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战斗

梁国桢

当了骑兵

在我七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的生活十分贫困。父亲担心养不活弟弟，就把三岁的弟弟卖给了一个做买卖的外地人。

我小的时候，还在家乡的小学念过几年书。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在本地给别人家打短工、放牲口。在此期间，在盐池县侯家河乡井沟村，韩福堂家当了一年长工。随后，又到侯家河狼沟李有发家当了一年长工，主要是给李家放羊。放羊的活，要赶早出门。早饭吃的是黄米黏饭、炒酸菜。晚上回来得很迟，吃饭都到夜里了。起先，李家还给我带点干粮，中间饿了吃上几口。后来，李家有意无意的不给干粮了。我知道他们家抠掐得很。有一天，李家又不给我带干粮，我就把羊放在他们家门口。李有发的儿子小李伍生气了，说：“你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

我为了不饿肚子，和小李伍顶了嘴：“你没有金刚钻，就不要雇我这个人。”

新中国成立了，我回到了家乡。入社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我在队里干了一年活，被评为生产劳动积极分子，队上让我到乡里开会。那时候，乡上的会场里还没有凳子，用一些长木梁，两头用石头支起来当坐凳。我被安排坐在前排的木梁上。当时，张永锦是乡长，他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他一边讲，一边用眼睛瞅瞅我。那时，我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一米七几的个头，可以说是一表人才。我虽然坐在木梁上，但腰板还是挺得直直的。

散会以后，张永锦乡长叫住我，问了几句话。然后说：“今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你想不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一听要当解放军，既高兴又激动，赶忙回答说：“我愿意！我愿意！”

“你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张永锦乡长说。

我赶紧跑回家，跟父亲说了我想要参加解放军的事。父亲一听，立即同意了。就这样，没过几天，我就穿上了军装，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驻扎在金积县余家桥。我到了部队看到，军营里有许多战马，这时才知道，我是骑兵。

在新兵训练营里，头件事是学习骑马和训练战马。我分到的战马是一匹蒙古种枣红马，要个头有个头，要毛色有毛色，就是脾气特别地犟。刚开始，我往它跟前一走，它就瞪着眼睛，鼻孔里喷着粗气，又踢又叫，很不好亲近。十几岁时我曾放过牲口，经常骑着驴、骡、马漫滩里跑。因此，我早就摸到了一些如何亲近和调教马匹的办法。我用自己的办法，很快和蒙古种枣红马成了配合默契的好朋友，它的战术动作学得又快又标准。后来，在我们与叛匪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这匹枣红马还救过我的命。

在新兵训练营里，要学习的第二类科目是马上劈刺和马上射击。在第一个训练阶段结束后，我和枣红马已经达到了形神合一的境界，战马好像是我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每一个战术动作，枣红马都能心领神会，不出差错。因此，我的马上战术动作完全符合实战要求。

新兵营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骑兵第一师第四团骑兵机炮连当战士。不久，又把我调到骑兵二连。骑兵二连是战斗连，因为我的军事动作好，被连长看中了。一天，连长找到我，说：“小伙子精干、聪明，调你到连部当通讯员。”

这样，我就当上了骑兵二连的通讯员。

不久，我们骑兵四团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战斗命令。

平叛战斗

1958年，兰州军区下达命令，调骑兵第一师参加剿匪战斗。我们骑兵四团接到命令，从驻地出发，经过中宁、寺口子、白银市、兰州，到达了临夏。

在我们部队到达之前，临夏合作自治区夏河县的一个镇子，叫阿木曲呼，已经被叛匪占领了。这些叛匪，把镇子上供销社里的东西都抢光了，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不敢上街。

这股叛匪躲藏在镇上的一座寺院里，寺院是用青石板一层一层建起来的，院墙上设有抢眼。我们骑兵四团和一团先上去了，从四面八方把叛匪包围了好几层。我们从下午围住叛匪，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还是打不下来。叛匪们躲在寺院里不出来，一直从墙上的抢眼往外打枪。部队领导请示了兰州军区，派来了飞机，向叛匪投燃烧弹，把叛匪从寺院里驱逐出来。我们早就在寺院门口架了机关枪，叛匪一出来，机关枪一齐开火，把这股叛匪全部歼灭了。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并且是我们打了一个胜仗。

战斗结束后，后勤补给都送上来了，部队准备就地休息一周。因合作自治区禄曲县赛银滩聚集了两三千叛匪，危害极大。部队接到命令，骑兵第一师三个团，加独立一、四团，兰州军区派步兵独立二团，共计六个团，围歼叛匪。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后，为了不惊动敌人，走了一夜，到达了指定地点。凌晨五点，六个团的战斗同时打响。信号弹一个接着一个发出，四面八方都是信号弹。谁知黑天半夜的，我们往前多走了一道沟，叛匪从我们一、四团的结合部溜走，上了雪山。于是部队撤回禄曲县休整了一周。一周后，这股叛匪从雪山上下来了。

上级的军令又下来了。还是六个团，再次包围了这股叛匪。这一仗我们打赢了，但是打得很惨烈。我们团还是在夜里围了上去。我们连跟着连长顺着山坡冲了下去，因为不熟悉地形，一下子冲进了敌人堆里。我们一看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就挥起战刀，与敌人打作一团。我们团长是个四川人，他亲自带着一连从东边打敌人，伤亡大，他命令我们二连马上赶到战场。可当时我们二连已经冲进敌人窝里，与敌人开展激战。连长命令我赶快给团长送信，报告二连的战况。我骑着自己的枣红色战马，就像一个燃烧着的火把，在敌我混战的缝隙里飞驰穿行，子弹在我的脖子两边飕飕地飞。敌人喊着：“活捉！活捉！”

这时团长看见我骑马飞奔而来，命令战士用机枪掩护我。枣红马好像会躲避子弹一样，驮着我跑到了团长面前，我向团长报告了二连的战斗情况。团长问我：“刚才你害怕不害怕？”

我回答说：“我不害怕！”

团长说：“这个通讯员能立功。”

这一仗，一直打到晚上八点，基本上全歼了叛匪。我们的伤亡也很大，我们连的副指导员、一排长、兽医、报话员牺牲了，有十几名战士也牺牲了。我们部队在黄河西边的玛曲县休整了十天。后勤部门上来了一百多辆车送补给，有电台、弹药、食物、被褥、鞋袜，还有补充的新战士。因为我在战斗中的表现，团里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但是我心里明白，是枣红色战马救了我的命，是它从枪林弹雨中把我驮到了团长的面前，这个战功也有它的一份。从此我懂得了“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这句话的意义。

这次战斗刚刚结束，敌情又来了。距离此地四五十公里，有座石头山，山上有个石头洞，里面藏了一百多个叛匪，都是精锐。我们赶紧吃了点东西，部队集结向石头山出发。沿路的地形比较复杂。我们在山沟里的一条小河边上，骑着战马崎岖前行，两边石头山的山崖尖就像切开的西瓜牙一样。红土亚河这一带还有一些叛匪的散兵，爬在山上偷袭我们，向我们打排子枪。

由于我们是连续作战，已经比较疲劳了，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突然，一阵排子枪打过来。我和连长赶快跑到小山坡下，我们指导员孙乐，连人带马掉进河里的一个漩涡里，人也不见了，马也不见了。在我附近的战友涂兴云（四川人），被敌人打中了头部，当场壮烈牺牲。过了一会儿，指导员从河里上来了，背包和衣服全都湿了。

我们赶到石头山，把叛匪包围了。到了夜间，敌人从石头洞里的抢眼往外打枪，我们又牺牲了几个战士。我们一直围到天亮，开始喊话：“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敌人不投降，继续从洞里向外打枪，我们一个排长徐德昌中弹牺牲了，重机枪手陈自贤（陕西人）也中弹牺牲了。优秀班长刘军（陕西人）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肚子，血流不止，他疼痛难忍，大声喊道：“给口水喝，给口水喝。”

我们已经没有水了，石头山上也没有水。我们的战友刘军同志，直到牺牲前，也没有喝上一口水。

就这样，我们一直围到中午十二点，敌人还是不投降。团首长决定组织敢死队，直接打进洞里消灭敌人。

王仁旦排长带头报名，要求带队打进洞里消灭敌人。跟着有几十个战士报了名。王仁旦排长带着敢死队到了山洞前，继续向山洞里面的敌人喊话：“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没想到，山洞里的敌人全都出来投降了。

从打石头山这一仗开始，我们也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为了防止投降的叛匪生变，我们把缴获敌人枪支上的枪机全都下掉，装进布袋里让牦牛驮上，把没有枪机的枪支让俘虏背上。下山后，我们准备吃点东西，刚吃了几口炒面，这时又从山上跑下二三百叛匪，他们带着家属，打着白旗子来投降。为了肃清石头山的残匪，团长命令各连单独进行搜山行动。各连的搜山寻敌战斗进行了一个星期，打了几次小的战斗。其间没有休息过，也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指战员爬山已经很吃力了，有的战马也累垮了。

就在这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修整十天。我们到了驻地，各连开始宰牛宰羊充饥。随后城都军区派来了飞机，给我们空投下了大米、白面、腊肉、罐头、压缩饼干和压缩面条等食物，我们骑兵的后勤部队赶着牦牛队，也给我们送来了军粮和战马的饲料。在这十天的修整中，一日三餐好饭菜，还有手抓牛羊肉。经过这十天的修整，我们骑兵团又是兵强马壮，指战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等待上级的作战命令。

我们在修整时，各连都安排了哨兵，昼夜观察敌人的动向。一天凌晨，哨兵发现三个骑马的叛匪，身上背着叉子枪向白玉寺走来。哨兵埋伏起来，等叛匪接近时大喊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

三名叛匪举手投降了，哨兵把他们带到连部审问。我们连长马敏同志和翻译向叛匪讲了党和军队“缴枪不杀”的政策，又给他们三个人吃了饭喝了茶。三个俘虏很受感动，说：“共产党解放军真好，我们三人愿意赎罪。”

接着他们交代了在深山老林中有个地名叫“年宝一日晒”的地方，里面藏了一百多名叛匪。这股叛匪很顽固，还带着家眷和牛羊。由于“年宝一日晒”地形复杂，山地崎岖，道路艰险，很难进入。这里一年三季阴雨连绵，有时还下冰雹，冬天更是大雪封山。据说这里一年四季中只有一天是晴天，能见到太阳，所以得名“年宝一日晒”。叛匪认为这里是他们保命的天堂。

我们连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刻向团长做了汇报。团里通知我们二连连长马敏和指导员孙乐接受战斗任务，让三名俘虏带路，快速行动，争取一举消灭“年宝一日晒”的这股叛匪。团政委徐志亮和参谋长刘志珍同志跟我们连一起急行军，向“年宝一日晒”开进。行军的路上，果然雨一直下个不停，道路上都是像篮球和排球大小的鹅卵石，非常难走。我们在行军途中，山上茂林里隐藏的个别叛匪突然向我们部队打冷枪，团政委的警卫员毛治国同志后背负伤。部队继续前进，不予理睬。赶到下午七点钟，我们连到达了“年宝一日晒”的山脚下。这时，天也快黑了。

怎么才能消灭这股叛匪呢？我们团的领导和连队领导研究进攻的战术，让三名俘虏详细介绍进入“年宝一日晒”路线和复杂险峻的地形，通过翻译确定俘虏没有说假话。俘虏还建议：乘着天黑下雨摸上山去，山里的叛匪根本想不到解放军来了。三个俘虏熟悉山形，愿意分头带着解放军上山包围叛匪。团领导和连领导经过研究，确定了这个作战方案，并下令部队立即行动。我们把战马和行李全都放在山下，乘着黑夜，轻装冒雨悄悄向山上摸去。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山地陡峭，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山去，不是伤就是亡。但是在团连领导的指挥和带领下，我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雨夜里艰难爬山前行，大家的衣服全都被雨打湿了，但是没有一个战士掉队，终于在天亮之前到达了指定的阵地，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天渐渐亮了，雨却还没有停。我们看见叛匪驻扎在一个较大的山谷里，山谷山上下有几十个帐篷，还有许多群牛羊。叛匪们果然还在睡大觉，一点也不知道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我是连部通讯员，一直紧跟在连长身边。连长马敏命令我说：“梁国桢，赶快打一发红色信号弹！”

信号弹就是作战的命令。顿时全连的机枪、冲锋枪和步枪一起猛烈地向叛匪的帐篷开火射击。叛匪们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只听得叛匪和他们的家眷在帐篷里乱哭乱叫。我们开火打了十几分钟，叛匪没有回一枪。这时连长马敏命令停止射击，叫翻译喊话，让敌人投降。埋伏在四周的同志们也都大声喊道：“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山谷里到处回想着“缴枪不杀！”喊声。叛匪见无路可逃，举起了白旗。这股叛匪被我们捂了麻雀，活着的全部缴械投降。我们活捉了叛匪头子，缴获了叛匪的枪支弹药和战马。这时连长马敏又命令我说：“梁国桢快速向团长报告，敌人全部投降，我连没有一人伤亡。”

我回答说：“是！保证完成任务。”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团部，向团长报告了战况。团长听了高兴地说：“好！好！好！这一仗打得漂亮。”

这次战斗结束后，我们连返回白玉寺继续修整。

我们在黄河西边休整，河东的叛匪却不消停。这股叛匪的总指挥叫丹巴亚羔，他叫手下从河东射箭到河西，箭杆上捆绑着信，信上还写着叫我们解放军投降呢，确实嚣张得很。

我们表面上继续在休息。实际上已有一个工兵营在黄河上游五十公里处搭建浮桥。原想赶天亮把浮桥搭建成功，我们骑兵通过浮桥奇袭叛匪。但是天亮了，浮桥还有一段没有搭成。为了防止叛匪破坏浮桥，部队首长抽调步兵先行通过浮桥，到河东守住河边的一个山头，掩护工兵继续搭桥、铺木板。果然，丹巴亚羔派了一百多精兵来破坏浮桥。这股叛匪被我们埋伏在河东山头上的步兵全歼，带队的头头也被我军活捉。这个小仗打完了，浮桥也修好了。

但是，当我们骑兵通过浮桥，追到丹巴亚羔的帐篷时，才发现叛匪全跑光了，丢下了一百多个空帐篷。叛匪也是骑兵，骑着马跑了。天下着雨，我们连天连夜地跟着追击敌人。叛匪觉得形势不妙，就这面一股、那面一股的分散了逃跑。我们团追击的这股叛匪有二三百人，我们紧追不舍。久支县委派出熟悉地形的当地干部给我们做向导，我们消灭了十几个小股叛匪，活捉了一部分，也有投降的。当地的叛匪听说解放军消灭了多少多少叛匪，害怕了，最终出来投降了。其实，这些叛匪大都是当地穷苦的老百姓，因为受到欺骗，不明真相，稀里糊涂的跟着当了叛匪。他们投降后，有的给我们带路，继续追击逃跑的叛匪。我们翻山越岭地走，从早上一直走到十二点了。我们问带路的人：“还有多远？”

带路的人说：“快到了，快到了。”

果然，在前面的山里发现了一股叛匪。其他连队迅速占领了东西两个山头的有利地形，我们连守住山口。战斗打响之后，东西两座山上的部队一起开火，打压敌人。有一部分敌人向后上山跑了，有一部分敌人往山下的山口跑来，正遇上我们连在山口等着他们，我们用机枪扫射叛匪，消灭了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我旁边的战友马金川牺牲了，马成有左臂挂了花。

这次战斗结束后，部队作短暂的休息。县委书记和县长带着人来慰问部队，送来了面包、饼干，大标语上写着——向解放军学习。县领导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把我们牺牲的战友们集中起来安葬。

打完河东这一仗，天气凉了。我们骑兵第一师五个团，回到临夏休整过冬。到了第二年三月，部队开进与久支县连着的阿坝地区。

到这时，大股的叛匪已经被消灭，剩下的叛匪人少了，也解散了。但是，我们休息了，这些零零散散的叛匪不休息。他们在夜里偷走了我们十几匹战马，其中有一匹是我们曹团长的战马。我们部队也化整为零，分连、分排、分班，到处搜查敌人。当时，我已经当上了班长。在搜查时，我发现山下冒着烟呢，原来有三个敌人在烧茶喝。我带着班里的战士悄悄摸上去消灭了敌人。这次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到临夏，团里又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1960年，我们部队俘获了二三十个敌人及其家属。这些敌人投降了，有一个想跑，我鸣了一抢。战斗结束后，我们全班立了集体三等功。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批评，领导说我给俘虏补了枪，违法了纪律。

这次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回了临夏。团领导指名说：“梁国桢同志进天水步兵学校，住校学习。”

就这样，我进了天水步兵学校。

我从学校回来以后，团领导宣布说：“梁国桢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是个英雄，让他当排长。”

于是，我就当上了排长。

临夏娶妻

由于我们是骑兵部队，平日里还要进行马上军事训练。因此，部队的驻地距离城镇比较远。部队驻地有军人服务社，为战士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生活服务。服务社里有理发的，我也时常到那里理头发。

服务社的理发员叫张永福，理发的手艺比较好，我也老是让他理发。我让他理了三次头发以后，也算是相互熟悉了。有一次，我又去理发。张永福一边理发，一边透问我：“梁排长，你是哪里人？”

“我是宁夏人。”我回答说。

张永福又问：“你成家了没有？”

“还没有成家呢。”我回答说。

原来，张永福是想把他的小表妹韩永秀介绍给我当对象。我表示先见见面再说。张永福说：“明天你休息，去见见这位姑娘。她家住在城里前进路八号。”

第二天，我向上级领导报告了此事。得到批准后，我骑着战马进城了。部队驻地距离城镇五公里路。当时，军队已经实行了军衔制。我穿着军装，戴着大盖帽，挎着盒子枪，骑着战马，威风凛凛。因为心里想着要去相亲，一溜烟我就进了城，并且很快找到了前进路八号。

八号门前正好有一个电线杆子，我拴住马，走进院门，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洗衣服。我就问她：“这里是不是张永福家？”

姑娘瞄了我一眼说：“是的。他不在家。”

她仍然低着头洗衣服，再也不看我一眼，也不招呼我进屋坐。当时，我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看到院子里的墙上立着一个上房的梯子，我就坐在那个梯子上，等张永福回来。

梁国桢 （老照片）

等了一会儿，张永福回来了。他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倒了个茶，互相做了个介绍。然后对他表妹说：“照片你看了，现在人你也见了，你看咋个样？”

她还是低着头，不看我，也不吭声。其实，在之前张永福已经对他表妹说了我的情况。我看姑娘长得小巧，挺可爱，心里也很喜欢。可是，她才十八岁，还在念书，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年龄差距大，人家可能不同意。我又不能像骑着战马追击敌人那样，追着问她愿意不愿意，只好骑着马回部队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她家。那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也买不到什么礼物送给她，我就给了点粮票做礼物。这一次，她还是没有表态。后来我才知道，在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已经同意了，只是害羞，不好意思说。她表姐说我年龄大，长得又黑。她还辩解说，脸黑是太阳晒的。

当时，我不明底细，就想从她父亲这边打开缺口。她的父亲是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门面。我就到鞋铺里看他，买了一碗炒面，给了老人半斤粮票和六角钱。过了两天，我在军用服务社买了点心，买了一条黄金叶牌香烟，又去看望老人，老人家表示同意这件事了。之后我经常看望他。我去的次数多了，别人就问老人家：“那是谁呀，怎么老是来看你呢？”

老人家回答说：“那是我的尕丫头找的个尕排长。”

介绍人张永福也问老人：“人咋样？”

老人说：“好的呢，买炒面，十块八块给的呢，每月买的黄金叶，经常给点粮票，还给我买了衣服。”

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家人都同意了，我的对象也算是谈成了。那时部队干部结婚要排队，安排休假。当时，我还是比较犹豫的：要是先结婚呢，她才十八岁，还在念书，她母亲早就去世了，可怜得很；我参军离开家已经七年，家里有一个老父亲，一个大龄的哥哥还没有结婚。先休假回宁夏老家探亲吧，可是又担心婚事。总之，我的心里挺矛盾的。究竟该咋办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我去找指导员说了情况。指导员对我说：“你休假走了，婚事咋办呢？你还是先结婚，再带着媳妇一起回去探家。”

我听了指导员的话，就和韩永秀到临夏市城镇公社领取了结婚证。1962年6月10日，在我开始找对象的二十天之后，我和韩永秀在她家里办了喜事。那天，我给了老丈人一百元的礼钱，老人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钱。新房的床上，放着我们解放军的军被，上面蒙了五尺宽的红被面，新娘子穿着我给她买的天蓝色的衬衣。就这样，我们结婚成了家。

婚后第三天，我带着新媳妇回宁夏老家探亲。我们从兰州乘火车，直达青铜峡火车站。从火车站乘车到金积，离家还有十多里地。那时，军人出行、探家，都穿军装。我也是一身戎装，头戴大盖帽，身上仍然挎着盒子枪，而且身边还带着一个漂亮的新娘子。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俩一路走来，也是一道风景线，不知引来了多少新奇的目光。回到家时，天色已晚，老父亲一个人在家。老人家一看到我突然回来了，还带着个媳妇，就大声喊了起来：“梁国桢当兵回来了，带个媳妇回来了！”

我知道，老父亲这是高兴的给人夸呢。邻居和乡亲们听到我父亲的喊声，三三两两的都来家里看望我们，老乡长张永锦也到家里来了。乡邻们你一言，他一语，问长问短，热闹得很。年龄大一点的乡亲都说，梁国桢出去的时候是个穷娃娃，放牲口的，给别人当长工，现在出息了，有本事。乡亲们夸是夸，但是我心里很明白，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我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第二天，老父亲宰了只兔子，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兔子面。我们回来了，生产队上特别照顾，给了我们家十斤黄米，这些黄米我留给了老父亲。我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走的那天，老父亲把家里养的一只小山羊宰了，做了顿饭，给我们送行。临走时，我给老父亲留了六十元钱。老父亲执意要送我们，他借了自行车给我们骑上，他自己也骑着自行车，一直把我们送到青铜峡火车站。他回去的时候，把两个自行车用绳子拴在一起，骑回家了。那时，我的老父亲在生产队里放马呢。

我们回到临夏后，在老丈人家旁边租了一间房子住。在那里，我们的两个女儿出生了。后来，我们骑兵第一师调防新疆。我调到骑兵第二师，仍然留驻临夏。到了1966年12月，我转回吴忠武装部工作。1969年，因工作需要，我又调到永宁县武装部工作。

梁国桢和韩永秀 （2019年8月9日） 严新仁摄

回到宁夏后，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现在，我和老伴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五十八年。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的事，我发过脾气，虽然是随后和好，但是我心里一直比较内疚。有一次，我问她：“我当时发脾气那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跑？”

老伴说：“我嫁给你了，打死也不跑。”

1979年，我当了二十三年兵后，脱下军装，转业到永宁县交通局工作至退休。我们的连长叫马敏，调到宁夏军区任修抢所所长，后来转业到吴忠市体委工作。我的儿子结婚时，我还专门去请他喝喜酒。

现在，我已经八十五岁了。但是，我所说的这些故事，特别是那几年的平叛战斗，就像用刀把字刻在石头上一样，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那些为了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美好的新中国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作者简介：

梁国桢，1935年3月25日出生，中共党员，小学文化。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骑兵第一师骑四团任战士、通讯员、班长、排长、团参谋、新兵连连长等职务。在参加平叛战斗期间，两次荣立三等功。后任吴忠县、永宁县人民武装部营职参谋、助理员。1979年转业到永宁县交通局任副局长、总支副书记兼党支部书记（正科级）、工会主席。1989年，被永宁交通局评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被中共永宁县委评为先进个人；1990年，被永宁县“安全杯”竞赛领导小组评为先进个人；1991年，被永宁总工会评为重视支持工会工作党政领导干部。1995年退休。

梁国桢 （2019年8月9日） 严新仁摄