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
秋雨蒙蒙
张树林 宁夏盐池人，1945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副研究员职称。1961年初中毕业后先后务农、担任村民办小学教师、生产大队干部。被《宁夏日报》聘为骨干通讯员。1976年在大水坑中心文化站、盐池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曾任盐池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兼县档案局副局长等职。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等协会会员。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大量党史、地方志著作。合作出版了《马鸿逵传》《红旗漫卷西风》《红色记忆》《故乡明月》《苦豆草》《沙原风采》等多部纪实文学和散文作品。退休后，坚持笔耕不辍。2009年被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聘为宁夏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张树林
一叶知秋。
这是1976年深秋的一个黄昏。萧瑟的西风嘶嘶怪叫，正在加紧搜刮树枝上的残叶。蹲在房檐下的王长耿抬起头来，凝望着大白杨树那快要变得光秃的枝干，打抱不平似的自语：“刮吧！看你刮完了叶子，还能刮得枝干去？”
“见鬼了，你跟谁说话？”妻子李玉花轻手轻脚地来到王长耿身旁。她左手抱着个精着一双小脚、光着头、冷得直打哆嗦的男孩，右手悄悄地捡掉落在丈夫头上的两片树叶，然后声音涩涩地说，“回去吃饭吧！”
长耿没有回答妻子的话，但却双手拄着膝盖顺从地站了起来，随着她的身影往屋里走。他那披在背上的棉袄，虽然密密麻麻地趴满了补丁，但发了黑的棉花，还是从所有的缝隙里钻了出来，猛一瞧，活像南方农民遮雨用的蓑衣。他大大的两只脚上，没穿袜子，只套着两只锥得足有四五斤重的布鞋，走起路来呼嗒，呼嗒，就跟骆驼蹄子似的。
屋子，本来就小，又堆了几堆刚挖回来的山芋，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五岁的女儿秀秀，一个人坐在炕上，自顾自地啃着煮熟的山芋蛋蛋。长耿把屁股刚挨到炕沿上，玉花就递上来满满一碗核桃大的熟山芋。
“这么碎的山芋，麻得能吃？”长耿瞪了一下眼睛，显得有些生气。
“不吃咋办？你不是说，大一点的要留下换点粮食吗？”
长耿无言可对了，抬起的眼皮又耷拉下来：“队里今年一颗粮食都没分，光凭自留地里挖的这点山芋，怎么行呢？你总得给咱想点法子呀！”玉花用哀求的口气嘟囔着。
“队里给分个屁！”长耿把送到嘴边的山芋放到碗里，“麻队长领上几个二流子，光‘革命’还抓不迭，还顾得个生产！地都荒成了草窟窿，哪来的粮食给你分？哼！社员一年盼的一年富，年年穿个没裆裤。这叫什么社会主义？”
“你不说行不行！”玉花着急了，“墙里说话墙外听。别尽管跟上你那管不住的嘴三番五次地挨批斗。再说，人家麻队长那一竿子人就不吃粮食啦？”
“人家？人家是抓阶级斗争的能人，吃国家、吃救济、吃政治饭！这不比劳动轻松得多？”长耿照炕上愤愤地击了一拳，把剩下的少半碗山芋蛋，连碗带筷子嗵的一声，往炕上一撇。玉花一声不响地把碗筷收了下去。“长耿在家吗？”一个半茬子老汉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两口子一听，知道是老庆大叔来了，连忙争着打招呼：“在呢！快进屋来吧！”
老庆大叔是个有名的乐天派。虽然当了十几年大队支书被人家夺走了权，但他的精神却一点没减，总是乐呵呵的，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头。他跨进门来，从嘴上取下旱烟锅，没等坐下，就笑嘻嘻地说：“有好事啦！”
“啥好事？”长耿也顿时来了精神。
“今天我进了趟城。我小舅子有个姨侄儿是个汽车司机。他的车后天去川区拉货。那小伙子还算心轻，经我小舅子说话，给了五斤清油，答应把我家的山芋捎到川区，换点粮食。我知道你家也没一颗粮食，就把你的山芋也一起捎上走吧！”
“大叔，谢谢你经常关照我们家……”长耿两口子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有什么！”老庆大叔说，“不过，当今的县老爷可见不得米汤起皮。听说县上有通知，哪怕是山芋放下坏完，也不能向外运走一颗。为了保险，咱们还是不要走漏风声。明天给麻队长扯个谎，后天五更悄悄地拉上就走。”
“我们一切照着大叔说的办。”
“好吧，就这么定了。”老庆大叔说完就走了。
这天晚上，长耿美美地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甜滋滋的梦：汽车把山芋蛋拉到了川区的一个生产队，那里的人争着兑换，说山芋蛋是个稀罕东西，可以做百样的菜。长耿换回了一袋白花花的大米，玉花捞出了白生生的米饭。两个孩子高兴地吃着、笑着……
第二天，秋风把天刮得阴沉沉的，远处的山顶上，阴云直冒。
长耿一早起来，披上他那件蓑衣似的棉袄，准备一来到场上去干活，二来向队长请个假。
不料，一上午都没见队长的面，有人说许是昨天去大队开会没有回来。中午，天空开始往下掉雨星子了，场上干活的人都收了工。长耿在回家的路上，正好迎面碰上了队长王长升。他红头涨脑，离人三步远就一股子酒腥味。因为秋凉，在那涤纶的衣衫上面，又加了一件国家“救济”的黄军衣。论家族，这位王队长还是长耿的本族弟兄哩。但这人是孙猴子当了个弼马温——不识官大官小，两年天气，就闹得脖子上围马布——臭了一圈圈。脸上又有几个大麻子，所以众人背后都叫他“麻队长”，但在当面还得尊敬着点儿。
长耿是个有名的老实疙瘩，平时连一句顺情话也不会说，加上今天还要学着溜个谎，因此，还没等开言，好像舌头上倒先出了汗：“队长老弟，孩子他……他外奶奶有了病，我想请两天假去看看！”
“不行！”麻队长连头也没掉，只是气哼哼地从牙缝里蹦出这两个字来，就摇摇摆摆地走了。
下午，雨越下越大。到了傍晚的时候，长耿家里，满房顶滴滴答答，炕上地下没一块干的地方。玉花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头上顶着一扇子烂簸箕，蜷在炕旮旯里打哆嗦。长耿则披着他的“蓑衣”，缩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蹲在门槛上，两眼对着茫茫的雨雾发呆。
这时，老庆大叔顶着个草帽子来了，一见就问：“假请准了没？”
“没。你呢？”
“还不是一样？”庆叔愤愤地说，“咱们这号人，又没钱给他买两盒好烟，就凭这两个肩头抬着一张嘴，能请准个假？”
“他妈的，一个生产队长都要张口吃人，这成了什么世道？”长耿站了起来，拳头捏得吧吧响。
“不要着急，我看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今年下来，不管上面怎么任命，反正群众是坚决不要他了。”
“大叔，咱说正经事吧！这请不准假又怎么办呢？”长耿焦虑地说。
“我看，咱们这一回闯闯队长的码头，他准，也要走，不准，也要走。要知道，错过这趟车，咱们就没法弄了。”老庆叔看看长耿为难的脸色，又说，“回来挨批斗也顾不得了，饭总得吃。谁也明白，这几年挨批斗的，并不见得就是坏人。”
沉闷着的长耿忽然抬起头来，说：“好，我豁出来了！就照你说的办。”
鸡叫二遍的时候，卡车拉着半车山芋出了村。老庆大叔和长耿两人，就像要逮老鼠的猫一样，伏卧在车厢上面，四只眼睛警惕地窥视着前方。
天麻麻亮，汽车刚开到离公社不远的三岔路口，猛然减了速，长耿和老庆叔一看，前面当路上一排立着三个人，都斜披着人造革的斗篷，样子像是挡车的。果然，等车走近了，其中的一个高个子把手里的小旗一摆，汽车哧的一声停下了。这时长耿才看清，他们的胳臂上都套着“值勤”字样的红袖章。另外那两个人，像猴子一样，蹿上车来，嚷嚷道：“哈哈，咱们所长猜得果然不错！”接着，那大个子一把拉开车门子，跳进了驾驶室，凶声凶气地命令司机：“走，朝市场管理委员会开！”
老庆大叔一听着了急，跟头骨碌跳下车去，扒住车门子嚷着：“为啥走市管会？我们自留地挖的山芋，想换点粮食，又不是搞投机倒把！”
谁知那大个子两眼怪睁，厉声喝道：“闪开！小心压死了你！”老庆大叔往后一趔，车就呜——地开了过去。长耿在车上喊，老庆大叔在车后追，头顶上，该死的连阴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汽车在市管会的院子里停了下来。三个戴红袖章的咬了一阵耳朵之后，那个大个子就宣布：“山芋全部没收，人回生产队，准备接受批斗！”
“啊？”长耿像是头顶上遭到了闷雷的轰击，脑子都觉得麻木了，他蹒跚着走到大个子跟前，两腿一软，便扑腾一声跪了下去：“同志，你们不能没收呀！这点山芋是我们两家人的命，你收了去，叫我们咋活呀？”说着，鼻涕眼泪一起淌了下来。
“我管你咋活不咋活！”那大个子脸色青得泛绿，大声吼道，“我们的任务是堵资本主义的路，揪资产阶级的尾巴，对于你们，我们绝不心慈手软！你想用眼泪来软化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妄想！”
老庆大叔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看这情景，知道山芋毕了，便一把拉起长耿，说：“走！他们苦害老百姓眼都红了，央求顶什么用？真正搞投机倒把的人，他们才一个也不抓呢。”
长耿哭着说：“山芋没收了，孩子们吃什么呀！”
老庆大叔不由分说，硬把长耿拽出大门外，安慰说：“天无绝人之路。咱们求自己比求这些龟孙子强。走，到公社告这些狗日的！”
一听告状，长耿惊得倒退了几步：“不，不，这样的状可告不成呀！去年秋上，我的小姨受不了王麻子的欺负，去大队告了一状，结果屁事没顶，反惹了一尻子臊气。今年一年，王麻子那些人可没有给我们少穿小鞋呀！”
老庆大叔看没办法，只好说：“那好吧，我走公社，你先回去等着。我想，总有个讲理的地方。”
长耿抱着膀子，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天上的雨淅沥淅沥下着，长耿的眼泪滴答滴答地掉着。
起码到大半后晌，长耿才磨蹭完了这二十里的山路，回到家里。
玉花一见丈夫的神色，不由吓了一跳。忙问：“你咋回来了？山芋呢？”
“没收了。”长耿有气无力地回答。
“啊？天哪，这叫人怎么活哪！啊，啊！”玉花说着放声就哭，惹得两个孩子也哇地一齐哭开了。
“哭，哭能顶啥用？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得想个法子啊！”长耿本想劝住婆姨，但没等话说完，自己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
夜色悄悄地吞没了周围的一切，长耿夫妇面对面也有些看不清了。他俩长时间地坐在炕沿上，谁也不肯言喘，活像两尊塑在庙里的泥神。
渐渐地，长耿连玉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早已靠着墙角睡着了。周围黑洞洞的、静悄悄的，除了偶尔从房皮上渗下一滴水，啪嗒掉到地上的声音外，再就是长耿的牙齿嘚嘚敲打的响声。
天越晚，夜越黑。在黑暗中，长耿仿佛看见了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妇女，拉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艰难地走动。那孩子的精脚板趿拉着一双早已没了后跟的鞋，走一步，就给雪地上留下一个血红的脚印。忽然，从财主家的大门里冲出一条狮子一样的大黑狗，张着血盆大口，猛扑过来。妈妈一把把孩子抱进怀里，伏下身去，血，殷红的血，从妈妈的腿上流下来，染红了地面上半尺厚的积雪。
“妈，妈呀！”长耿不觉叫出声来。
发呆的玉花猛吃一惊。她急忙摸到“安全”火柴，一连擦了十几根，才把黄豆大的灯头点着，端到丈夫跟前。
长耿看到了光亮，脑子渐渐地清醒了过来。于是，又重新对妻子讲起了她早已听熟了的那几句话：“解放以后，闹土改，分田地，合作社，公社化，我们的生活就像是憨娃吃甘蔗，一节比一节甜。要不然，我咋能娶来了你？1966年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叮咛我，不要忘了旧社会讨饭的苦，要给共产党争光，给咱贫下中农争气呀！”说到这里，他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光彩，但随即又黯然了。“谁知这几年，越闹越成了这么个样子。我真不敢想，难道我王长耿还会走解放前走过的那条路吗？不，不会的。现在是社会主义呀！”长耿自说自道，好像得了神经病。
玉花看着丈夫苦不欲生的样子，心里更犯了愁。前一段时间，虽说没粮吃，但还有一些山芋给人长精神。可现在，连山芋也没有多少了，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只有讨吃了，想着想着，不觉泣然泪下。“天哪，如今的世道怎么这样不讲理啊！”
长耿见此情景，又怕女人家心地狭窄，一时想不开，再干出个愣事来。就急忙给她宽心说：“也许不要紧。老庆大叔说了，给公社说说兴许山芋能退回来。”
“哼，你尽往好处想！谁能把自己的脑袋寻的往胶锅子里头擩？谁不怕给扣个资本主义的帽子？”
也是呀，长耿又想：如今的帽子到处胡飞，落到谁的头上，就会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直要嵌到脑皮里面去。谁敢主张把山芋给咱还回来？
长耿烦躁地离开炕沿，满地踱步，不时地用手揪自己蓬乱的头发。
他踱到门口，看见天空黑得就像锅底一样，把个大地扣得严严实实，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转回身来，目光呆滞地安慰着妻子：“光愁能解决啥问题？要饭讨吃也是一条路，反正现时天下要饭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人常说‘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嘛，咱总不能停蹲下等着饿死！”
玉花抬起头来，一双泪眼看着丈夫，哽咽说：“那么，明天一早，咱们一块出门吧！”
“不，你不能去！”长耿急忙解释说，“孩子走不动，你必须留下照看他们。再说，家里的这两间烂房，又交给谁呢？我出去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一个星期。如果要上点粮食的话，一定先给你们娘儿仨送回来。我再去……”他握住了妻子的双手，再也说不出话来。
喔——喔——当窗外传来了第一声鸡叫的时候，玉花急忙推醒了蜷缩在炕旮旯里打盹的丈夫，又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碎蛋蛋山芋送到他手里。
长耿本来早就饿得肠子拧绳、肝花摇铃了，但这阵却连一口也吃不下，他把碗轻轻地放到炕上，亲了亲两个还在熟睡的孩子，起来穿上那件“蓑衣”，趿拉上那双“大鞋”，玉花简直不敢看丈夫的脸色，只是低着头说：“天还早，你吃点再去吧！”
“不，我一点不想吃。现在就得走。不然，让王麻子看见了，还说咱这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给人民公社丢脸。再抓回来一批斗，那就连饭也要不成了。”长耿说着，一边转身到墙角里去摸那根已经“退休”了二十五年，而且陪伴他进行多次忆苦思甜的讨吃棍。
玉花趁空将炕上那碗山芋蛋装进一只上了补丁的布口袋里，一声不响地塞进了丈夫的胳肢窝。
长耿夹着口袋，拄着讨吃棍，在地上呆呆地站了片刻。当玉花的眼光跟长耿的眼光遇上时，四行泪水不约而同地涌了出来。但长耿毕竟是男人家，他急忙用手擦干了泪水，一步一退地挪出门外，转身走进了茫茫的雾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