而，据《弘治宁夏新志》记载，宁夏河东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那么，从花马池到绥德城，应该不止一个三百八十七里的，更不要说长城弯弯曲曲的里程了。仅仅一个“绵延七百余里”的说法，怎么能够成立？

第三，如果说与盐池长城二道边外边平行的土堤就是隋长城，那么，明代第一次筑河东墙（今称“二道边”）的时候，为什么跑到“隋长城”外面二三十里的地方去了？如果当时真的有隋长城，而且又可以利用，他们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且，明代的地方志也不可能不记载的。当时的地方志将筑长城的经过叙述得十分详细，如果真的有叠压在隋长城上的情况，还能不记录在案吗？况且，查遍明史，没有一处关于花马池有隋长城的记载。

第四，前面说过，所谓的“隋长城”，其实就是“深沟高垒”的“堤垒”。这道堆砌起来的墙体就是用“堆筑法”堆砌起来的墙体，即“长城表面呈弧状形土层堆筑，其土层表面是用大平面重物拍打，没有夯实”的墙体，并非是什么长城。史书记载，明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开始修筑西北自红山堡（今灵武境内红山古城）之黑水沟、东南至延绥定边营之南山口长城。其中，红山堡至兴武营段仍帮筑旧河东墙，而由兴武营向东南则抛弃旧墙另筑新墙，并且是“外挖壕堑，内筑城墙”。经安定、高平诸堡连接上年筑成的东关门墙，再经盐场堡而达定边营。其壕堑的形制是：“堑，深、广皆二丈；堤垒，高一丈，广三丈”，时人称之为“深沟高垒”。

凡是有过夯土筑墙经历的人都知道，夯筑土墙的用土量是很大的。特别是长城这样的大型土筑墙垣，墙筑起之后，两旁地面上一定会留下又宽又深的取土的壕沟。花马池地方风大沙多，如《万历朔方新志》所言“长城内外飞沙拥与墙齐”。若干年之后，墙壕就会被黄沙填平。所以，后人如果要筑墙，必须远离前人所筑的旧墙，绝不可能把新墙与旧墙并行夯筑而且离得很近。如果靠得太近，新筑墙外侧就取不到土，全是填埋的黄沙，而沙子是不能打墙的，单凭内侧取土是很难筑起高大宽厚的长城的。

另外，外侧如果不挖城壕，那长城的防御作用就会减少一半，古人是不会那样做的。根据这个道理，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方法：如果我们在所谓的“隋长城”外侧再进行一次挖掘，肯定都是原始土层，不会有黄沙填起来的壕堑痕迹出现的。所以说，有两道长城并行的做法，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五，隋长城筑于公元585年，而盐池头道边筑于公元1531年，二者相差946年。如果当地真的有隋长城，九百多年以后早已难觅踪迹了（盐池境内的二道边就是实例，距今只有500多年，就已经痕迹模糊了），怎么还能与新长城保持平行甚至新长城会叠压在旧长城上面？这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分析，愚以为，所谓盐池境内的“隋长城”，仅仅是个别人的一种误判，并未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认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话题，如果盲目地搞出一个笑话，那是会贻笑大方的。2012年，网讯《宁夏图书馆》刊物报道了宁夏专家学者讨论“隋长城”的情况，兹全文抄录于下，供关心研究这一问题的同仁们参考：

2012年3月5日，宁夏“河东长城时代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宁夏河东新发现的长城遗迹是否为隋长城”“河东‘头道边’长城的具体修筑年代”等问题展开讨论。李孝聪先生从建筑形制、保存情况、地理环境等方面，将新发现的河东长城墙体与“头道边”“二道边”作了细致比较，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作了剖析，他认为几段长城墙体较相近，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建议要扩大文献史料作更翔实的论证。赵瑞民先生从朝代更迭、环境变迁、边防形势变化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此次长城调查的发现是明代多次修筑的长城遗迹的累积，长城是一项宏观建筑，建议从整体解读。

经过讨论，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以前主张的隋长城证据不足，时代判断有误，隋长城一说不成立；新发现的这段长城，从现存墙体的走向、与“头道边”“二道边”的位置关系及文献资料来看，基本可以确定为明代时期，但具体的修筑年代还要进一步论证。（王琨）

这就是说，盐池县境内有“隋长城”的说法，已经在银川召开的“河东长城时代研讨会”上，被专家学者们否定了。然而，要纠正一种错误的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时至今日，把明长城的堤垒当作“隋长城”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观点。

多年来，笔者一直认为：今盐池县头道边外侧的堆积，只能是“深沟高垒”的“堤垒”的残存部分，并非是“隋长城”。这个看法，与参加“河东长城时代研讨会”专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当地已经在“堤垒”旁边立上了“隋长城遗址”的牌子，但追求历史的真实，是我们每一个文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历史的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的。

原载于2017年第2期《宁夏史志》

明代烽火墩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